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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艺术作品（中国画）已进入金钱交易的潮流中，商品化盛行。而真正的文化欣赏价值被金钱的光亮所笼罩，还有油画的发展等等。所以，正确地做好中国写意人物画艺术创作梳理工作，对于未来的中国艺术大发展和产业化转型的时代要求是有必要的。
中国写意人物画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从表现手段和表现领域的拓展都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古今传承、博大精深、兼收并蓄。但我们看到在这种发展的背后同样隐藏着一定的问题，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人物画的表现单调，表现领域比较窄，相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够合拍。改革开放前的“三突出”时期，中国写意人物画虽然贴近社会生产、生活，但其必须高、大、全。相对社会的大千世界，同样显得创作领域面窄。改革开放后，文艺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外来品——西方油画更加牢固地占据了中国画坛的一席之地，出现了油画比中国画“高级”怪论，对中国画形成有力的挑战！很多人认为中国画到目前为止仍然不能和来自西方的油画相比，尤其是写意中国人物画。是它的表现力不够吗？当然不是。如果你有一些简单的绘画知识就明白，两种绘画有着迥然不同的绘制方法，中国画是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上产生的一种视觉艺术形式。它造心景、表意境，重“传神”讲笔墨。所以，当我们了解了中国的“本土文化”，能够理解笔墨的意趣，理解中国画写意的意味时，情况就会发生改变。油画在表现上应该说是“直接”的，而中国写意画表现语言上却是含蓄、迂回、概括、洗练的。如果说这两种不同绘画艺术的表现语言都只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展，那当然是各有各的骄傲理由。但社会的发展，使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加紧密，各自在彰显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相遇、碰撞了。纵观中国人物画的近代发展史，就是一个中华文化坚守本质却放开胸襟、兼收并蓄、“洋为中用”的发展史。看历史，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人物何等的生动! 活生生一幅古代社会生活再现。看近现代，我们的绘画有些又像闺中的女人，只顾了精巧和粉腻！百年来，我们中国的画家像朝圣一样赴欧洲，去意大利，造访卢浮宫，他们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鲁本斯的鸿篇巨制面前驻足观看，备受感动，留连忘返，至今仍然乐此不疲。我们不得不承认，正因为有这些因素，中国绘画汲取了大量的营养，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这也带来油画对中国画的挑战，无数中国画家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正在努力接受着这个挑战。古代中国人物画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过像顾恺之、吴道子、张择端等古代人物大家；看现在，历数中国写意人物画近代的鸿篇巨制，我们除了能够举得出徐悲鸿、蒋兆和、周思聪、黄胄等以外，寥寥无几，题材的表现深度和涵盖面也无从谈起。比较来说，反而是油画这棵外来的树种在中国大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繁枝茂叶。难道是中国画本身不行？我们有些人就是这样说。我们知道，中国画的绘制是靠毛笔、水、墨和宣纸（生宣用作写意、熟宣用作工笔）及中国画颜料相互作用而成的。画家徐悲鸿当年创作的《愚公移山》，显然是受了西方油画的启发，揉进了西方绘画的理念，很有代表性。中国画讲究“写”，即感悟在先，观察在眼，构思在心，胸有成竹，意在笔先，一挥而就。这种中国写意画的创作过程显然不适应大幅创作，人物画更难。为什么？首先在构图上，写意画家遇到的难点是：如果将草图构好，写意的状态出不来；如果不打草图，人物的布局显然难以控制，特别是国画不可能像油画那样，从大轮廓入手，不断地涂改。写意国画一笔下去就是细节，很难修改和重笔，像写字一样，光在勾勒墨色上的画法就有几十种，在着色阶段也有各种不同的画法——“染、晕、涂、皴、擦、点、白、烘、托”等等，这些技法很多时候都得在纸本湿润和半湿润状态下完成，平铺在桌上或地上，很难在描绘局部时观察到整体的全貌，而在这个时候搬动起来极困难。若贴在墙壁上作画，水分的控制又显得难以掌握，毋庸讳言。这可能就是多少年来我们确实没有看到更多的中国人物画的鸿篇巨制精品出现的主要原因吧。
二、适应时代，探索创新
纵观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发展，中国的人物画家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的步伐。一些早期留洋的中国画家认识到了学习借鉴的重要，他们为近现代中国写意人物画的发展开创了“洋为中用”的先河。这些写意人物画家有：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石鲁、叶浅予、黄胄、周思聪、方增先、王子武、杨之光、刘文西等。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汲取西方油画写实的技法，严格的基本功造型训练，强调水墨写意的同时对造型的把握，强调传统笔墨规范的同时重点突出表现了时代人物的精神风貌，取他人之长，补己不足，对中国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并树起了一代新的审美标准和习惯，这些改造的结果已成为日后中国写意人物画更大发展的起点。这些已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的规定一直沿用至今。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美术作品开进了商品流通市场，戴上了商品的价格标签，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画家们自然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而纷纷“下海”！似乎只有忙着挣钱已经没有了其他，找人吹捧造势，出画册造影响，出头显脸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挣钱。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急功近利，画的质量打了折扣。也使不少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的作品充斥市场，并且那些买画的人大多不懂得画，这也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结果，这是不争的事实。
三、迎接挑战，发展未来
蒋兆和的《流民图》无疑是一幅改变中国人物画进程的重要大作，他用写实的严谨笔墨刻画众多的人物，形成人物大画的视觉冲击力，成为直接以艺术作品对现实生活及重大事件的表现、刻画的传世之作。还有至今挂在人民大会堂的黄胄的水墨人物画《叼羊图》，它的精神风范是大气磅礴，荡气回肠，显现出中国人的精神气质，给人以视觉享受、留下深刻印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文化艺术被更多的阶层和人群欣赏和接受，因此，平民化的发展得以实现，特别是不断建立起来的公共文化设施的增加，大幅的中国人物写意画作为最有说服力的艺术品更应该得以展示。比如一些著名景点、文化广场、知名度高又有文化内涵的地方，把本地颇具写意人物画实力的画家召集出来，创作一批大画，留在著名景点、文化广场等，一定会提升其文化品位。再者，中国人民通过百年来不断地追求、斗争，终于迎来了如今的太平盛世。放眼回首，有多少值得表现、值得记录下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许多历史大事件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人物不但需要被后人记住，更需要不断地把其精神、思想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心里。绘画作品不应该只是陈列在画廊里、博物馆里或被少数人收藏，特别是能够体现中华传统精髓的写意人物画应该被更多的人欣赏，这样才能扩大影响，有大发展。不可否认，中国写意人物画是近三十年来发展最快的画种之一，不管是表现手法还是表现题材上都呈现出了精彩纷呈、百花齐放的新局面，这种局面急需用能够传世的作品进行总结、挈领，我们期待着代表时代传承精神的大作品的出现。多元化的文化需求给中国写意人物画的创作者们提供了新的创造天地，随着整体社会鉴赏能力的提高，运作或者炒作的滥用迟早会被淘汰。我们将以五千多年的中国文化积淀为依托，以先人们留下的宝贵文化精髓为中坚支撑，同时敞开胸怀汲取一切能够为我所用的精神成果，着力打造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精神诉求的中国写意人物画，表现我们时代的变革。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世界艺术之林站稳脚跟，中国写意人物画大作品的创作也会迎来一个新的局面。
（作者简介：张大会，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文化馆副馆长。）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艺术作品（中国画）已进入金钱交易的潮流中，商品化盛行。而真正的文化欣赏价值被金钱的光亮所笼罩，还有油画的发展等等。所以，正确地做好中国写意人物画艺术创作梳理工作，对于未来的中国艺术大发展和产业化转型的时代要求是有必要的。
中国写意人物画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论从表现手段和表现领域的拓展都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古今传承、博大精深、兼收并蓄。但我们看到在这种发展的背后同样隐藏着一定的问题，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人物画的表现单调，表现领域比较窄，相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够合拍。改革开放前的“三突出”时期，中国写意人物画虽然贴近社会生产、生活，但其必须高、大、全。相对社会的大千世界，同样显得创作领域面窄。改革开放后，文艺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外来品——西方油画更加牢固地占据了中国画坛的一席之地，出现了油画比中国画“高级”怪论，对中国画形成有力的挑战！很多人认为中国画到目前为止仍然不能和来自西方的油画相比，尤其是写意中国人物画。是它的表现力不够吗？当然不是。如果你有一些简单的绘画知识就明白，两种绘画有着迥然不同的绘制方法，中国画是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上产生的一种视觉艺术形式。它造心景、表意境，重“传神”讲笔墨。所以，当我们了解了中国的“本土文化”，能够理解笔墨的意趣，理解中国画写意的意味时，情况就会发生改变。油画在表现上应该说是“直接”的，而中国写意画表现语言上却是含蓄、迂回、概括、洗练的。如果说这两种不同绘画艺术的表现语言都只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展，那当然是各有各的骄傲理由。但社会的发展，使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加紧密，各自在彰显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相遇、碰撞了。纵观中国人物画的近代发展史，就是一个中华文化坚守本质却放开胸襟、兼收并蓄、“洋为中用”的发展史。看历史，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人物何等的生动! 活生生一幅古代社会生活再现。看近现代，我们的绘画有些又像闺中的女人，只顾了精巧和粉腻！百年来，我们中国的画家像朝圣一样赴欧洲，去意大利，造访卢浮宫，他们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鲁本斯的鸿篇巨制面前驻足观看，备受感动，留连忘返，至今仍然乐此不疲。我们不得不承认，正因为有这些因素，中国绘画汲取了大量的营养，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这也带来油画对中国画的挑战，无数中国画家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正在努力接受着这个挑战。古代中国人物画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过像顾恺之、吴道子、张择端等古代人物大家；看现在，历数中国写意人物画近代的鸿篇巨制，我们除了能够举得出徐悲鸿、蒋兆和、周思聪、黄胄等以外，寥寥无几，题材的表现深度和涵盖面也无从谈起。比较来说，反而是油画这棵外来的树种在中国大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繁枝茂叶。难道是中国画本身不行？我们有些人就是这样说。我们知道，中国画的绘制是靠毛笔、水、墨和宣纸（生宣用作写意、熟宣用作工笔）及中国画颜料相互作用而成的。画家徐悲鸿当年创作的《愚公移山》，显然是受了西方油画的启发，揉进了西方绘画的理念，很有代表性。中国画讲究“写”，即感悟在先，观察在眼，构思在心，胸有成竹，意在笔先，一挥而就。这种中国写意画的创作过程显然不适应大幅创作，人物画更难。为什么？首先在构图上，写意画家遇到的难点是：如果将草图构好，写意的状态出不来；如果不打草图，人物的布局显然难以控制，特别是国画不可能像油画那样，从大轮廓入手，不断地涂改。写意国画一笔下去就是细节，很难修改和重笔，像写字一样，光在勾勒墨色上的画法就有几十种，在着色阶段也有各种不同的画法——“染、晕、涂、皴、擦、点、白、烘、托”等等，这些技法很多时候都得在纸本湿润和半湿润状态下完成，平铺在桌上或地上，很难在描绘局部时观察到整体的全貌，而在这个时候搬动起来极困难。若贴在墙壁上作画，水分的控制又显得难以掌握，毋庸讳言。这可能就是多少年来我们确实没有看到更多的中国人物画的鸿篇巨制精品出现的主要原因吧。
二、适应时代，探索创新
纵观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发展，中国的人物画家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的步伐。一些早期留洋的中国画家认识到了学习借鉴的重要，他们为近现代中国写意人物画的发展开创了“洋为中用”的先河。这些写意人物画家有：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石鲁、叶浅予、黄胄、周思聪、方增先、王子武、杨之光、刘文西等。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汲取西方油画写实的技法，严格的基本功造型训练，强调水墨写意的同时对造型的把握，强调传统笔墨规范的同时重点突出表现了时代人物的精神风貌，取他人之长，补己不足，对中国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并树起了一代新的审美标准和习惯，这些改造的结果已成为日后中国写意人物画更大发展的起点。这些已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的规定一直沿用至今。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美术作品开进了商品流通市场，戴上了商品的价格标签，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画家们自然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而纷纷“下海”！似乎只有忙着挣钱已经没有了其他，找人吹捧造势，出画册造影响，出头显脸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挣钱。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急功近利，画的质量打了折扣。也使不少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的作品充斥市场，并且那些买画的人大多不懂得画，这也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结果，这是不争的事实。
三、迎接挑战，发展未来
蒋兆和的《流民图》无疑是一幅改变中国人物画进程的重要大作，他用写实的严谨笔墨刻画众多的人物，形成人物大画的视觉冲击力，成为直接以艺术作品对现实生活及重大事件的表现、刻画的传世之作。还有至今挂在人民大会堂的黄胄的水墨人物画《叼羊图》，它的精神风范是大气磅礴，荡气回肠，显现出中国人的精神气质，给人以视觉享受、留下深刻印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文化艺术被更多的阶层和人群欣赏和接受，因此，平民化的发展得以实现，特别是不断建立起来的公共文化设施的增加，大幅的中国人物写意画作为最有说服力的艺术品更应该得以展示。比如一些著名景点、文化广场、知名度高又有文化内涵的地方，把本地颇具写意人物画实力的画家召集出来，创作一批大画，留在著名景点、文化广场等，一定会提升其文化品位。再者，中国人民通过百年来不断地追求、斗争，终于迎来了如今的太平盛世。放眼回首，有多少值得表现、值得记录下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许多历史大事件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人物不但需要被后人记住，更需要不断地把其精神、思想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心里。绘画作品不应该只是陈列在画廊里、博物馆里或被少数人收藏，特别是能够体现中华传统精髓的写意人物画应该被更多的人欣赏，这样才能扩大影响，有大发展。不可否认，中国写意人物画是近三十年来发展最快的画种之一，不管是表现手法还是表现题材上都呈现出了精彩纷呈、百花齐放的新局面，这种局面急需用能够传世的作品进行总结、挈领，我们期待着代表时代传承精神的大作品的出现。多元化的文化需求给中国写意人物画的创作者们提供了新的创造天地，随着整体社会鉴赏能力的提高，运作或者炒作的滥用迟早会被淘汰。我们将以五千多年的中国文化积淀为依托，以先人们留下的宝贵文化精髓为中坚支撑，同时敞开胸怀汲取一切能够为我所用的精神成果，着力打造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精神诉求的中国写意人物画，表现我们时代的变革。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世界艺术之林站稳脚跟，中国写意人物画大作品的创作也会迎来一个新的局面。
（作者简介：张大会，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文化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