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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海派以新感觉派为代表，他们的小说是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现代物质文明带给人们精神巨大的冲击，海派小说的现代主义本质在于它是内指向的，更多地关注人个体的生存与本质，海派作家还注意到以往文学较少反映的生活中的丑恶面，开创了现代文学审丑的先河。四十年代海派的代表作家更多的表现人的生命哲学主题，关注人的生存困境，展现现代人无可选择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现代主义；内指向；现代审丑；生命哲学主题
由于潘多拉的好奇，她打开了上帝给她随身携带的魔盒，于是一切恶的精灵包括瘟疫、贫穷、战争、杀戮、妒嫉等等纷纷逃逸而出，来到人间，她又忙不迭地关上魔盒，结果单单把希望关在了里面，于是人间就成了现在的样子，这是希腊神话对人类苦难的解释。希腊神话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不必多言，但西方传统文学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却并不是这样的，无论是古希腊“庄严的崇高，静穆的伟大”的古典艺术，还是中世纪的骑士文学，或是欧洲伟大的文艺复兴，以及近代以来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都有着对人类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许多文艺作品歌颂人世间崇高、善良、美丽的品质，寻找和赞颂一切拯救国家、人类的道路和行为。中国的传统文学也大致如此。古典诗歌以和谐为美，歌颂自然和人世生活的美好与幸福，尤其是讲究“文以载道”，这在审美精神上与西方的古代文学是基本上一致的。毋庸置疑，中国的古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理想王国，虽没有“原罪”的说法，但丑恶和非自然处处存在。中西方的传统文学一般都不愿正面反映这些丑恶的一面。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但随之而来的是较古代社会更多的“罪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关注现代社会，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是属于世界范围内现代主义文学的一部分。向外的传统文学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并未解决人的存在本质问题，反其道而行之是极为有效的方式。于是现代主义文学把目光投向传统文学所不屑的东西，并开始试着以审美的眼光来审视它们。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具备了开创性意义。现代主义文学跟传统文学最大的差别就是：传统文学是讲究文以载道、集体（家、国、天下）拯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所谓实现人生的价值，而现代主义文学是正视人自身的一切，探讨人存在的本质，于是两者形成向外和向内两种指向，这是根本性的差别。
三十年代海派的现代审丑
现代主义文学是都市化的产物，而中国近代以来，几乎可以说没有真正的都市文学，因为几乎没有一篇文学作品是把城市作为审美对象来认识的。在《海上花列传》、《青楼梦》等狭邪小说中，“凡城市皆商贾优妓狎客云集享乐之地，道德沦丧、藏污纳垢之所”，“统统倒退为市侩的天下”，“从古典‘市井’道近代‘都会’，城市历来‘恶’的文化性格，并无多大的变化，它仍然是人世间一切罪孽的逋逃薮”。[1]（p6)在五四新文学作家的笔下，城市开始显现出它的变幻多姿，但都市仅仅是人物事件的一个背景，它本身并没有取得独立的审美地位。海派文学是上海都市现代化、洋场文化的产物，是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2]（p155）说它是地狱，那是因为它几乎集中了天底下所有的丑与恶，说它是天堂，是带着审美的眼光审视的结果，因为它“既是现代人沉溺于声色犬马的名利场，又是人类文明的生息地”。[3](p12)都市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全面反叛，在物质上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的同时，还猛烈地冲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改变着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现代都市文明把单纯的善恶观变成难辨是非的客观存在，又把丰富的人生追求转化成单纯的感官刺激和享受，人们极度丰富着自己又单纯着自己，这些归根结底是现代文明的内指向性、向个体深入的主导精神决定的结果。在海派的笔下，我们见到了肉欲的迷狂、金钱引发的堕落、倾轧、欺诈和沉沦，但同时我们也见到了都市提供的“尽情发挥生命热忱的机会和气氛，人生愉悦，个性自由，主动的创造力，容纳、总汇各种文化思想的开明度，宽容性，以及毫无顾忌的解放感和叛逆精神”，[4] (p12)而这两者又是混溶交合难以分割的。正是海派文学开始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看待都市社会，“第一次完整地，包括其畸形的繁华，快速的流动节奏，和对人的强大的心理压迫势头，统统成为文学审美的对象”。[5](p38)究其实际内涵，则是审丑。
在海派的笔下，原先被认为是丑恶的东西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文学殿堂。性爱、乱伦、滥情、沉沦、堕落、变态等频繁地出现在小说中并成为主题。尤其是新感觉派，由于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把性本能欲望（“力必多”说）、变态性欲望大量地运用到作品中，形成独特的文学景观。刘呐鸥的《残留》中，女主人公霞玲无声地呐喊着：“我心里无聊哪！我不要孤独，我要有人来爱着我呵”；穆时英《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女学生频频地更换着恋人，显得游刃有余，倒是那些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们只能一个劲地哀叹，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正是新感觉派的作家们首先开始正视这些原先被认为是变态、堕落、放荡的心理和行为，虽不能完全认同却开始试着理解他们。海派的小说具有着题材主旨的非重大性，海派作家试图揭示生活的本真面目，写出他们自己所感受的那个真实的世界，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原生态进行真实的描绘，因而不避丑与恶，并且因为丑与恶的客观存在，还要对丑与恶进行重新审视。
在海派的笔下，都市开始展现出它的本来面目，一切动荡不安的因素，非自然的因素在快速转换的城市节奏中孕育、铺展，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人的心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是坐在速度上面的”，[6]（p618）变幻的霓虹灯，飞驰的汽车，疯狂的舞步，来去倏忽的爱情，夹在钢筋水泥的建筑和柏油马路中间，一切都是那么的诱人却又那么的难以把握。到处是影院、舞厅、酒吧、饭店、夜总会、大型游艺场、跑马厅，到处是“上了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擦满了粉的大腿……白漆腿的行列”，[7](p157)到处是“风魔的眼：舞场的色情的眼，百货公司的饕餮的眼，啤酒园的乐天的罪眼，美容室的欺诈的俗眼旅邸的亲昵的荡眼，教堂的伪善的法眼……桃色的眼，湖色的眼，青色的眼，眼的光轮边展开都市的风土画”，[8](p193)这就是都市，现代意义上的都市。
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变得被动，只好像一团面一样被揉来揉去。轮盘赌、股市、跑马场刺激着暴富心理，妖冶的舞女、摩登的闺秀刺激着原始的情欲，人们既无法拒绝它们的诱惑，又无法真正拥有，只能像追逐幻影那样疲于奔命，然后倦怠、失望，然后继续追逐，继续倦怠、失望。金钱散尽，美酒喝干，美人离席，舞场灯暗，剩下的就只有一个个被生活压扁的灵魂。于是都市沙漠感产生了，面对繁华喧闹的城市，人们却发自内心地感到孤独、寂寞，都市忧郁症，时间不感症也就都产生了。《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集中体现了都市人的尴尬，破产了的金子大王，被解雇的小职员，人老珠黄的交际花，一切的辉煌一切的恩爱都已成过眼云烟，城市给了他们一切又从他们手里一一夺走，他们只有在疯狂的舞蹈中麻醉自己，除非自杀，否则他们还是要继续这样的生活。那种倦怠、无望缠绕着每个人的心灵。“你们的话我全不懂”表达出了人们在都市变幻前的迷惘与无奈。
三十年代的海派完成了对都市的审美改造，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都市文学。在现代都市的大背景下，他们敏锐地觉察倒了资产阶级文明占统治地位的都市跟农业文明主宰下的乡村的差别。新鲜的事物冲击着人们生活的从物质到精神的各个领域，灵魂的躁动在都市的每个角落里孕育，他们大胆地吸收外来的各种思潮，深入地挖掘生活中最底层最深层的东西，向传统的文学观和审美观发起了猛烈的挑战。
四十年代海派的生命哲学主题
如果说海派文学仅仅表现了都市的丑与恶和人在都市变幻前的迷惘，那它只不过是完成了内指向中的审视，完成了它的审丑，却未完成内指向中对生命的探究，后一任务是由四十年代的海派来完成的。
二十世纪前半期，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流派哲学与美学基础的，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纷纷传入中国。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深深影响了海派三十年代的代表——新感觉派，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则为四十年代海派小说人生哲学命题的确立提供了思想支持。
在四十年代海派作家的笔下，人存在的价值、生命、自由、孤独对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个体的人如何通过对生命的寻找和超越达到本真的自我从而获得完美的存在，成为经常出现的主题。应该说，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已经开始向这个主题迈进了，他们在完成对现代都市的审美的同时，积极关注个体的存在，“反映洋场社会都市之子的迷惘、孤独、忧郁和疯狂、堕落，已经涉及对人生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终极存在的表现”，［9］(p91)但他们并未自觉地把这种生命哲学作为小说的主题来加以表现。在这一点上，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学做到了。
在无名氏的代表作《海艳》中，我们发现一种浮士德式的寻找，主人公终其一生去寻找“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甚至比生命还宝贵的东西”。不同的是，浮士德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先进精神的指引下，他注定能够找到而且他也确实找到了他的理想——在改造自然的劳动中发现了真正的美，这是人类在某一个阶段上的理想；而无名氏作品要探究的是人的终极存在，是永恒，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而且在人认识自身的道路上也是必须的和有终极意义价值的，然而也注定将是无始无终的。
张爱玲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海派作家，在她的作品中“古典的、现代的、民族的、西洋的，各种艺术观念、技巧手法、情调氛围，在作者极具功力的艺术手腕的调配下进行新的组合……产生了新的艺术的质”。[10](p76)张爱玲的小说里面，洋溢这一种反传奇的人生荒凉感，在平静的叙述中完成对生命、恋爱与死亡的循环的体验。应该说张爱玲的单篇小说并不具备现代主义人生哲学命题的确立的高度，但综合她的所有四十年代的作品，却可以发现一条探索的轨迹。《茉莉香片》、《年轻的时候》等作品里的未从家庭里独立出来的缺乏自由的小辈青年在隔膜下的盲动；《心经》等作品里既丧失青春资本、又不占性别优势、且因循守旧的女性一点点微末可怜的企盼的落空，体现了一种无可选择的悲剧；《金锁记》中因为对金钱的疯狂占有欲，曾经有过浪漫青春的曹大姑娘，如今变成了自私、险恶的姜老太太，两难的选择昭示了一种顾此失彼的荒谬的人生；《倾城之恋》设置了一个非正常状态的战争环境，被逼到生存极限的人显出了本性，两位主角抛开了各种家庭关系、物质欲求和飘渺幻想，回归到本真走到一起，然而这毕竟是一种非正常的环境，更何况隐忧已经出现；《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宝似无被动之虞，然而也只能裹在自身的悲剧中无暇旁顾。这样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条从无可选择——〉两难选择——〉非正常环境下的选择——〉无需选择的选择的探索轨迹，隐隐昭示着一种生命哲学的悲剧：那个你最想得到的东西，就像戈多一样，你等也好，努力去寻找也好，其结果仍将只是等和找本身，而永远也不会有别的获得。
徐訏向来以会说故事著称的，但他的作品故事只是外壳，重要的是故事传达出的对人生命运的思考。《鬼恋》里迷离恍惚的鬼境，缠绵不休的爱情，恍然大悟的转折，这些只是故事而已。女主人公像当时许多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一样，她因为不满现实，像改变自己的处境，她找到了一位参加革命的爱人，自己也去国外寻找新知。然而等她回来，她发现一切并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革命没有丝毫起色，倒是她的爱人因内部矛盾而被杀害了。她的理想破灭了，她看清了人世的丑恶，隐身为鬼，开始她的报复。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一位男子，几乎要陷入爱情，然而那将会使她再回到从前的那个世界里，而她不正是从那里逃出来的吗？更令她无法接受的是，她自以为是正义的复仇，结果证明是荒谬的。至此她已无可选择，只有出走，虽然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到哪里去。这样我们看到一条由寻找——〉破灭——〉抗争——〉荒谬——〉出走的轨迹，这不正是现代人的痛苦思索的过程吗？
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学正是在现代审丑和生命哲学主题确立的意义上成为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学。
参考文献:
[1] [3] [4]吴福辉. 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J]. 文学评论,1994,(1).
[5]吴福辉. 现代商业吹拂下的海派 [J]. 文艺争鸣, 1993,(6).
[2] [7]穆时英. 上海的狐步舞[A]. 上海的狐步舞[M]. 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8.
[6] 刘呐鸥. 风景[A]. 中国现代颓废小说[M]. 伍仁编.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6.
[8] 穆时英. PIERROT[A]. 上海的狐步舞[M]. 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8.
[9]刘光宇. 从无名氏小说的人生哲学命题看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主题的更新[J].山东师范大学报, 1995,(4).
[10]姚玳玫. 闯荡于古典与现代之间[J]. 文艺研究,
1992,(5).
关键词：现代主义；内指向；现代审丑；生命哲学主题
由于潘多拉的好奇，她打开了上帝给她随身携带的魔盒，于是一切恶的精灵包括瘟疫、贫穷、战争、杀戮、妒嫉等等纷纷逃逸而出，来到人间，她又忙不迭地关上魔盒，结果单单把希望关在了里面，于是人间就成了现在的样子，这是希腊神话对人类苦难的解释。希腊神话对西方社会的影响不必多言，但西方传统文学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却并不是这样的，无论是古希腊“庄严的崇高，静穆的伟大”的古典艺术，还是中世纪的骑士文学，或是欧洲伟大的文艺复兴，以及近代以来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都有着对人类理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许多文艺作品歌颂人世间崇高、善良、美丽的品质，寻找和赞颂一切拯救国家、人类的道路和行为。中国的传统文学也大致如此。古典诗歌以和谐为美，歌颂自然和人世生活的美好与幸福，尤其是讲究“文以载道”，这在审美精神上与西方的古代文学是基本上一致的。毋庸置疑，中国的古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理想王国，虽没有“原罪”的说法，但丑恶和非自然处处存在。中西方的传统文学一般都不愿正面反映这些丑恶的一面。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但随之而来的是较古代社会更多的“罪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关注现代社会，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是属于世界范围内现代主义文学的一部分。向外的传统文学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并未解决人的存在本质问题，反其道而行之是极为有效的方式。于是现代主义文学把目光投向传统文学所不屑的东西，并开始试着以审美的眼光来审视它们。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具备了开创性意义。现代主义文学跟传统文学最大的差别就是：传统文学是讲究文以载道、集体（家、国、天下）拯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所谓实现人生的价值，而现代主义文学是正视人自身的一切，探讨人存在的本质，于是两者形成向外和向内两种指向，这是根本性的差别。
三十年代海派的现代审丑
现代主义文学是都市化的产物，而中国近代以来，几乎可以说没有真正的都市文学，因为几乎没有一篇文学作品是把城市作为审美对象来认识的。在《海上花列传》、《青楼梦》等狭邪小说中，“凡城市皆商贾优妓狎客云集享乐之地，道德沦丧、藏污纳垢之所”，“统统倒退为市侩的天下”，“从古典‘市井’道近代‘都会’，城市历来‘恶’的文化性格，并无多大的变化，它仍然是人世间一切罪孽的逋逃薮”。[1]（p6)在五四新文学作家的笔下，城市开始显现出它的变幻多姿，但都市仅仅是人物事件的一个背景，它本身并没有取得独立的审美地位。海派文学是上海都市现代化、洋场文化的产物，是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2]（p155）说它是地狱，那是因为它几乎集中了天底下所有的丑与恶，说它是天堂，是带着审美的眼光审视的结果，因为它“既是现代人沉溺于声色犬马的名利场，又是人类文明的生息地”。[3](p12)都市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全面反叛，在物质上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的同时，还猛烈地冲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改变着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现代都市文明把单纯的善恶观变成难辨是非的客观存在，又把丰富的人生追求转化成单纯的感官刺激和享受，人们极度丰富着自己又单纯着自己，这些归根结底是现代文明的内指向性、向个体深入的主导精神决定的结果。在海派的笔下，我们见到了肉欲的迷狂、金钱引发的堕落、倾轧、欺诈和沉沦，但同时我们也见到了都市提供的“尽情发挥生命热忱的机会和气氛，人生愉悦，个性自由，主动的创造力，容纳、总汇各种文化思想的开明度，宽容性，以及毫无顾忌的解放感和叛逆精神”，[4] (p12)而这两者又是混溶交合难以分割的。正是海派文学开始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看待都市社会，“第一次完整地，包括其畸形的繁华，快速的流动节奏，和对人的强大的心理压迫势头，统统成为文学审美的对象”。[5](p38)究其实际内涵，则是审丑。
在海派的笔下，原先被认为是丑恶的东西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文学殿堂。性爱、乱伦、滥情、沉沦、堕落、变态等频繁地出现在小说中并成为主题。尤其是新感觉派，由于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把性本能欲望（“力必多”说）、变态性欲望大量地运用到作品中，形成独特的文学景观。刘呐鸥的《残留》中，女主人公霞玲无声地呐喊着：“我心里无聊哪！我不要孤独，我要有人来爱着我呵”；穆时英《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女学生频频地更换着恋人，显得游刃有余，倒是那些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们只能一个劲地哀叹，成为被嘲笑的对象。正是新感觉派的作家们首先开始正视这些原先被认为是变态、堕落、放荡的心理和行为，虽不能完全认同却开始试着理解他们。海派的小说具有着题材主旨的非重大性，海派作家试图揭示生活的本真面目，写出他们自己所感受的那个真实的世界，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原生态进行真实的描绘，因而不避丑与恶，并且因为丑与恶的客观存在，还要对丑与恶进行重新审视。
在海派的笔下，都市开始展现出它的本来面目，一切动荡不安的因素，非自然的因素在快速转换的城市节奏中孕育、铺展，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人的心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是坐在速度上面的”，[6]（p618）变幻的霓虹灯，飞驰的汽车，疯狂的舞步，来去倏忽的爱情，夹在钢筋水泥的建筑和柏油马路中间，一切都是那么的诱人却又那么的难以把握。到处是影院、舞厅、酒吧、饭店、夜总会、大型游艺场、跑马厅，到处是“上了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擦满了粉的大腿……白漆腿的行列”，[7](p157)到处是“风魔的眼：舞场的色情的眼，百货公司的饕餮的眼，啤酒园的乐天的罪眼，美容室的欺诈的俗眼旅邸的亲昵的荡眼，教堂的伪善的法眼……桃色的眼，湖色的眼，青色的眼，眼的光轮边展开都市的风土画”，[8](p193)这就是都市，现代意义上的都市。
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变得被动，只好像一团面一样被揉来揉去。轮盘赌、股市、跑马场刺激着暴富心理，妖冶的舞女、摩登的闺秀刺激着原始的情欲，人们既无法拒绝它们的诱惑，又无法真正拥有，只能像追逐幻影那样疲于奔命，然后倦怠、失望，然后继续追逐，继续倦怠、失望。金钱散尽，美酒喝干，美人离席，舞场灯暗，剩下的就只有一个个被生活压扁的灵魂。于是都市沙漠感产生了，面对繁华喧闹的城市，人们却发自内心地感到孤独、寂寞，都市忧郁症，时间不感症也就都产生了。《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集中体现了都市人的尴尬，破产了的金子大王，被解雇的小职员，人老珠黄的交际花，一切的辉煌一切的恩爱都已成过眼云烟，城市给了他们一切又从他们手里一一夺走，他们只有在疯狂的舞蹈中麻醉自己，除非自杀，否则他们还是要继续这样的生活。那种倦怠、无望缠绕着每个人的心灵。“你们的话我全不懂”表达出了人们在都市变幻前的迷惘与无奈。
三十年代的海派完成了对都市的审美改造，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都市文学。在现代都市的大背景下，他们敏锐地觉察倒了资产阶级文明占统治地位的都市跟农业文明主宰下的乡村的差别。新鲜的事物冲击着人们生活的从物质到精神的各个领域，灵魂的躁动在都市的每个角落里孕育，他们大胆地吸收外来的各种思潮，深入地挖掘生活中最底层最深层的东西，向传统的文学观和审美观发起了猛烈的挑战。
四十年代海派的生命哲学主题
如果说海派文学仅仅表现了都市的丑与恶和人在都市变幻前的迷惘，那它只不过是完成了内指向中的审视，完成了它的审丑，却未完成内指向中对生命的探究，后一任务是由四十年代的海派来完成的。
二十世纪前半期，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流派哲学与美学基础的，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纷纷传入中国。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深深影响了海派三十年代的代表——新感觉派，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则为四十年代海派小说人生哲学命题的确立提供了思想支持。
在四十年代海派作家的笔下，人存在的价值、生命、自由、孤独对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个体的人如何通过对生命的寻找和超越达到本真的自我从而获得完美的存在，成为经常出现的主题。应该说，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已经开始向这个主题迈进了，他们在完成对现代都市的审美的同时，积极关注个体的存在，“反映洋场社会都市之子的迷惘、孤独、忧郁和疯狂、堕落，已经涉及对人生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终极存在的表现”，［9］(p91)但他们并未自觉地把这种生命哲学作为小说的主题来加以表现。在这一点上，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学做到了。
在无名氏的代表作《海艳》中，我们发现一种浮士德式的寻找，主人公终其一生去寻找“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甚至比生命还宝贵的东西”。不同的是，浮士德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先进精神的指引下，他注定能够找到而且他也确实找到了他的理想——在改造自然的劳动中发现了真正的美，这是人类在某一个阶段上的理想；而无名氏作品要探究的是人的终极存在，是永恒，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而且在人认识自身的道路上也是必须的和有终极意义价值的，然而也注定将是无始无终的。
张爱玲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海派作家，在她的作品中“古典的、现代的、民族的、西洋的，各种艺术观念、技巧手法、情调氛围，在作者极具功力的艺术手腕的调配下进行新的组合……产生了新的艺术的质”。[10](p76)张爱玲的小说里面，洋溢这一种反传奇的人生荒凉感，在平静的叙述中完成对生命、恋爱与死亡的循环的体验。应该说张爱玲的单篇小说并不具备现代主义人生哲学命题的确立的高度，但综合她的所有四十年代的作品，却可以发现一条探索的轨迹。《茉莉香片》、《年轻的时候》等作品里的未从家庭里独立出来的缺乏自由的小辈青年在隔膜下的盲动；《心经》等作品里既丧失青春资本、又不占性别优势、且因循守旧的女性一点点微末可怜的企盼的落空，体现了一种无可选择的悲剧；《金锁记》中因为对金钱的疯狂占有欲，曾经有过浪漫青春的曹大姑娘，如今变成了自私、险恶的姜老太太，两难的选择昭示了一种顾此失彼的荒谬的人生；《倾城之恋》设置了一个非正常状态的战争环境，被逼到生存极限的人显出了本性，两位主角抛开了各种家庭关系、物质欲求和飘渺幻想，回归到本真走到一起，然而这毕竟是一种非正常的环境，更何况隐忧已经出现；《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宝似无被动之虞，然而也只能裹在自身的悲剧中无暇旁顾。这样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条从无可选择——〉两难选择——〉非正常环境下的选择——〉无需选择的选择的探索轨迹，隐隐昭示着一种生命哲学的悲剧：那个你最想得到的东西，就像戈多一样，你等也好，努力去寻找也好，其结果仍将只是等和找本身，而永远也不会有别的获得。
徐訏向来以会说故事著称的，但他的作品故事只是外壳，重要的是故事传达出的对人生命运的思考。《鬼恋》里迷离恍惚的鬼境，缠绵不休的爱情，恍然大悟的转折，这些只是故事而已。女主人公像当时许多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一样，她因为不满现实，像改变自己的处境，她找到了一位参加革命的爱人，自己也去国外寻找新知。然而等她回来，她发现一切并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革命没有丝毫起色，倒是她的爱人因内部矛盾而被杀害了。她的理想破灭了，她看清了人世的丑恶，隐身为鬼，开始她的报复。偶然的机会，她邂逅了一位男子，几乎要陷入爱情，然而那将会使她再回到从前的那个世界里，而她不正是从那里逃出来的吗？更令她无法接受的是，她自以为是正义的复仇，结果证明是荒谬的。至此她已无可选择，只有出走，虽然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到哪里去。这样我们看到一条由寻找——〉破灭——〉抗争——〉荒谬——〉出走的轨迹，这不正是现代人的痛苦思索的过程吗？
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学正是在现代审丑和生命哲学主题确立的意义上成为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学。
参考文献:
[1] [3] [4]吴福辉. 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J]. 文学评论,1994,(1).
[5]吴福辉. 现代商业吹拂下的海派 [J]. 文艺争鸣, 1993,(6).
[2] [7]穆时英. 上海的狐步舞[A]. 上海的狐步舞[M]. 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8.
[6] 刘呐鸥. 风景[A]. 中国现代颓废小说[M]. 伍仁编.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6.
[8] 穆时英. PIERROT[A]. 上海的狐步舞[M]. 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8.
[9]刘光宇. 从无名氏小说的人生哲学命题看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主题的更新[J].山东师范大学报, 1995,(4).
[10]姚玳玫. 闯荡于古典与现代之间[J]. 文艺研究,
19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