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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志愿者作为滇池治理的重要社会资本，其参与动机值得深究。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是利用个人的目的性行动解释社会行动，通过理解个体行动的动机预测行动前景。本文以此为理论背景，采用SPSS17.0中的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考查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动机。研究发现，滇池治理中的志愿者力量仍具挖掘潜力，志愿者参与动机的强弱与志愿者个体理性行为中对价值理性的追求有关，不同动机维度下呈现出一定的群体性差异。基于此，笔者建议可从宣传方式、活动项目开展形式、完善志愿者激励制度三个方面加以改进，以吸引和动员更多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活动。
[关键词]滇池治理;志愿者;参与动机;理性选择理论
一、引言
滇池地处昆明盆地最低点，是昆明唯一的纳水体，具有流域面积小、水资源量少、无过境水补给、流域内降雨集中和蒸发量大的特点①。滇池的治理与保护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便已开始，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如今已取得一定成效。据《春城晚报》报道，与去年同期相比，2018年第一季度滇池全湖水质类别由V类上升为IV类，营养状态和水体透明度均得到改善②。但在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滇池治理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政府主导、企业协助、环保社会组织监督是近年来滇池治理的特色。随着社会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市场机制及社会机制的作用日益凸显，社会治理社会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已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这充分说明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一条路径，成为连接公民与社会的一座桥梁。昆明环保科普协会（以下简称LK）是一家致力于以公众参与、政策倡导的方式解决本土环境问题的环保社会组织，于2009年策划并开展了首次“滇池关爱日——水环境保护公众参与行动”。LK利用自身平台，组织志愿者探访滇池流域的河流并进行水质监测和污染记录，这项活动已连续开展9年，成为环保社会组织动员志愿者参加滇池治理的代表性活动。志愿者是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基石，“滇池关爱日”活动开展的动力就来自广大志愿者的支持。志愿者既是滇池治理中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更是重要的社会资本。要动员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发挥其作为社会资本的巨大力量，首先应该了解志愿者的参与动机，因为参与动机表明了志愿者个体参与滇池治理的原因和目的，是发生个人环保理性行为的基础，研究分析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动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二、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依据：理性选择理论
科尔曼（Coleman）是20世纪致力于建构宏观理论（grand theory）的社会学家，亦是“理性选择理论”（或称为社会学的理性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科尔曼在他的成名作《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中集中阐释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及核心观点①。该理论借助合理性的行动，连接了作为研究起点的个人行动和作为研究目标的社会系统，即通过个人行动的集合促进社会制度的完善②。因此，又可用方法论个人主义[或称为个人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y individualism）]，即用系统的不同组织部分（如个人、群体、组织和制度等）的行动来解释系统行为，它根据所要解答的具体问题来选择令人满意的解释层次。科尔曼将此理论解释为“个人水平的行动理论”或“系统的内部分析理论”，其目的是通过个人的理性行动来研究社会的系统运动，其实质是回答个人行动和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③。哈勃也指出：“对于理性选择理论，要基于有目的和有意识的选择行为的假设来讨论它。”④
方法论个体主义主张：个体才是构成团体或组织的基本细胞，个体行为的集合或累加构成集体行为和完成既定目标，人类的行为都应该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与动力⑤。用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解释模式从事本研究，要着重从参与滇池治理的志愿者个人的选择动机、信念、爱好以及所拥有的资源限制选择后产生的期望收益等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个人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可能达到的效果，并预测滇池治理的前景。因此，本文将志愿者个体参与滇池治理的动机作为分析单位和研究对象，以解释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个体行动及其作为滇池治理中最重要的社会力量所表现出的群体性特征。
（二）研究假设
理性选择理论是借鉴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形成的。科尔曼将“经济人”假设运用到社会学理论解释框架中并赋予其社会学含义，即“它不仅用于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还试图解释更广泛的社会行动”⑥。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将“经济人”转变为“理性人”，并将“理性人”论述为不仅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且顾及权力、地位、声望、信任和评价等“非经济的因素”，而且这些“非经济因素”也是“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内容。他认为“理性人”实质上是社会人，所以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应从社会层面开展研究⑦，这也意味着行为者受社会条件限制。科尔曼强调，分析社会事实需要借助对个体行动的分析，去解释“处于宏观水平下的个人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是怎样构成宏观社会现象的”①。整个行动系统由行动者和资源组成，行动者和资源之间是控制关系和利益关系②。因此，理性选择是个体行动者综合考量个体掌握的资源因素后所采取的特定的社会行动。这里的“资源”，是指物质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具体包含财富、物品、事件、信息、技能、特长、感情等等，且这三种资源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任何一种形式的资源都可以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的资源③。所以，个体资源具体体现在个体的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个人身份特征和制度约束中。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可用年龄、收入、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个体特征来综合解释“滇池关愛日”活动中志愿者的行为。本文将基于理性选择理论中“由个人动机到社会交换，由基本行动到系统行动的内在逻辑关系”④理念及其对资源的强调，以志愿者个体参与滇池治理的动机为出发点，探讨“滇池关爱日”活动中志愿者群体的参与动机，以期为环保社会组织激励动员志愿者参与环保行动提供借鉴。 （二）问卷设计与变量
本研究所用调查问卷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个体特征，第二部分是被调查者参与滇池治理的情况，第三部分为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动机。
第一部分的个体特征包含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等九个变量，笔者将该部分内容设定为自变量进行检验，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原数据中未根据年龄分组。为了比较不同年龄段的差异情况，笔者将志愿者年龄分为六组：18岁及以下;19—24岁;25—30岁;31—36岁;37—42岁;43岁及以上。宗教信仰原数据分类较细，为了减少自变量的数量，笔者将其简化为有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两类。
第二部分调查志愿者参加滇池治理的情况，包括询问志愿者是否参与过LK组织的“滇池关爱日”活动，以及了解志愿者的参与频率、全程参与情况和参与时长等。
第三部分的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动机量表是在借鉴以往研究和前期调查的基础上设计的。Clary等人以功能分析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并经过多次实践检验，确立了志愿者参与活动的六个参与动机，即价值观动机、学习动机、社会交往动机、职业发展动机、自我保护动机和自我增强动机①。本文结合初步调查，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参与动机细分为24个指标。在回答选项部分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有一点不同意，4=无所谓，5=有一点同意，6=同意，7=非常同意。
（三）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对问卷信度的检验结果为：α信度系数等于0.949。一般认为，各维度的α信度系数大于0.7时，表明量表信度较好，符合要求。再利用 KMO系数和Bartlett球形检验对问卷结构效度进行检验。经计算，KMO值为0.899，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四）研究方法
本文综合运用SPSS17.0和EXCEL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首先，对被调查者进行人口特征统计分析，并对志愿者参与“滇池关爱日”活动的整体情况进行频数统计分析。其次，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探讨志愿者的参与动机类型。最后，采用单因素方差法分析检验假设，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构建出志愿者个体特征与参与动机的关系。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样本特征统计分析
调查样本的特征统计分析见上页表1。在性别方面，女性志愿者人数比例为67.6%，男性为32.4%，这与LK中女性志愿者人数多于男性志愿者有关。在年龄分布方面，主要集中在19—24岁，占比达42.6%。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占大多数，具有本科学历的人数比例为66.5%，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数比例为15.9%。在政治面貌方面，党员和团员的人数占比达66.5%。在民族方面，虽汉族志愿者比例较高，但相比其他地区，此次活动的志愿者中少数民族志愿者的比例还是高的。在婚姻状况方面，未婚人数达一半以上，这与志愿者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下这一年龄特征有关。在收入方面，有53.4%的志愿者月收入在3000元及以下，这主要与调查者中学生群体人数较多有关。在职业分布方面，有44.3%的志愿者为学生，这与LK和昆明市多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共同保护滇池有关。在宗教信仰方面，有77.3%的志愿者无宗教信仰。
（二）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情况分析
志愿者是滇池治理中最基础的社会力量。根据样本数据显示，参与调查的176名志愿者中有134名志愿者参加过“滇池关爱日”活动。因此，下文对志愿者参与活动动机的研究是基于这134名志愿者的参与动机分析结果，即样本数量为134。
本研究以每个月参加一次滇池关爱日活动的频率为基准，考察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频率，结果如上页图1所示。有22.4%的志愿者参与频率是一年一次，36.6%的志愿者半年参加一次，41.0%的志愿者每个月都会参加。关于志愿者能否全程参与活动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61.9%的志愿者能够全程参与，余下的志愿者因工作或家庭等原因不能全程参与，如上页图2所示。在参与活动时长方面，有65.7%的志愿者参加活动的时间在3个小时以上，如见上页图3所示。总体而言，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情况有待加强，仍需挖掘志愿者的潜在力量，动员更多志愿者参与活动。
（三）志愿者参与活动动机的因子分析
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数据结果显示：KMO值为0.899，Bartlett球形卡方检验值为3068.371，df值为276，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样本可以进行因子分析。以特征值和碎石图为标准来选择合适的提取因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并经过方差最大化旋转，以特征值大于1、因子负载大于0.5为采纳标准，对24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见下页表2。
以特征值大于1为抽取原则，本研究共提取了五个公因子，累计因子可解释总方差贡献率为77.400%。总体可信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949，5个公因子的信度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39、0.881、0.873、0.900、0.777，表明各公因子内部一致性良好。各个测量指标在各自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等于0.50，表明本研究的量表及其数据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依据测量变量的含义，笔者将这五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功利动机、价值观动机、学习动机和社会交往动机。对这五个公因子进行均值比较后发现，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首要动机为“价值观动机”（均值为 6.167），随后依次为“学习动机”（均值為6.016）、“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均值为5.447）、“交往动机”（均值为4.884）及“功利动机”（均值为 3.810），即本次调查显示具体的动机强度关系为：价值观动机 > 学习动机 > 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 > 社会交往动机 > 功利动机。 志愿者群体是滇池治理与保护中重要的社会资本之一，其价值观动机最强，表明志愿者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念，如环境保护理念、公共责任感等是促使志愿者参与滇池保护与治理的主要原因。学习动机次之，说明志愿者希望借助参与滇池治理活动获得知识、视野的拓展是次要原因。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交往动机分列第三、四位，说明解决个人的担忧并获得心灵和精神上的满足，以及满足社会交往的需求，也是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活动的原因。功利动机最弱，传递出志愿者群体并不是以获得个人经济利益或额外声誉等好处而参与滇池治理活动的信号。
动机强度的差异，体现了志愿者对更深层的价值理性的追求，是理性选择的高级表现形式。价值观动机最强这一结果，看似与韦伯对现代社会有关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讨论相矛盾，但实际上对行为者本身而言，基于价值观念体系参与滇池治理活动是其主观理性下的选择，是价值合理的考量。因此，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志愿者群体对价值理性的追求，反映出志愿者个体参与滇池治理活动的环保行为是基于其自身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公共参与意识等价值体系产生的，是志愿者主观理性选择的行动。
（四）志愿者个体特征与参与动机关系分析
志愿者的参与动机是指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活动的原因和目的，是产生行动的前提。根据理性选择理论，个体依据自身资源决定发生何种行为。调查结果显示，志愿者群体表现出了价值理性的追求，但由于志愿者群体中又分化为具有不同特征的个体，为了进一步分析身份特征不同的志愿者个体参与滇池治理的动机，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列出了个体特征与不同参与动机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的Sig值，Sig值小于0.05的为拒绝原假设，接受研究假设，反之则拒绝研究假设。
“价值观动机”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无变量对志愿者的价值观动机平均值产生显著影响，拒绝了研究假设。这说明：社会生活不同于经济生活，不同特征的志愿者在参与滇池治理活动时，在价值观动机上无显著差异。较高的价值观动机水平，体现了志愿者群体对价值合理的考虑和追求。
“学习动机”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仅有“职业”因素会对学习动机产生影响。基于此，将学习动机作为因变量，以“学生”为基准将职业进行虚拟编码作为自变量后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建立职业与学习动机的因果关系。分析结果如下页表4所示。R2值为0.113，P值为0.008，小于0.01，说明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根据下页表4可以形成如下回归方程式：
学习动机=6.197-0.311×事业单位或国企-0.222×私企或外企-1.397×个体商户-0.768×离退休人员-0.082×其他
可见，职业为“学生”的志愿者参于滇池治理的学习动机最高，而职业为“个体商户”的志愿者学习动机最低，比学生志愿者少1.397个单位，且差异显著。调查了解到，“滇池关爱日”活动中的学生志愿者的学习动机主要有两类，一是对环保感兴趣的，二是有专业需求。通过参与滇池治理，他们希望学习到有关水质污染指标、水质测量方法等专业的环保知识和技能。学生的学习动机最强，表明学生会根据自身的内在需求参与滇池治理活动，是均衡过自己的效益后采取的行动。
对“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的方差分析发现，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存在显著的职业差异。基于此，将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作为因变量，以“学生”为基准将职业进行虚拟编码作为自变量后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建立职业与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的因果关系。分析结果显示，R2值为0.213，P值为0.000，小于0.01，说明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根据下页表4可形成如下的回归方程式：
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5.775-0.245×事业单位或国企+0.163×私企或外企-0.775×个体商户-1.748×离退休人员-0.502×其他
其中，离退休人员的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最低，比学生少1.748个单位，且差异显著。职业是个体最重要的社会身份特征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地位的表现之一，同时也决定了个体拥有资源的多少。LK中不乏一些环境专业的专家，他们以自身所学为滇池治理提供技术和知识支持，以此实现其社会价值，获得心灵和精神上的满足。
“社会交往动机”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等因素会对志愿者的社会交往动机的平均值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将社会交往动机作为因变量，将年龄分组（18岁及以下为基准）、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基准）和月收入（3000元及以下为基准）分别进行虚拟编码作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R2值为0.393，P值为0.000，小于0.01，说明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根据表4可以形成如下的回归方程式：
社会交往动机=6.880-1.120×年龄（25—30岁）+1.296×年龄（37—42岁）-1.881×受教育程度（本科）-1.592×受教育程度（研究生）-1.243×月收入（3001—6000元）-2.409×月收入（6001—9000元）-0.968×月收入（9001元及以上）
年龄是人的自然生物特征，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拥有的各类资源也不尽相同。年龄在37—42岁之间的志愿者比18岁及以下的志愿者在社会交往动机方面高1.296个单位。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和研究生的志愿者的社会交往动机均低于初中及以下的志愿者。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志愿者的社会交往动机最高，而月收入在6001—9000元的志愿者的社会交往动机最低，且影响最大。调查了解到，月收入在3000元及以下的志愿者多为在校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念形成期，易受同辈群体的影响。参加类似滇池治理这样的活动对他们维持和拓展交际是一个十分方便、有效的方式。
“功利动机”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志愿者的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等个体特征会对功利动机均值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将功利交往动机作为因变量，将年龄分组（18岁及以下为基准）、政治面貌（党员为基准）、婚姻状况（未婚為基准）、职业（事业单位/国企为基准）、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基准）和月收入（3000元及以下为基准）分别进行虚拟编码作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R2值为0.310，P值为0.000，小于0.01，说明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根据上页表4可形成如下回归方程式： 功利动机=2.812-1.844×月收入（6001—9000元）+1.412×年龄（37—42岁）+1.134×职业（学生）+1.052×受教育程度（大专）+2.312×受教育程度（其他）+0.741×政治面貌（团员）
功利动机总体强度偏低，在年龄分组中，37—42岁的志愿者较18岁及以下的志愿者多1.412个单位。学生志愿者功利动机高于事业单位/国企的志愿者1.134个单位。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和其他的志愿者功利动机高于初中及以下的志愿者分别1.052和2.312个单位。月收入在6001—9000元之间的志愿者的功利动机均值低于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志愿者1.844个单位。可见，物质基础是客观条件，个体如果缺乏经济资源，自然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就要高于其他收入的群体，并期望通过参与滇池治理活动获得实际利益，以改善经济状况。这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征，也是低收入群体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作出的理性选择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根据前文的数据分析，可得如下结论和启示：
（一）志愿者的社会资本有待挖掘
本次调查发现，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总体情况并不乐观，有23.86%的LK志愿者没有参与过“滇池关爱日”活动。就参与频率而言，有41.0%的志愿者坚持每月都会参加活动。在参与活动的时长上，有65.7%的志愿者能够坚持参加3个小时以上。可见，志愿者这一社会力量并没有被充分激发，要想发挥志愿者在滇池治理中的作用，就应该深挖众多“志愿者”个体汇聚的潜在力量。
（二）志愿者具有更深層的价值理性追求
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动机强度关系可表现为：价值观动机>学习动机>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社会交往动机>功利动机，总体呈现出志愿者对深层的价值理性追求的趋势。价值理性作为韦伯的核心概念之一，考虑的是行为者对某种行为内在价值的主观信念，而这种信念本身就具备行为的主观合理性①。就如理性选择理论所指出的：“以‘理性’为基本前提，‘理性’是人类选择与调节自我行为的能力，理性是人类超出动物而独具的一种认识和思维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的存在，不仅使人们能调整达到目的之手段，而且使人们能够建立起价值体系。”②志愿者的首要动机是他们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公共参与意识等价值观念。由此可见，价值观念体系的形成是行动的前提。如帕累托所言：“现实生活中的理性选择不仅存在经济效用，还存在道德效用。”①因此，志愿者个体对价值理性的追求，在微观层面体现了志愿者内在价值观中环保意识的提高，在宏观层面折射出社会对滇池治理等环保工作的重视。
（三）志愿者参与动机的群体性差异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考察不同动机维度下志愿者的个体特征差异，并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志愿者是如何整合自身资源从事滇池治理之理性行动的。具体表现为：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价值观动机未受个体特征的影响，总体呈现出较高的动机水平;学习动机受到个体职业影响;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存在显著的职业差异，其中离退休人员的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最低且影响最大;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等个体特征分别会对志愿者的社会交往动机产生显著影响;志愿者的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职业、收入等多种个体特征对功利动机产生显著性影响。
志愿者由于拥有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差异和制度结构背景的不同，会产生利益需求的差异，但均是在综合了多种利益需求后确立参与动机并采取行动的。这里的利益需求不仅指经济利益，还包括情感追求、价值取向等。学生作为参与滇池治理活动重要的志愿者群体之一，也是未来环保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学习动机最强是源于学生的兴趣和专业学习这两方面的内在需求。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志愿者更希望通过参与滇池治理活动获得知识、技能的提升和心灵、精神上的满足。在动机强度比较中，虽然功利动机总体强度最低，但其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学生志愿者的功利动机较高，且收入在6001—9000元的志愿者功利动机低于3000元及以下的志愿者。可见，本身缺乏经济资源的志愿者对经济利益的需求要高于其他收入群体，这是低收入群体根据自身的经济需求作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
上述不同的个体特征，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活动的动机，并在不同的动机维度下表现出了群体性差异。
（四）启示
针对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情况、动机强度的不同及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动机的群体性差异，环保社会组织在动员志愿者参与活动时，应参考总体特征和不同群体的需求而采取不同的策略。
首先，基于志愿者对价值理性的追求，环保社会组织可以利用微信平台、微博、电视和广播等线上线下多种传播媒介，宣传滇池治理的相关活动，传播环境保护理念，以影响、塑造志愿者和其他民众的环保意识、生态理念、公共参与责任感等价值观念体系，吸引更多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活动。
其次，鉴于学生是志愿者队伍建设的重要力量和参与滇池治理活动的重要群体，环保社会组织应充分加强与学校环保社团的合作，挖掘学生潜力。环保社会组织可以通过举办滇池治理交流会的形式，为他们提供一个轻松又专业的交流平台，以吸引具有学习动机和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的志愿者参与活动。
最后，可完善志愿者的激励制度，如为每个志愿者建立电子身份卡，记录参与活动情况，增加志愿者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也可建立荣誉奖励机制，给活动中表现优秀的个人或团体颁发荣誉证书，激励志愿者更加积极地参与滇池治理活动，以更好地发挥志愿者的社会资本力量。
责任编辑：郑 颖
[关键词]滇池治理;志愿者;参与动机;理性选择理论
一、引言
滇池地处昆明盆地最低点，是昆明唯一的纳水体，具有流域面积小、水资源量少、无过境水补给、流域内降雨集中和蒸发量大的特点①。滇池的治理与保护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便已开始，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如今已取得一定成效。据《春城晚报》报道，与去年同期相比，2018年第一季度滇池全湖水质类别由V类上升为IV类，营养状态和水体透明度均得到改善②。但在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滇池治理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政府主导、企业协助、环保社会组织监督是近年来滇池治理的特色。随着社会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市场机制及社会机制的作用日益凸显，社会治理社会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已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这充分说明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一条路径，成为连接公民与社会的一座桥梁。昆明环保科普协会（以下简称LK）是一家致力于以公众参与、政策倡导的方式解决本土环境问题的环保社会组织，于2009年策划并开展了首次“滇池关爱日——水环境保护公众参与行动”。LK利用自身平台，组织志愿者探访滇池流域的河流并进行水质监测和污染记录，这项活动已连续开展9年，成为环保社会组织动员志愿者参加滇池治理的代表性活动。志愿者是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基石，“滇池关爱日”活动开展的动力就来自广大志愿者的支持。志愿者既是滇池治理中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更是重要的社会资本。要动员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发挥其作为社会资本的巨大力量，首先应该了解志愿者的参与动机，因为参与动机表明了志愿者个体参与滇池治理的原因和目的，是发生个人环保理性行为的基础，研究分析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动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二、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依据：理性选择理论
科尔曼（Coleman）是20世纪致力于建构宏观理论（grand theory）的社会学家，亦是“理性选择理论”（或称为社会学的理性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科尔曼在他的成名作《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中集中阐释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及核心观点①。该理论借助合理性的行动，连接了作为研究起点的个人行动和作为研究目标的社会系统，即通过个人行动的集合促进社会制度的完善②。因此，又可用方法论个人主义[或称为个人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y individualism）]，即用系统的不同组织部分（如个人、群体、组织和制度等）的行动来解释系统行为，它根据所要解答的具体问题来选择令人满意的解释层次。科尔曼将此理论解释为“个人水平的行动理论”或“系统的内部分析理论”，其目的是通过个人的理性行动来研究社会的系统运动，其实质是回答个人行动和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③。哈勃也指出：“对于理性选择理论，要基于有目的和有意识的选择行为的假设来讨论它。”④
方法论个体主义主张：个体才是构成团体或组织的基本细胞，个体行为的集合或累加构成集体行为和完成既定目标，人类的行为都应该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与动力⑤。用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解释模式从事本研究，要着重从参与滇池治理的志愿者个人的选择动机、信念、爱好以及所拥有的资源限制选择后产生的期望收益等角度进行分析，研究个人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可能达到的效果，并预测滇池治理的前景。因此，本文将志愿者个体参与滇池治理的动机作为分析单位和研究对象，以解释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个体行动及其作为滇池治理中最重要的社会力量所表现出的群体性特征。
（二）研究假设
理性选择理论是借鉴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形成的。科尔曼将“经济人”假设运用到社会学理论解释框架中并赋予其社会学含义，即“它不仅用于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还试图解释更广泛的社会行动”⑥。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将“经济人”转变为“理性人”，并将“理性人”论述为不仅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且顾及权力、地位、声望、信任和评价等“非经济的因素”，而且这些“非经济因素”也是“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内容。他认为“理性人”实质上是社会人，所以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应从社会层面开展研究⑦，这也意味着行为者受社会条件限制。科尔曼强调，分析社会事实需要借助对个体行动的分析，去解释“处于宏观水平下的个人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是怎样构成宏观社会现象的”①。整个行动系统由行动者和资源组成，行动者和资源之间是控制关系和利益关系②。因此，理性选择是个体行动者综合考量个体掌握的资源因素后所采取的特定的社会行动。这里的“资源”，是指物质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具体包含财富、物品、事件、信息、技能、特长、感情等等，且这三种资源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任何一种形式的资源都可以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的资源③。所以，个体资源具体体现在个体的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个人身份特征和制度约束中。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可用年龄、收入、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个体特征来综合解释“滇池关愛日”活动中志愿者的行为。本文将基于理性选择理论中“由个人动机到社会交换，由基本行动到系统行动的内在逻辑关系”④理念及其对资源的强调，以志愿者个体参与滇池治理的动机为出发点，探讨“滇池关爱日”活动中志愿者群体的参与动机，以期为环保社会组织激励动员志愿者参与环保行动提供借鉴。 （二）问卷设计与变量
本研究所用调查问卷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个体特征，第二部分是被调查者参与滇池治理的情况，第三部分为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动机。
第一部分的个体特征包含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等九个变量，笔者将该部分内容设定为自变量进行检验，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原数据中未根据年龄分组。为了比较不同年龄段的差异情况，笔者将志愿者年龄分为六组：18岁及以下;19—24岁;25—30岁;31—36岁;37—42岁;43岁及以上。宗教信仰原数据分类较细，为了减少自变量的数量，笔者将其简化为有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两类。
第二部分调查志愿者参加滇池治理的情况，包括询问志愿者是否参与过LK组织的“滇池关爱日”活动，以及了解志愿者的参与频率、全程参与情况和参与时长等。
第三部分的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动机量表是在借鉴以往研究和前期调查的基础上设计的。Clary等人以功能分析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并经过多次实践检验，确立了志愿者参与活动的六个参与动机，即价值观动机、学习动机、社会交往动机、职业发展动机、自我保护动机和自我增强动机①。本文结合初步调查，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参与动机细分为24个指标。在回答选项部分采用李克特七级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有一点不同意，4=无所谓，5=有一点同意，6=同意，7=非常同意。
（三）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对问卷信度的检验结果为：α信度系数等于0.949。一般认为，各维度的α信度系数大于0.7时，表明量表信度较好，符合要求。再利用 KMO系数和Bartlett球形检验对问卷结构效度进行检验。经计算，KMO值为0.899，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四）研究方法
本文综合运用SPSS17.0和EXCEL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首先，对被调查者进行人口特征统计分析，并对志愿者参与“滇池关爱日”活动的整体情况进行频数统计分析。其次，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探讨志愿者的参与动机类型。最后，采用单因素方差法分析检验假设，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构建出志愿者个体特征与参与动机的关系。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样本特征统计分析
调查样本的特征统计分析见上页表1。在性别方面，女性志愿者人数比例为67.6%，男性为32.4%，这与LK中女性志愿者人数多于男性志愿者有关。在年龄分布方面，主要集中在19—24岁，占比达42.6%。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占大多数，具有本科学历的人数比例为66.5%，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数比例为15.9%。在政治面貌方面，党员和团员的人数占比达66.5%。在民族方面，虽汉族志愿者比例较高，但相比其他地区，此次活动的志愿者中少数民族志愿者的比例还是高的。在婚姻状况方面，未婚人数达一半以上，这与志愿者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下这一年龄特征有关。在收入方面，有53.4%的志愿者月收入在3000元及以下，这主要与调查者中学生群体人数较多有关。在职业分布方面，有44.3%的志愿者为学生，这与LK和昆明市多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共同保护滇池有关。在宗教信仰方面，有77.3%的志愿者无宗教信仰。
（二）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情况分析
志愿者是滇池治理中最基础的社会力量。根据样本数据显示，参与调查的176名志愿者中有134名志愿者参加过“滇池关爱日”活动。因此，下文对志愿者参与活动动机的研究是基于这134名志愿者的参与动机分析结果，即样本数量为134。
本研究以每个月参加一次滇池关爱日活动的频率为基准，考察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频率，结果如上页图1所示。有22.4%的志愿者参与频率是一年一次，36.6%的志愿者半年参加一次，41.0%的志愿者每个月都会参加。关于志愿者能否全程参与活动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61.9%的志愿者能够全程参与，余下的志愿者因工作或家庭等原因不能全程参与，如上页图2所示。在参与活动时长方面，有65.7%的志愿者参加活动的时间在3个小时以上，如见上页图3所示。总体而言，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情况有待加强，仍需挖掘志愿者的潜在力量，动员更多志愿者参与活动。
（三）志愿者参与活动动机的因子分析
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数据结果显示：KMO值为0.899，Bartlett球形卡方检验值为3068.371，df值为276，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样本可以进行因子分析。以特征值和碎石图为标准来选择合适的提取因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并经过方差最大化旋转，以特征值大于1、因子负载大于0.5为采纳标准，对24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见下页表2。
以特征值大于1为抽取原则，本研究共提取了五个公因子，累计因子可解释总方差贡献率为77.400%。总体可信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949，5个公因子的信度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39、0.881、0.873、0.900、0.777，表明各公因子内部一致性良好。各个测量指标在各自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等于0.50，表明本研究的量表及其数据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依据测量变量的含义，笔者将这五个公因子分别命名为：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功利动机、价值观动机、学习动机和社会交往动机。对这五个公因子进行均值比较后发现，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首要动机为“价值观动机”（均值为 6.167），随后依次为“学习动机”（均值為6.016）、“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均值为5.447）、“交往动机”（均值为4.884）及“功利动机”（均值为 3.810），即本次调查显示具体的动机强度关系为：价值观动机 > 学习动机 > 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 > 社会交往动机 > 功利动机。 志愿者群体是滇池治理与保护中重要的社会资本之一，其价值观动机最强，表明志愿者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念，如环境保护理念、公共责任感等是促使志愿者参与滇池保护与治理的主要原因。学习动机次之，说明志愿者希望借助参与滇池治理活动获得知识、视野的拓展是次要原因。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交往动机分列第三、四位，说明解决个人的担忧并获得心灵和精神上的满足，以及满足社会交往的需求，也是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活动的原因。功利动机最弱，传递出志愿者群体并不是以获得个人经济利益或额外声誉等好处而参与滇池治理活动的信号。
动机强度的差异，体现了志愿者对更深层的价值理性的追求，是理性选择的高级表现形式。价值观动机最强这一结果，看似与韦伯对现代社会有关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讨论相矛盾，但实际上对行为者本身而言，基于价值观念体系参与滇池治理活动是其主观理性下的选择，是价值合理的考量。因此，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志愿者群体对价值理性的追求，反映出志愿者个体参与滇池治理活动的环保行为是基于其自身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公共参与意识等价值体系产生的，是志愿者主观理性选择的行动。
（四）志愿者个体特征与参与动机关系分析
志愿者的参与动机是指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活动的原因和目的，是产生行动的前提。根据理性选择理论，个体依据自身资源决定发生何种行为。调查结果显示，志愿者群体表现出了价值理性的追求，但由于志愿者群体中又分化为具有不同特征的个体，为了进一步分析身份特征不同的志愿者个体参与滇池治理的动机，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列出了个体特征与不同参与动机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的Sig值，Sig值小于0.05的为拒绝原假设，接受研究假设，反之则拒绝研究假设。
“价值观动机”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无变量对志愿者的价值观动机平均值产生显著影响，拒绝了研究假设。这说明：社会生活不同于经济生活，不同特征的志愿者在参与滇池治理活动时，在价值观动机上无显著差异。较高的价值观动机水平，体现了志愿者群体对价值合理的考虑和追求。
“学习动机”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仅有“职业”因素会对学习动机产生影响。基于此，将学习动机作为因变量，以“学生”为基准将职业进行虚拟编码作为自变量后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建立职业与学习动机的因果关系。分析结果如下页表4所示。R2值为0.113，P值为0.008，小于0.01，说明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根据下页表4可以形成如下回归方程式：
学习动机=6.197-0.311×事业单位或国企-0.222×私企或外企-1.397×个体商户-0.768×离退休人员-0.082×其他
可见，职业为“学生”的志愿者参于滇池治理的学习动机最高，而职业为“个体商户”的志愿者学习动机最低，比学生志愿者少1.397个单位，且差异显著。调查了解到，“滇池关爱日”活动中的学生志愿者的学习动机主要有两类，一是对环保感兴趣的，二是有专业需求。通过参与滇池治理，他们希望学习到有关水质污染指标、水质测量方法等专业的环保知识和技能。学生的学习动机最强，表明学生会根据自身的内在需求参与滇池治理活动，是均衡过自己的效益后采取的行动。
对“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的方差分析发现，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存在显著的职业差异。基于此，将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作为因变量，以“学生”为基准将职业进行虚拟编码作为自变量后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建立职业与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的因果关系。分析结果显示，R2值为0.213，P值为0.000，小于0.01，说明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根据下页表4可形成如下的回归方程式：
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5.775-0.245×事业单位或国企+0.163×私企或外企-0.775×个体商户-1.748×离退休人员-0.502×其他
其中，离退休人员的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最低，比学生少1.748个单位，且差异显著。职业是个体最重要的社会身份特征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地位的表现之一，同时也决定了个体拥有资源的多少。LK中不乏一些环境专业的专家，他们以自身所学为滇池治理提供技术和知识支持，以此实现其社会价值，获得心灵和精神上的满足。
“社会交往动机”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等因素会对志愿者的社会交往动机的平均值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将社会交往动机作为因变量，将年龄分组（18岁及以下为基准）、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基准）和月收入（3000元及以下为基准）分别进行虚拟编码作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R2值为0.393，P值为0.000，小于0.01，说明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根据表4可以形成如下的回归方程式：
社会交往动机=6.880-1.120×年龄（25—30岁）+1.296×年龄（37—42岁）-1.881×受教育程度（本科）-1.592×受教育程度（研究生）-1.243×月收入（3001—6000元）-2.409×月收入（6001—9000元）-0.968×月收入（9001元及以上）
年龄是人的自然生物特征，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拥有的各类资源也不尽相同。年龄在37—42岁之间的志愿者比18岁及以下的志愿者在社会交往动机方面高1.296个单位。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和研究生的志愿者的社会交往动机均低于初中及以下的志愿者。月收入低于3000元的志愿者的社会交往动机最高，而月收入在6001—9000元的志愿者的社会交往动机最低，且影响最大。调查了解到，月收入在3000元及以下的志愿者多为在校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念形成期，易受同辈群体的影响。参加类似滇池治理这样的活动对他们维持和拓展交际是一个十分方便、有效的方式。
“功利动机”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志愿者的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等个体特征会对功利动机均值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将功利交往动机作为因变量，将年龄分组（18岁及以下为基准）、政治面貌（党员为基准）、婚姻状况（未婚為基准）、职业（事业单位/国企为基准）、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为基准）和月收入（3000元及以下为基准）分别进行虚拟编码作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R2值为0.310，P值为0.000，小于0.01，说明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根据上页表4可形成如下回归方程式： 功利动机=2.812-1.844×月收入（6001—9000元）+1.412×年龄（37—42岁）+1.134×职业（学生）+1.052×受教育程度（大专）+2.312×受教育程度（其他）+0.741×政治面貌（团员）
功利动机总体强度偏低，在年龄分组中，37—42岁的志愿者较18岁及以下的志愿者多1.412个单位。学生志愿者功利动机高于事业单位/国企的志愿者1.134个单位。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和其他的志愿者功利动机高于初中及以下的志愿者分别1.052和2.312个单位。月收入在6001—9000元之间的志愿者的功利动机均值低于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志愿者1.844个单位。可见，物质基础是客观条件，个体如果缺乏经济资源，自然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就要高于其他收入的群体，并期望通过参与滇池治理活动获得实际利益，以改善经济状况。这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征，也是低收入群体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作出的理性选择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根据前文的数据分析，可得如下结论和启示：
（一）志愿者的社会资本有待挖掘
本次调查发现，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总体情况并不乐观，有23.86%的LK志愿者没有参与过“滇池关爱日”活动。就参与频率而言，有41.0%的志愿者坚持每月都会参加活动。在参与活动的时长上，有65.7%的志愿者能够坚持参加3个小时以上。可见，志愿者这一社会力量并没有被充分激发，要想发挥志愿者在滇池治理中的作用，就应该深挖众多“志愿者”个体汇聚的潜在力量。
（二）志愿者具有更深層的价值理性追求
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动机强度关系可表现为：价值观动机>学习动机>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社会交往动机>功利动机，总体呈现出志愿者对深层的价值理性追求的趋势。价值理性作为韦伯的核心概念之一，考虑的是行为者对某种行为内在价值的主观信念，而这种信念本身就具备行为的主观合理性①。就如理性选择理论所指出的：“以‘理性’为基本前提，‘理性’是人类选择与调节自我行为的能力，理性是人类超出动物而独具的一种认识和思维能力，正是这种能力的存在，不仅使人们能调整达到目的之手段，而且使人们能够建立起价值体系。”②志愿者的首要动机是他们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公共参与意识等价值观念。由此可见，价值观念体系的形成是行动的前提。如帕累托所言：“现实生活中的理性选择不仅存在经济效用，还存在道德效用。”①因此，志愿者个体对价值理性的追求，在微观层面体现了志愿者内在价值观中环保意识的提高，在宏观层面折射出社会对滇池治理等环保工作的重视。
（三）志愿者参与动机的群体性差异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考察不同动机维度下志愿者的个体特征差异，并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志愿者是如何整合自身资源从事滇池治理之理性行动的。具体表现为：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价值观动机未受个体特征的影响，总体呈现出较高的动机水平;学习动机受到个体职业影响;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存在显著的职业差异，其中离退休人员的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最低且影响最大;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等个体特征分别会对志愿者的社会交往动机产生显著影响;志愿者的年龄、政治面貌、婚姻状况、职业、收入等多种个体特征对功利动机产生显著性影响。
志愿者由于拥有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差异和制度结构背景的不同，会产生利益需求的差异，但均是在综合了多种利益需求后确立参与动机并采取行动的。这里的利益需求不仅指经济利益，还包括情感追求、价值取向等。学生作为参与滇池治理活动重要的志愿者群体之一，也是未来环保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学习动机最强是源于学生的兴趣和专业学习这两方面的内在需求。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志愿者更希望通过参与滇池治理活动获得知识、技能的提升和心灵、精神上的满足。在动机强度比较中，虽然功利动机总体强度最低，但其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学生志愿者的功利动机较高，且收入在6001—9000元的志愿者功利动机低于3000元及以下的志愿者。可见，本身缺乏经济资源的志愿者对经济利益的需求要高于其他收入群体，这是低收入群体根据自身的经济需求作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
上述不同的个体特征，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活动的动机，并在不同的动机维度下表现出了群体性差异。
（四）启示
针对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的情况、动机强度的不同及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动机的群体性差异，环保社会组织在动员志愿者参与活动时，应参考总体特征和不同群体的需求而采取不同的策略。
首先，基于志愿者对价值理性的追求，环保社会组织可以利用微信平台、微博、电视和广播等线上线下多种传播媒介，宣传滇池治理的相关活动，传播环境保护理念，以影响、塑造志愿者和其他民众的环保意识、生态理念、公共参与责任感等价值观念体系，吸引更多志愿者参与滇池治理活动。
其次，鉴于学生是志愿者队伍建设的重要力量和参与滇池治理活动的重要群体，环保社会组织应充分加强与学校环保社团的合作，挖掘学生潜力。环保社会组织可以通过举办滇池治理交流会的形式，为他们提供一个轻松又专业的交流平台，以吸引具有学习动机和自我保护与实现动机的志愿者参与活动。
最后，可完善志愿者的激励制度，如为每个志愿者建立电子身份卡，记录参与活动情况，增加志愿者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也可建立荣誉奖励机制，给活动中表现优秀的个人或团体颁发荣誉证书，激励志愿者更加积极地参与滇池治理活动，以更好地发挥志愿者的社会资本力量。
责任编辑：郑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