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而且也是我国引智战线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的引智事迹是很感人的，有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今天的留学人员和引智工作者，乃至党政决策层领导干部，仍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迪。
　　
　　矢志革命，回国报效
　　
　　伍修权受党组织派遣，于1925年11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5月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1929年毕业于该校。
　　许多人都以为到国外留学，无非是把想要学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干一番事业。实际上却没有那么简单，留学人员不只是要接触到林林总总的学派、观点，而且会遭遇到各种意识形态的碰撞，有的还面临某些政治和生活的诱惑，他们能否做出正确应对和选择，往往会影响到其日后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起什么样的历史作用。
　　伍修权留苏期间，共产国际和苏共内部正在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中国留学生们也被卷入其中。伍修权在步校的一个名叫库西宁科夫的苏军教官，持托派观点，他拉伍修权参加他们的帮派活动，遭到伍修权坚决拒绝。伍修权的一个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名叫濮世铎的同乡回国后投靠国民党，他当时完全接受托派观点，并且经常向伍修权宣传，但伍修权不仅不为所动，还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
　　伍修权刚到莫斯科的时候，国共还在合作，当时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大约有300余人，多为国民党所派，属于共产党派遣的只居少数。两派学生思想、政治观点有歧见，常有摩擦，并相互争夺。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伍修权的另一个名叫张镇的同乡，是黄埔一期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他对康泽（国民党中坚分子，后成为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之一）说，伍修权是个人才，若能把他争取过来，对国民党必有用处。张镇绞尽脑汁，费尽口舌，想说动伍修权。不料伍修权却反过去做争取他的工作，因此两人常常就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前途争得不可开交，后来谁也说服不了谁，各随其党分道扬镳。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分裂，中国留苏学生加速了分化和改组。国民党所派遣的学员虽然此后大都已被共产国际和苏联送回了国内，但留下的少数国民党军官活动能量很大，他们借蒋介石的气焰，肆意攻击共产党，说用不了多久共产党就会被消灭掉，只有跟随国民党才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在此情况下，原来由共产党所派遣的留苏学生，有一批人分化出去投靠了国民党；只有部分人仍然忠于共产党，而伍修权就是其中的一个。伍修权正是在留苏期间，接受了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并经受了严格的思想、政治考验，加入了共产党，为其以后茁壮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夏天，伍修权从莫斯科步校毕业，他又面临着一次新的选择。毕业前后他两次要求回国参加武装斗争，但都被共产国际劝留，因为他军事和俄语都比较好，要他在莫斯科帮做军事教育工作。于是他成为一名苏联红军少将教官，月薪150卢布，个人消费绰绰有余，业余生活很丰富，唱歌跳舞，读书吟诗，游泳滑冰，能尽其兴，更受到苏联姑娘们的青睐。有一位叫卡嘉的女医官漂亮活泼，对伍修权情有独钟，高兴别人戏称她为“别其卡嘉”（伍修权俄文名字是“别其可夫”，“别其”俄文意思是“五”），但伍修权听到后不乐意，因为他一门心思只扑在回国参加武装斗争的事上。同年11月，伍修权被调往远东苏军工作，之后又调到伯力远东边疆保卫局。他又数次提出回国的要求，均未获批准。他便心生一计，请求去莫斯科探望“女朋友”，于是，经组织批准后于1931年5月回到莫斯科。但他此行不是为了谈情说爱，而是利用这个机会找到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坚决要求回国。经中共代表团的支持和疏通，他终获共产国际的批准，圆了回国梦。
　　
　　求真务实，远见卓识
　　
　　伍修权回到国内，就直接投入到中央苏区硝烟弥漫的战场，英勇地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在芦丰战斗中受伤。1933年10月，中央军委调伍修权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当翻译。李德作风专横，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他搬用自己参加一战打阵地战的老经验，不顾中国的实际搞瞎指挥，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伍修权是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他在“翻译”这个特殊岗位上，坚决抵制和反对“左”倾错误，尽最大努力保护了不少同志，维护了我军领导的威信。在我党命运攸关的遵义会议上，他作为李德的翻译列席了会议，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认真准确地翻译与会同志的发言，为会议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几十年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着伍修权说：“从苏联回来的人，他是没有反对过我的一个。”
　　到了延安之后，伍修权任八路军总参谋部一局局长。在总参谋长叶剑英领导下，伍修权所主持的一局做了许多踏实的调研工作，为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和具有战略眼光的意见、建议和方案，真正起到了“顺风耳”、“千里眼”、 “智囊团”的作用。其中与引智有关的是1941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意图是“北进”还是“南进”的准确预测和判断。
　　1936年，日本就制定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假设敌的“南进”和“北进”的战略方针，只是因为陷入中国的人民战争大海之中而抽不出手来实施。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军长驱直抵莫斯科城下。希特勒要求日本配合作战，“从满洲进攻西伯利亚”，使苏联陷于两面作战，首尾不能相顾，从而置其于死地。苏联危在旦夕。此时的日本，因偷袭珍珠港得手其气焰也十分嚣张。日军将“北进”还是“南进”，成为全世界最关注的热点，就此议论纷纷，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在同盟国，在世界共产党内也是如此。日共总书记野坂参三支持中国抗日，对中国是有贡献的，他当时正作為共产国际的代表派往延安专门研究、掌握日军动向，他一口咬定“日军一定要‘北进’”。伍修权所主持的一局不迷信任何“权威”，不盲从共产国际的意见，而是独立自主，从实际出发，全面分析，得出日军将采取的战略是“南进”，而不是“北进”。历史证明这个预测和判断是正确的，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斯大林信服了这个预测和判断，才敢于从远东方面军抽调了8个步兵师、3个坦克师和航空队，紧急支援莫斯科。在关键时刻，给气焰嚣张的德军以致命一击。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开始扭转了苏德战场形势，为苏联以至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赢得这场战争创造了重要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5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伍修权被任命为首任驻南大使。当时国内对南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争议，伍修权出使南是重任在肩。他履任后抓紧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况，客观地提出看法。他反复论证南在坚持社会主义，充分肯定其领导人铁托的积极方面。他主张党中央应派代表团参加南共七大，在为国内草拟的给南共七大祝词中，肯定了南共结合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领导形式、方法和作用，提出“如何使民族特点同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相结合，以便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是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责任。我们彼此间将继续交换这方面的经验，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获得更快的前进。”在这里，伍修权实际上提出的，是我们应该借鉴南共的经验，努力探索改革斯大林所推行的过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和单一的公有制问题。可惜，当时党内已经出现了“左”的偏差和错误，没有采纳伍修权的正确见解。伍修权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康生、陈伯达甚至指责他“同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唱一个调子”。
　　
　　赠枪感化日军航空技术人员
　　
　　1986年空军举办纪念东北航空学校创建40周年活动。应邀参加纪念活动的日本友好人士代表团团长林弥一郎，向大家讲述了一个伍修权解下心爱的配枪赠予他的动人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
　　日本投降以后，中共中央从战略考虑，要东北局筹建航空学校，为建立空军培养指战员和技术力量，为此，任命中共中央东北局成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伍修权为航空委员会主任。伍修权创办航校正为缺少教官犯愁的时候，忽然获悉一支大约300人的日本军队持械正往牡丹江方向撤退，寻机回国；进而又获悉他们属于日本王牌飞行部队——第二航空军团下属的第四混成大队，觉得真是天遂人愿。东北局和联军领导当即决定设法留下并争取他们为我服务，于是即派部包围这支日本部队。其大队长林弥一郎率部投降。
　　林弥一郎等10名原日本军官被召到沈阳，伍修权要亲自对他们做争取工作。伍修权一开始就直奔主题，说明要把他们留下来帮助办航校的愿望。然后曉以大义，明确指出他们与发动战争的日本当权者不同。“在他们的命令下，你们被迫参加了战争。战争使你们及你们的家庭都蒙受了灾难，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可悲下场，从这一点来讲，你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受害者。过去我们是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如果明白了上述道理我们很快会成为朋友。待将来回国的条件成熟后，我们欢送你们回国。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伍修权一席真诚的谈话打动了他们，他们先是吃惊，后来一面听着，一面点头。不料林弥一郎却又突然提出了一个棘手的要求，他希望伍修权能把腰间所佩戴的一支漂亮的勃朗宁小手枪送给他做纪念。日本军人长期受武士道精神灌输，以效忠日本天皇而著称，刚令其放下武器投降，现在又马上送给他武器，而且里面还装着几发子弹，那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但伍修权也考虑到，日本军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日本已经宣布投降，他们的精神支柱已经动摇崩溃，有为我服务的可能性。现在林弥一郎也许是真的爱上了他的这支漂亮的小手枪，更多的可能是他想借此试探一下我们是否有诚意。能否把他争取过来，这可是十分关键的一步。伍修权略一思考，便说：“这支手枪伴随我参加了万里长征，它保护过我，是一支珍贵的有纪念意义的手枪，如果喜欢，我就把它送给先生。”林弥一郎接过手枪，“刷”地一下站了起来，说道：“既然贵军如此信任我，我将竭尽全力！”
　　林弥一郎很快便说服了他的部下。就这样，原日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混成大队的20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72名机械员以及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300人，成了我党创建东北航校的重要力量。
　　林弥一郎（中文名叫林保毅）被任命为伍修权为主任的航空委员会委员，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后，林弥一郎、黑田正义、平信忠雄、系川正夫、长谷川正等被任命为飞行主任教官，林弥一郎还同时被聘为航校参议。我国第一批世界一流、后来功勋卓著的飞行员的成长最初都曾得益于这些日本飞行教官的严格培训。如当时的学员李汉，作为志愿军担任空4师10团大队长，在朝鲜战争中第一个击落美国飞机。又如当时的学员张积慧，在朝鲜战争中担任12团大队长，击落美机4架，其中有被誉为美国空中英雄、有着3000多飞行小时经历的飞行员戴维斯的座机。又如当时的学员王海，在抗美援朝中，率领“王海大队”激战80余次，击落、击伤美机29架，他本人击落、击伤美机9架。王海、张积慧后来成长为我国空军正、副司令员，为我国的空军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政府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从1953年开始，按照林弥一郎等人的意愿，陆续将他们送回日本。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中日友好的积极分子。林弥一郎是山梨县日中和平友好会首任会长，后任名誉会长。山梨县还有一个其主要成员是由原日本航空混成大队队员组成的民间组织，叫“回想四野会”（意即追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他们多次组团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周总理亲自点将担纲政务院“专家工作组”组长
　　
　　外交部建部伊始，伍修权即被任命为苏联东欧司司长，后来升任副部长，仍分工主管苏联东欧国家事务。苏联东欧国家事务当时是我国外交业务的重点。1950年1月，伍修权随同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去苏联，协助当时正在访苏的毛泽东，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苏联给予中国经济援助和派遣专家，接受中国留学、培训人员等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的这次访苏，对中苏两国以至远东以及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引进国外智力的历史上也是一座丰碑。作为助手，伍修权为准备各种文字资料、文字翻译、联络事务做了大量工作。毛泽东、周恩来访问结束回国之后，伍修权留在莫斯科协助李富春（东北局副书记、当时代表团由其率领）继续同苏联会谈，中苏签订了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条件、进行邮电合作、建立合营石油公司、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公司、航空公司等一系列协定和协议，为中苏在这些方面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1950年7月13日，周恩来召集专家招待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是相关委部负责专家工作的领导同志，周恩来在会上指定与专家的来往联络由伍修权“总负责”。11月3日，伍修权、杨放之（中财委主管专家工作的副秘书长兼计划局副局长）等5人，议定了《加强专家工作的几项具体办法》，报送总理审批。周恩来在征求陈云（政务院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薄一波（政务委员兼中财委副主任）、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及各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的意见后，于12月7日批准颁发施行该《办法》。该《办法》提出由周总理、陈云副总理、薄一波、李富春或邀请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每月向专家做一次关于中国政治情况及各种政策的报告；由周总理或陈云副总理每3个月听取一次关于专家工作的汇报；明确了在周总理负责领导专家工作总方针、重要政策下，各委部专家工作的领导关系，其中要求各部门主要领导人负责专家工作，并建立必要机构及时解决专家工作中的问题；各部门关于专家工作问题向主管委员会的报告，均要同时抄报周总理。《办法》根据周恩来的指定，宣布成立以伍修权、杨放之为正副组长的5人小组，“专门组织和检查各项具体办法之执行。”
　　“为了统一管理专家工作，并办理专家聘请、分配、招待和进行专家工作的联系和检查”，1953年6月13日，周恩来亲自写报告并经毛泽东和党中央同意，决定正式“在政务院下设专家工作组”，以伍修权为组长。“专家工作组”之经常办事机构为专家工作办公室（杨放之兼主任）和专家招待事务管理局（赖祖烈兼局长），均归政务院直辖。“专家工作组”的工作，直至1954年4月9日才停止，其任务交由政务院决定成立的政务院专家工作局。伍修权为组长的“专家工作组”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期间，伍修权主持召开了7次组务会议，就专家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和规定办法进行研究讨论，审议办事机构提出的有关文件和政策建议，提交党中央和政务院批准施行，对全国的引智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如第一次会议，讨论和审议了办事机构拟出的《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于1953年8月15日，伍修权和杨放之共同签报周恩来，经周恩来和党中央批准，该文件于9月9日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规定》为题下发施行。
　　“文化大革命”中，时任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的伍修权却因为在引智等战线做出的多方面开拓性贡献，被林彪、“四人帮”打成“里通外国分子”关押了8年。1975年经叶剑英点将、毛泽东批准，他才得以恢复工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80年伍修权兼任审判林彪、“四人帮”集团的特别法庭副庭长、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上世纪80年代初退居二线任中顾委常委后，他还兼任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与他当年的老搭档、另一常务副会长杨放之等一起，为发挥该会在引智工作中的作用，继续呕心沥血、殚精竭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