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国最帅校长”周文斌和“明星书记”王国炎腐败案表明，体制机制的缺陷和腐败亚文化的影响是造成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主要原因；“阶段性两面”和“阴阳性两面”是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两大基本形态；“主体高智性”、更高的“两面隐蔽性”和危害更大杀伤力更强是目前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主要特点。抓早、抓小，避免“好同志变阶下囚”的阶段性两面变化；扎紧制度笼子，防止“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阴阳性两面发生；转变思想观念，努力探索既符合反腐一般规律，又具有行业自身特点的反腐道路，是高校贪官两面人生对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警示。
关键词：高校贪官；两面人生；阶段性两面；阴阳性两面；腐败亚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6）06-0071-09
一、问题由来：“最帅校长”案引发的思考
2015年12月29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涉嫌受贿、挪用公款案做出一审宣判，决定数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此，历时13个月，引发社会和舆论高度关注的“中国最帅校长案”似已尘埃落定，所涉贪腐问题也最终得到法律确认。
但该案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与贪腐案本身所独具的“眼球会聚”效应及当事人“大学校长”的职业身份、“能干事儿”的性格特质及其“成就了事儿”的工作业绩所赢得的近乎神圣的光环——“中国最帅校长”有关外，更与十八大以来，我国高校着眼于新的形势任务，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以有效遏制腐败在高校的滋生蔓延势头，一大批高校贪官纷纷落马密不可分。因据笔者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所做通报的梳理，发现自2013年8月15日11时27分，该栏目发布“近日，湖南省纪委对湖南科技学院副院长吴起华涉嫌违纪问题立案调查”[1]，到2016年6月24日15时20分发布“据河北省纪委消息：经河北省委批准，唐山师范学院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可君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2]，不到三年时间内，至少共對全国61所高校的70名校领导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和进行处理的情况进行了通报。因而，继“贪官们的两面人生”成为学界和舆论热点之后，“高校贪官的两面人生”也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然而，正如学者们所言，“腐败问题如同一个黑箱，人们很难得到完整而详尽的腐败案件信息，虽然人们尽可能地收集高校腐败案例，也尽一切手段完善案例样本的详细信息，但所构建的案例库样本仍然十分有限，未必能代表高校腐败的总体情形”[3]，故于此主要以案情披露既相对详实又颇具代表性的“中国最帅校长”周文斌和“明星书记”王国炎腐败案为例，就“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基本形态、主要特点、形成原因及其反腐启示意义予以讨论，以期收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般）”的效果。
二、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基本形态
与“一方面大谈‘反腐’，另一方面大行‘贪腐’；一方面‘（自己）玩命干工作’，另一方面‘（让儿子等）幕后收黑钱’；一方面有能力、有魄力，另一方面频收‘雅贿’；一方面亲民、勤政、‘接地气’，另一方面借‘发明家’名号敛财”等“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4]的“贪官两面人生”大同小异，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具体表现尽管光怪陆离，但归结起来，有贪腐前后的“阶段性两面”和贪腐过程中的“阴阳性两面”两大基本形态。
（一）阶段性两面
虽然腐败作为“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或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行为”[5]是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后，就开始出现的，却没有任何人是天生的贪官。相反，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高校领导，在其踏上公职岗位之初，堕落成贪官之前，一般而言，也都曾有坚定的信仰、创业的激情和不凡的业绩，皆是领导眼中的可造之材，同事身边的先进楷模，群众心中的好官良吏，自律敬业、勤政廉政的典范。于此，无论“最帅校长”周文斌，还是“明星书记”王国炎均不例外。
周文斌出生在普通工人家庭，1978年考入华东地质学院（现东华理工大学），以“勤奋，好学，也聪明，且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优异表现，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顺利考取硕士研究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亦因工作成绩突出，从大学系副主任作起，逐渐步入仕途：1995年，被任命为华东地质学院副院长，2001年，成为该院院长。熟悉他的人皆称，其仕途所以顺风顺水，并最终平步青云，不像有些人靠“裙带”，而主要是凭借了“工作能力强、魄力足”等特质。
因为他任华东地质学院院长期间，正值中国高校扩招。大规模基建工程使华东地质学院与全国大多高校一样，面临巨大资金缺口。在很多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时，他却摸索出一套被誉为“独创性思维”的校园建设模式，并通过这种模式，把经营权置换成为社会资本投资，在学校未出一分钱的情况下，不但实现了对学校老食堂的改造，也完成了学生宿舍建设。另外，在任职院长不足两年的时间内，他还先后顺利完成该校抚州、南昌两个校区的建设任务，被誉为“在当时的江西省属于史无前例”，并因此赢得了“确实有两下子”，“有胆识、有魄力，也无私”的美誉，从而受命担任南昌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不但成为江西省唯一一所211重点高校的校长，而且出任校长后，因喜欢和学生们互动，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听取意见，让学生深感其“亲和力”，“中国最帅校长”的称呼不但在南昌大学不胫而走，而且也在全国迅速传播[5]。
但之后的周文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作风上，开始逐渐转变。“工作作风变得霸道、独断专行，对别人的意见毫不理会”，在学校重大问题上，也完全自己说了算。因此，从2004年开始，便有人不断向纪委举报他。此时，距其上任南昌大学校长仅一年之隔。期间，他不但“力排众议”，耗资3000多万，建成号称“亚洲第一校门”的南昌大学正校门，还耗资1000多万，塑造了“中华正气龙”等形象工程，仅面子工程就浪费资金数亿元。除通过大规模基建工程接受贿赂外，他还利用学者身份，打着“学术交流”旗号，特别是利用国外学术交流的机会，体验并实践西方的生活方式，有情人20多个[6]，沦落成地道的“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7]的两面人。 出生于江西省偏远农村的王国炎也是地道的草根，1982年本科毕业于江西大学哲学系，1987年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历任南昌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政法学院院长，江西师范大学教务处长、校长助理，南昌航空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等职；年仅33岁时，开始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次年，又破格晋升教授，是当时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教授。案发前可谓著作等身、仕途平坦，各种荣誉称号纷至沓来，堪称“学术达人”，璨然一颗“明星”，是江西，乃至全国知名的“明星书记”。但这位“起初自认为还是比较洁身自好，不仅自己拒收贿赂，还教育家人不能收受他人财物”，业内也公认“有能力、有魄力的大学党委书记”，“随着职务的升迁，心态慢慢发生了微妙变化”，理想信念开始动摇，认为“如今的社会，关系、金钱、个人能力一样都不能少”。因而，对工作少了热情，对生活没了激情。不但工作中独断专行、作风霸道、用权“任性”，对“三重一大”事项个人说了算，甚至还因嫌校纪委领导“碍手碍脚”，便以组织名义将其支去省委党校参加培训，并利用职务便利，在基建工程、合作办学、人事调整等工作中大搞钱权交易、权色交易，也最终走上一条前期勤政廉政、后期贪腐堕落的道路[8]。
可见，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具体表现虽千差万别，但都呈现贪腐前后大相径庭，甚至泾渭分明的“阶段性两面”特征。
（二）阴阳性两面
与贪官两面性相同，高校贪官的两面性也呈现出鲜明地台上与台下、人前与人后表现迥异的“阴阳性”两面特征。这在王国炎和周文斌身上，也均有鲜明体现。
身为高校党委书记的王国炎虽然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研究，熟知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而且身披“学术达人”、“明星书记”等诸多“光环”，但在“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的“两面人”特质方面却与其他贪官并无二致。如在校党委班子会和干部大会上反复强调“做事按程序来，错了我也不会批评你；要是不按程序来，对了我也不会表扬你”的他似乎是一位懂规矩、讲规矩者，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多次通过量身设置条件，甚至绕过组织程序等方式违规提拔使用干部；再如，谆谆告诫学生要“以哲學的姿态生活”，为人要做到泰然、淡然、坦然和自然，“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的他，实际上却“欲壑难填”，羡慕花天酒地、声色犬马的生活，大搞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先后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同时，甚至为寻求刺激，利用出差机会多次嫖娼，并多次召集情妇、妓女进行淫乱活动[8]；还如，日常生活中，他虽也经常关心职工生活，有人遭遇不幸或困难，也多嘘寒问暖、极力帮助，给人留下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和“蛮有人情味”的形象，但实际工作中，却“自负、狂妄、霸道，在南航一手遮天”[8]。可谓“‘以堪称完美的表演’，成功掩盖了其各种不齿行径，生动演绎了高校贪官的‘双面人生’”。
而无独有偶，周文斌在喜欢和学生们互动，经常深入学生中听取意见，给学生留下很强“亲和力”的同时，也“作风霸道、独断专行，对别人的意见毫不理会”，即便是在学校的重大问题上，也完全自己说了算；还利用其专家身份，打着学术的旗号，“游学”海内外，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同时，也满足其猎艳、猎奇的需要[6]，在“以帅掩丑”方面，成功实现了“帅与丑的完美对接”。
三、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主要特点
中国社科院近年来的教育蓝皮书显示，高校已成为腐败犯罪新的高发区，无论在数量、程度、范围上都呈上升、扩大态势，与官场腐败的愈演愈烈、不断滋生蔓延保持基本一致。尽管如此，高校贪官的两面人生与普通贪官相比，还是有显著不同，主要体现如下。
（一）主体高智性
由于腐败的天然失理性和非法性①，腐败主体尽管对其腐败行为可能自鸣得意，但历来都对外秘而不宣，不敢、不能，也不想以真实面目示人。因此，贪官的人生必然呈现分裂的“两面性”。于此，高校贪官与其他贪官并无实质区别。
尽管如此，王一江等人的研究表明，政府腐败案的当事人，受教育程度范围跨度较大，在其统计的130个案例中，大专及本科学历占到69.69%，虽已呈现出相当的高学历特征[9]，但与高校贪官相比，其学历水平还是明显偏低。因曾明等人的统计发现，高校贪官普遍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最低也是大专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有效案例数的95.31%，特别是高达29.69%硕士学历和26.56%博士学历（包括5个博士后，占7.81%）[3]，使其高学历特征更加突出。
除王国炎和周文斌分别拥有硕士、博士学位，都有教授职称，且分别是相关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外，曾创下中国高校贪污科研经费之最的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原常务副院长、水环境研究院原院长陈英旭，也不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还曾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而且是中国水环境治理领域的知名专家。可见，高校贪官已非“高学历”一词所能涵盖，故用“主体高智性”言之。
（二）更高“两面隐蔽性”
如上所述，由于腐败的天然失理性和非法性，腐败者对其腐败行为总是讳莫如深，不敢、不能，也不想以本来分裂的两面示人。因此，其“两面性”在相当长时段内，往往只呈现出“单面性”。因而，其“两面性”又具有天然的隐蔽性。于此，高校贪官和其他贪官也没有根本性不同。
正因如此，除却贪官因“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的“两面人生”在相当时间内迷惑了相当的干部群众，因而对其落马，人们感到“出乎意料”、“非常吃惊”、“十分突然”外，加之，中国悠久而浓厚的尊师重教、崇尚知识、景仰文化等传统，那些拥有高学历、具备高职称，且又极富“表演”天赋，因而把其两面性埋藏更深的高校贪官，就更具欺骗性，具有更高的“两面隐蔽性”。
这种特性在周文斌和王国炎身上也得到充分体现。虽然2004年周文斌出任南昌大学校长仅一年就不断有人向纪委举报，但直到2013年5月，他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却历时十年有余。而王国炎“潜伏”时间则更长，据萍乡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他先后非法收受、索取财物共计99次，长达14年之久，堪称“一路升迁一路腐败”[10]。可见，其高超的“两面隐蔽性”不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蒙蔽了广大干部群众，而且还躲过了专业的“组织审查”。 当然，因主体高智性及更高的“两面隐蔽性”，高校贪官的“贪腐潜伏期”更长，加之，其工作性质和单位相对稳定，往往可在一个单位“深耕”多年，极易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造成“腐败窝案”，形成“塌方式腐败”，不但葬送自己的前程，也败坏一个学校的风气。可见，高校贪官的两面人生又具有危害更大、“杀伤力”更强的特征。如由于王国炎恶劣的“示范效应”，南昌航空大学腐败问题一度丛生不穷——王国炎案发之前，南昌航空大学原副校长刘志和即因累计收受贿赂262.6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之后，更有多名学校中层干部因腐败问题被查处[10]。
四、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形成原因
凡事其发生和存在都不是无缘无故的，皆有原因和根据，即形成和存在条件，高校贪官的两面人生也不例外。
（一）体制机制还不尽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改革也在诸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如随着办学自主权扩大和向外开放程度加快，高校不但可以多渠道筹集教育教学资源，而且还实际上已经多角度，甚至全方位融入到经济社会建设，因而高校领导无论是手中握有的权力，还是支配的资源，均堪与实力部门的政府官员比肩。而在此过程中，虽然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三位一体”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高校也不断推进，但总的来看，高校领导所受的监督与制约，无论是外部监督制约，还是内部监督制约，均不与其增加的权力成正比。正因如此，无论是对高校的校级领导干部，还是对处于重要岗位和关键部门的中下层干部，抑或是居于普通管理岗位的一般工作人员，甚至是教学科研和服务一线的普通教师或职工，在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感觉“监管无依据、少动力”和感叹“监管得罪人、有压力”的同时，下级和同级监督也一直存在着“想监督少渠道”和“真监督遭打击”的困惑。说明对高校权力运行进行严密监督制约，从而防止权力的异化应用和贪官的人格分裂，进而预防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制度设计还有诸多漏洞，甚至是空白。
周文斌出任南昌大学校长后，一方面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听取意见，时常与学生们互动，让学生深感其“亲和力”，因而博得“中国最帅校长”美誉；另一方面却任性地行使手中权力，凡事多抛开集体讨论，完全由自己说了算，对学校“三重一大”问题必须经过集体讨论等制度规定置若罔闻，即使是上千万的支出，也不经集体讨论，完全由个人拍板并确认签字，几至权力达到“完全失控程度”，因而又给人留下“工作作风霸道、独断专行，对别人的意见毫不理会”的印象，并拥有“一支笔”的外号。而究其原因，江西省政界知情人士认为，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南昌大学没有全面贯彻落实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特别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致使学校党委书记多年空缺，才使周文斌任性地行使校长权力，并几乎达到完全失控程度的。另外，如果稍加留意，我们也不难发现，检方指控周文斌所涉的受贿犯罪，全部发生在其一人独掌权力期间，而不是党委书记、校长分设的时候[11]。而公开场合反复强调“做事按程序来，错了我也不会批评你；要是不按程序来，对了我也不会表扬你”的王国炎，在貌似守程序、讲规矩的背后，实际工作中，却多次绕过组织程序，甚至通过量身设置条件等方式违规提拔使用干部；及日常生活中，在经常关心职工生活，如有人遭遇不幸或困难，也多嘘寒问暖、极力帮助，给人留下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和“蛮有人情味”印象的同时，却被知情人认为“自负、狂妄、霸道，在南航一手遮天”[8]的“两面人”特质，其根本原因，毫无疑问也与该校的相关规章制度，特别是干部选拔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度缺失，或者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密切相关。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透过对高校几乎所有贪官“目无法纪”、“无视国法”的官方通报，及“心态失衡”和“心存侥幸”等高校贪官的“真情忏悔”，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如果说包括党风廉建设和反腐斗争在内的促进高校科学健康发展的相关规章制度的缺失及已有制度的未严格执行，是造成其“目无法纪”、“无视国法”、“心存侥幸”的制度原因的话，那么，造成高校贪官“心态失衡”的原因，也在相当程度上表明目前我国高校内，在干部绩效评估、职务晋升及福利待遇提高与改善方面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尚有许多提高与完善的空间。
除此之外，高校腐败案频繁发生、高校贪官两面人生屡屡上演的过程中，人们经常看到的诸多职能部门相继“失守”，诸多相关人员先后“失职”，诸多相应制度频频“失效”的现象背后，也都暗含着包括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内的相关制度间不系统、不协同、不协调、不匹配的弊端，也即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问题。
（二）思想文化根源还未削除
腐败与贪官两面人生的产生，除受上述制度因素影响外，还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根源。腐败的危害不仅表现为其滋生并不断蔓延，其最大的威胁是，会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民族心态，形成“腐败亚文化”，造成“民俗化”趋势，为社会各阶级、阶层所普遍接受、共同采纳，进而渗透进日常行为的诸多环节，表现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12]。而长此以往，其必然结果是，当人们“一方面对腐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却又‘向往腐败’……不但提高了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也使全社会的道德集体下滑，使腐败被日常化、合理化时，腐败就已经成为一种‘腐败亚文化’在存在和流传了”[13]。
人作为文化动物，其行为不但受主流文化，而且同时受，甚至更受“亚文化”的影响和指引。而与居官方地位、发挥主流作用的廉洁文化的“高大尚”相比较，“腐败亚文化”以其“接地气”和“民间性”更易为人接纳，因而具有更直接、也更重大的影响和引导作用。探讨贪官两面人生的成因，我们既可看到主流廉洁文化的正面作用，也可发现“腐败亚文化”的消极影响。由此也不难得出结论：“腐败亚文化”是培植贪官们“两面人生”，造成贪官腐败的“文化土壤”[4]。
由于种种原因，“腐败亚文化”在高校不但远未消失，甚至还颇有市场。一般而言，高校贪官在踏上公职岗位之初，腐败堕落之前，皆有坚定的信仰和创业的激情并实际创造了不凡的业绩，都是群众心中的好干部，同事身边的好榜样，领导眼里的好苗子，是自律敬业、勤政廉政的典范。但正是受“腐败亚文化”的影响，羡慕并实践西方的生活方式，“最帅校长”周文斌有情人20多个，而“明星书记”王国炎也利用手中权力，大搞权色交易、钱色交易，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的同时，为寻求刺激，还利用出差机会多次嫖娼，甚至多次召集情妇、妓女进行淫乱活动[14]，才均沦落成“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兩面人的。 而前已指出，尽管高校贪官的两面人生有各不相同的具体表现，但基本形态无外乎贪腐前后的阶段性两面和贪腐过程中的阴阳性两面两种。而从理论上来看，造成其阶段性两面的原因，主要是前期受居于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勤政、廉政文化指导，因而才自律敬业、勤政廉政，并创造了不凡业绩，成为群众心中的好干部，同事身边的好榜样，领导眼里的好苗子的；而后期，之所以走贪污腐化，堕落成“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正如许多高校贪官在“忏悔书”中所说，是因为“长期忽视政治学习，甚至党的方针政策，必备的法律纪律常识也很淡漠，（我）甚至认为，请托送礼和事后答谢是正常的人际往来，收卡不违纪”[15]。从中既可清楚看到前期的“政治学习”和“党的方针政策”（即主流的勤政廉政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可清晰显现，所谓“请托送礼和事后答谢是正常人际往来”等腐败亚文化的消极影响。至于造成其贪腐过程中阴阳性两面的原因，则是虽受腐败亚文化的消极影响而实际走上了贪腐之路后，因前述腐败的天然非法性和失理性，特别是居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勤政廉政文化对贪腐行为造成的巨大舆论压迫，才使其不敢以贪腐的本来面目示人，因而呈现出“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阴阳性两面特征。
也正因如此，虽然十八大以来，随着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高校也重拳反腐、铁碗治贪，“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得到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16]，但高校的许多腐败分子虽然行为上有些收敛，却仍心有不甘，还在观望，企图伺机而动。正所谓“树倒根在”，滋生腐败的文化土壤还远未消除。
五、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警示意义
犹如王国炎和周文斌案虽已有法律定论，却仍处于热议中一样。高校贪官的两面人生表明，高校虽素来被视为“首善之区”，引风气之先，但也非“世外桃源”，受诸多因素共同影响，“高校贪官的两面人生”在具有贪官两面人生共同性的同时，更有其自身特点；而其“主体高智性”、“更高‘两面隐蔽性’”和危害更大、“杀伤力”更强等特点则决定了，高校的反腐败形势可能更严峻复杂，需更深入持久。而所有这些，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都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一）抓早、抓小，避免“好同志变阶下囚”的阶段性两面
前已述及，虽然腐败是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后，就开始出现，但贪官两面人生的阶段性两面表明，没有任何人是天生的贪官。一般而言，堕落成贪官之前，他们都曾有理想抱负、有创业激情和突出业绩，皆是领导眼中的可造之材，同事身边的先进楷模，群众心中的好官良吏，自律敬业、勤政廉政的典范，是在经历了从勤政廉政到贪污腐化的堕落过程，甚至是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内心挣扎之后，才最终走上贪腐之路的。
如，据萍乡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虽然王国炎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期间，共非法收受、索取27名行贿人财物99次，计600余万元人民币。其中，两次单笔受贿金额，就高达100万元。但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初，他也曾多次拒收、退还他人财物。从起初拒绝，到坦然收受，再到主动索要财物，呈现出泾渭分明的阶段性变化。周文斌也是前期“有胆识、有魄力，也无私”，并以喜欢深入到学生中与学生们互动，赢得“最帅校长”称呼并得到上级领导信任和重用后，才开始工作和生活作风逐渐转变，最终沦落成“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7]的两面人的。
如同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主任程吉生教授所说，“（像周文斌、王国炎这样）原本在学术上大有可为的高校官员却成为权力的奴隶，最终身败名裂，着实令人惋惜”[11]，但惋惜之余，试想无论是上级领导，或其身边同事和工作人员能在其“心态失衡”之初，及时发现其思想或行为转变的“苗头”和倾向，并采取切实措施给予批评提醒的话，是否可防周文斌和王国炎们免受牢狱之灾，让其在学术和管理上做出更大更多贡献呢？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切只能是一种设想了！
因而，在“心态失衡”之初、暴露“苗头”和“倾向”之始，就“把纪律挺在前面，发现问题就（要）提提领子、扯扯袖子，使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17]，抓早、抓小，是有效防止贪官阶段性两面，阻止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避免“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悲剧一再上演的有效措施。
（二）扎紧制度笼子，防止“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阴阳性两面
发生阶段性两面变化以后，贪官们“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如周文斌在“以帅掩丑”方面，成功实现了“帅与丑的完美对接”，王国炎也“‘以堪称完美的表演’，掩盖了其各种不齿行径”，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不但在相当长时段内蒙蔽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雪亮眼睛，而且也顺利躲过各种专业的组织审查，表明在一些单位，诸多职能部门相继“失守”、诸多相关人员先后“失职”的同时，诸多相应制度也已频频“失效”。
于此，我们不妨再设想：如果当时的南昌大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三重一大问题”集体讨论决策等各项制度健全并执行到位，周文斌焉能“工作作风霸道、独断专行，对别人的意见毫不理会”，在学校重大问题上，完全自己说了算，即使上千万的支出，也不经集体讨论，只是由他一个人签字确认？而如果当时南昌航空大学党内民主生活的各项制度比较健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运用得当，对王国炎花天酒地、声色犬马的生活，大搞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先后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同时，甚至为寻求刺激，还利用出差机会多次嫖娼，并多次召集情妇、妓女进行淫乱活动的事实又怎会不及时发现、及时提醒、及时制止和及时处理，从而让其“一路升迁一路腐败”，成功实现由“苍蝇”经“硕鼠”，最终变成“老虎”的“三级跳跃”？
所以，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的各项部署，深入推进“依法治校”与“阳光治校”，加快高校校务公开和学校去行政化、领导去官僚化进程，建立健全并认真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等各项规章制度，防止与克服一言堂和人身依附现象，既是及早发现高校贪官发生阶段性两面人生变化的有效预防措施，也是有效阻止已发生阶段性变化的贪官在贪腐的道路上也越走越远、越陷越深的同时，其社会危害越来越甚、殺伤越来越大的有力保障。 （三）转变思想观念，努力探索既符合反腐一般规律，又具有行业自身特点的反腐道路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无论是上述反腐倡廉的制度安排，还是具体反腐措施，都离不开相关思想理论的指引。因而，依据新的形势任务，解决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适时转变观念，才能成功探索切实可行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道路。
首先，改变反腐倡廉重党政机关轻高校的观念。高校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又担负有“引导社会”的重要功能。长期以来，人们也习惯性认为知识分子文化程度高、个人修养好，追求真理，淡泊名利，腐败风险低。因而，实际工作中，一直存在的重党政机关而轻高校倾向，使得高校的反腐倡廉建设相对滞后，以致成为腐败重灾区之一。犹如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在“教育系统纪检监察办案人才库骨干人员培训班”专题座谈会上指出的，当前，包括高校在内的教育部门已非清水衙门，也非一片净土，有些（腐敗）问题表现得相当突出。因此，依据新的形势任务，适时转变思想观念，针对新时期腐败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健全和完善制度设计，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才能不断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有效遏制腐败滋生蔓延势头。
其次，改变高校反腐倡廉重领导干部轻教学科研人员的倾向。以往反腐倡廉实践中，某种程度上存在重党政机关轻高校现象的同时，高校反腐倡廉实践中，也一直存在着重各级领导干部而轻一线教学科研人员的倾向。而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推进，特别是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国家科研投入规模不断扩大，高校承担的科研项目越来越多，身处教学科研一线的高校教师可支配的科研经费也越来越大。因而，近年来也频繁传出知名教授、学科带头人，甚至候选院士等一线教学科研人员因贪污、挪用科研经费被调查的消息。如2013年3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水环境治理领域的知名专家、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原院长陈英旭，即因将1022余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后非法占为己有，走进浙江省杭州市中级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并创下了贪污科研经费的新纪录。可见，高校的科研经费腐败日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突出社会问题，表明科研经费腐败日益成为高校腐败的重要表现形式，并有愈演愈烈倾向和趋势。因而，转变传统反腐观念，不但要转变传统的重党政机关轻高校的观念，也要转变高校反腐实践中，传统的重各级领导干部而轻一线教学科研和服务人员的观念，牢记孟德斯鸠“一切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8]中的“一切”二字，明白无论是行政权力，还是学术权力，无论是公共权力，还是其他公共资源，如无有效监督，都有被滥用的风险。
第三，盯紧“一把手”，防止“灯下黑”和“破窗效应”。长期以来，受“经是好的，是歪嘴小和尚给念歪了”、“上面的政策是对的，是下面给执行错了”，以及“上面大领导是好的，下面小喽啰才是坏的”等传统观念影响，高等学校的反腐倡廉实践中，无论是在进行制度设计，还是具体的实施措施中，也一直存在着重中下层领导干部，而轻高层的校领导，特别是轻党政“一把手”的倾向。而据笔者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的统计，发现自2013年8月15日至2016年6月24日，不到三年时间内，共对全国61所高校的70名校级领导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和进行组织处理情况进行了通报。而受通报的70名校领导中，除计有党委书记23人，院/校长16人外，另有党委书记兼副院/校长者2人和院/校长兼党委副书记10人。从高校现行校级领导职数配备的一般情况可以清楚看出，高校党政“一把手”腐败风险明显偏高。而“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一把手违纪违法最易产生催化、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17]。所以，高校“一把手”腐败易发、多发也提醒人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紧紧抓住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一把手”既是发挥其以上率下的引领示范作用的重要保障，也是防止“灯下黑”和“破窗效应”的有力措施。
腐败的天然非法与失理性决定了腐败者不愿、不想，也不敢以原本的贪腐形象示人，因而必然呈现分裂的两面性，高校贪官也不例外。而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治理，作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要分析上述“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基本形态、主要特点、形成原因外，还需深入研究高校腐败的主要领域和具体治理措施，但篇幅所限，只好它文另行探讨了。
参考文献：
[1] 湖南科技学院副院长吴起华涉嫌违纪问题被立案调查[EB/OL].（2013-08-15）[2016-06-05].http：//fanfu.people.com.cn/n/2013/0815/c64371-22574970.html.
[2] 唐山师范学院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可君接受调查[EB/OL].（2016-06-27）[2016-08-23].http：//fanfu.people.com.cn/n1/
2016/0627/c64371-28480715.html.
[3] 曾明，郑旭旭，章辉腾.治理结构，权力机制与高校腐败——基于117个高校腐败案例的分析[J].廉政文化研究，2015（2）：41-52.
[4] 陈延庆，陈出新.腐败亚文化”与贪官们的“两面人生”——三论“腐败亚文化”背景下的廉政文化之路[J].廉政文化研究，2015（5）：21-28.
[5] 邓频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2.
[6] 南昌大学校长承认有20余情人 称征服女人才算成功[EB/OL].（2015-12-29）[2016-10-22]. http：//www.china.com.cn/
guoqing/2015-12/30/content_37420890_3.htm.
[7] 《中国政治思想史》编写组.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284. [8] 李伟.一个用权“任性”的高校一把手[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05-07（02）.
[9] 王一江，迟巍，孙文凯.影响腐败程度的权力和个人因素[J].经济科学，2008（2）：105-118.
[10] 胡锦武.南昌航空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国炎“一路升迁一路腐败”[EB/OL].（2013-09-22）[2016-09-08].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9/22/c_117449179.htm.
[11] 张剑.一个大学校长的权力边界[N].京华时报，2015-12-29（02）.
[12] 陈延庆.再论“腐败亚文化”背景下的“廉政文化”之路——由“胡剑兵事件”说起[J].理论月刊，2015（5）：157-161.
[13] 林金芳.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J].同舟共济，2007（2）：21-22.
[14] 南航大學原书记王国炎淫乱情节曝光 情妇众多屡召妓女嫖娼[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05-07（02）.
[15] 象牙塔内上演的“狂”与“贪”——齐鲁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徐同文案件警示录[EB/OL].（2016-05-10）[2016-08-22]. http：//news.163.com/16/0510/18/BMNPHMNR00014Q4P.html.
[1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6-07-01）[2016-08-24].http：//news.xinhuanet.com/
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
[17]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讲话[EB/OL].（2016-01-15）[2016-09-22].http：//www.sh.xinhuanet.com/2016-01/15/
c_135011524.htm.
[18]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责任编校 王学青
Double-Faced Life of Corrupt University Officials and Its Enlightenment
——from the Examples of the “Handsomest University President” and the “Star of Party Secretaries”
CHEN Yanqing1， CHEN Chuxin2 （1.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of Integrity，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Shandong， China； 2.Party Committee Office of Liaocheng Veterans’ Hospital， Liaocheng 252059，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corruption cases of Zhou Wenbin， called “the handsomest university president，” and Wang Guoyan， once regarded as “star secretary”， show that the defects of the system and the influence of corruption sub-culture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ouble-faced life of the corrupt university officials， the two basic patterns of which are the “periodical double face” and the “double face in public and in priv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uble-faced life of corrupt university officials are their higher intelligence quotient leading to better concealment and greater harms and damages. Earlier preventions when problems are minor can avoid the degradation from “good comrades” to “criminals to be imprisoned”； fending the cage of system can prevent the hypocrisy of “righteousness in public but material wealth in private；” with a transformed thought， probing into the regular patterns of anti-corruption and a road leading to anti-corruption efforts appropriate for relative industries prove to be enlightening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the double-faced life of corrupt university officials in the campaig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style and clean governance.
Key words： corrupt officials in universities； double-faced life； periodical double face； double face in public and in private； corruption sub-culture
关键词：高校贪官；两面人生；阶段性两面；阴阳性两面；腐败亚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6）06-0071-09
一、问题由来：“最帅校长”案引发的思考
2015年12月29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涉嫌受贿、挪用公款案做出一审宣判，决定数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此，历时13个月，引发社会和舆论高度关注的“中国最帅校长案”似已尘埃落定，所涉贪腐问题也最终得到法律确认。
但该案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与贪腐案本身所独具的“眼球会聚”效应及当事人“大学校长”的职业身份、“能干事儿”的性格特质及其“成就了事儿”的工作业绩所赢得的近乎神圣的光环——“中国最帅校长”有关外，更与十八大以来，我国高校着眼于新的形势任务，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以有效遏制腐败在高校的滋生蔓延势头，一大批高校贪官纷纷落马密不可分。因据笔者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所做通报的梳理，发现自2013年8月15日11时27分，该栏目发布“近日，湖南省纪委对湖南科技学院副院长吴起华涉嫌违纪问题立案调查”[1]，到2016年6月24日15时20分发布“据河北省纪委消息：经河北省委批准，唐山师范学院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可君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2]，不到三年时间内，至少共對全国61所高校的70名校领导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和进行处理的情况进行了通报。因而，继“贪官们的两面人生”成为学界和舆论热点之后，“高校贪官的两面人生”也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然而，正如学者们所言，“腐败问题如同一个黑箱，人们很难得到完整而详尽的腐败案件信息，虽然人们尽可能地收集高校腐败案例，也尽一切手段完善案例样本的详细信息，但所构建的案例库样本仍然十分有限，未必能代表高校腐败的总体情形”[3]，故于此主要以案情披露既相对详实又颇具代表性的“中国最帅校长”周文斌和“明星书记”王国炎腐败案为例，就“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基本形态、主要特点、形成原因及其反腐启示意义予以讨论，以期收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般）”的效果。
二、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基本形态
与“一方面大谈‘反腐’，另一方面大行‘贪腐’；一方面‘（自己）玩命干工作’，另一方面‘（让儿子等）幕后收黑钱’；一方面有能力、有魄力，另一方面频收‘雅贿’；一方面亲民、勤政、‘接地气’，另一方面借‘发明家’名号敛财”等“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4]的“贪官两面人生”大同小异，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具体表现尽管光怪陆离，但归结起来，有贪腐前后的“阶段性两面”和贪腐过程中的“阴阳性两面”两大基本形态。
（一）阶段性两面
虽然腐败作为“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损害公共利益或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行为”[5]是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后，就开始出现的，却没有任何人是天生的贪官。相反，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高校领导，在其踏上公职岗位之初，堕落成贪官之前，一般而言，也都曾有坚定的信仰、创业的激情和不凡的业绩，皆是领导眼中的可造之材，同事身边的先进楷模，群众心中的好官良吏，自律敬业、勤政廉政的典范。于此，无论“最帅校长”周文斌，还是“明星书记”王国炎均不例外。
周文斌出生在普通工人家庭，1978年考入华东地质学院（现东华理工大学），以“勤奋，好学，也聪明，且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优异表现，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顺利考取硕士研究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亦因工作成绩突出，从大学系副主任作起，逐渐步入仕途：1995年，被任命为华东地质学院副院长，2001年，成为该院院长。熟悉他的人皆称，其仕途所以顺风顺水，并最终平步青云，不像有些人靠“裙带”，而主要是凭借了“工作能力强、魄力足”等特质。
因为他任华东地质学院院长期间，正值中国高校扩招。大规模基建工程使华东地质学院与全国大多高校一样，面临巨大资金缺口。在很多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时，他却摸索出一套被誉为“独创性思维”的校园建设模式，并通过这种模式，把经营权置换成为社会资本投资，在学校未出一分钱的情况下，不但实现了对学校老食堂的改造，也完成了学生宿舍建设。另外，在任职院长不足两年的时间内，他还先后顺利完成该校抚州、南昌两个校区的建设任务，被誉为“在当时的江西省属于史无前例”，并因此赢得了“确实有两下子”，“有胆识、有魄力，也无私”的美誉，从而受命担任南昌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不但成为江西省唯一一所211重点高校的校长，而且出任校长后，因喜欢和学生们互动，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听取意见，让学生深感其“亲和力”，“中国最帅校长”的称呼不但在南昌大学不胫而走，而且也在全国迅速传播[5]。
但之后的周文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作风上，开始逐渐转变。“工作作风变得霸道、独断专行，对别人的意见毫不理会”，在学校重大问题上，也完全自己说了算。因此，从2004年开始，便有人不断向纪委举报他。此时，距其上任南昌大学校长仅一年之隔。期间，他不但“力排众议”，耗资3000多万，建成号称“亚洲第一校门”的南昌大学正校门，还耗资1000多万，塑造了“中华正气龙”等形象工程，仅面子工程就浪费资金数亿元。除通过大规模基建工程接受贿赂外，他还利用学者身份，打着“学术交流”旗号，特别是利用国外学术交流的机会，体验并实践西方的生活方式，有情人20多个[6]，沦落成地道的“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7]的两面人。 出生于江西省偏远农村的王国炎也是地道的草根，1982年本科毕业于江西大学哲学系，1987年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历任南昌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政法学院院长，江西师范大学教务处长、校长助理，南昌航空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等职；年仅33岁时，开始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次年，又破格晋升教授，是当时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教授。案发前可谓著作等身、仕途平坦，各种荣誉称号纷至沓来，堪称“学术达人”，璨然一颗“明星”，是江西，乃至全国知名的“明星书记”。但这位“起初自认为还是比较洁身自好，不仅自己拒收贿赂，还教育家人不能收受他人财物”，业内也公认“有能力、有魄力的大学党委书记”，“随着职务的升迁，心态慢慢发生了微妙变化”，理想信念开始动摇，认为“如今的社会，关系、金钱、个人能力一样都不能少”。因而，对工作少了热情，对生活没了激情。不但工作中独断专行、作风霸道、用权“任性”，对“三重一大”事项个人说了算，甚至还因嫌校纪委领导“碍手碍脚”，便以组织名义将其支去省委党校参加培训，并利用职务便利，在基建工程、合作办学、人事调整等工作中大搞钱权交易、权色交易，也最终走上一条前期勤政廉政、后期贪腐堕落的道路[8]。
可见，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具体表现虽千差万别，但都呈现贪腐前后大相径庭，甚至泾渭分明的“阶段性两面”特征。
（二）阴阳性两面
与贪官两面性相同，高校贪官的两面性也呈现出鲜明地台上与台下、人前与人后表现迥异的“阴阳性”两面特征。这在王国炎和周文斌身上，也均有鲜明体现。
身为高校党委书记的王国炎虽然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研究，熟知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而且身披“学术达人”、“明星书记”等诸多“光环”，但在“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的“两面人”特质方面却与其他贪官并无二致。如在校党委班子会和干部大会上反复强调“做事按程序来，错了我也不会批评你；要是不按程序来，对了我也不会表扬你”的他似乎是一位懂规矩、讲规矩者，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多次通过量身设置条件，甚至绕过组织程序等方式违规提拔使用干部；再如，谆谆告诫学生要“以哲學的姿态生活”，为人要做到泰然、淡然、坦然和自然，“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的他，实际上却“欲壑难填”，羡慕花天酒地、声色犬马的生活，大搞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先后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同时，甚至为寻求刺激，利用出差机会多次嫖娼，并多次召集情妇、妓女进行淫乱活动[8]；还如，日常生活中，他虽也经常关心职工生活，有人遭遇不幸或困难，也多嘘寒问暖、极力帮助，给人留下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和“蛮有人情味”的形象，但实际工作中，却“自负、狂妄、霸道，在南航一手遮天”[8]。可谓“‘以堪称完美的表演’，成功掩盖了其各种不齿行径，生动演绎了高校贪官的‘双面人生’”。
而无独有偶，周文斌在喜欢和学生们互动，经常深入学生中听取意见，给学生留下很强“亲和力”的同时，也“作风霸道、独断专行，对别人的意见毫不理会”，即便是在学校的重大问题上，也完全自己说了算；还利用其专家身份，打着学术的旗号，“游学”海内外，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同时，也满足其猎艳、猎奇的需要[6]，在“以帅掩丑”方面，成功实现了“帅与丑的完美对接”。
三、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主要特点
中国社科院近年来的教育蓝皮书显示，高校已成为腐败犯罪新的高发区，无论在数量、程度、范围上都呈上升、扩大态势，与官场腐败的愈演愈烈、不断滋生蔓延保持基本一致。尽管如此，高校贪官的两面人生与普通贪官相比，还是有显著不同，主要体现如下。
（一）主体高智性
由于腐败的天然失理性和非法性①，腐败主体尽管对其腐败行为可能自鸣得意，但历来都对外秘而不宣，不敢、不能，也不想以真实面目示人。因此，贪官的人生必然呈现分裂的“两面性”。于此，高校贪官与其他贪官并无实质区别。
尽管如此，王一江等人的研究表明，政府腐败案的当事人，受教育程度范围跨度较大，在其统计的130个案例中，大专及本科学历占到69.69%，虽已呈现出相当的高学历特征[9]，但与高校贪官相比，其学历水平还是明显偏低。因曾明等人的统计发现，高校贪官普遍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最低也是大专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有效案例数的95.31%，特别是高达29.69%硕士学历和26.56%博士学历（包括5个博士后，占7.81%）[3]，使其高学历特征更加突出。
除王国炎和周文斌分别拥有硕士、博士学位，都有教授职称，且分别是相关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外，曾创下中国高校贪污科研经费之最的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原常务副院长、水环境研究院原院长陈英旭，也不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还曾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而且是中国水环境治理领域的知名专家。可见，高校贪官已非“高学历”一词所能涵盖，故用“主体高智性”言之。
（二）更高“两面隐蔽性”
如上所述，由于腐败的天然失理性和非法性，腐败者对其腐败行为总是讳莫如深，不敢、不能，也不想以本来分裂的两面示人。因此，其“两面性”在相当长时段内，往往只呈现出“单面性”。因而，其“两面性”又具有天然的隐蔽性。于此，高校贪官和其他贪官也没有根本性不同。
正因如此，除却贪官因“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的“两面人生”在相当时间内迷惑了相当的干部群众，因而对其落马，人们感到“出乎意料”、“非常吃惊”、“十分突然”外，加之，中国悠久而浓厚的尊师重教、崇尚知识、景仰文化等传统，那些拥有高学历、具备高职称，且又极富“表演”天赋，因而把其两面性埋藏更深的高校贪官，就更具欺骗性，具有更高的“两面隐蔽性”。
这种特性在周文斌和王国炎身上也得到充分体现。虽然2004年周文斌出任南昌大学校长仅一年就不断有人向纪委举报，但直到2013年5月，他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却历时十年有余。而王国炎“潜伏”时间则更长，据萍乡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他先后非法收受、索取财物共计99次，长达14年之久，堪称“一路升迁一路腐败”[10]。可见，其高超的“两面隐蔽性”不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蒙蔽了广大干部群众，而且还躲过了专业的“组织审查”。 当然，因主体高智性及更高的“两面隐蔽性”，高校贪官的“贪腐潜伏期”更长，加之，其工作性质和单位相对稳定，往往可在一个单位“深耕”多年，极易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造成“腐败窝案”，形成“塌方式腐败”，不但葬送自己的前程，也败坏一个学校的风气。可见，高校贪官的两面人生又具有危害更大、“杀伤力”更强的特征。如由于王国炎恶劣的“示范效应”，南昌航空大学腐败问题一度丛生不穷——王国炎案发之前，南昌航空大学原副校长刘志和即因累计收受贿赂262.6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之后，更有多名学校中层干部因腐败问题被查处[10]。
四、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形成原因
凡事其发生和存在都不是无缘无故的，皆有原因和根据，即形成和存在条件，高校贪官的两面人生也不例外。
（一）体制机制还不尽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改革也在诸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如随着办学自主权扩大和向外开放程度加快，高校不但可以多渠道筹集教育教学资源，而且还实际上已经多角度，甚至全方位融入到经济社会建设，因而高校领导无论是手中握有的权力，还是支配的资源，均堪与实力部门的政府官员比肩。而在此过程中，虽然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三位一体”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高校也不断推进，但总的来看，高校领导所受的监督与制约，无论是外部监督制约，还是内部监督制约，均不与其增加的权力成正比。正因如此，无论是对高校的校级领导干部，还是对处于重要岗位和关键部门的中下层干部，抑或是居于普通管理岗位的一般工作人员，甚至是教学科研和服务一线的普通教师或职工，在上级领导和主管部门感觉“监管无依据、少动力”和感叹“监管得罪人、有压力”的同时，下级和同级监督也一直存在着“想监督少渠道”和“真监督遭打击”的困惑。说明对高校权力运行进行严密监督制约，从而防止权力的异化应用和贪官的人格分裂，进而预防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制度设计还有诸多漏洞，甚至是空白。
周文斌出任南昌大学校长后，一方面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听取意见，时常与学生们互动，让学生深感其“亲和力”，因而博得“中国最帅校长”美誉；另一方面却任性地行使手中权力，凡事多抛开集体讨论，完全由自己说了算，对学校“三重一大”问题必须经过集体讨论等制度规定置若罔闻，即使是上千万的支出，也不经集体讨论，完全由个人拍板并确认签字，几至权力达到“完全失控程度”，因而又给人留下“工作作风霸道、独断专行，对别人的意见毫不理会”的印象，并拥有“一支笔”的外号。而究其原因，江西省政界知情人士认为，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南昌大学没有全面贯彻落实学校的相关规章制度，特别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致使学校党委书记多年空缺，才使周文斌任性地行使校长权力，并几乎达到完全失控程度的。另外，如果稍加留意，我们也不难发现，检方指控周文斌所涉的受贿犯罪，全部发生在其一人独掌权力期间，而不是党委书记、校长分设的时候[11]。而公开场合反复强调“做事按程序来，错了我也不会批评你；要是不按程序来，对了我也不会表扬你”的王国炎，在貌似守程序、讲规矩的背后，实际工作中，却多次绕过组织程序，甚至通过量身设置条件等方式违规提拔使用干部；及日常生活中，在经常关心职工生活，如有人遭遇不幸或困难，也多嘘寒问暖、极力帮助，给人留下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和“蛮有人情味”印象的同时，却被知情人认为“自负、狂妄、霸道，在南航一手遮天”[8]的“两面人”特质，其根本原因，毫无疑问也与该校的相关规章制度，特别是干部选拔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度缺失，或者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密切相关。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透过对高校几乎所有贪官“目无法纪”、“无视国法”的官方通报，及“心态失衡”和“心存侥幸”等高校贪官的“真情忏悔”，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如果说包括党风廉建设和反腐斗争在内的促进高校科学健康发展的相关规章制度的缺失及已有制度的未严格执行，是造成其“目无法纪”、“无视国法”、“心存侥幸”的制度原因的话，那么，造成高校贪官“心态失衡”的原因，也在相当程度上表明目前我国高校内，在干部绩效评估、职务晋升及福利待遇提高与改善方面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尚有许多提高与完善的空间。
除此之外，高校腐败案频繁发生、高校贪官两面人生屡屡上演的过程中，人们经常看到的诸多职能部门相继“失守”，诸多相关人员先后“失职”，诸多相应制度频频“失效”的现象背后，也都暗含着包括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内的相关制度间不系统、不协同、不协调、不匹配的弊端，也即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问题。
（二）思想文化根源还未削除
腐败与贪官两面人生的产生，除受上述制度因素影响外，还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根源。腐败的危害不仅表现为其滋生并不断蔓延，其最大的威胁是，会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民族心态，形成“腐败亚文化”，造成“民俗化”趋势，为社会各阶级、阶层所普遍接受、共同采纳，进而渗透进日常行为的诸多环节，表现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12]。而长此以往，其必然结果是，当人们“一方面对腐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却又‘向往腐败’……不但提高了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也使全社会的道德集体下滑，使腐败被日常化、合理化时，腐败就已经成为一种‘腐败亚文化’在存在和流传了”[13]。
人作为文化动物，其行为不但受主流文化，而且同时受，甚至更受“亚文化”的影响和指引。而与居官方地位、发挥主流作用的廉洁文化的“高大尚”相比较，“腐败亚文化”以其“接地气”和“民间性”更易为人接纳，因而具有更直接、也更重大的影响和引导作用。探讨贪官两面人生的成因，我们既可看到主流廉洁文化的正面作用，也可发现“腐败亚文化”的消极影响。由此也不难得出结论：“腐败亚文化”是培植贪官们“两面人生”，造成贪官腐败的“文化土壤”[4]。
由于种种原因，“腐败亚文化”在高校不但远未消失，甚至还颇有市场。一般而言，高校贪官在踏上公职岗位之初，腐败堕落之前，皆有坚定的信仰和创业的激情并实际创造了不凡的业绩，都是群众心中的好干部，同事身边的好榜样，领导眼里的好苗子，是自律敬业、勤政廉政的典范。但正是受“腐败亚文化”的影响，羡慕并实践西方的生活方式，“最帅校长”周文斌有情人20多个，而“明星书记”王国炎也利用手中权力，大搞权色交易、钱色交易，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的同时，为寻求刺激，还利用出差机会多次嫖娼，甚至多次召集情妇、妓女进行淫乱活动[14]，才均沦落成“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兩面人的。 而前已指出，尽管高校贪官的两面人生有各不相同的具体表现，但基本形态无外乎贪腐前后的阶段性两面和贪腐过程中的阴阳性两面两种。而从理论上来看，造成其阶段性两面的原因，主要是前期受居于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勤政、廉政文化指导，因而才自律敬业、勤政廉政，并创造了不凡业绩，成为群众心中的好干部，同事身边的好榜样，领导眼里的好苗子的；而后期，之所以走贪污腐化，堕落成“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正如许多高校贪官在“忏悔书”中所说，是因为“长期忽视政治学习，甚至党的方针政策，必备的法律纪律常识也很淡漠，（我）甚至认为，请托送礼和事后答谢是正常的人际往来，收卡不违纪”[15]。从中既可清楚看到前期的“政治学习”和“党的方针政策”（即主流的勤政廉政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可清晰显现，所谓“请托送礼和事后答谢是正常人际往来”等腐败亚文化的消极影响。至于造成其贪腐过程中阴阳性两面的原因，则是虽受腐败亚文化的消极影响而实际走上了贪腐之路后，因前述腐败的天然非法性和失理性，特别是居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勤政廉政文化对贪腐行为造成的巨大舆论压迫，才使其不敢以贪腐的本来面目示人，因而呈现出“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阴阳性两面特征。
也正因如此，虽然十八大以来，随着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高校也重拳反腐、铁碗治贪，“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得到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16]，但高校的许多腐败分子虽然行为上有些收敛，却仍心有不甘，还在观望，企图伺机而动。正所谓“树倒根在”，滋生腐败的文化土壤还远未消除。
五、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警示意义
犹如王国炎和周文斌案虽已有法律定论，却仍处于热议中一样。高校贪官的两面人生表明，高校虽素来被视为“首善之区”，引风气之先，但也非“世外桃源”，受诸多因素共同影响，“高校贪官的两面人生”在具有贪官两面人生共同性的同时，更有其自身特点；而其“主体高智性”、“更高‘两面隐蔽性’”和危害更大、“杀伤力”更强等特点则决定了，高校的反腐败形势可能更严峻复杂，需更深入持久。而所有这些，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都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一）抓早、抓小，避免“好同志变阶下囚”的阶段性两面
前已述及，虽然腐败是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后，就开始出现，但贪官两面人生的阶段性两面表明，没有任何人是天生的贪官。一般而言，堕落成贪官之前，他们都曾有理想抱负、有创业激情和突出业绩，皆是领导眼中的可造之材，同事身边的先进楷模，群众心中的好官良吏，自律敬业、勤政廉政的典范，是在经历了从勤政廉政到贪污腐化的堕落过程，甚至是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内心挣扎之后，才最终走上贪腐之路的。
如，据萍乡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虽然王国炎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期间，共非法收受、索取27名行贿人财物99次，计600余万元人民币。其中，两次单笔受贿金额，就高达100万元。但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初，他也曾多次拒收、退还他人财物。从起初拒绝，到坦然收受，再到主动索要财物，呈现出泾渭分明的阶段性变化。周文斌也是前期“有胆识、有魄力，也无私”，并以喜欢深入到学生中与学生们互动，赢得“最帅校长”称呼并得到上级领导信任和重用后，才开始工作和生活作风逐渐转变，最终沦落成“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7]的两面人的。
如同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主任程吉生教授所说，“（像周文斌、王国炎这样）原本在学术上大有可为的高校官员却成为权力的奴隶，最终身败名裂，着实令人惋惜”[11]，但惋惜之余，试想无论是上级领导，或其身边同事和工作人员能在其“心态失衡”之初，及时发现其思想或行为转变的“苗头”和倾向，并采取切实措施给予批评提醒的话，是否可防周文斌和王国炎们免受牢狱之灾，让其在学术和管理上做出更大更多贡献呢？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切只能是一种设想了！
因而，在“心态失衡”之初、暴露“苗头”和“倾向”之始，就“把纪律挺在前面，发现问题就（要）提提领子、扯扯袖子，使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17]，抓早、抓小，是有效防止贪官阶段性两面，阻止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避免“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悲剧一再上演的有效措施。
（二）扎紧制度笼子，防止“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的阴阳性两面
发生阶段性两面变化以后，贪官们“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如周文斌在“以帅掩丑”方面，成功实现了“帅与丑的完美对接”，王国炎也“‘以堪称完美的表演’，掩盖了其各种不齿行径”，并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不但在相当长时段内蒙蔽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雪亮眼睛，而且也顺利躲过各种专业的组织审查，表明在一些单位，诸多职能部门相继“失守”、诸多相关人员先后“失职”的同时，诸多相应制度也已频频“失效”。
于此，我们不妨再设想：如果当时的南昌大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三重一大问题”集体讨论决策等各项制度健全并执行到位，周文斌焉能“工作作风霸道、独断专行，对别人的意见毫不理会”，在学校重大问题上，完全自己说了算，即使上千万的支出，也不经集体讨论，只是由他一个人签字确认？而如果当时南昌航空大学党内民主生活的各项制度比较健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运用得当，对王国炎花天酒地、声色犬马的生活，大搞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先后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同时，甚至为寻求刺激，还利用出差机会多次嫖娼，并多次召集情妇、妓女进行淫乱活动的事实又怎会不及时发现、及时提醒、及时制止和及时处理，从而让其“一路升迁一路腐败”，成功实现由“苍蝇”经“硕鼠”，最终变成“老虎”的“三级跳跃”？
所以，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的各项部署，深入推进“依法治校”与“阳光治校”，加快高校校务公开和学校去行政化、领导去官僚化进程，建立健全并认真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等各项规章制度，防止与克服一言堂和人身依附现象，既是及早发现高校贪官发生阶段性两面人生变化的有效预防措施，也是有效阻止已发生阶段性变化的贪官在贪腐的道路上也越走越远、越陷越深的同时，其社会危害越来越甚、殺伤越来越大的有力保障。 （三）转变思想观念，努力探索既符合反腐一般规律，又具有行业自身特点的反腐道路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无论是上述反腐倡廉的制度安排，还是具体反腐措施，都离不开相关思想理论的指引。因而，依据新的形势任务，解决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适时转变观念，才能成功探索切实可行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道路。
首先，改变反腐倡廉重党政机关轻高校的观念。高校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又担负有“引导社会”的重要功能。长期以来，人们也习惯性认为知识分子文化程度高、个人修养好，追求真理，淡泊名利，腐败风险低。因而，实际工作中，一直存在的重党政机关而轻高校倾向，使得高校的反腐倡廉建设相对滞后，以致成为腐败重灾区之一。犹如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在“教育系统纪检监察办案人才库骨干人员培训班”专题座谈会上指出的，当前，包括高校在内的教育部门已非清水衙门，也非一片净土，有些（腐敗）问题表现得相当突出。因此，依据新的形势任务，适时转变思想观念，针对新时期腐败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健全和完善制度设计，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才能不断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有效遏制腐败滋生蔓延势头。
其次，改变高校反腐倡廉重领导干部轻教学科研人员的倾向。以往反腐倡廉实践中，某种程度上存在重党政机关轻高校现象的同时，高校反腐倡廉实践中，也一直存在着重各级领导干部而轻一线教学科研人员的倾向。而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推进，特别是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国家科研投入规模不断扩大，高校承担的科研项目越来越多，身处教学科研一线的高校教师可支配的科研经费也越来越大。因而，近年来也频繁传出知名教授、学科带头人，甚至候选院士等一线教学科研人员因贪污、挪用科研经费被调查的消息。如2013年3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水环境治理领域的知名专家、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原院长陈英旭，即因将1022余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后非法占为己有，走进浙江省杭州市中级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并创下了贪污科研经费的新纪录。可见，高校的科研经费腐败日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突出社会问题，表明科研经费腐败日益成为高校腐败的重要表现形式，并有愈演愈烈倾向和趋势。因而，转变传统反腐观念，不但要转变传统的重党政机关轻高校的观念，也要转变高校反腐实践中，传统的重各级领导干部而轻一线教学科研和服务人员的观念，牢记孟德斯鸠“一切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8]中的“一切”二字，明白无论是行政权力，还是学术权力，无论是公共权力，还是其他公共资源，如无有效监督，都有被滥用的风险。
第三，盯紧“一把手”，防止“灯下黑”和“破窗效应”。长期以来，受“经是好的，是歪嘴小和尚给念歪了”、“上面的政策是对的，是下面给执行错了”，以及“上面大领导是好的，下面小喽啰才是坏的”等传统观念影响，高等学校的反腐倡廉实践中，无论是在进行制度设计，还是具体的实施措施中，也一直存在着重中下层领导干部，而轻高层的校领导，特别是轻党政“一把手”的倾向。而据笔者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的统计，发现自2013年8月15日至2016年6月24日，不到三年时间内，共对全国61所高校的70名校级领导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和进行组织处理情况进行了通报。而受通报的70名校领导中，除计有党委书记23人，院/校长16人外，另有党委书记兼副院/校长者2人和院/校长兼党委副书记10人。从高校现行校级领导职数配备的一般情况可以清楚看出，高校党政“一把手”腐败风险明显偏高。而“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一把手违纪违法最易产生催化、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17]。所以，高校“一把手”腐败易发、多发也提醒人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紧紧抓住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一把手”既是发挥其以上率下的引领示范作用的重要保障，也是防止“灯下黑”和“破窗效应”的有力措施。
腐败的天然非法与失理性决定了腐败者不愿、不想，也不敢以原本的贪腐形象示人，因而必然呈现分裂的两面性，高校贪官也不例外。而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治理，作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要分析上述“高校贪官两面人生”的基本形态、主要特点、形成原因外，还需深入研究高校腐败的主要领域和具体治理措施，但篇幅所限，只好它文另行探讨了。
参考文献：
[1] 湖南科技学院副院长吴起华涉嫌违纪问题被立案调查[EB/OL].（2013-08-15）[2016-06-05].http：//fanfu.people.com.cn/n/2013/0815/c64371-22574970.html.
[2] 唐山师范学院党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可君接受调查[EB/OL].（2016-06-27）[2016-08-23].http：//fanfu.people.com.cn/n1/
2016/0627/c64371-28480715.html.
[3] 曾明，郑旭旭，章辉腾.治理结构，权力机制与高校腐败——基于117个高校腐败案例的分析[J].廉政文化研究，2015（2）：41-52.
[4] 陈延庆，陈出新.腐败亚文化”与贪官们的“两面人生”——三论“腐败亚文化”背景下的廉政文化之路[J].廉政文化研究，2015（5）：21-28.
[5] 邓频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2.
[6] 南昌大学校长承认有20余情人 称征服女人才算成功[EB/OL].（2015-12-29）[2016-10-22]. http：//www.china.com.cn/
guoqing/2015-12/30/content_37420890_3.htm.
[7] 《中国政治思想史》编写组.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284. [8] 李伟.一个用权“任性”的高校一把手[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05-07（02）.
[9] 王一江，迟巍，孙文凯.影响腐败程度的权力和个人因素[J].经济科学，2008（2）：105-118.
[10] 胡锦武.南昌航空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国炎“一路升迁一路腐败”[EB/OL].（2013-09-22）[2016-09-08].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09/22/c_117449179.htm.
[11] 张剑.一个大学校长的权力边界[N].京华时报，2015-12-29（02）.
[12] 陈延庆.再论“腐败亚文化”背景下的“廉政文化”之路——由“胡剑兵事件”说起[J].理论月刊，2015（5）：157-161.
[13] 林金芳.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J].同舟共济，2007（2）：21-22.
[14] 南航大學原书记王国炎淫乱情节曝光 情妇众多屡召妓女嫖娼[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05-07（02）.
[15] 象牙塔内上演的“狂”与“贪”——齐鲁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徐同文案件警示录[EB/OL].（2016-05-10）[2016-08-22]. http：//news.163.com/16/0510/18/BMNPHMNR00014Q4P.html.
[1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6-07-01）[2016-08-24].http：//news.xinhuanet.com/
politics/2016-07/01/c_1119150660.htm.
[17]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讲话[EB/OL].（2016-01-15）[2016-09-22].http：//www.sh.xinhuanet.com/2016-01/15/
c_135011524.htm.
[18]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责任编校 王学青
Double-Faced Life of Corrupt University Officials and Its Enlightenment
——from the Examples of the “Handsomest University President” and the “Star of Party Secretaries”
CHEN Yanqing1， CHEN Chuxin2 （1.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of Integrity，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Shandong， China； 2.Party Committee Office of Liaocheng Veterans’ Hospital， Liaocheng 252059，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corruption cases of Zhou Wenbin， called “the handsomest university president，” and Wang Guoyan， once regarded as “star secretary”， show that the defects of the system and the influence of corruption sub-culture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ouble-faced life of the corrupt university officials， the two basic patterns of which are the “periodical double face” and the “double face in public and in priv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uble-faced life of corrupt university officials are their higher intelligence quotient leading to better concealment and greater harms and damages. Earlier preventions when problems are minor can avoid the degradation from “good comrades” to “criminals to be imprisoned”； fending the cage of system can prevent the hypocrisy of “righteousness in public but material wealth in private；” with a transformed thought， probing into the regular patterns of anti-corruption and a road leading to anti-corruption efforts appropriate for relative industries prove to be enlightening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the double-faced life of corrupt university officials in the campaig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style and clean governance.
Key words： corrupt officials in universities； double-faced life； periodical double face； double face in public and in private； corruption sub-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