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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万箭穿心》用冷静客观的叙述笔调来展现都市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及生存状态，是新生代电影对传统疏离后的回归，在当代电影“商业化”充斥的背景下，导演王竞实现了现实主义和生活化叙事的“逆流”，还原了生活本身的真实性。本文通过对影片的人物刻画、环境设置、台词运用、情感表达等几个方面的分析来具体阐释“生活化”叙事在电影中的运用。
【关键词】 《万箭穿心》；“生活化”叙事；纪实性；都市电影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生活化”的叙事策略，极度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平凡事，以此来表达感情、挖掘人生的真谛，它消解了电影的“宏大叙事”，面对复杂的现实社会折射出一种原生态的真实。电影《万箭穿心》采取了这种“生活化”的叙事策略，讲述了武汉一个小市民家庭的辛酸苦辣，将都市“小人物”的心路历程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武汉市井生活的风俗画。
一、人物刻画的真实性
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大多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好人永善、坏人永恶”的形象塑造通常会让观众轻易地作出价值判断，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格往往是具有双重性或多面性的。与传统现实主义中的“扁平”人物不同，电影《万箭穿心》中的人物形象是丰满复杂的，他们时而倔强固执，也会温柔善良，没有绝对好坏、善恶之分，让观众感觉到影片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自己身边。其中，女主人公李宝莉就是武汉市井生活中的一个“小人物”代表。在影片开头的搬家场景中，她坚持给钱干活的“原则”，不讲任何情面，大声呵斥搬家工人的坐地起价，体现了武漢女人脾气暴躁、但却精明能干的特点。搬家工人对马学武所说的话点明了李宝莉在家庭关系中也处于强势地位——“你被这样一个女人罩一辈子，蛮可怜的”。在面对丈夫的死亡时，宝莉没有掉一滴眼泪，并说出“我不得让我的家散了”这样的话；为了更好地供养儿子读书和奶奶生活，宝莉又做起了汉正街的“扁担”运送商贩们沉重的货物，就是一个倔强万分的“女汉子”形象。但是，强势的李宝莉也有着另一面，在马学武猝不及防地提出离婚之后，李宝莉内心的柔软面开始展现出来，她主动给下班回家的丈夫开门并询问“吃饭没”，试图挽回他的心。在对待儿子上，宝莉展现出了自己最大限度的耐心与关怀，小宝高考前夕，因为奶奶的一句“你在屋里晃得伢儿心烦”，即使没有合适的去处，她也马上消失，生怕影响儿子学习，这是母爱的无私；当小宝考上“状元”翻脸不认人与亲妈争房产时，宝莉也作出了妥协，这是母爱的博大。另外，与朋友相处，宝莉也是很友善的，当何嫂子被汉正街混混收取保护费时，在何嫂子的儿子遭遇事故急需用钱时，她都出手相救，这是热心与侠义。武汉女人外表强悍、内心柔软的性格在宝莉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不仅仅是女主人公李宝莉，人物刻画的真实性在其他配角身上也有体现，比如建建和小景。“嚼着饼子”的出场透露出建建身上的市井气，从外表上看，建建完全符合人们对“坏人”的认知标准，他在监狱里呆过几年，身上刺满刺青，手下还有一群“小弟”。但从他的行为来看，建建却有着与“坏人”大相径庭的性格特点，他行侠仗义，看不惯小宝对自己母亲宝莉的恶劣态度，就直接与小宝对抗并发生肢体冲突；他懂得忍耐，得知小宝明天要高考之后，他又什么都没计较地放走了小宝；他性格带着痞气，以戏谑的口吻调侃宝莉：“新来的，就要来宝莉这里受教育”，却也很善良，在得知何嫂子儿子的事故后主动送去救济金。可以说，建建就是男版的“李宝莉”，他直接爽快、敢作敢为，没有任何的虚情假意，被观众称赞为“最能体现武汉性格”的人物，这个典型的“武汉男人”形象展示给观众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灵魂，影片的真实性与生活感呼之欲出。除了建建，从小和宝莉一起长大的闺蜜万小景，看似过着开豪车住豪宅的阔太太生活，却也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忍受丈夫的不堪。小景在与宝莉谈心时说道：“（丈夫）在外面瞎搞，搞得稀烂我不管，莫搞到屋里来撒！”其言语中透露出浓浓的无奈与心酸，是一个既坚忍又虚荣的都市女性形象。
二、环境设置的生活化
除了人物外，电影《万箭穿心》对环境的设置和细节的描绘也非常生活化，导演通过构建一种与观众实际生活场景相近似的影像，达到让观众“认同”的目的，有时甚至采用实景拍摄，追求一种“毛边化”的真实效果，在构图、用光上力求自然和贴近现实。电影的开头就是一个大俯拍，低矮的民房和到处乱搭的电线挤满整个镜头，灰暗的色调立刻将观众带入了故事发生的时代之中；搬家时宝莉湿漉漉的头发、工人们黏糊糊的汗衫、道路两旁梧桐树荫的斑驳是武汉夏季湿热气候的最好体现；万小景戴着深色墨镜和夸张的金色耳环、开着颇具时代特色的桑塔纳行驶在“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上，街上拥挤杂乱的商铺一家连着一家，这显示了上世纪末，汉口作为商业重镇发达的经济势态。影片生动地记录了武汉市民的生活百态，透露出强烈的纪实性色彩：马学武和周芬夜宵吃小龙虾喝啤酒、“过早”吃热干面是对武汉饮食文化最质朴的诉说；桃园宾馆女老板边嗑瓜子边看电视剧《新月格格》显示了市民日常生活的悠闲自得；出租车司机的一句“我是过江的车子”体现了浓郁的武汉三镇特色；工人们拿着白色塑料饭盒边走边吃的画面突出了武汉人豪迈不羁的爽朗性格；小宝经历的高考改革桥段也是本世纪初期社会文化教育转型的真实写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除了日常生活的小环境，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与他生活的大环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汉正街到民主路，从长江大桥、长江轮渡到江滩芦苇荡，影片中还出现了大量武汉地标性建筑，这不仅体现了王竞导演对细节的关注，更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大环境，武汉不同于北京千年古都的大气，不同于上海都市风情的婉约，武汉有的是地处中原腹地、依托广阔农村的乡土气息，也沾染着汉正街经济发达、交通九省通衢的世俗精明之气，湖北人，自古就有着“九头鸟”的称号，而汉口人，是既市井粗俗又精明能干的代表。在电影《万箭穿心》中，武汉大环境的原生态被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
三、台词风格的地域性 《万箭穿心》在普通话版之外还特意制作了一个武汉话版，台词的口语化和方言色彩都很浓厚，体现了地方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对影片生活化叙事的有力补充。武汉方言中那些颇具地域色彩的语音、语法、词汇、语气中包含的乐趣，在普通话版本中很难体会到。
实质上，不同方言的矛盾是地域文化的冲突，它能通过语言的外在形式——语音表现出来。影片中建建、小景等操着浓郁的武汉口音，是“老武汉”的标志性符号，虽然饰演李宝莉的颜丙燕并不是武汉人，但她仍着力表现出武汉话的感觉，而马学武则用湖北“乡下”方言，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方面隐喻着他们之间的隔阂，李宝莉和马学武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城乡矛盾；在更深的社会意义上，语音的冲突也体现着时代的变迁，武汉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多元性和由此引发的价值观论战。
在词汇方面，“老子”“苕伢”“鬼晓得”“婊子养的”“生得贱”等经常出现在李宝莉、建建等人口中，虽然这些话粗俗直白，是底层民众低素质、粗鲁的体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贴近生活，十分符合人物形象，试想一下说着火辣辣武汉话的建建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来骂人，他身上的那份痞气便会荡然无存。同时，这些粗口还带有反讽的意味，文化素质低下的他们身上却闪着人性的光辉，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当然，除了的方言台词，影片中也存在一些在生活中领悟的哲理性语句，同样颇具现实主义色彩。“哪个凡人没有点烦心事啊？”是对人生百态最真实的叩问，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苦恼与焦虑，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宝莉用勇敢抗争去面对，建建用轻松戏谑来化解，小景用视而不见来疗伤，只有马学武，心理脆弱难以承受现实重迫，最终选择了死亡。“谈感情，是太伤钱了”这句台词将“谈钱伤感情”反过来进行叙说，突出了人们道德和价值观的颠倒，是对物质社会人情淡漠和赤裸裸金钱观的无情讽刺。
四、思想内涵的现实性
“生活化叙事”的总原则是一切力求保持现实生活原貌和真实状态，一般不会刻意制造矛盾冲突，电影《万箭穿心》就创作方法而言，可以说是向现实主义的自觉回归，但此剧在表现思想内涵的现实性上却是通过几次矛盾冲突来体现的，这似乎与“生活化”的叙事策略背道而驰，但实际上，这却是一种独具匠心的巧妙手法，导演摒弃了外在的戏剧冲突，而强调人物内在的思想冲突。他在写实的基础上加入更多理性的反思，涉及到人的自我意識觉醒、人对自我实现的追寻与现实中必然遇到的种种困境等，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对人性的真实拷问。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矛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武汉，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人口流动也在加剧，不少附近小城镇、农村居民涌入武汉，马学武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通过考上中专实现了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转变，而他的妻子李宝莉虽是卖菜人的女儿，却也是正经的“城里人”。这种城乡的烙印在潜意识里是挥之不去的，这也通过了李宝莉的话语表现了出来：“他一个乡里人……”打心眼里，李宝莉是瞧不起马学武的，这其中很重要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宝莉心中抹不去的城乡隔阂意识。而影片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建建，却与马学武截然不同，他是武汉男人的典型，看起来像地痞流氓吊儿郎当，骨子里却有义气有担当，他与武汉女人李宝莉有着更为相似的价值观，不存在城乡之间的矛盾，是解救李宝莉“万箭穿心”命运的最后希望。
（二）女性主义思潮崛起下的性别冲突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女性的地位迅速得到提高，中国电影中的性别意识也在逐渐苏醒，女性开始寻找真正的自我。李宝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她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既表现出坚忍不拔、决不认输的勇气，又透露着母性的宽宏大量。李宝莉在家庭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丈夫马学武在她的“强势”的性格面前显得十分懦弱，刚强坚忍的女人和懦弱清高的男人之间的冲突，这是挡在他们面前的“第二道屏障”，这也是马学武对周芬产生好感的原因之一，在家“受够了气”的马学武渴望自身的价值能够得到认同，而周芬温柔娴熟的形象正好符合了他内心的渴望。
（三）“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思想对立
影片中李宝莉是卖菜人家的女儿，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她知道要努力挣钱养活全家，却缺少了读书人的那份细腻心思，宝莉不擅于揣摩儿子的想法，忽视了开家长会时自己扛扁担的“不堪”形象，让儿子“丢脸”，是典型工农阶级心理的体现，他们注重实际，少了知识分子的“虚伪”。但是，儿子小宝与母亲宝莉的教育背景是截然相反的，他是高中班上的“尖子生”，最后高考还考了个“状元”，然而，在对待自己母亲的态度上，小宝的冷漠无情显示了其道德上的缺失，他认为母亲李宝莉是害死父亲的凶手，却丝毫没有责怪父亲的出轨在先，这是是非观、价值观的扭曲，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
正如萨特所说：“现象不掩盖本质，它揭示本质，它就是本质。”[1]37电影《万箭穿心》采取细腻的“生活化”叙事手法，将镜头对准那些应被关注的芸芸众生，对都市底层中的“小人物”、“小家庭”给予了影像化书写，赋予了电影深刻的人文关怀。导演王竞通过表现一个小家庭的生存艰难，以小见大，折射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市生活的焦虑与烦恼，体现一种独特的灵魂写实。
参考文献：
[1]徐崇温，刘放桐等.萨特及其存在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关键词】 《万箭穿心》；“生活化”叙事；纪实性；都市电影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生活化”的叙事策略，极度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平凡事，以此来表达感情、挖掘人生的真谛，它消解了电影的“宏大叙事”，面对复杂的现实社会折射出一种原生态的真实。电影《万箭穿心》采取了这种“生活化”的叙事策略，讲述了武汉一个小市民家庭的辛酸苦辣，将都市“小人物”的心路历程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武汉市井生活的风俗画。
一、人物刻画的真实性
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大多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好人永善、坏人永恶”的形象塑造通常会让观众轻易地作出价值判断，但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格往往是具有双重性或多面性的。与传统现实主义中的“扁平”人物不同，电影《万箭穿心》中的人物形象是丰满复杂的，他们时而倔强固执，也会温柔善良，没有绝对好坏、善恶之分，让观众感觉到影片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自己身边。其中，女主人公李宝莉就是武汉市井生活中的一个“小人物”代表。在影片开头的搬家场景中，她坚持给钱干活的“原则”，不讲任何情面，大声呵斥搬家工人的坐地起价，体现了武漢女人脾气暴躁、但却精明能干的特点。搬家工人对马学武所说的话点明了李宝莉在家庭关系中也处于强势地位——“你被这样一个女人罩一辈子，蛮可怜的”。在面对丈夫的死亡时，宝莉没有掉一滴眼泪，并说出“我不得让我的家散了”这样的话；为了更好地供养儿子读书和奶奶生活，宝莉又做起了汉正街的“扁担”运送商贩们沉重的货物，就是一个倔强万分的“女汉子”形象。但是，强势的李宝莉也有着另一面，在马学武猝不及防地提出离婚之后，李宝莉内心的柔软面开始展现出来，她主动给下班回家的丈夫开门并询问“吃饭没”，试图挽回他的心。在对待儿子上，宝莉展现出了自己最大限度的耐心与关怀，小宝高考前夕，因为奶奶的一句“你在屋里晃得伢儿心烦”，即使没有合适的去处，她也马上消失，生怕影响儿子学习，这是母爱的无私；当小宝考上“状元”翻脸不认人与亲妈争房产时，宝莉也作出了妥协，这是母爱的博大。另外，与朋友相处，宝莉也是很友善的，当何嫂子被汉正街混混收取保护费时，在何嫂子的儿子遭遇事故急需用钱时，她都出手相救，这是热心与侠义。武汉女人外表强悍、内心柔软的性格在宝莉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不仅仅是女主人公李宝莉，人物刻画的真实性在其他配角身上也有体现，比如建建和小景。“嚼着饼子”的出场透露出建建身上的市井气，从外表上看，建建完全符合人们对“坏人”的认知标准，他在监狱里呆过几年，身上刺满刺青，手下还有一群“小弟”。但从他的行为来看，建建却有着与“坏人”大相径庭的性格特点，他行侠仗义，看不惯小宝对自己母亲宝莉的恶劣态度，就直接与小宝对抗并发生肢体冲突；他懂得忍耐，得知小宝明天要高考之后，他又什么都没计较地放走了小宝；他性格带着痞气，以戏谑的口吻调侃宝莉：“新来的，就要来宝莉这里受教育”，却也很善良，在得知何嫂子儿子的事故后主动送去救济金。可以说，建建就是男版的“李宝莉”，他直接爽快、敢作敢为，没有任何的虚情假意，被观众称赞为“最能体现武汉性格”的人物，这个典型的“武汉男人”形象展示给观众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灵魂，影片的真实性与生活感呼之欲出。除了建建，从小和宝莉一起长大的闺蜜万小景，看似过着开豪车住豪宅的阔太太生活，却也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忍受丈夫的不堪。小景在与宝莉谈心时说道：“（丈夫）在外面瞎搞，搞得稀烂我不管，莫搞到屋里来撒！”其言语中透露出浓浓的无奈与心酸，是一个既坚忍又虚荣的都市女性形象。
二、环境设置的生活化
除了人物外，电影《万箭穿心》对环境的设置和细节的描绘也非常生活化，导演通过构建一种与观众实际生活场景相近似的影像，达到让观众“认同”的目的，有时甚至采用实景拍摄，追求一种“毛边化”的真实效果，在构图、用光上力求自然和贴近现实。电影的开头就是一个大俯拍，低矮的民房和到处乱搭的电线挤满整个镜头，灰暗的色调立刻将观众带入了故事发生的时代之中；搬家时宝莉湿漉漉的头发、工人们黏糊糊的汗衫、道路两旁梧桐树荫的斑驳是武汉夏季湿热气候的最好体现；万小景戴着深色墨镜和夸张的金色耳环、开着颇具时代特色的桑塔纳行驶在“汉正街小商品市场”上，街上拥挤杂乱的商铺一家连着一家，这显示了上世纪末，汉口作为商业重镇发达的经济势态。影片生动地记录了武汉市民的生活百态，透露出强烈的纪实性色彩：马学武和周芬夜宵吃小龙虾喝啤酒、“过早”吃热干面是对武汉饮食文化最质朴的诉说；桃园宾馆女老板边嗑瓜子边看电视剧《新月格格》显示了市民日常生活的悠闲自得；出租车司机的一句“我是过江的车子”体现了浓郁的武汉三镇特色；工人们拿着白色塑料饭盒边走边吃的画面突出了武汉人豪迈不羁的爽朗性格；小宝经历的高考改革桥段也是本世纪初期社会文化教育转型的真实写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除了日常生活的小环境，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与他生活的大环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汉正街到民主路，从长江大桥、长江轮渡到江滩芦苇荡，影片中还出现了大量武汉地标性建筑，这不仅体现了王竞导演对细节的关注，更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大环境，武汉不同于北京千年古都的大气，不同于上海都市风情的婉约，武汉有的是地处中原腹地、依托广阔农村的乡土气息，也沾染着汉正街经济发达、交通九省通衢的世俗精明之气，湖北人，自古就有着“九头鸟”的称号，而汉口人，是既市井粗俗又精明能干的代表。在电影《万箭穿心》中，武汉大环境的原生态被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
三、台词风格的地域性 《万箭穿心》在普通话版之外还特意制作了一个武汉话版，台词的口语化和方言色彩都很浓厚，体现了地方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对影片生活化叙事的有力补充。武汉方言中那些颇具地域色彩的语音、语法、词汇、语气中包含的乐趣，在普通话版本中很难体会到。
实质上，不同方言的矛盾是地域文化的冲突，它能通过语言的外在形式——语音表现出来。影片中建建、小景等操着浓郁的武汉口音，是“老武汉”的标志性符号，虽然饰演李宝莉的颜丙燕并不是武汉人，但她仍着力表现出武汉话的感觉，而马学武则用湖北“乡下”方言，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方面隐喻着他们之间的隔阂，李宝莉和马学武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城乡矛盾；在更深的社会意义上，语音的冲突也体现着时代的变迁，武汉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多元性和由此引发的价值观论战。
在词汇方面，“老子”“苕伢”“鬼晓得”“婊子养的”“生得贱”等经常出现在李宝莉、建建等人口中，虽然这些话粗俗直白，是底层民众低素质、粗鲁的体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贴近生活，十分符合人物形象，试想一下说着火辣辣武汉话的建建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来骂人，他身上的那份痞气便会荡然无存。同时，这些粗口还带有反讽的意味，文化素质低下的他们身上却闪着人性的光辉，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当然，除了的方言台词，影片中也存在一些在生活中领悟的哲理性语句，同样颇具现实主义色彩。“哪个凡人没有点烦心事啊？”是对人生百态最真实的叩问，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苦恼与焦虑，只是表达方式不同罢了：宝莉用勇敢抗争去面对，建建用轻松戏谑来化解，小景用视而不见来疗伤，只有马学武，心理脆弱难以承受现实重迫，最终选择了死亡。“谈感情，是太伤钱了”这句台词将“谈钱伤感情”反过来进行叙说，突出了人们道德和价值观的颠倒，是对物质社会人情淡漠和赤裸裸金钱观的无情讽刺。
四、思想内涵的现实性
“生活化叙事”的总原则是一切力求保持现实生活原貌和真实状态，一般不会刻意制造矛盾冲突，电影《万箭穿心》就创作方法而言，可以说是向现实主义的自觉回归，但此剧在表现思想内涵的现实性上却是通过几次矛盾冲突来体现的，这似乎与“生活化”的叙事策略背道而驰，但实际上，这却是一种独具匠心的巧妙手法，导演摒弃了外在的戏剧冲突，而强调人物内在的思想冲突。他在写实的基础上加入更多理性的反思，涉及到人的自我意識觉醒、人对自我实现的追寻与现实中必然遇到的种种困境等，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对人性的真实拷问。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矛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武汉，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人口流动也在加剧，不少附近小城镇、农村居民涌入武汉，马学武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通过考上中专实现了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转变，而他的妻子李宝莉虽是卖菜人的女儿，却也是正经的“城里人”。这种城乡的烙印在潜意识里是挥之不去的，这也通过了李宝莉的话语表现了出来：“他一个乡里人……”打心眼里，李宝莉是瞧不起马学武的，这其中很重要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宝莉心中抹不去的城乡隔阂意识。而影片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建建，却与马学武截然不同，他是武汉男人的典型，看起来像地痞流氓吊儿郎当，骨子里却有义气有担当，他与武汉女人李宝莉有着更为相似的价值观，不存在城乡之间的矛盾，是解救李宝莉“万箭穿心”命运的最后希望。
（二）女性主义思潮崛起下的性别冲突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女性的地位迅速得到提高，中国电影中的性别意识也在逐渐苏醒，女性开始寻找真正的自我。李宝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她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既表现出坚忍不拔、决不认输的勇气，又透露着母性的宽宏大量。李宝莉在家庭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丈夫马学武在她的“强势”的性格面前显得十分懦弱，刚强坚忍的女人和懦弱清高的男人之间的冲突，这是挡在他们面前的“第二道屏障”，这也是马学武对周芬产生好感的原因之一，在家“受够了气”的马学武渴望自身的价值能够得到认同，而周芬温柔娴熟的形象正好符合了他内心的渴望。
（三）“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思想对立
影片中李宝莉是卖菜人家的女儿，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她知道要努力挣钱养活全家，却缺少了读书人的那份细腻心思，宝莉不擅于揣摩儿子的想法，忽视了开家长会时自己扛扁担的“不堪”形象，让儿子“丢脸”，是典型工农阶级心理的体现，他们注重实际，少了知识分子的“虚伪”。但是，儿子小宝与母亲宝莉的教育背景是截然相反的，他是高中班上的“尖子生”，最后高考还考了个“状元”，然而，在对待自己母亲的态度上，小宝的冷漠无情显示了其道德上的缺失，他认为母亲李宝莉是害死父亲的凶手，却丝毫没有责怪父亲的出轨在先，这是是非观、价值观的扭曲，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
正如萨特所说：“现象不掩盖本质，它揭示本质，它就是本质。”[1]37电影《万箭穿心》采取细腻的“生活化”叙事手法，将镜头对准那些应被关注的芸芸众生，对都市底层中的“小人物”、“小家庭”给予了影像化书写，赋予了电影深刻的人文关怀。导演王竞通过表现一个小家庭的生存艰难，以小见大，折射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市生活的焦虑与烦恼，体现一种独特的灵魂写实。
参考文献：
[1]徐崇温，刘放桐等.萨特及其存在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