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亟须顶层设计，首要问题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
　　一种货币的国际化大体都要经过三个阶段，先是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计价货币，然后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结算货币，最后一个阶段是成为世界各国都承认的国际储备货币。按这个路子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定要正确估计形势，判断中国在此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下一步应采取的措施。
　　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取决于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的综合实力有多大，二是外国人愿意不愿意将手上的货币换成人民币，这不单纯是综合实力问题，还有人民币的信用问题，需要从多重角度考虑，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顶层设计”的典型例子。
　　其次，对货币流量正常水平的判断和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判断，也是重要课题。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经济在转型阶段，有自己的货币流量的特殊性。中国的货币流通渠道不是很畅通，中间环节很多，流通速度较慢，这和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而在中国占有很大比例的农业人口中，他们过去跟市场很少发生关系，但改革开放后，农民不断地被卷入市场中，对货币的需要量持续增大。
　　这些问题都是某些研究中国货币流通量的人未考虑的，他们习惯于搬用国外货币流通量的计算方法。按此算法，中国货币流通量如果处于他们所说的正常水平，实际上是紧缩，于是就会发生2011年的怪事：货币已经过紧了，有些专家还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还有空间。存款准备金率当然可以调整，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月上调一次存款准备金率。
　　现在的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稍微“冷”一点，什么问题都出来了，稍微“热”一点，没有太大害处。这跟骑自行车一样，骑得快就稳，骑得慢就晃，不骑就倒。过快当然不行，但在中国的国情下，8%左右还是可以承受的。
　　第三，金融体制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之间的协调，同样关系大局。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货币跟财政政策应搭配使用。在体制方面，金融体制改革更应该跟财政体制改革协调一致。因为在中国，大的项目几乎都由国家投资，地方政府配套，但地方政府的钱从哪里来？土地财政走到头了，今后卖地会越来越难。地方政府发债，行吗？一方面，这受到制度上的限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发债，篓子捅大了，谁来还？
　　此外，城镇化过程中，公共建设资金从哪里来？如果中央政府支持地方政府发债，中央政府作担保，地方政府不还的话，怎么办？学术界正在讨论是否可学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验：政府投一部分钱进去，作为种子基金，金融机构作为机构投资者建立公共建设投资基金。该投资基金每年发基金债券，比银行和国债利率高，市场化运作，第一年发一批，第二年又发一批，这样民众、企业都愿意接受，运行得好可以将利润率稳定在10%左右。这种方式是否可以在中国实行，需要认真研究。对于国外的成功经验，我们应积极学习，更要辩证吸收，这是中国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一切改革避免走“邪路”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