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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下旬，刘延东同志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制订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纲要”一定要着眼于国家的未来发展，充分考虑人口变化、经济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发展特点，对教育改革发展进行前瞻性的安排。一定要瞄准世界教育发展的前沿，努力提升我国的教育国际化水平。一定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满足人民对高质量、多样性、多层次教育的迫切需求。可以说，这几条就是今后一段时间里教育行为的纲领和行动指南。
着眼未来，我们必须思考：如何衡量未来社会的发展，把握教育发展脉搏，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使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如何与国际接轨，培养具有民族灵魂、富有国际视野和情怀的一代新人？社会发展多元化，人才需求多样化，人民的教育期待也千差万别，只有适应人民的切实需求，才能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当前，国家、社会、学校、家长、学生对教育认识的差异性，迫使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育管理的实践者，对未来学校的管理要有一个思考和展望。
一、重教育行政领导，更重教育思想领导
校长是学校精神的代表，是学校思想的引领者，校长的眼界决定学校的境界，校长的思想高度决定学校发展可能达到的高度。所以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而后才是行政的领导。”
学校是传播先进文化的圣地，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校长要成为教师成长的引领者和示范者，就必须是校园里最有学问、最有涵养和最有风度的人。校长必须要拥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治校方略，才能用自己的学术魅力影响教师和学生，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教师和学生，用自己的思想魅力引领教师和学生。校长的角色定位，不仅是学校共同体的领导者、学校事务的管理者、学校组织文化的引领者、学校教育与管理的研究者，还应该是学校的首席学习官、首席教育思想者，是师生员工的教育者，是“教师的教师”。校长要能通过组织团队学习，建立学习共同体，把学校办学目标变成全体教职工的共同愿景，目标一致，众人一心，这才是校长管理成功的根本。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我竭力做到使居于我这个校长工作首位的，不是事物性问题，而是教育问题。”
二、重制度管理，更重道德人格管理
有位名校长说：“一套好制度就是一所好学校。一所好学校有了好制度，无论谁来担任校长，学校都不会变坏。”
制度当然非常重要，因为制度虽然是用来规范人、约束人的，但同时也是发展人的。但是，一种制度乃至一所学校运行的如何，仅仅依靠制度本身是远远不够的。一种制度的实施与执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一种看不见但却起着支撑作用的制度环境，或者说是制度文化，也就是一种氛围、一种精神文化。这种校园的氛围、精神文化，从浅表看就是校风，但在本质上却是校魂。
校魂起初要靠制度支撑。但建立制度显然不是目的，我们的指向是淡化制度、忘记制度。一旦所有的制度都被“忘记”了，也就是说虽然制度还存在，但已经感觉不到制度束缚的时候，校魂就形成了。笔者认为道德人格管理應该是校魂建立的必由之路。校长的道德人格是根本，教师的道德人格是基础，学生的道德人格是目标。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校长肩负的重大责任对他的精神世界——道德情操、智力素养、意志品质都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实践证明，只有具有高尚道德人格的决策者，才能使教职工心悦诚服，才能确立起稳固的权威，有效地领导、管理好学校。
教师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普遍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和自我表现欲望。他们对尊重的需要高于对物质的需要；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要求高于对金钱的要求。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获得精神上的鼓励，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最大的苦恼是精神上的创伤，能力上受压抑。这个群体当然需要制度来规范，但更需要校长的道德人格来激励，来激发，来唤醒。正如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所强调的：“在教育工作中，一切都以人的道德人格为依据。因为，教育力量只能从人格的活的源泉中产生出来，任何规章制度，任何人为的机关，无论设想的如何巧妙，都不能代替教育事业中人格的作用。”
三、重专业化，更重德行化
教师专业化实质上是职业专业化的一种类型。所谓教师专业化，简而言之，就是“教师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争取教师职业的专业地位而进行努力的过程。”
当教师获得专业化发展时，一般的关注点在两个方面：德行和能力。加强能力这个方面历来是公认的，但学校领导更应该在广阔的背景下，关注教师专业化背后的德行化，在德行内化上狠下功夫。加强德行意味着为实践工作建立一个道德基础。当代伦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就认为：“把专业价值观界定为能够使人以模范的方式行事的美德，由此导致有价值的社会目标实现。”“承诺以模范的方式行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为自己的专业发展担负起责任，专业发展不仅是自我的，也是学校的、社会的、伦理的。而“走向有价值的社会目标”，则意味着把自己放在服务于学生、服务于家长、服务于学校、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的终身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上。很多人仅仅把专业化当成是教师对抗教育中精神储备消耗、生命能量耗散的过程，这就把专业化发展个体化、平庸化、低俗化了。没有考虑到教师专业化发展背后的社会价值衡量。教师专业化发展更应该是滋养自我、丰盈自我、充实自我、反哺自我的过程。而且这个自我内涵提升的过程，还因为教育工作的特殊性，延伸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去，并升华为一种教育伦理。
着眼未来，我们必须思考：如何衡量未来社会的发展，把握教育发展脉搏，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使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如何与国际接轨，培养具有民族灵魂、富有国际视野和情怀的一代新人？社会发展多元化，人才需求多样化，人民的教育期待也千差万别，只有适应人民的切实需求，才能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当前，国家、社会、学校、家长、学生对教育认识的差异性，迫使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育管理的实践者，对未来学校的管理要有一个思考和展望。
一、重教育行政领导，更重教育思想领导
校长是学校精神的代表，是学校思想的引领者，校长的眼界决定学校的境界，校长的思想高度决定学校发展可能达到的高度。所以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而后才是行政的领导。”
学校是传播先进文化的圣地，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校长要成为教师成长的引领者和示范者，就必须是校园里最有学问、最有涵养和最有风度的人。校长必须要拥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治校方略，才能用自己的学术魅力影响教师和学生，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教师和学生，用自己的思想魅力引领教师和学生。校长的角色定位，不仅是学校共同体的领导者、学校事务的管理者、学校组织文化的引领者、学校教育与管理的研究者，还应该是学校的首席学习官、首席教育思想者，是师生员工的教育者，是“教师的教师”。校长要能通过组织团队学习，建立学习共同体，把学校办学目标变成全体教职工的共同愿景，目标一致，众人一心，这才是校长管理成功的根本。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我竭力做到使居于我这个校长工作首位的，不是事物性问题，而是教育问题。”
二、重制度管理，更重道德人格管理
有位名校长说：“一套好制度就是一所好学校。一所好学校有了好制度，无论谁来担任校长，学校都不会变坏。”
制度当然非常重要，因为制度虽然是用来规范人、约束人的，但同时也是发展人的。但是，一种制度乃至一所学校运行的如何，仅仅依靠制度本身是远远不够的。一种制度的实施与执行，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一种看不见但却起着支撑作用的制度环境，或者说是制度文化，也就是一种氛围、一种精神文化。这种校园的氛围、精神文化，从浅表看就是校风，但在本质上却是校魂。
校魂起初要靠制度支撑。但建立制度显然不是目的，我们的指向是淡化制度、忘记制度。一旦所有的制度都被“忘记”了，也就是说虽然制度还存在，但已经感觉不到制度束缚的时候，校魂就形成了。笔者认为道德人格管理應该是校魂建立的必由之路。校长的道德人格是根本，教师的道德人格是基础，学生的道德人格是目标。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校长肩负的重大责任对他的精神世界——道德情操、智力素养、意志品质都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实践证明，只有具有高尚道德人格的决策者，才能使教职工心悦诚服，才能确立起稳固的权威，有效地领导、管理好学校。
教师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普遍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和自我表现欲望。他们对尊重的需要高于对物质的需要；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要求高于对金钱的要求。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获得精神上的鼓励，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最大的苦恼是精神上的创伤，能力上受压抑。这个群体当然需要制度来规范，但更需要校长的道德人格来激励，来激发，来唤醒。正如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所强调的：“在教育工作中，一切都以人的道德人格为依据。因为，教育力量只能从人格的活的源泉中产生出来，任何规章制度，任何人为的机关，无论设想的如何巧妙，都不能代替教育事业中人格的作用。”
三、重专业化，更重德行化
教师专业化实质上是职业专业化的一种类型。所谓教师专业化，简而言之，就是“教师个体专业水平提高的过程以及教师群体为争取教师职业的专业地位而进行努力的过程。”
当教师获得专业化发展时，一般的关注点在两个方面：德行和能力。加强能力这个方面历来是公认的，但学校领导更应该在广阔的背景下，关注教师专业化背后的德行化，在德行内化上狠下功夫。加强德行意味着为实践工作建立一个道德基础。当代伦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就认为：“把专业价值观界定为能够使人以模范的方式行事的美德，由此导致有价值的社会目标实现。”“承诺以模范的方式行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为自己的专业发展担负起责任，专业发展不仅是自我的，也是学校的、社会的、伦理的。而“走向有价值的社会目标”，则意味着把自己放在服务于学生、服务于家长、服务于学校、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的终身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上。很多人仅仅把专业化当成是教师对抗教育中精神储备消耗、生命能量耗散的过程，这就把专业化发展个体化、平庸化、低俗化了。没有考虑到教师专业化发展背后的社会价值衡量。教师专业化发展更应该是滋养自我、丰盈自我、充实自我、反哺自我的过程。而且这个自我内涵提升的过程，还因为教育工作的特殊性，延伸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去，并升华为一种教育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