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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后期，在“工农兵文艺”方针的导向下，陕北民间的旧秧歌被改造成“新秧歌”。随着一系列的成功实践，新秧歌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蓬勃发展。作为将边区民间文化和现实政治嫁接起来的一种有效手段，新秧歌运动为中国共产党打造了政治动员所必需的舞台与背景，破除了政治动员过程中的观念障碍，并提供了政治动员所倚赖的集体归属感。
〔关键词〕抗战；新文艺；新秧歌运动；政治动员
〔中图分类号〕I20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2-0115-04
一、延安的“新文艺”
以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标志，党的文艺方针经历了一个改弦更张的过程。在文艺界，这个过程被称为由“提高”转向“普及”，由“高雅”转向“大众化”。这即是工农兵文艺政策。用毛泽东的概括，即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警告所有文化工作者必须使自己适合新的环境，适合于一个新的社会——一个由工农所创造、为工农所享有的民主新社会。为此，文艺工作者必须以工农的语言、感情和风俗习惯作为写作的内容。同时在形式上必须反对那些眩人的表演，而采用老百姓熟悉的形式。 〔1〕 为配合这一文艺普及运动，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向延安的知识分子、文教工作者发出“下乡”号召。主管文教工作的陈云和凯丰向文艺工作者阐发他们对“下乡”运动的看法及对知识分子的警告。随后，延安文艺界提出响亮的口号：“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 〔2〕“下乡”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时髦活动。延安文艺创作与活动形成新的逻辑，即宣传力量最大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艺术。而为了形成宣传的最大力量，就必须适合于多数工农的水准，即通俗化、普及化。 〔3〕 基于这一导向和定位，“新文艺”很快就在延安文艺界践行开来。
文艺创作与活动最早出现的新气象是1943年春节活动中表演的新秧歌剧。延安各文艺团体、学校、机关的几十支文艺宣传队都以秧歌剧与扭秧歌为表演的主题。《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剧目受到广泛欢迎。 〔4〕 演出后，毛泽东对延安文艺中出现的这一新变化表示高度赞赏。1943年4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由党的理论家艾思奇执笔的社论文章《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对文艺界的转向给予充分肯定，称这是“新的运动发展成绩的一个检阅式”。 〔5〕 随后，鲁艺、西北文工团、党校等文艺团体所创造和改造的秧歌舞成为地方民众和干部的宠儿，并被当作“最容易影响与教育人民的最好宣传教育工具” 〔6〕。 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艺术作品开始呈现出新的面目；报纸上的小说、诗、杂文、报告、剧本、歌曲、木刻、漫画，都和群众接近起来了。著名诗人艾青到吴家枣园找到劳动英雄吴满有，几番访谈，抒写劳动英雄吴满有的事迹。他还将长诗《吴满有》念给他听，经他认可，以修改诗稿。 〔7〕 陕北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如诗歌、快板、新说书、自乐班以及窗花剪纸等被重新拾起，成为延安文艺的流行形式。这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文艺运动风起云涌，迅速展开。延安进入“新的群众时代”，力图“让新民主主义文化占领边区的所有阵地，特别是农村这个阵地”。〔8〕
二、新秧歌运动的兴起
作为陕北传统的民间艺术，秧歌有秧歌舞与秧歌戏两种样式。秧歌舞也被称为“过街秧歌”，即陕北常见的“扭秧歌”、“大秧歌”。这是一种大众性喜庆娱乐形式。每逢重要节日，农民都要以扭秧歌来庆贺。秧歌戏则是搭台演剧，有故事和唱白。在延安“文艺讲话”以前，大量来自沦陷区和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在部队、党政机关组织专业剧团，以大剧团的形式表演。使用的演员多，布景与化装也较为复杂，在艺术形式上侧重于话剧。
延安新文艺方针确定的“通俗”、“喜闻乐见”格调使得延安的秧歌也展现出新面目。发展农村剧团成为其主导方向。陕北民间的旧秧歌被改造为“新秧歌”。这种新秧歌将舞蹈和戏剧结合起来，穿插适当说白，使其更加通俗易懂。在演技上则化繁为简，不仅采用演员少，化装与布景也较为容易。剧本内容则主要以延安民众的生活、生产活动为素材编写，许多文艺工作者下乡参加工作，访问劳动英雄，参加变工组织，与他们同吃同住，聊天谈心。〔9〕然后将这些农民身边发生的故事，农民熟悉的人物作题材，创作或改编唱词和剧本，比如有关“开荒”、“耕田”、“识字”、“劳军”等。在角色塑造上以突出某一典型为主调，或是刻画“劳动英雄”的主要事迹，或是饰演“二流子”改造和转变等内容。“电影明星的动作，洋八股式的对话”的旧剧风格变成了一般农民所熟悉、感到亲切的人物和对话。改造后的新秧歌很快在边区风起云涌，兴盛一时。“成为乡村和市镇的男女老幼大感兴趣的东西，成为推广新民主主义各种政策的最有效方法”。 〔10〕
新秧歌运动的成功实践使得延安的秧歌队伍也蓬勃发展。在延安涌现出许多秧歌队。据统计，在1943开展秧歌运动最红火的时期，延安共有32个秧歌队，差不多每个机关都有一个。其中比较出名的，有鲁艺的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边区文协的戏剧委员会等。而在全边区，则共有六百多个民间秧歌队，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 〔11〕 同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的经验，也很快被推广到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在华北，而且在华中、在苏北新秧歌受到极大重视和欢迎，“成为群众性文化运动中最普遍、最活跃的一种形式”，被称为是“古今奇观”。 〔12〕 许多村庄因此建立了自己的秧歌队、剧团。他们演出外地传来的剧目，更多的是自编自演那些密切配合斗争实际的作品，像胶东地区的东海草庙村，在半年时间内就编出小调剧、秧歌、活报四十余出，有的剧目还获得威海市演出一等奖和胶东文艺创作一等奖 〔13〕。随着解放区从农村扩大到城市，新秧歌运动也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各地在学习新秧歌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对流行于本地区的其他民间艺术和传统戏曲形式进行革新和改造，创造出新的戏曲。 三、新秧歌运动的政治动员功能
在本质上，秧歌舞是一种娱乐和消遣方式。但它的流行、热烈和受欢迎的程度更在于这种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大众化色彩。“它用艺术和娱乐的方式使各种群众运动的口号通俗化” 〔14〕。 这一运动将艺术欣赏的门槛降低，缩小艺术与普通观众之间的鸿沟，从而在艺术与普通民众之间直接沟通，相互接受，使以往被普通民众视为高高在上无法欣赏的艺术作品能够理解和感知。陕北农民的感受最为真切：“我们不愿看旧戏班子的戏，你们的新戏，又好看又能劝解人，演的是咱们自己的事，容易解下（陕北方言，明白的意思——笔者注）。” 〔15〕 这一方面可以归结为秧歌舞的实际内容展示的都是农民所熟悉的生产、生活物事，另一方面则在它的表演形式热烈、煽情，有大众狂欢色彩，因而极富感染力。它易教易学，不分性别，男女老幼均可参加，因而它引起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响应。许多到延安的外国记者在谈到延安的秧歌舞时都曾提到，处在那样一种氛围下，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想扭起来、跳起来。因此，秧歌队下乡与农民一同扭秧歌，被认为是开辟了一条联系群众、向群众开展宣传的新途径，成为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的有效方式。
首先，新秧歌运动打造了政治动员所必需的舞台与背景。由于被改造后的新秧歌可以利用农民的一切空间时间，随时随地的演出。 〔16〕 因此，新秧歌运动被认为是开展党的各项工作的有力武器。这一点在党的文件中被一再地强调和重申。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就指出，戏剧是根据地“文艺工作各部门中……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的……已经证明是今天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应该在各地方与部队中普遍发展”。 〔17〕 因此，党的各项工作都要求与闹秧歌结合起来，相互配合。延安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各文工团组织秧歌队大批下乡，分赴各区演出，配合各种群众大会，如劳动英雄大会、自卫军检阅、生产总结等工作，宣传生产劳动、军民关系、自卫防奸、敌后斗争等。到春节拥军、拥政、爱民运动时，各地的秧歌更是风起云涌，活跃在边区各区集镇和乡村社会。 〔18〕
新秧歌运动就如同一个阵地。“与任何别的感受相比，秧歌更使我深刻地感受到，它具有延安人一直都在提起的多样化群众运动的意义——包括为正确行使人民新的民主权利和义务所进行的群众运动，以及为了增加生产、为了军支民和民支军、为了教育、现代卫生及其他许多实现新民主主义实际目标而进行的群众运动。” 〔19〕“新秧歌所给观众的，主要是‘应当怎样’，和‘不应当那样’……因此新秧歌所表现的，以生产、战斗、‘拥军’等故事为多。” 〔20〕 在这种大众化狂欢中，党的各项工作通过这里得以宣传、组织和推动，党的政策法令、制度规范得到传播和渗透。集体的、热闹的秧歌舞参与到党的革命工作和中心任务中来，成为革命发动、进程、胜利等环节中的仪式象征，“给革命带来一派欢腾的节日景象”，成为革命的一种重要符号。 〔21〕
其次，新秧歌运动破除了政治动员过程中的观念障碍，提供了符合新秩序要求的替代性认知框架。在新秧歌剧中，生产、教育、抗战是其创作和表演的三大主题。通过这些剧目，通过表现农民最直接体验来教育他们、说服他们，打破他们保守、封闭的、迷信的思想。在看戏中改进民众的生活方式，废除不良习惯，打破旧有的观念、信仰和价值体系，并按党的目标，使广大的边区民众向着“生理上与心理上的解放”迈进。比如被人们称为“第一个新的秧歌剧”的《兄妹开荒》即是一个突出典型。它以宣传生产劳动作为其鲜明主题。通过反映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热气腾腾的劳动场面，来表现新型的农民形象和欢乐的劳动场面。其他的剧作《一朵红花》、《动员起来》以及《钟万财起家》等，也都以生产、变工、妇纺、二流子转变、开荒等作为主题来刻画。据1944年秧歌大会上的统计，56篇秧歌剧中写生产劳动的有26篇之多。〔22〕 通过表彰劳动英雄，批评和改造二流子，刻画变工互助的好处等内容来描绘劳动，表现劳动的美和劳动的意义，突显劳动的光荣。
此外，《买卖婚姻》、《小姑贤》、《算卦》、《神虫》和《回娘家》等新秧歌剧，则主要针对的是对乡村社会婚姻制度和家庭生活中旧风俗、旧习惯问题，尤其是算卦敬神之类的活动。这些剧作通过让顽固坚持老一套的角色狼狈不堪、当众出丑的方式来赞美和支持革新者，鲜明的对比一下子使民众受到教育和觉悟。在新秧歌剧中，还有一个中心主题，即抗战。新秧歌剧“在观众眼前展开的是令人泣下，或是令人发指的血淋淋的人生和战争的现实。在这里面还能看出未来的光明远景，和侵略者、反动力量的灭亡。每一出戏中都充满了乡土气息和人民英勇斗争的情绪。” 〔23〕 安娜·路易斯看丁玲剧团演出时，向丁玲询问“中国文学的最近趋向”。丁玲回答说：“我们演出戏剧，公开演讲，在农村墙上画漫画，还必须教会农民唱救亡歌曲。每个村庄的农民至少会唱两首歌。” 〔24〕 总之，使农民认识抗战，了解抗战，进而参加抗战，支持抗战。打破他们关于生活范围的狭小视野，“使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指抗战——笔者注）不是和他们毫无关系的事情。如懂得苏联和我们共同打日本的关系，打日本打得好不好，国共关系的变化，都直接影响边区人民的生活” 〔25〕。党选择农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将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从外部带入农民的生活视域。农民逐渐学会用“封建”、“革命”、“公家人”、“支前”、“抗日”等一套新的语词来描述他们与外在环境的关系。在农民心目中，传统陋习的位置被新生的革命政权的位置取代。
再次，新秧歌运动提供了政治动员所依赖的集体归属感。在延安，新秧歌有“翻身秧歌”、“斗争秧歌”和“胜利秧歌”的称呼，被看成是“受苦人自己的秧歌”。这样的命名和描述，潜含着对于文艺主体——农民的价值确认。〔26〕 农民开始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下尝试着新的社会地位和身份。
由于新秧歌以农民身边发生的故事，以农民熟悉的人物作题材，创作或改编唱词和剧本，使得农民常常不自觉地对号入座，备感亲切。看戏后的农民兴奋地说，“把我们开荒生产的事都编成戏了”。言语之下透露出满腹的自豪与兴奋。在陕北靖边，妇女学校成立秧歌组，在旧历年底配合拥军大会预演“妇女识字”，并和男人识字组联合演出“拥军运动”，正月里还参加全区八大秧歌队比赛，一下子轰动了整个靖边县城和附近乡村。“妇女上戏”一时成为新闻被广为传播。对此，《解放日报》发表评论说，“人物性格、语言的特征，和事实的过程都是演员亲身经历过的，表演还真实、自然，特别对妇女们的教育意义很大”。〔27〕 我们可以感受到她们在新生活面前的自信和自尊心。 在文艺的形式中，农民看到切近的生活，看到自己力所能及的生产和支前对于抗战的意义所在，这使他们感到兴奋，也使他们更容易融入戏剧的情境。他们被赋予了和叙述者一样的情感和立场。〔28〕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观察到的，“秧歌舞是真实的、有生命的民间艺术，是自然的、戏剧性的、好笑的消遣，显然是和人民的情感和谐一致的”。〔29〕有了这样的和谐与共鸣，才有热烈的参与。
在一定意义上，秧歌剧运动的政治意义重于娱乐意义。它糅合政治目标和新民主主义的方向，着意表现“新的人民”在新的社会的新的生活状态。从来只有战争中或政治舞台上的英雄，而现在劳动者也可以成为英雄。在“新文艺”方针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差距被缩短，传统劳心劳力的关系、顺序被重新界定。乡村民众可能没有文化，但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生活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新情况，尤其是自身地位和自身价值的变化。随着新的生活状态的进行和延续，认同在潜移默化中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28.
〔3〕 〔11〕 〔20〕赵超构.延安一月〔M〕.上海：上海书店，1992.112，111，109.
〔4〕王海平，张军锋.回想延安.1942〔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222.
〔5〕解放日报.1943-04-25.
〔6〕〔16〕李大章.怎样开展群众的社会教育〔J〕.共产党人，1940，（4）.
〔7〕朱鸿召.延安文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193.
〔8〕宋金寿.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603.
〔9〕房成详，黄兆安. 陕甘宁边区革命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96.
〔10〕 〔14〕 〔19〕 〔29〕 〔美〕冈瑟·斯坦. 红色中国的挑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206， 99， 209， 208.
〔12〕刘则先，刘小清.苏北抗日根据地文化散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203.
〔13〕凌青. 山东文艺工作概况〔A〕.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C〕.北京：新华书店，1950.
〔15〕 〔18〕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46，145.
〔17〕解放日报.1943-11-08.
〔21〕 〔26〕 〔28〕赵锦丽. 论延安的新秧歌〔A〕 陈平原.现代中国（第六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8，121，127.
〔22〕解放日报.1944-03-21.
〔23〕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M〕.北京：三联书店，1979.153.
〔24〕 〔美〕特雷西·斯特朗，海伦·凯瑟.心向中国——斯特朗六次访华〔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47.
〔25〕解放日报.1945-10-07.
〔27〕解放日报.1945-04-05.
【责任编辑：刘彦武】
〔关键词〕抗战；新文艺；新秧歌运动；政治动员
〔中图分类号〕I20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2-0115-04
一、延安的“新文艺”
以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标志，党的文艺方针经历了一个改弦更张的过程。在文艺界，这个过程被称为由“提高”转向“普及”，由“高雅”转向“大众化”。这即是工农兵文艺政策。用毛泽东的概括，即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警告所有文化工作者必须使自己适合新的环境，适合于一个新的社会——一个由工农所创造、为工农所享有的民主新社会。为此，文艺工作者必须以工农的语言、感情和风俗习惯作为写作的内容。同时在形式上必须反对那些眩人的表演，而采用老百姓熟悉的形式。 〔1〕 为配合这一文艺普及运动，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向延安的知识分子、文教工作者发出“下乡”号召。主管文教工作的陈云和凯丰向文艺工作者阐发他们对“下乡”运动的看法及对知识分子的警告。随后，延安文艺界提出响亮的口号：“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 〔2〕“下乡”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时髦活动。延安文艺创作与活动形成新的逻辑，即宣传力量最大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艺术。而为了形成宣传的最大力量，就必须适合于多数工农的水准，即通俗化、普及化。 〔3〕 基于这一导向和定位，“新文艺”很快就在延安文艺界践行开来。
文艺创作与活动最早出现的新气象是1943年春节活动中表演的新秧歌剧。延安各文艺团体、学校、机关的几十支文艺宣传队都以秧歌剧与扭秧歌为表演的主题。《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剧目受到广泛欢迎。 〔4〕 演出后，毛泽东对延安文艺中出现的这一新变化表示高度赞赏。1943年4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由党的理论家艾思奇执笔的社论文章《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对文艺界的转向给予充分肯定，称这是“新的运动发展成绩的一个检阅式”。 〔5〕 随后，鲁艺、西北文工团、党校等文艺团体所创造和改造的秧歌舞成为地方民众和干部的宠儿，并被当作“最容易影响与教育人民的最好宣传教育工具” 〔6〕。 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艺术作品开始呈现出新的面目；报纸上的小说、诗、杂文、报告、剧本、歌曲、木刻、漫画，都和群众接近起来了。著名诗人艾青到吴家枣园找到劳动英雄吴满有，几番访谈，抒写劳动英雄吴满有的事迹。他还将长诗《吴满有》念给他听，经他认可，以修改诗稿。 〔7〕 陕北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如诗歌、快板、新说书、自乐班以及窗花剪纸等被重新拾起，成为延安文艺的流行形式。这一场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文艺运动风起云涌，迅速展开。延安进入“新的群众时代”，力图“让新民主主义文化占领边区的所有阵地，特别是农村这个阵地”。〔8〕
二、新秧歌运动的兴起
作为陕北传统的民间艺术，秧歌有秧歌舞与秧歌戏两种样式。秧歌舞也被称为“过街秧歌”，即陕北常见的“扭秧歌”、“大秧歌”。这是一种大众性喜庆娱乐形式。每逢重要节日，农民都要以扭秧歌来庆贺。秧歌戏则是搭台演剧，有故事和唱白。在延安“文艺讲话”以前，大量来自沦陷区和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在部队、党政机关组织专业剧团，以大剧团的形式表演。使用的演员多，布景与化装也较为复杂，在艺术形式上侧重于话剧。
延安新文艺方针确定的“通俗”、“喜闻乐见”格调使得延安的秧歌也展现出新面目。发展农村剧团成为其主导方向。陕北民间的旧秧歌被改造为“新秧歌”。这种新秧歌将舞蹈和戏剧结合起来，穿插适当说白，使其更加通俗易懂。在演技上则化繁为简，不仅采用演员少，化装与布景也较为容易。剧本内容则主要以延安民众的生活、生产活动为素材编写，许多文艺工作者下乡参加工作，访问劳动英雄，参加变工组织，与他们同吃同住，聊天谈心。〔9〕然后将这些农民身边发生的故事，农民熟悉的人物作题材，创作或改编唱词和剧本，比如有关“开荒”、“耕田”、“识字”、“劳军”等。在角色塑造上以突出某一典型为主调，或是刻画“劳动英雄”的主要事迹，或是饰演“二流子”改造和转变等内容。“电影明星的动作，洋八股式的对话”的旧剧风格变成了一般农民所熟悉、感到亲切的人物和对话。改造后的新秧歌很快在边区风起云涌，兴盛一时。“成为乡村和市镇的男女老幼大感兴趣的东西，成为推广新民主主义各种政策的最有效方法”。 〔10〕
新秧歌运动的成功实践使得延安的秧歌队伍也蓬勃发展。在延安涌现出许多秧歌队。据统计，在1943开展秧歌运动最红火的时期，延安共有32个秧歌队，差不多每个机关都有一个。其中比较出名的，有鲁艺的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边区文协的戏剧委员会等。而在全边区，则共有六百多个民间秧歌队，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 〔11〕 同时，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的经验，也很快被推广到其他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在华北，而且在华中、在苏北新秧歌受到极大重视和欢迎，“成为群众性文化运动中最普遍、最活跃的一种形式”，被称为是“古今奇观”。 〔12〕 许多村庄因此建立了自己的秧歌队、剧团。他们演出外地传来的剧目，更多的是自编自演那些密切配合斗争实际的作品，像胶东地区的东海草庙村，在半年时间内就编出小调剧、秧歌、活报四十余出，有的剧目还获得威海市演出一等奖和胶东文艺创作一等奖 〔13〕。随着解放区从农村扩大到城市，新秧歌运动也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各地在学习新秧歌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对流行于本地区的其他民间艺术和传统戏曲形式进行革新和改造，创造出新的戏曲。 三、新秧歌运动的政治动员功能
在本质上，秧歌舞是一种娱乐和消遣方式。但它的流行、热烈和受欢迎的程度更在于这种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大众化色彩。“它用艺术和娱乐的方式使各种群众运动的口号通俗化” 〔14〕。 这一运动将艺术欣赏的门槛降低，缩小艺术与普通观众之间的鸿沟，从而在艺术与普通民众之间直接沟通，相互接受，使以往被普通民众视为高高在上无法欣赏的艺术作品能够理解和感知。陕北农民的感受最为真切：“我们不愿看旧戏班子的戏，你们的新戏，又好看又能劝解人，演的是咱们自己的事，容易解下（陕北方言，明白的意思——笔者注）。” 〔15〕 这一方面可以归结为秧歌舞的实际内容展示的都是农民所熟悉的生产、生活物事，另一方面则在它的表演形式热烈、煽情，有大众狂欢色彩，因而极富感染力。它易教易学，不分性别，男女老幼均可参加，因而它引起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响应。许多到延安的外国记者在谈到延安的秧歌舞时都曾提到，处在那样一种氛围下，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想扭起来、跳起来。因此，秧歌队下乡与农民一同扭秧歌，被认为是开辟了一条联系群众、向群众开展宣传的新途径，成为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的有效方式。
首先，新秧歌运动打造了政治动员所必需的舞台与背景。由于被改造后的新秧歌可以利用农民的一切空间时间，随时随地的演出。 〔16〕 因此，新秧歌运动被认为是开展党的各项工作的有力武器。这一点在党的文件中被一再地强调和重申。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就指出，戏剧是根据地“文艺工作各部门中……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的……已经证明是今天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应该在各地方与部队中普遍发展”。 〔17〕 因此，党的各项工作都要求与闹秧歌结合起来，相互配合。延安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各文工团组织秧歌队大批下乡，分赴各区演出，配合各种群众大会，如劳动英雄大会、自卫军检阅、生产总结等工作，宣传生产劳动、军民关系、自卫防奸、敌后斗争等。到春节拥军、拥政、爱民运动时，各地的秧歌更是风起云涌，活跃在边区各区集镇和乡村社会。 〔18〕
新秧歌运动就如同一个阵地。“与任何别的感受相比，秧歌更使我深刻地感受到，它具有延安人一直都在提起的多样化群众运动的意义——包括为正确行使人民新的民主权利和义务所进行的群众运动，以及为了增加生产、为了军支民和民支军、为了教育、现代卫生及其他许多实现新民主主义实际目标而进行的群众运动。” 〔19〕“新秧歌所给观众的，主要是‘应当怎样’，和‘不应当那样’……因此新秧歌所表现的，以生产、战斗、‘拥军’等故事为多。” 〔20〕 在这种大众化狂欢中，党的各项工作通过这里得以宣传、组织和推动，党的政策法令、制度规范得到传播和渗透。集体的、热闹的秧歌舞参与到党的革命工作和中心任务中来，成为革命发动、进程、胜利等环节中的仪式象征，“给革命带来一派欢腾的节日景象”，成为革命的一种重要符号。 〔21〕
其次，新秧歌运动破除了政治动员过程中的观念障碍，提供了符合新秩序要求的替代性认知框架。在新秧歌剧中，生产、教育、抗战是其创作和表演的三大主题。通过这些剧目，通过表现农民最直接体验来教育他们、说服他们，打破他们保守、封闭的、迷信的思想。在看戏中改进民众的生活方式，废除不良习惯，打破旧有的观念、信仰和价值体系，并按党的目标，使广大的边区民众向着“生理上与心理上的解放”迈进。比如被人们称为“第一个新的秧歌剧”的《兄妹开荒》即是一个突出典型。它以宣传生产劳动作为其鲜明主题。通过反映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热气腾腾的劳动场面，来表现新型的农民形象和欢乐的劳动场面。其他的剧作《一朵红花》、《动员起来》以及《钟万财起家》等，也都以生产、变工、妇纺、二流子转变、开荒等作为主题来刻画。据1944年秧歌大会上的统计，56篇秧歌剧中写生产劳动的有26篇之多。〔22〕 通过表彰劳动英雄，批评和改造二流子，刻画变工互助的好处等内容来描绘劳动，表现劳动的美和劳动的意义，突显劳动的光荣。
此外，《买卖婚姻》、《小姑贤》、《算卦》、《神虫》和《回娘家》等新秧歌剧，则主要针对的是对乡村社会婚姻制度和家庭生活中旧风俗、旧习惯问题，尤其是算卦敬神之类的活动。这些剧作通过让顽固坚持老一套的角色狼狈不堪、当众出丑的方式来赞美和支持革新者，鲜明的对比一下子使民众受到教育和觉悟。在新秧歌剧中，还有一个中心主题，即抗战。新秧歌剧“在观众眼前展开的是令人泣下，或是令人发指的血淋淋的人生和战争的现实。在这里面还能看出未来的光明远景，和侵略者、反动力量的灭亡。每一出戏中都充满了乡土气息和人民英勇斗争的情绪。” 〔23〕 安娜·路易斯看丁玲剧团演出时，向丁玲询问“中国文学的最近趋向”。丁玲回答说：“我们演出戏剧，公开演讲，在农村墙上画漫画，还必须教会农民唱救亡歌曲。每个村庄的农民至少会唱两首歌。” 〔24〕 总之，使农民认识抗战，了解抗战，进而参加抗战，支持抗战。打破他们关于生活范围的狭小视野，“使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指抗战——笔者注）不是和他们毫无关系的事情。如懂得苏联和我们共同打日本的关系，打日本打得好不好，国共关系的变化，都直接影响边区人民的生活” 〔25〕。党选择农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将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从外部带入农民的生活视域。农民逐渐学会用“封建”、“革命”、“公家人”、“支前”、“抗日”等一套新的语词来描述他们与外在环境的关系。在农民心目中，传统陋习的位置被新生的革命政权的位置取代。
再次，新秧歌运动提供了政治动员所依赖的集体归属感。在延安，新秧歌有“翻身秧歌”、“斗争秧歌”和“胜利秧歌”的称呼，被看成是“受苦人自己的秧歌”。这样的命名和描述，潜含着对于文艺主体——农民的价值确认。〔26〕 农民开始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下尝试着新的社会地位和身份。
由于新秧歌以农民身边发生的故事，以农民熟悉的人物作题材，创作或改编唱词和剧本，使得农民常常不自觉地对号入座，备感亲切。看戏后的农民兴奋地说，“把我们开荒生产的事都编成戏了”。言语之下透露出满腹的自豪与兴奋。在陕北靖边，妇女学校成立秧歌组，在旧历年底配合拥军大会预演“妇女识字”，并和男人识字组联合演出“拥军运动”，正月里还参加全区八大秧歌队比赛，一下子轰动了整个靖边县城和附近乡村。“妇女上戏”一时成为新闻被广为传播。对此，《解放日报》发表评论说，“人物性格、语言的特征，和事实的过程都是演员亲身经历过的，表演还真实、自然，特别对妇女们的教育意义很大”。〔27〕 我们可以感受到她们在新生活面前的自信和自尊心。 在文艺的形式中，农民看到切近的生活，看到自己力所能及的生产和支前对于抗战的意义所在，这使他们感到兴奋，也使他们更容易融入戏剧的情境。他们被赋予了和叙述者一样的情感和立场。〔28〕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观察到的，“秧歌舞是真实的、有生命的民间艺术，是自然的、戏剧性的、好笑的消遣，显然是和人民的情感和谐一致的”。〔29〕有了这样的和谐与共鸣，才有热烈的参与。
在一定意义上，秧歌剧运动的政治意义重于娱乐意义。它糅合政治目标和新民主主义的方向，着意表现“新的人民”在新的社会的新的生活状态。从来只有战争中或政治舞台上的英雄，而现在劳动者也可以成为英雄。在“新文艺”方针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差距被缩短，传统劳心劳力的关系、顺序被重新界定。乡村民众可能没有文化，但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生活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新情况，尤其是自身地位和自身价值的变化。随着新的生活状态的进行和延续，认同在潜移默化中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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