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运动来临，人的神经都变得异常敏感。不仅敏感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也敏感于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平时嘻嘻哈哈的人，这时一改常态，变得谨小慎微。比如对老师，平时可以尊敬有加，但到运动来时，就要绷紧一根弦，看看他是否会有“问题”以确定需要保持的距离，防止万一有了“问题”，会因接触频繁受到牵连。比如对同学，平时可以无所顾忌，这时就 “未可全抛一片心”了，虽不必逢人只说三分话，也要防着哪天会牵丝攀藤地卷入某些事件。这时，喊名字也大有讲究。如果一个人没有被“揪出来”，那么自然该称“老师”或是“先生”，一切如旧。如果他被疑惑竟扣上了“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或其他什么“帽子”，那就要直呼其名，而且语气要冷淡，否则或许就是因为语气稍稍亲昵，遭人检举，便会带来麻烦。对同学也一样，不管是叫“变色龙”还是“小爬虫”，尽管不是什么正式的定罪，也要做出“划清界限”的模样。
　　这一点，非止中国，凡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民众，好像都受过同样的训练。
　　何以见得？有事为证。
　　
　　名字的敏感
　　
　　“文革”前一年，刚从“四清”归来，我在复旦大学被调去教越南留学生汉语。“文革”风起，这汉语也便渐渐教不成了，不过越南学生一时还没有撤回。
　　就在1966年6月2日的晚上（这个日子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这一天人民日报以醒目标题在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校党委宣传部长徐震忽然叫我和新闻系谭启泰同学随他一起去解放日报。晚间前往，所为何事，不曾说明。到了那里，才知道是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召见，布置要复旦连夜写两篇大字报以呼应聂元梓的大字报，次日分别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刊发，并规定每篇要有四五人联署，领衔者要同聂一样，是总支书记一级的干部。他还关照解放日报把这事儿告诉人民日报，转载与否，他们看着办。当时觉得说话的口气很大，颇奇。后来才明白，人民日报因为迟迟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已经失宠，没有了党中央机关报的神气，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正是由上海市委直接组织的，所以风头正健。第二天，“呼应”见报，由复旦党委办公室主任徐余麟和党委宣传部长徐震领衔，我和谭启泰是起草者，自然也分列其中。这样的遵命文字，朋友、同事心里有数，没有什么反应，没有料到的是几位已经久不交谈的越南学生，这天竟悄悄对我说：“老师，你没有问题。”见我愣在当场，忙解释道：“我们看到报上有你名字。”我这才想到，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样的党内斗争，大概办法也都大同小异，所以能无师自通，从报上的署名来判断各人的境况。这倒也是小小趣事一桩。
　　不久，越南学生都撤回国去，随着“文革”的延续，“名单学”也成了十几亿中国人个个精通的学问。一个经常见报的名字忽然不见，多半是出了问题；一个久已消失的名字忽然见报，必是重新起用；不点名和点名的区别；全点名和半点名的不同；“出席会议的”与“出席会议的还有”有何不同，主席台上坐在左边者和坐在右边者有何两样，凡此种种都属名单学的范畴。
　　运动中，人的“敏感”，就这样渗透于每一个细节。而因着这些细节，又搬演着无尽的冷暖悲欢。
　　
　　祸福无门
　　
　　凡是“运动”到来之际，总有一种刺激，让一些人兴奋，一些人恐惧。恐惧的自然可能有飞来横祸，兴奋的也往往惹上无妄之灾。
　　“文革”之初，经过“反右”的，以经验应对，生怕再来一次“引蛇出洞”的“阳谋”，所以大都坚决拥护校党委，保卫校党委；而初生牛犊，不知“反右”如何，便奋起“响应号召”，“炮轰校党委”。不料这一回“伟大领袖”就是要整党内，所以一反其道，支持“造反”。于是，拥护党委派一下吃瘪，被当成“保皇派”而万分失落，但心里决不服气。而奋起造反的，则因得到“最高”的支持，兴奋莫名。8月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传到上海，于是参加“造反”的学生们连夜游行，热烈欢呼。他们从复旦一直游到市区，又从市区游回复旦，差不多整整奔波了一宿，待回到学校，已是精疲力竭，但仍嘶哑地反复高呼：“炮打司令部，保卫毛主席！”
　　喊得多了，难免出错。一位朱姓同学（好像是生物系的），临近学校，竟颠倒了姓名，喊成了“保卫司令部，炮打毛主席”。这一喊不打紧，恰被在路旁观看的另一派红卫兵听到。原本不服气的他们，马上抓住这个机会，把那喊错口号的同学当做“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游街批斗。而游行的那一派明知他是口误也无法解救。一夜之间，为了热烈欢呼，竟从“革命派”一下堕入“反革命派”的深渊，也真是祸福无门了。这位同学后来的命运如何，因为是外系，再没了消息，想来一定是吃了许多苦的。后来我到湖南，在山沟里，听说运动初期，时任岳阳县委书记的毛致用也曾因挨批斗过于疲劳，喊错口号，被整得死去活来。可见，一时口误，在那样精神疲惫的岁月，本也难免，无论是批斗的还是挨斗的。
　　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上层的斗争何以一定要拿不明真相的下层民众来陪绑？不论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其实都是无辜者。他们都自以为是在捍卫什么真理或保卫什么路线，其实都是在为上层斗争垫背。多少场悲喜剧就这样接二连三地搬演。站不完的队，流不完的泪，犯不完的错误，请不完的罪。待到这一切结束的时候，才发觉那些激情，那些躁动，那些兴奋，那些拼杀，真如过眼云烟，一场幻梦。到头来，尽管上层出将入相，变了一些面孔，社会的情状却什么也没有改变。
　　“文革”期间据传，毛泽东曾问云南省委书记（是阎红彦还是谭甫仁记不清了）是否读过大观楼的长联。那位书记弄不清毛的用意，回到昆明，就直奔大观楼。当他读到“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时，不知是否也曾憬然有悟？
　　
　　幸亏未署名
　　
　　到了1966年年底，“中央文革”那一伙儿大概不满于上海市委始终按兵不动，于是把聂元梓等一批“响当当”的人物放到上海来“放火烧荒”。在他们之前，曾来过一批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但中学生不过狠巴巴拿着皮带到里弄“抄家”“造反”，掀不起大浪。待到聂元梓一来，大约“尚方宝剑”在手，矛头直指上海市委，同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徐景贤、朱永嘉以及 “工总司”搞在一起，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贴出了“打倒陈曹杨”以及许多“火烧”、“打倒”、“砸烂”的标语。陈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曹是市长曹荻秋，杨是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
　　批判大会在陕西南路文化广场召开。只见聂元梓披着一件军大衣，神气活现地坐在主席台上，当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被反拧着手臂押上主席台时，一群“红卫兵”拿着蘸了浆糊的扫把往他们身上一刷，然后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类的标牌贴在他们身上。
　　听了几个发言，都是火药味的口号，并无实质内容，我就离开了。回去后那种拧臂、揿头、刷浆糊的形象始终在脑际挥之不去，于是写下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做《颂聂》，文章开头的“聂元梓究竟不凡”，是仿鲁迅的《颂萧》。后面，语带讥讽，记下了她在那天会上的言行。写过之后，倒也未尝准备张贴，因此也不曾落名。不料到了午后，几位外系的学生朋友来聊天，看到了那篇《颂聂》，便兴致勃勃拿去抄写张贴，后面也不曾落款。谁想这篇短文贴出后，又被上海一些中学生抄去刻印散发。这一下可就惹了大祸，几乎全市的学生造反派，都把这当做一桩天大的事件。大字报、高音喇叭，弄得动静很大，还口口声声要把大字报的炮制者揪出来示众。
　　但是，查来查去，一直没有查到“源头”。大概他们总以为这是上海市委策划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扑”，所以查找的方向总向着上头。我开始并未觉得此事有什么了不起，整日听喇叭里喊叫，颇感滑稽，还笑嘻嘻地问一位老同学，“你知道那是谁写的吗？”那位同学是“造反组织”的成员，而且正担任着系里“革委会”的主任。听我一问，再看看我的神色，马上警觉地问：“是你写的？”我毫无顾忌地点了点头。倒是他比我还要关切，看看周围没人，便郑重地告诫我：“这事儿他们正在查呢。你可千万不能说，一说麻烦可就大了。”说完，又再三叮咛“千万不能说”。听了他的告诫，我才明白了事态的严重，如果那时被“揪出来”，大概真如喇叭里喊的，要被“砸烂狗头”了。此事查无着落，日子一长，也就冷了下来，何况那时造反派与市委缠斗正酣，区区一张大字报渐渐也就淡忘了。
　　但我却长久难忘。“革命”要人抛弃亲情和友情，但在那对立两派之间闹得“你死我活”的疯狂时代，或许全靠人与人之间未曾泯灭的亲情、友情，在维系着四分五裂的社会。许多人因着这宝贵的情感，得以躲过灾难，许多人正是从这无情世界的感情中，得到了苟活的勇气。
　　
　　 （作者为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瞭望》周刊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