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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灵史》是中国当代知名回族作家张承志讲诉回族“哲合忍耶”悲壮历史的长篇小说，自1991年出版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被认为是了解回族历史与宗教的重要文学作品。本文试图运用近年来兴起的记忆理论，对张承志这一力作做全新的解读与定位，分析其小说文本作为回族集体文化记忆载体的重要性质与特征，及其文化记忆书写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族记忆；集体文本；文化文本；文化记忆书写与意义
作者简介：杜克洁（1990-），女，汉族，河南安阳市人，文学硕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20世纪末以来，文化学和历史人类学框架下的“文化记忆”研究在德国蓬勃展开，“记忆”被看作是一个和文化、历史等范畴密切关联的概念，“文化记忆”的研究日益发展成为一种潮流。在此理论框架内，产生了一系列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将之运用到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已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从“文化记忆”理论这一研究视角重新解读张承志的《心灵史》，我们可以发现该文本不仅仅是一个讲述回族苦难记忆的文学作品，也是一个对民族记忆文化认可与书写的文化文本，并且具有超出文学文本的重要意义。这样的再读试图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作为文学作品的《心灵史》一直以来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与争议，以期给民族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一、民族苦难的集体记忆承载
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在《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中表示：“我们的回忆总是集体性的，并经由他人重新从我们的记忆中唤醒，即便它涉及的是我们独自经历的事件和独自见的事物。……在一个群体记忆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涉及这个群体的绝大部分成员的对事件和经历的回忆。”在《心灵史》中，张承志“举意”要做“哲合忍耶”的一支笔，写出回族几十万民众的悲壮故事，而他对这个回族群体的历史记忆的了解并非是自己个人的直接认知，也不是这个群体内某一个人的个体记忆，恰恰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和教内众多“秘密抄本”的阅读之上的，是民族苦难的集体记忆。
在文本中张承志提到的關于回族“哲合忍耶”苦难记忆的来源与直接引用文本，有关里爷的《热什哈尔》、毡爷的《曼纳给布》等八部秘密抄本，以及《钦定兰州纪略》、《平回纪略》等八部官史，甚至还有“老何爷家史”之类的近一百六十份家史，以及流传在民间的歌谣和经历苦难的当事人口述回忆。不得不说，张承志关于回族“哲合忍耶”苦难抗争的历史记忆书写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文本，而是一种集体的叙述与记忆，是一个集体文本，承载了集体（民族群体）的记忆。
阿斯特莉特·埃尔认为，“伴随集体文本的概念，文学应该具备了作为集体记忆传播媒介的功能。……文学作品不是作为一个有约束力的元素和文化记忆回忆的对象，而是作为集体的媒介建构和对现实和过去解释的表达工具。集体文本生产、观察并传播集体记忆内容。”《心灵史》这一文本已然成为了集体记忆的承载媒介，具备了“作为集体记忆传播媒介的功能”，并重新生产、传播了回族“哲合忍耶”抗争的集体记忆，因而才会在宁夏等伊斯兰地区引起极大的共鸣与反响，并使这段民族苦难的集体记忆被更多的他民族人所了解，传播到了更多地方。
二、关于“哲合忍耶”的文化文本
“如果说文学文本是为了享受，文化文本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为了毫无保留的身份认同。”根据阿莱达·阿斯曼的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说文化文本就是通过文字促成宗教的、民族的、个人的一系列身份认同的文本，《圣经》就是一个典范的文化文本，它与集体身份认同的保障功能相联系。与文学文本相比较，文化文本的有着超越主体的身份认同感的保证，有着对同一性、标准价值观的要求。
《心灵史》中张承志鲜明的文化身份认同，是该文本具有“文化文本”特征的鲜明体现。全书是在作者宗教、民族、个人的强烈认同前提下写作的，作者的创作为的就是书写认可“哲合忍耶”的悲壮历史与独特文化。作者在小说中对“哲合忍耶”自我牺牲以捍卫信仰的价值标准无比认同，“我是决心以教徒的方式描写宗教的作家。我的愿望是让我的书成为哲合忍耶神圣信仰的吼声。我要以我体内日夜耗尽的心血追随我崇拜的舍西德们。我不能让陈旧的治史方法毁灭了我的举念。”文中类似的这种认同表达还有很多，对真主与宗教英雄的热情赞颂让人感觉到他无处不在的宗教与民族认同。
三、《心灵史》文化记忆书写的意义
作为书写民族苦难记忆的集体文本与文化文本，《心灵史》成为了文化记忆形成、反思、传播的媒介，其文化记忆书写也产生了以下三方面独特意义：
1、作者从个人身份认同与个人经验书写出发，完成了对回族“哲合忍耶”文化（包括思想情感、价值标准两方面）的书写，使《心灵史》成为了回族“哲合忍耶”文化记忆生成与传播的媒介。文中作者还从自身体验出发，对礼拜、打尔依、尔麦里等仪式与天命、束海打依（牺牲主义）等“哲合忍耶”宗教文化进行了描述，表达了自己对教门思考，完成了对“哲合忍耶”文化意义的书写，使读者通过阅读文本窥见一段民族的苦难记忆与独特的文化风景。
2、作者通过《心灵史》完成了对回族“哲合忍耶”集体记忆的建构和图像增加，但也在对现存文化记忆肯定加强的同时，保留了对回族“哲合忍耶”文化记忆产生过程与内容的深刻反思，对历史真相、文化观念有所发问与反思。在文中作者多次表达了对文化记忆生成过程中记忆不真实再造的反思与质疑，比如“关里爷、毡爷、曼苏尔、及无名氏们对于历史的过程本身的淡漠，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对于他们这种作家来说，只要实现了牺牲殉教的念想，一切就已经结束。若是非要回忆过程，他们宁愿编个故事”；也有对回族与“哲合忍耶”文化中斗狠、仇杀的批判，“哲合忍耶在顽强坚持自己传教自由的斗争中，不惜极端，不念花寺教徒也是穆斯林——这种纠纷一起便无所不用其极；不惜杀伤人命也不惜牺牲的错误，比比见于中国回民漫长的历史中，各派都应引以为诫”。
3、《心灵史》使“哲合忍耶”沉寂的集体创伤记忆得以流传与被观察，让人了解该民族群体文化，这是一种文化视角的扩展，有利于形成不同价值观念的民族群体问的思想交流与接纳理解。任何民族都有权利书写自己的创伤记忆与文化信仰，这也利于创伤的治疗与民族问的文化交流。“人生实在又艰难，若没人拉扯一把，根本无法活得算个回民。信仰是唯一能抓得住的，信仰至少可能帮助渡过死亡。被围困于一种绝境中的人都在这样想，但是很少说。……如果懂得了穆勒什德的走坊和人民信仰之间的这一切，走进二十世纪后的现代的穆勒什德马元章的作为，才可能使人震动。”在看过张承志对回民被遮蔽的苦难记忆的动情讲述后谁都无法不动容，在动容中人们更容易理解、接纳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与信仰文化，更容易放下民族问的隔阂与偏见，从而形成多民族多文化的交流。
四、结语
《心灵史》书写了一个民族的苦难记忆，成为了回族“哲合忍耶”文化记忆建构、反思、传播的媒介，因而超越了普通的文学文本价值而作为一个独特的集体文本与文化文本而存在，有着利于形成不同民族文化问的思想交流与接纳理解的重要作用。但是作者对回族“哲合忍耶”文化记忆的反思与追问仍然是不够的，比如在《圣战的定义》一章中“杀尽新教”的说法明显与正史原文有出处。这可能是由于作者自己对回族“哲合忍耶”文化的强烈认同造成了情绪化的选择，也有可能是集体记忆本身的斑驳与不可靠造成的记忆偏差与遮蔽。类似的一些情绪化的偏颇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文本的客观性，也引发了很多争议，不利于回族“哲合忍耶”文化记忆被更多人接受，这大概也是《心灵史》让人感到遗憾的地方。
关键词：民族记忆；集体文本；文化文本；文化记忆书写与意义
作者简介：杜克洁（1990-），女，汉族，河南安阳市人，文学硕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20世纪末以来，文化学和历史人类学框架下的“文化记忆”研究在德国蓬勃展开，“记忆”被看作是一个和文化、历史等范畴密切关联的概念，“文化记忆”的研究日益发展成为一种潮流。在此理论框架内，产生了一系列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将之运用到文学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已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从“文化记忆”理论这一研究视角重新解读张承志的《心灵史》，我们可以发现该文本不仅仅是一个讲述回族苦难记忆的文学作品，也是一个对民族记忆文化认可与书写的文化文本，并且具有超出文学文本的重要意义。这样的再读试图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作为文学作品的《心灵史》一直以来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与争议，以期给民族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一、民族苦难的集体记忆承载
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在《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中表示：“我们的回忆总是集体性的，并经由他人重新从我们的记忆中唤醒，即便它涉及的是我们独自经历的事件和独自见的事物。……在一个群体记忆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涉及这个群体的绝大部分成员的对事件和经历的回忆。”在《心灵史》中，张承志“举意”要做“哲合忍耶”的一支笔，写出回族几十万民众的悲壮故事，而他对这个回族群体的历史记忆的了解并非是自己个人的直接认知，也不是这个群体内某一个人的个体记忆，恰恰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和教内众多“秘密抄本”的阅读之上的，是民族苦难的集体记忆。
在文本中张承志提到的關于回族“哲合忍耶”苦难记忆的来源与直接引用文本，有关里爷的《热什哈尔》、毡爷的《曼纳给布》等八部秘密抄本，以及《钦定兰州纪略》、《平回纪略》等八部官史，甚至还有“老何爷家史”之类的近一百六十份家史，以及流传在民间的歌谣和经历苦难的当事人口述回忆。不得不说，张承志关于回族“哲合忍耶”苦难抗争的历史记忆书写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文本，而是一种集体的叙述与记忆，是一个集体文本，承载了集体（民族群体）的记忆。
阿斯特莉特·埃尔认为，“伴随集体文本的概念，文学应该具备了作为集体记忆传播媒介的功能。……文学作品不是作为一个有约束力的元素和文化记忆回忆的对象，而是作为集体的媒介建构和对现实和过去解释的表达工具。集体文本生产、观察并传播集体记忆内容。”《心灵史》这一文本已然成为了集体记忆的承载媒介，具备了“作为集体记忆传播媒介的功能”，并重新生产、传播了回族“哲合忍耶”抗争的集体记忆，因而才会在宁夏等伊斯兰地区引起极大的共鸣与反响，并使这段民族苦难的集体记忆被更多的他民族人所了解，传播到了更多地方。
二、关于“哲合忍耶”的文化文本
“如果说文学文本是为了享受，文化文本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为了毫无保留的身份认同。”根据阿莱达·阿斯曼的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说文化文本就是通过文字促成宗教的、民族的、个人的一系列身份认同的文本，《圣经》就是一个典范的文化文本，它与集体身份认同的保障功能相联系。与文学文本相比较，文化文本的有着超越主体的身份认同感的保证，有着对同一性、标准价值观的要求。
《心灵史》中张承志鲜明的文化身份认同，是该文本具有“文化文本”特征的鲜明体现。全书是在作者宗教、民族、个人的强烈认同前提下写作的，作者的创作为的就是书写认可“哲合忍耶”的悲壮历史与独特文化。作者在小说中对“哲合忍耶”自我牺牲以捍卫信仰的价值标准无比认同，“我是决心以教徒的方式描写宗教的作家。我的愿望是让我的书成为哲合忍耶神圣信仰的吼声。我要以我体内日夜耗尽的心血追随我崇拜的舍西德们。我不能让陈旧的治史方法毁灭了我的举念。”文中类似的这种认同表达还有很多，对真主与宗教英雄的热情赞颂让人感觉到他无处不在的宗教与民族认同。
三、《心灵史》文化记忆书写的意义
作为书写民族苦难记忆的集体文本与文化文本，《心灵史》成为了文化记忆形成、反思、传播的媒介，其文化记忆书写也产生了以下三方面独特意义：
1、作者从个人身份认同与个人经验书写出发，完成了对回族“哲合忍耶”文化（包括思想情感、价值标准两方面）的书写，使《心灵史》成为了回族“哲合忍耶”文化记忆生成与传播的媒介。文中作者还从自身体验出发，对礼拜、打尔依、尔麦里等仪式与天命、束海打依（牺牲主义）等“哲合忍耶”宗教文化进行了描述，表达了自己对教门思考，完成了对“哲合忍耶”文化意义的书写，使读者通过阅读文本窥见一段民族的苦难记忆与独特的文化风景。
2、作者通过《心灵史》完成了对回族“哲合忍耶”集体记忆的建构和图像增加，但也在对现存文化记忆肯定加强的同时，保留了对回族“哲合忍耶”文化记忆产生过程与内容的深刻反思，对历史真相、文化观念有所发问与反思。在文中作者多次表达了对文化记忆生成过程中记忆不真实再造的反思与质疑，比如“关里爷、毡爷、曼苏尔、及无名氏们对于历史的过程本身的淡漠，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对于他们这种作家来说，只要实现了牺牲殉教的念想，一切就已经结束。若是非要回忆过程，他们宁愿编个故事”；也有对回族与“哲合忍耶”文化中斗狠、仇杀的批判，“哲合忍耶在顽强坚持自己传教自由的斗争中，不惜极端，不念花寺教徒也是穆斯林——这种纠纷一起便无所不用其极；不惜杀伤人命也不惜牺牲的错误，比比见于中国回民漫长的历史中，各派都应引以为诫”。
3、《心灵史》使“哲合忍耶”沉寂的集体创伤记忆得以流传与被观察，让人了解该民族群体文化，这是一种文化视角的扩展，有利于形成不同价值观念的民族群体问的思想交流与接纳理解。任何民族都有权利书写自己的创伤记忆与文化信仰，这也利于创伤的治疗与民族问的文化交流。“人生实在又艰难，若没人拉扯一把，根本无法活得算个回民。信仰是唯一能抓得住的，信仰至少可能帮助渡过死亡。被围困于一种绝境中的人都在这样想，但是很少说。……如果懂得了穆勒什德的走坊和人民信仰之间的这一切，走进二十世纪后的现代的穆勒什德马元章的作为，才可能使人震动。”在看过张承志对回民被遮蔽的苦难记忆的动情讲述后谁都无法不动容，在动容中人们更容易理解、接纳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与信仰文化，更容易放下民族问的隔阂与偏见，从而形成多民族多文化的交流。
四、结语
《心灵史》书写了一个民族的苦难记忆，成为了回族“哲合忍耶”文化记忆建构、反思、传播的媒介，因而超越了普通的文学文本价值而作为一个独特的集体文本与文化文本而存在，有着利于形成不同民族文化问的思想交流与接纳理解的重要作用。但是作者对回族“哲合忍耶”文化记忆的反思与追问仍然是不够的，比如在《圣战的定义》一章中“杀尽新教”的说法明显与正史原文有出处。这可能是由于作者自己对回族“哲合忍耶”文化的强烈认同造成了情绪化的选择，也有可能是集体记忆本身的斑驳与不可靠造成的记忆偏差与遮蔽。类似的一些情绪化的偏颇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文本的客观性，也引发了很多争议，不利于回族“哲合忍耶”文化记忆被更多人接受，这大概也是《心灵史》让人感到遗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