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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病态心理在文学作品中是作家审美关照的对象和审美情感的载体。张爱玲的小说有着浓厚的苍凉意味和悲剧意味，除了小说中描述的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物的病态心理所造成的，这加剧了小说的苍凉意味和悲剧意味。本文旨在研究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病态心理与作品悲剧意味的关系，以期为后来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张爱玲 人物病态心理 作品悲剧意味
就是世间最浮华的人，在她面前也会感受到自己的苍白。张爱玲用她独有的方式抒写真实人生，产生了独特的以丑为美的艺术效果，她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最终化为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有着浓厚的苍凉意味和悲剧意味，其最终的悲剧不但有客观环境的原因，而且有人物自身病态心理的原因。
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文学作品中经典的具有病态人格的女性形象，很多人认为这是她自身性格的缺陷。其实她的悲剧起源于丈夫是个“骨痨”病人，不能满足她正常的对于性爱的欲望，这种性爱受到压抑后产生的病态人格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重要内容。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求，分别是生存、安全、爱和归属、尊严、自我价值实现的要求。曹七巧出身于贫穷的商人家庭，兄嫂在利益的诱使下，将她像买卖货物一样嫁给了身患“骨痨”的姜家二爷。曹七巧因为性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产生了病态的心理，这是性爱欲望的另外一种转化，导致她身心扭曲，这种扭曲的心理影响了她的子女，从而导致了她和她的子女的人生悲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也为这种情结做出解释，称之为力比多的压抑。曹七巧对儿媳妇的残酷折磨， 正是她潜意识中的“恋子仇媳”情结在起作用。[1]曹七巧来自于一个商业家庭，哥哥为了自身的利益，将她嫁给了姜家的老二，她其实从这时候开始内心就生发了怨恨，这是她走向病态深渊的开端。曹七巧本来以为来到姜家后，虽然有患病的丈夫，但是有姜季泽的抚慰，内心的痛苦会得到安慰。然而，来到姜家后，姜季泽却刻意躲避她，流连于花街柳巷之中。患病的丈夫也令她心生厌恶，无法与之进行心灵或者肉体上的交流。姜家的其他人也由于对她的出身瞧不起而刻意疏远她。曹七巧的爱和归属感得不到满足，心灵长期处于漂泊之中，偌大的姜家，却没有一个能够和她说说话、谈谈心的人。她是孤独的，寂寞的，一个女人长期没有人倾诉和心灵的抚慰，这与《雷雨》中的繁漪产生变态心理的原因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种长期的压抑令她的心灵痛苦不堪，也就是说，这种压抑的环境一步步地把她逼向了病态的深渊。当然，也有她自身的原因，她不能在压抑的环境下寻找到释放自己的途径，学会释放自己的压力。另外，她自身也有性格上的弱点，比如她不能学会人际交往的方法，说话过于尖酸刻薄等等。
曹七巧将在丈夫身上得不到的情感需求转移到了自己的儿子长白身上。其实，她已经将儿子长白视为自己的半个丈夫，在情感上产生了依赖感，这种依赖感已经超过了母亲对儿子疼爱的程度，甚至产生了排他性，“在麻将桌上一五一十将她儿子亲口招供的他媳妇的秘密宣布了出来，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2]这也是后来长白婚姻破裂的重要原因。这种单身母亲对于儿子的依恋在现实社会中也有较多的例子。这种心理现象在曹七巧身上展现得尤为明显，以至于在儿子长白婚后，对于儿媳妇寿芝甚至有一种敌视的心理，比如，她让儿子一整个晚上在她的房间里为她点烟，甚至刺探儿子与儿媳的私事，后来，当着媳妇甚至亲家的面说出，故意让她们难堪，最终造成媳妇郁郁而死。儿子也不敢再婚，流连于花街柳巷。曹七巧的病态心理将自己一步步引向悲剧的深渊。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的悲劇意味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对曹七巧的病态心理的描写。
张爱玲的《金锁记》被认为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3]对于人物的表现细致入微，文中的人物具有很大的复杂性，而人物病态心理的揭示也正是通过这些具体而详细的细节展现。作品对不合理的制度以及造成的人性扭曲、人物病态心理进行了揭示与批判。其中，人物的病态心理将人物的命运一步步推向一个悲剧，使得作品充满悲剧意味。作品悲剧意味的表现之一是作品中人性的扭曲、人物病态的心理。小说的悲剧意味很是浓厚的，文中部分人物那自我麻醉的病态心理，那扭曲了的灵魂加剧了小说的苍凉意味和悲剧意味。
张爱玲的小说有着浓厚的苍凉意味和悲剧意味，除了小说中描述的客观环境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物的人性扭曲和病态心理所造成的，也正是这种人性的扭曲和人物的病态心理，加剧了小说的苍凉意味和悲剧意味。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病态心理既是造成作品悲剧意味的原因，也是作品悲剧意味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张景忠，赵春雨.力比多的压抑、投射与移置——《金锁记》人物悲剧心理因素解析[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
[2]张爱玲.金锁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
[3]夏至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台北：传记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韩彩琼，女，山东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现代文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
关键词：张爱玲 人物病态心理 作品悲剧意味
就是世间最浮华的人，在她面前也会感受到自己的苍白。张爱玲用她独有的方式抒写真实人生，产生了独特的以丑为美的艺术效果，她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最终化为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有着浓厚的苍凉意味和悲剧意味，其最终的悲剧不但有客观环境的原因，而且有人物自身病态心理的原因。
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文学作品中经典的具有病态人格的女性形象，很多人认为这是她自身性格的缺陷。其实她的悲剧起源于丈夫是个“骨痨”病人，不能满足她正常的对于性爱的欲望，这种性爱受到压抑后产生的病态人格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重要内容。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求，分别是生存、安全、爱和归属、尊严、自我价值实现的要求。曹七巧出身于贫穷的商人家庭，兄嫂在利益的诱使下，将她像买卖货物一样嫁给了身患“骨痨”的姜家二爷。曹七巧因为性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产生了病态的心理，这是性爱欲望的另外一种转化，导致她身心扭曲，这种扭曲的心理影响了她的子女，从而导致了她和她的子女的人生悲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也为这种情结做出解释，称之为力比多的压抑。曹七巧对儿媳妇的残酷折磨， 正是她潜意识中的“恋子仇媳”情结在起作用。[1]曹七巧来自于一个商业家庭，哥哥为了自身的利益，将她嫁给了姜家的老二，她其实从这时候开始内心就生发了怨恨，这是她走向病态深渊的开端。曹七巧本来以为来到姜家后，虽然有患病的丈夫，但是有姜季泽的抚慰，内心的痛苦会得到安慰。然而，来到姜家后，姜季泽却刻意躲避她，流连于花街柳巷之中。患病的丈夫也令她心生厌恶，无法与之进行心灵或者肉体上的交流。姜家的其他人也由于对她的出身瞧不起而刻意疏远她。曹七巧的爱和归属感得不到满足，心灵长期处于漂泊之中，偌大的姜家，却没有一个能够和她说说话、谈谈心的人。她是孤独的，寂寞的，一个女人长期没有人倾诉和心灵的抚慰，这与《雷雨》中的繁漪产生变态心理的原因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种长期的压抑令她的心灵痛苦不堪，也就是说，这种压抑的环境一步步地把她逼向了病态的深渊。当然，也有她自身的原因，她不能在压抑的环境下寻找到释放自己的途径，学会释放自己的压力。另外，她自身也有性格上的弱点，比如她不能学会人际交往的方法，说话过于尖酸刻薄等等。
曹七巧将在丈夫身上得不到的情感需求转移到了自己的儿子长白身上。其实，她已经将儿子长白视为自己的半个丈夫，在情感上产生了依赖感，这种依赖感已经超过了母亲对儿子疼爱的程度，甚至产生了排他性，“在麻将桌上一五一十将她儿子亲口招供的他媳妇的秘密宣布了出来，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2]这也是后来长白婚姻破裂的重要原因。这种单身母亲对于儿子的依恋在现实社会中也有较多的例子。这种心理现象在曹七巧身上展现得尤为明显，以至于在儿子长白婚后，对于儿媳妇寿芝甚至有一种敌视的心理，比如，她让儿子一整个晚上在她的房间里为她点烟，甚至刺探儿子与儿媳的私事，后来，当着媳妇甚至亲家的面说出，故意让她们难堪，最终造成媳妇郁郁而死。儿子也不敢再婚，流连于花街柳巷。曹七巧的病态心理将自己一步步引向悲剧的深渊。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的悲劇意味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对曹七巧的病态心理的描写。
张爱玲的《金锁记》被认为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3]对于人物的表现细致入微，文中的人物具有很大的复杂性，而人物病态心理的揭示也正是通过这些具体而详细的细节展现。作品对不合理的制度以及造成的人性扭曲、人物病态心理进行了揭示与批判。其中，人物的病态心理将人物的命运一步步推向一个悲剧，使得作品充满悲剧意味。作品悲剧意味的表现之一是作品中人性的扭曲、人物病态的心理。小说的悲剧意味很是浓厚的，文中部分人物那自我麻醉的病态心理，那扭曲了的灵魂加剧了小说的苍凉意味和悲剧意味。
张爱玲的小说有着浓厚的苍凉意味和悲剧意味，除了小说中描述的客观环境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物的人性扭曲和病态心理所造成的，也正是这种人性的扭曲和人物的病态心理，加剧了小说的苍凉意味和悲剧意味。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病态心理既是造成作品悲剧意味的原因，也是作品悲剧意味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张景忠，赵春雨.力比多的压抑、投射与移置——《金锁记》人物悲剧心理因素解析[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
[2]张爱玲.金锁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
[3]夏至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台北：传记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韩彩琼，女，山东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现代文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