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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潘毅在《中国女工》文章中探究女工们自觉或者尚未自觉的阶级主体意识以及身份认同的时候，她从工厂女工的身体话语和日常生活生产实践的微小的反抗中发掘了一个即将要尖叫破茧而出的新的历史主体多重的身份以及挣扎的可能性。
关键词：打工妹；身份认同；阶级主体
作者简介：沈照祯，女，青岛大学2015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作家作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02
潘毅的《中国女工》由九十年代的港资玩具厂大火事件，引出了作者的研究对象—中国的打工妹，对中国打工妹的形成进行了说明，对他们在夹缝中生存的命运进行了探究，作为中国转型时期新生的一个阶级群体，她们身上存在着多重的身份认同，并受到了多方的规训控制。在文章的描述中，尽管有的部分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了略微的夸大延伸，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一部现存寻找阶级主体的优秀的作品。
一、打工妹多重的身份认同
1、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
2009年末，美国《时代》杂志年度人物揭晓，“中国工人”成了唯一入选的群体，他们采访了在深圳打工的女工，《时代》杂志这样评论：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功劳首先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在外媒的观念中，中国女工俨然已经被当做了中国工人的代表。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的中国农村劳动力们，仍然面临着中国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问题，他们有着强烈的阶级身份意识，但是无奈被现实的因素压制，导致他们出现了模糊的晦涩的阶级身份认同。
汤普森认为，阶级绝对不是一种结构性的生成物，他有赖于历史关系，这个阶级的产生正式其自身实践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权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中土崩瓦解，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涌入城市，这种新兴的打工阶级正欲破茧而出，然而可悲的是，“作为一种阶级力量，它从一诞生开始便遭到了结构性的压制”。[1]潘毅在打工妹曲折的抗争道路中，欲寻找打工阶级的自我主体性，一个试图反抗现有制度，创造新社会的主体。
尽管打工妹受到了多方的压制剥削，但是打工妹对自身的阶级身份认同仍然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一有机会，她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展开各种短暂的、自发性的抵抗行动。像工作速度这种直接性的压力紧张，正是打工妹在夹缝中试图反抗的动力。打工妹利用这些日常的生活事件争取从资本以及资本家那里获取更大的利益。
然而即使打工妹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或大或小的反抗方式来进行抗争，国家体制内的阶级身份认同却是模糊不清的，户籍制度的存在没有承认她们是城市户口。同样在这种体制下，资本、工厂也无需认可他们是“工人”，打工妹们不受劳动法的保护，资本可以随意解雇她们。“暂住人口是不是城市居民？民工到底是工人还是农民？这些问题的答案总是暧昧不清。农民工这个词，模糊了农民身份认同与工人身份认同之间的界限”。[2]国家体制内的不承认加剧了他们自我阶级身份的认同，同时也加重了这种模糊化，加速了新兴打工阶级的失语。
2、矛盾的族群身份认同
打工妹在决定外出打工时就已经迈入了一个古老的母系家长制的圈子—家族和亲属网络。由于城乡文化的差异性，打工妹在城市里会受到严重的歧视，因此他们热衷于希望建立一个稳固的圈子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在这种圈子的牵引下，打工妹进城务工有了明确的迁移路线和目的地。同样，这种群聚的关系，在打工妹心理上产生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在亲族聚群中，大家都有义务彼此照应，并遵守互惠原则。”[3]
然而这种群聚的族群身份在工厂内部却又体现出了不平等。在工厂里他们更愿意听到你所属的圈子而不是你的名字。“合法性语言的斗争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因为它涉及到对身份认同、地位以及权力的争夺”。[4]那些不会讲广东话的处于下层地位的人，如果能够学会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将会获得赏识以及较大的提升机会。打工妹这种矛盾的族群身份认同一直存在她们整个打工时间里，在寻找庇护的同时，又加剧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不平等，这是一种比城乡歧视更加细微化的受挫感。
3、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
与打工妹模糊的阶级身份不同，她们对自己的性别身份认同是清晰的。在资本的运作中，打工妹的女性化身体也在资本的规章制度中一步步被召唤规训出来，福柯的规训权力技术正好解释了工厂在规训女性身体召唤女性意识所采用的微观手段。在这些手段的制约下，打工妹一次次被“你该有一个女人的样子”所约束。她们的行为举止尽量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别人希望的女性。
虽然最后回归家庭是打工妹所不情愿的，但她们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是清晰的，即使骨子里有所反抗，但在结构性的压制下，这种反抗是收效甚微的。作者曾描述了一个叫阿金的女工所说的话，从阿金的话中可以看出打工妹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打工妹是女性、女儿、妻子以及农民的混合体。打工妹作为女人，意味着她们温顺、软弱和易于管理，意味着她们是遭人歧视的对象。打工妹作为女儿、妻子意味着她要受到父权制的支配。打工妹作为农民，又要深受国家社会主义的控制，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樣的福利待遇。打工妹承受的是整个社会家庭给予的压力。
二、多重身份认同下的根源机制
打工妹多重的身份认同是政治、资本、传统夫权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三重压迫同时作用在打工妹的身上，使她们一步步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国家政权存在的户籍制度是打工妹多重身份认同的主要根源。户籍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限制人口的“盲目”流动，在限制的同时也将人从一出生就划分出了“类型”，将人们相对的固定在出生的地域，农村与城市户口的定义将人们的“身份”划定出来，要么是城市人，要么是农民，想要改变自己的“身份”十分困难。城乡的分离就此产生了。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流动加大，但户籍制度像一条铁链一样拉着打工者，无论你走多远，飞的多高，你的户籍仍旧在农村。农民离开了土地，受到城市化、国家体制等的权力控制，成为身份模糊的打工者。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大量涌进中国市场为了满足资本发展的需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到资本当中，而资本青睐的是最廉价和驯服的女性劳动者。打工妹们被资本塑造的过程也由此开始了。每天重复地在同一固定位置上机械地干着同一种工作，像陀螺一样不停旋转。资本就在这旋转中不断积累。同时，资本还利用中国的户籍制度，打工妹的族群关系来强化女工的服从，塑造更加玩味切合生产的“打工机器”。
改革开放，外资的引进，也没有颠覆中国传统的父权制。女工们为了挑战父权制家庭，改变自己的生活而走出农村，资本也正是利用了女工们的这种欲望，实现对她们的利用。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出来打工，她们都清楚在农村，婚姻一直是女人的“终身大事”，女工们的最终归宿仍然是回到老家，嫁到婆家，生儿育女，度过余生。这种外出打工的行为可谓是“暂时”的反抗，因为能真正完全战胜这种父权制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女工们还是需要父权制家庭的支持。外出打工期间能逃避农村的困苦生活，感受城市的现代化生活，还能为自己增加一些经济资本，这些多打工妹来说已经足够了。
三、尖叫的可能性
《中国女工》最后落脚到了抗争性次文本，或许这种抗争性在漫长的岁月中最终会实现，但是就目前的形式而言这种尖叫的可能性真的会实现吗？在工厂的生产中，阿英类的中国女工通过痛经、晕倒、闲谈等来抵制生产，尽管这样，他们仍旧是生产一线上的受剥削驯化的女工。潘毅描写了一位未经丈夫允许离家出走进城打工的春，潘毅是将她纳入了反抗夫权/男权的行列，但是春外出打工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替家庭还债，而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自由。打工妹外出打工受到族群的“操控”，这又是陷入了家庭制的漩涡中，看似跳出了父权制但是又自主地选择了进入另一个控制圈子，家庭、婚姻为她们提供庇护的同时也在压制着她们。即使打工妹的主观能动性是强烈的、积极的，但是家庭的传统制度仍在延续，资本的压榨依然存在，面对各种毒瘤一般的压迫力量，打工妹的尖叫该朝向何处？又该达到多少分貝才能被意识到呢？
注释：
[1]—[4]潘毅，《中国女工》，九州出版社 第60页，第28页，第37页，第82页.
参考文献：
[1]潘毅，中国女工，九州出版社.
[2]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
关键词：打工妹；身份认同；阶级主体
作者简介：沈照祯，女，青岛大学2015级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作家作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02
潘毅的《中国女工》由九十年代的港资玩具厂大火事件，引出了作者的研究对象—中国的打工妹，对中国打工妹的形成进行了说明，对他们在夹缝中生存的命运进行了探究，作为中国转型时期新生的一个阶级群体，她们身上存在着多重的身份认同，并受到了多方的规训控制。在文章的描述中，尽管有的部分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了略微的夸大延伸，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一部现存寻找阶级主体的优秀的作品。
一、打工妹多重的身份认同
1、模糊的阶级身份认同
2009年末，美国《时代》杂志年度人物揭晓，“中国工人”成了唯一入选的群体，他们采访了在深圳打工的女工，《时代》杂志这样评论：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功劳首先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在外媒的观念中，中国女工俨然已经被当做了中国工人的代表。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背井离乡进城务工的中国农村劳动力们，仍然面临着中国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问题，他们有着强烈的阶级身份意识，但是无奈被现实的因素压制，导致他们出现了模糊的晦涩的阶级身份认同。
汤普森认为，阶级绝对不是一种结构性的生成物，他有赖于历史关系，这个阶级的产生正式其自身实践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权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中土崩瓦解，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涌入城市，这种新兴的打工阶级正欲破茧而出，然而可悲的是，“作为一种阶级力量，它从一诞生开始便遭到了结构性的压制”。[1]潘毅在打工妹曲折的抗争道路中，欲寻找打工阶级的自我主体性，一个试图反抗现有制度，创造新社会的主体。
尽管打工妹受到了多方的压制剥削，但是打工妹对自身的阶级身份认同仍然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一有机会，她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展开各种短暂的、自发性的抵抗行动。像工作速度这种直接性的压力紧张，正是打工妹在夹缝中试图反抗的动力。打工妹利用这些日常的生活事件争取从资本以及资本家那里获取更大的利益。
然而即使打工妹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或大或小的反抗方式来进行抗争，国家体制内的阶级身份认同却是模糊不清的，户籍制度的存在没有承认她们是城市户口。同样在这种体制下，资本、工厂也无需认可他们是“工人”，打工妹们不受劳动法的保护，资本可以随意解雇她们。“暂住人口是不是城市居民？民工到底是工人还是农民？这些问题的答案总是暧昧不清。农民工这个词，模糊了农民身份认同与工人身份认同之间的界限”。[2]国家体制内的不承认加剧了他们自我阶级身份的认同，同时也加重了这种模糊化，加速了新兴打工阶级的失语。
2、矛盾的族群身份认同
打工妹在决定外出打工时就已经迈入了一个古老的母系家长制的圈子—家族和亲属网络。由于城乡文化的差异性，打工妹在城市里会受到严重的歧视，因此他们热衷于希望建立一个稳固的圈子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在这种圈子的牵引下，打工妹进城务工有了明确的迁移路线和目的地。同样，这种群聚的关系，在打工妹心理上产生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在亲族聚群中，大家都有义务彼此照应，并遵守互惠原则。”[3]
然而这种群聚的族群身份在工厂内部却又体现出了不平等。在工厂里他们更愿意听到你所属的圈子而不是你的名字。“合法性语言的斗争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因为它涉及到对身份认同、地位以及权力的争夺”。[4]那些不会讲广东话的处于下层地位的人，如果能够学会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将会获得赏识以及较大的提升机会。打工妹这种矛盾的族群身份认同一直存在她们整个打工时间里，在寻找庇护的同时，又加剧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不平等，这是一种比城乡歧视更加细微化的受挫感。
3、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
与打工妹模糊的阶级身份不同，她们对自己的性别身份认同是清晰的。在资本的运作中，打工妹的女性化身体也在资本的规章制度中一步步被召唤规训出来，福柯的规训权力技术正好解释了工厂在规训女性身体召唤女性意识所采用的微观手段。在这些手段的制约下，打工妹一次次被“你该有一个女人的样子”所约束。她们的行为举止尽量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别人希望的女性。
虽然最后回归家庭是打工妹所不情愿的，但她们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是清晰的，即使骨子里有所反抗，但在结构性的压制下，这种反抗是收效甚微的。作者曾描述了一个叫阿金的女工所说的话，从阿金的话中可以看出打工妹清晰的性别身份认同，打工妹是女性、女儿、妻子以及农民的混合体。打工妹作为女人，意味着她们温顺、软弱和易于管理，意味着她们是遭人歧视的对象。打工妹作为女儿、妻子意味着她要受到父权制的支配。打工妹作为农民，又要深受国家社会主义的控制，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樣的福利待遇。打工妹承受的是整个社会家庭给予的压力。
二、多重身份认同下的根源机制
打工妹多重的身份认同是政治、资本、传统夫权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三重压迫同时作用在打工妹的身上，使她们一步步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国家政权存在的户籍制度是打工妹多重身份认同的主要根源。户籍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限制人口的“盲目”流动，在限制的同时也将人从一出生就划分出了“类型”，将人们相对的固定在出生的地域，农村与城市户口的定义将人们的“身份”划定出来，要么是城市人，要么是农民，想要改变自己的“身份”十分困难。城乡的分离就此产生了。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的流动加大，但户籍制度像一条铁链一样拉着打工者，无论你走多远，飞的多高，你的户籍仍旧在农村。农民离开了土地，受到城市化、国家体制等的权力控制，成为身份模糊的打工者。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大量涌进中国市场为了满足资本发展的需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到资本当中，而资本青睐的是最廉价和驯服的女性劳动者。打工妹们被资本塑造的过程也由此开始了。每天重复地在同一固定位置上机械地干着同一种工作，像陀螺一样不停旋转。资本就在这旋转中不断积累。同时，资本还利用中国的户籍制度，打工妹的族群关系来强化女工的服从，塑造更加玩味切合生产的“打工机器”。
改革开放，外资的引进，也没有颠覆中国传统的父权制。女工们为了挑战父权制家庭，改变自己的生活而走出农村，资本也正是利用了女工们的这种欲望，实现对她们的利用。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出来打工，她们都清楚在农村，婚姻一直是女人的“终身大事”，女工们的最终归宿仍然是回到老家，嫁到婆家，生儿育女，度过余生。这种外出打工的行为可谓是“暂时”的反抗，因为能真正完全战胜这种父权制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女工们还是需要父权制家庭的支持。外出打工期间能逃避农村的困苦生活，感受城市的现代化生活，还能为自己增加一些经济资本，这些多打工妹来说已经足够了。
三、尖叫的可能性
《中国女工》最后落脚到了抗争性次文本，或许这种抗争性在漫长的岁月中最终会实现，但是就目前的形式而言这种尖叫的可能性真的会实现吗？在工厂的生产中，阿英类的中国女工通过痛经、晕倒、闲谈等来抵制生产，尽管这样，他们仍旧是生产一线上的受剥削驯化的女工。潘毅描写了一位未经丈夫允许离家出走进城打工的春，潘毅是将她纳入了反抗夫权/男权的行列，但是春外出打工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替家庭还债，而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自由。打工妹外出打工受到族群的“操控”，这又是陷入了家庭制的漩涡中，看似跳出了父权制但是又自主地选择了进入另一个控制圈子，家庭、婚姻为她们提供庇护的同时也在压制着她们。即使打工妹的主观能动性是强烈的、积极的，但是家庭的传统制度仍在延续，资本的压榨依然存在，面对各种毒瘤一般的压迫力量，打工妹的尖叫该朝向何处？又该达到多少分貝才能被意识到呢？
注释：
[1]—[4]潘毅，《中国女工》，九州出版社 第60页，第28页，第37页，第82页.
参考文献：
[1]潘毅，中国女工，九州出版社.
[2]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