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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釉里红是用铜红料在胎体上描绘出纹饰，然后施透明釉，在1300℃的高温中一次烧成。釉里红在元代烧制成功，明代釉里红的烧造盛行于洪武朝。其制作工艺与青花几乎完全相同，区别仅在于釉里红是用氧化铜作呈色剂，而青花则用氧化钴作呈色剂。
关键词：洪武；釉里红
1 洪武釉里红概述
釉里红是用铜红料在胎体上描绘出纹饰，然后施透明釉，在1300℃的高温中一次烧成。其制作工艺与青花几乎完全相同，区别仅在于釉里红是用氧化铜作呈色剂，而青花则用氧化钴作呈色剂。但氧化铜的呈色难以控制，在高温中容易挥发，所以烧造难度极大。釉里红在元代烧制成功，明代釉里红的烧造盛行于洪武朝。
据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考证，明太祖朱元璋因姓朱，“朱”在颜色中为红色，而且明朝为火德，所以极其推崇红色。当时宫中的装饰及服饰皆以红色为主，所以《明史》中有“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1]的记载，这也是釉里红在洪武年间盛行的主要原因。
相较于明代的其他时期，永乐、宣德朝是青花，成化朝是斗彩，弘治朝是黄釉，嘉靖、万历朝是五彩，那么釉里红则是洪武朝瓷器的代表性品种。在国内外传世品中可以确认的洪武瓷器中，釉里红的数量最多[2]，只是传世的洪武釉里红多数红色不正，色泽晦暗，不是偏黑，就是偏淡，甚至呈黑红透紫色，极少有鲜红纯正者。
20世纪90年代在江西景德镇珠山明代御窑厂东院遗址的地层中出土了青花瓷与釉里红瓷等洪武官窑器物，有大碗、大盘等，以扁菊花、牡丹花、莲花等纹饰为主，画工精致[3]。这些出土的青花瓷与釉里红瓷的造型和纹饰具有相似性，制作工艺和装饰风格相同，但到目前为止在景德镇的明代民窑遗址中还没有发现过洪武釉里红瓷器，这说明明初的民窑是不能生产釉里红的，从而证明传世的洪武釉里红均是明代官窑产品。洪武釉里红的传世数量极其有限，目前主要集中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等国内外博物馆。
釉里红在元代属于初创阶段，烧造工艺尚未成熟，因此色泽不够纯正，红中闪灰或泛黑，多有晕散现象。而洪武釉里红则在元代的基础上继续烧造，尽管釉里红的烧造技术仍未完全成熟，但与元代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在烧制技术、烧制工艺等方面均得到了提高，其整体风格处于元代和明代永乐、宣德朝之间，同时仍保留了一部分元代釉里红的时代特征。洪武釉里红在胎体、釉面、器型、工艺等方面与同一时期的洪武青花基本相同，与元代不同的是洪武年间釉里红的烧造数量与器物种类明显比青花多。
首先，虽然洪武釉里红的烧造技术仍未完全过关，但是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釉里红的彩绘技法。虽然仍有大面积的晕散和飞红现象，但色泽基本鲜艳。当然呈色不佳的也有，如有些器物呈现黑红透紫并略微泛灰的色调，有些器物呈现粉红透青绿的色调，釉面往往有细开片。总体而言，呈色不佳的器物主要表现为色泽偏晦暗。
元代由于无法克服晕散、飞红等现象，因此很难绘出纹饰，纹饰大多事先在胎体上刻划好，再用釉里红填绘地色或填绘纹饰留出白地，最后上透明釉烧制而成，直接用釉里红绘画的并不多见。
洪武釉里红瓷器在烧造技术上明显比元代进步，基本上能够控制住釉里红烧造过程中的晕散、飞红等现象。已经不再需要借助在胎体上刻划纹饰，而是直接在胎体上用釉里红绘出或以釉里红涂抹留白的方法绘出纹饰，图案大多以线条的形式来表现，先勾轮廓后填色，在轮廓内填色留白边，线条流畅清晰，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造诣。
其次，洪武釉里红的烧造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多数为大件器物[4]。元代是釉里红瓷器的初创阶段，由于氧化铜的呈色难以控制，因此釉里红瓷器烧成的数量远远少于青花瓷器，而且多数为小件器物，即使是瓶、罐之类的器物，高度也一般在20厘米左右。
洪武釉里红瓷器不仅传世数量明显多于青花瓷器，而且明显比元代的器物高大，如高达50厘米的大罐、口径40厘米以上的大碗、直径55厘米的大盘以及大罐、玉壶春瓶、梅瓶、执壶等，给人以端庄典雅的感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传世的洪武釉里红中，大盘的存世数量不容忽视。洪武釉里红大盘以圆形为主，亦有椭圆形。在元代开始流行器型硕大的花口或棱口等式样的大盘，这种花口或棱口的大盘在洪武年间盛行，直径大多在30厘米以上，有的甚至超过40厘米。
再次，洪武朝由于已经熟练地掌握釉里红的彩绘技法，所以能够直接在胎体上用釉里红绘出或以釉里紅涂抹留白的方法绘出纹饰。洪武釉里红的装饰图案丰富，构图繁复，纹饰题材基本上与青花瓷器相同，常见有莲花、缠枝花、折枝花、串枝花、扁菊花、松竹梅、庭院芭蕉、人物故事等，其中以扁菊花最为常见。常见的辅助纹饰有蕉叶纹和变体莲瓣纹等。
洪武釉里红中菊花的形状常被处理成扁圆形，多为两层长圆形菊瓣，内层菊瓣为白色，外层菊瓣填色留出白边，花形清晰。菊花的花蕊则画成椭圆形双线圈，内填网格纹，以缠枝花的形式表现出来，隽美多姿，笔法娴熟，花形清晰，极富特色。明代人们常以菊花来明志，谓之情操高洁、素雅坚贞，同时菊花又被赋予了吉祥、长寿的寓意，人们往往以缠枝菊花纹来表示福寿延绵。
在装饰风格上，洪武釉里红一改元代纹饰繁密的特点，布局渐趋疏朗。采用分层装饰的手法，画面布局层次多达八层，主题突出，纹饰鲜明，线条流畅，繁而不乱，展现出元末明初多层次绘画的独特风貌，绘画粗犷而不失工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最后，洪武釉里红的制作工艺与青花完全相同，胎体洁白细腻，釉色白中微闪青，釉层肥厚滋润。除了口径在20厘米左右的大碗、玉壶春瓶等几种器物底部施釉外，其余器物的底部都涩胎无釉[5]，烧成后氧化呈赭红色，而且多数有明显的刷纹。器物的圈足大多平削，底足平齐，摒弃了元代器物底足斜削的习惯。
釉里红虽然在洪武朝盛行一时，但在宣德朝以后，釉里红的烧造技法逐渐衰退，不得不以矾红来取代釉里红，直到清代的康熙朝才重新恢复烧制。因此，洪武釉里红也就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迄今为止，能够流传下来的洪武釉里红实属凤毛麟角，至于那端庄的色泽与名贵的地位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了。
2 洪武釉里红鉴赏
洪武釉里红折枝牡丹纹花口盘（图1），高8.6厘米，口径45厘米，足径22.1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釉里红的发色鲜艳明快，呈纯正的鲜红色，这在洪武釉里红中极为难得。
洪武釉里红缠枝花卉纹碗（图2），高16.2厘米，口径40.5厘米，足径23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釉里红呈色暗淡，色泽偏灰，有晕散现象。
洪武釉里红缠枝菊花纹玉壶春瓶（图3），高32.1厘米，口径8.3厘米，足径11.9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釉里红的发色深沉，色泽呈深红色，有明显的晕散现象。
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纹执壶（图4），高32厘米，口径7.3厘米，足径11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釉里红的发色鲜艳纯正，略有晕散现象。传世的洪武釉里红执壶极为名贵，难得一见。
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图5），高41.7厘米，现藏于南京博物院。釉里红的发色暗淡，红色明显发黑。这件梅瓶是现存惟一的一件带有盖子而且保存完整的洪武釉里红梅瓶。
洪武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罐（图6），高48.8厘米，口径25.6厘米，底径22.1厘米，腹径41.8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釉里红的色泽虽然有大面积的晕散，但发色鲜艳。
洪武釉里红松竹梅纹罐（图7），高54厘米，口径27厘米，腹径45厘米，底径24厘米，现藏于天津博物馆。釉里红的发色晦暗，色泽不够纯正，红中带灰。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冯先铭.中国陶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朱裕华.明洪武釉里红的官窑性质及胎釉呈色特征[J]，收藏，2006（12）.
[4]李炳辉.中国瓷器鉴定基础[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5]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关键词：洪武；釉里红
1 洪武釉里红概述
釉里红是用铜红料在胎体上描绘出纹饰，然后施透明釉，在1300℃的高温中一次烧成。其制作工艺与青花几乎完全相同，区别仅在于釉里红是用氧化铜作呈色剂，而青花则用氧化钴作呈色剂。但氧化铜的呈色难以控制，在高温中容易挥发，所以烧造难度极大。釉里红在元代烧制成功，明代釉里红的烧造盛行于洪武朝。
据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考证，明太祖朱元璋因姓朱，“朱”在颜色中为红色，而且明朝为火德，所以极其推崇红色。当时宫中的装饰及服饰皆以红色为主，所以《明史》中有“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1]的记载，这也是釉里红在洪武年间盛行的主要原因。
相较于明代的其他时期，永乐、宣德朝是青花，成化朝是斗彩，弘治朝是黄釉，嘉靖、万历朝是五彩，那么釉里红则是洪武朝瓷器的代表性品种。在国内外传世品中可以确认的洪武瓷器中，釉里红的数量最多[2]，只是传世的洪武釉里红多数红色不正，色泽晦暗，不是偏黑，就是偏淡，甚至呈黑红透紫色，极少有鲜红纯正者。
20世纪90年代在江西景德镇珠山明代御窑厂东院遗址的地层中出土了青花瓷与釉里红瓷等洪武官窑器物，有大碗、大盘等，以扁菊花、牡丹花、莲花等纹饰为主，画工精致[3]。这些出土的青花瓷与釉里红瓷的造型和纹饰具有相似性，制作工艺和装饰风格相同，但到目前为止在景德镇的明代民窑遗址中还没有发现过洪武釉里红瓷器，这说明明初的民窑是不能生产釉里红的，从而证明传世的洪武釉里红均是明代官窑产品。洪武釉里红的传世数量极其有限，目前主要集中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等国内外博物馆。
釉里红在元代属于初创阶段，烧造工艺尚未成熟，因此色泽不够纯正，红中闪灰或泛黑，多有晕散现象。而洪武釉里红则在元代的基础上继续烧造，尽管釉里红的烧造技术仍未完全成熟，但与元代相比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在烧制技术、烧制工艺等方面均得到了提高，其整体风格处于元代和明代永乐、宣德朝之间，同时仍保留了一部分元代釉里红的时代特征。洪武釉里红在胎体、釉面、器型、工艺等方面与同一时期的洪武青花基本相同，与元代不同的是洪武年间釉里红的烧造数量与器物种类明显比青花多。
首先，虽然洪武釉里红的烧造技术仍未完全过关，但是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釉里红的彩绘技法。虽然仍有大面积的晕散和飞红现象，但色泽基本鲜艳。当然呈色不佳的也有，如有些器物呈现黑红透紫并略微泛灰的色调，有些器物呈现粉红透青绿的色调，釉面往往有细开片。总体而言，呈色不佳的器物主要表现为色泽偏晦暗。
元代由于无法克服晕散、飞红等现象，因此很难绘出纹饰，纹饰大多事先在胎体上刻划好，再用釉里红填绘地色或填绘纹饰留出白地，最后上透明釉烧制而成，直接用釉里红绘画的并不多见。
洪武釉里红瓷器在烧造技术上明显比元代进步，基本上能够控制住釉里红烧造过程中的晕散、飞红等现象。已经不再需要借助在胎体上刻划纹饰，而是直接在胎体上用釉里红绘出或以釉里红涂抹留白的方法绘出纹饰，图案大多以线条的形式来表现，先勾轮廓后填色，在轮廓内填色留白边，线条流畅清晰，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造诣。
其次，洪武釉里红的烧造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多数为大件器物[4]。元代是釉里红瓷器的初创阶段，由于氧化铜的呈色难以控制，因此釉里红瓷器烧成的数量远远少于青花瓷器，而且多数为小件器物，即使是瓶、罐之类的器物，高度也一般在20厘米左右。
洪武釉里红瓷器不仅传世数量明显多于青花瓷器，而且明显比元代的器物高大，如高达50厘米的大罐、口径40厘米以上的大碗、直径55厘米的大盘以及大罐、玉壶春瓶、梅瓶、执壶等，给人以端庄典雅的感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传世的洪武釉里红中，大盘的存世数量不容忽视。洪武釉里红大盘以圆形为主，亦有椭圆形。在元代开始流行器型硕大的花口或棱口等式样的大盘，这种花口或棱口的大盘在洪武年间盛行，直径大多在30厘米以上，有的甚至超过40厘米。
再次，洪武朝由于已经熟练地掌握釉里红的彩绘技法，所以能够直接在胎体上用釉里红绘出或以釉里紅涂抹留白的方法绘出纹饰。洪武釉里红的装饰图案丰富，构图繁复，纹饰题材基本上与青花瓷器相同，常见有莲花、缠枝花、折枝花、串枝花、扁菊花、松竹梅、庭院芭蕉、人物故事等，其中以扁菊花最为常见。常见的辅助纹饰有蕉叶纹和变体莲瓣纹等。
洪武釉里红中菊花的形状常被处理成扁圆形，多为两层长圆形菊瓣，内层菊瓣为白色，外层菊瓣填色留出白边，花形清晰。菊花的花蕊则画成椭圆形双线圈，内填网格纹，以缠枝花的形式表现出来，隽美多姿，笔法娴熟，花形清晰，极富特色。明代人们常以菊花来明志，谓之情操高洁、素雅坚贞，同时菊花又被赋予了吉祥、长寿的寓意，人们往往以缠枝菊花纹来表示福寿延绵。
在装饰风格上，洪武釉里红一改元代纹饰繁密的特点，布局渐趋疏朗。采用分层装饰的手法，画面布局层次多达八层，主题突出，纹饰鲜明，线条流畅，繁而不乱，展现出元末明初多层次绘画的独特风貌，绘画粗犷而不失工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最后，洪武釉里红的制作工艺与青花完全相同，胎体洁白细腻，釉色白中微闪青，釉层肥厚滋润。除了口径在20厘米左右的大碗、玉壶春瓶等几种器物底部施釉外，其余器物的底部都涩胎无釉[5]，烧成后氧化呈赭红色，而且多数有明显的刷纹。器物的圈足大多平削，底足平齐，摒弃了元代器物底足斜削的习惯。
釉里红虽然在洪武朝盛行一时，但在宣德朝以后，釉里红的烧造技法逐渐衰退，不得不以矾红来取代釉里红，直到清代的康熙朝才重新恢复烧制。因此，洪武釉里红也就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迄今为止，能够流传下来的洪武釉里红实属凤毛麟角，至于那端庄的色泽与名贵的地位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了。
2 洪武釉里红鉴赏
洪武釉里红折枝牡丹纹花口盘（图1），高8.6厘米，口径45厘米，足径22.1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釉里红的发色鲜艳明快，呈纯正的鲜红色，这在洪武釉里红中极为难得。
洪武釉里红缠枝花卉纹碗（图2），高16.2厘米，口径40.5厘米，足径23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釉里红呈色暗淡，色泽偏灰，有晕散现象。
洪武釉里红缠枝菊花纹玉壶春瓶（图3），高32.1厘米，口径8.3厘米，足径11.9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釉里红的发色深沉，色泽呈深红色，有明显的晕散现象。
洪武釉里红缠枝牡丹纹执壶（图4），高32厘米，口径7.3厘米，足径11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釉里红的发色鲜艳纯正，略有晕散现象。传世的洪武釉里红执壶极为名贵，难得一见。
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图5），高41.7厘米，现藏于南京博物院。釉里红的发色暗淡，红色明显发黑。这件梅瓶是现存惟一的一件带有盖子而且保存完整的洪武釉里红梅瓶。
洪武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罐（图6），高48.8厘米，口径25.6厘米，底径22.1厘米，腹径41.8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釉里红的色泽虽然有大面积的晕散，但发色鲜艳。
洪武釉里红松竹梅纹罐（图7），高54厘米，口径27厘米，腹径45厘米，底径24厘米，现藏于天津博物馆。釉里红的发色晦暗，色泽不够纯正，红中带灰。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冯先铭.中国陶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朱裕华.明洪武釉里红的官窑性质及胎釉呈色特征[J]，收藏，2006（12）.
[4]李炳辉.中国瓷器鉴定基础[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5]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