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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录取季里，每个有高考考生的家庭无疑都正在经历一次身与心的煎熬。然而，在查询往年高等院校志愿录取情况时，有人竟发现部分学校存在按性别划线的问题。对一个女性来说，性别歧视正从求职走入求学。有人就这个问题咨询教育部，得到的答复是“为了国家利益的考虑”。
7月13日晚上，由《中国周刊》杂志社与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共同举办的“世说·公益沙龙”第四期活动，在北京雨枫书馆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公民与道德教育中心副主任魏曼华，妇女传媒监测项目负责人吕频，社会性别问题专家、原中国公安大学教授容维毅与《中国周刊》总编辑助理李佳蔚，同台下听众共同探讨了高考性别歧视的相关话题。
·宽容的观点·
按性别划线是基于一些特定的因素
魏曼华主任认为，高校录取时，对男女设置不同的分数线是性别不平等的典型表现。但作为一个长期在高校工作的老师，对于一些专业与高校如此录取，她也能表示理解，“目前，高校的一些专业的确存在性别集中的问题，这使得部分高校在招生时，想要通过录取改变这一情况。性别比例的改善对学校的管理、教学以及男女生的健康成长，其实都有好处”。
公安类院校是公认的男女比例失衡的高校代表之一。容维毅教授首先肯定了公安院校在招生时，男生数量的确多过女生数倍。对于原因，她认为是由于国家在提高女警察比例上认识有不足，才影响到公安大学录取女生的比例不高，“其实，在世界范围处理对妇女的性别暴力都需要女警察。但根据2010年《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女警察的比例仅占到13.7%，但与世界平均的18%比例相比，差距很大”。
《中国周刊》总编辑助理李佳蔚从这一角度抛出了他的问题，“目前，在职场上的性别歧视，是否会影响到高考时男女生的录取？”
容维毅表示，至少在她熟悉的公安类院校，在制定招生计划时会考虑学生的就业率。魏曼华也肯定了这个观点，“准确地说，男女两性在知识的学习上差别很小，但在职业的适应性方面，确实有差别。对学校来说，如果一个学校的学生大量不能就业，这个学校的社会声誉、社会评价就可想而知”。
·执着的观点·
任何时候，都不该按性别划线
妇女传媒监测项目负责人吕频对上述两位专家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但更令她不信服的理由源于教育部。
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对男女生划线，吕频所在的公益组织向教育部提出信息公开，他们要求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为：第一，有哪些高校出现了男女生划线；第二，教育部同意这些学校进行性别划线的目的（之前，教育部曾明确规定，按性别设置招生比例的高校是违规的）。教育部给吕频的回复是“基于国家利益和特殊专业的需求”。
对此回复，吕频难以接受：“如果国家利益只是保护男生的教育权力，这对广大女生和女生家长是非常不公正的。现在，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如何公正地对待女生已经引起各方关注，教育部作为主管部门更有此责任。”
因此，吕频并不认同对男女生分别划线，可以用“专业”二字来解释。“在中国，最排斥女生的是航海类院校。里面的专业一直拒绝女生，只招男生会公开写在计划书中。即便是一些学校不这么明白地说，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我想强调的这种对女生的歧视，不管是就业还是教育，均没有任何法律支持。”
网友“猪西西爱吃鱼”参与了吕频向教育部申请信息公开的活动。她补充说，由于不满教育部的第一次答复，吕频她们第二次发问教育部，教育部的新答复为“个别特殊专业出于对教育资源的考虑，会限制性别比例”，并建议大众可以去阳光高考平台进行相应查询。
“猪西西爱吃鱼”随后干了一件大事，她参与发起了“举报母校”活动，即如果发现自己的母校存在按性别招生的状况可以到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进行投诉，她认为“这才是爱母校”。她说，换个角度来看，监督母校在性别平等上的作为，维护每一个考生的权益，才是维护母校的形象。
·问题的实质·
平等应当基于人本身
尽管沙龙上，专家和听众对于按性别招生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回归到这一问题的实质时，几乎每个人都肯定了性别平等是中国社会缺失的重要部分，而对于如何获取平等，专家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魏曼华认为，促进性别平等是男女两性共同的任务。因此，任何打压男性求得女性权益，或者正在发生的打压女性捍卫男性权益的事情，都不可取，真正的男女两性，应该共同地发展和进步。
容维毅则把矛头对准了教育界的固有观点，即不应根据男女的性别不同对他们适合的专业进行刻板划分，“现在，我们要做的努力就是打破高考中性别歧视产生的根源，这并非不可破解。曾经，几乎所有人包括国际劳工组织都认为女性不能下井，由此限制了女性的工作范围和工作权利，但目前这种在女性劳动保护上的弱者思维已经被打破了。未来，随着科技的应用，两性在可以操作的领域上差距将逐步缩小”。
“执着的坚持派”吕频认为要解决男女性别对录取的影响，仍然要回归教育制度与考试制度本身，“教育的问题要通过教育来解决。人们传统上认为女生文科好，男生理科好，如果这成为限制招生的潜在因素。那么我们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果男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在教育过程中得到发展，或者如果女生的数理化不能学得特别好，教育应该如何帮助他们，而不是通过分数简单地设特区。”
她还坚持认为，如果一定要用分数线来解决一些事情，貌似是令男女生比例协调。但从长远来看，绝不会是真正的解决方案，至少我认为，在中国的高考制度里，我们不应保护和限制，而是要充分地开放、竞争和支持”。
7月13日晚上，由《中国周刊》杂志社与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共同举办的“世说·公益沙龙”第四期活动，在北京雨枫书馆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公民与道德教育中心副主任魏曼华，妇女传媒监测项目负责人吕频，社会性别问题专家、原中国公安大学教授容维毅与《中国周刊》总编辑助理李佳蔚，同台下听众共同探讨了高考性别歧视的相关话题。
·宽容的观点·
按性别划线是基于一些特定的因素
魏曼华主任认为，高校录取时，对男女设置不同的分数线是性别不平等的典型表现。但作为一个长期在高校工作的老师，对于一些专业与高校如此录取，她也能表示理解，“目前，高校的一些专业的确存在性别集中的问题，这使得部分高校在招生时，想要通过录取改变这一情况。性别比例的改善对学校的管理、教学以及男女生的健康成长，其实都有好处”。
公安类院校是公认的男女比例失衡的高校代表之一。容维毅教授首先肯定了公安院校在招生时，男生数量的确多过女生数倍。对于原因，她认为是由于国家在提高女警察比例上认识有不足，才影响到公安大学录取女生的比例不高，“其实，在世界范围处理对妇女的性别暴力都需要女警察。但根据2010年《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女警察的比例仅占到13.7%，但与世界平均的18%比例相比，差距很大”。
《中国周刊》总编辑助理李佳蔚从这一角度抛出了他的问题，“目前，在职场上的性别歧视，是否会影响到高考时男女生的录取？”
容维毅表示，至少在她熟悉的公安类院校，在制定招生计划时会考虑学生的就业率。魏曼华也肯定了这个观点，“准确地说，男女两性在知识的学习上差别很小，但在职业的适应性方面，确实有差别。对学校来说，如果一个学校的学生大量不能就业，这个学校的社会声誉、社会评价就可想而知”。
·执着的观点·
任何时候，都不该按性别划线
妇女传媒监测项目负责人吕频对上述两位专家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但更令她不信服的理由源于教育部。
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第一次对男女生划线，吕频所在的公益组织向教育部提出信息公开，他们要求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为：第一，有哪些高校出现了男女生划线；第二，教育部同意这些学校进行性别划线的目的（之前，教育部曾明确规定，按性别设置招生比例的高校是违规的）。教育部给吕频的回复是“基于国家利益和特殊专业的需求”。
对此回复，吕频难以接受：“如果国家利益只是保护男生的教育权力，这对广大女生和女生家长是非常不公正的。现在，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如何公正地对待女生已经引起各方关注，教育部作为主管部门更有此责任。”
因此，吕频并不认同对男女生分别划线，可以用“专业”二字来解释。“在中国，最排斥女生的是航海类院校。里面的专业一直拒绝女生，只招男生会公开写在计划书中。即便是一些学校不这么明白地说，也包含了同样的意思。我想强调的这种对女生的歧视，不管是就业还是教育，均没有任何法律支持。”
网友“猪西西爱吃鱼”参与了吕频向教育部申请信息公开的活动。她补充说，由于不满教育部的第一次答复，吕频她们第二次发问教育部，教育部的新答复为“个别特殊专业出于对教育资源的考虑，会限制性别比例”，并建议大众可以去阳光高考平台进行相应查询。
“猪西西爱吃鱼”随后干了一件大事，她参与发起了“举报母校”活动，即如果发现自己的母校存在按性别招生的状况可以到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进行投诉，她认为“这才是爱母校”。她说，换个角度来看，监督母校在性别平等上的作为，维护每一个考生的权益，才是维护母校的形象。
·问题的实质·
平等应当基于人本身
尽管沙龙上，专家和听众对于按性别招生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回归到这一问题的实质时，几乎每个人都肯定了性别平等是中国社会缺失的重要部分，而对于如何获取平等，专家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魏曼华认为，促进性别平等是男女两性共同的任务。因此，任何打压男性求得女性权益，或者正在发生的打压女性捍卫男性权益的事情，都不可取，真正的男女两性，应该共同地发展和进步。
容维毅则把矛头对准了教育界的固有观点，即不应根据男女的性别不同对他们适合的专业进行刻板划分，“现在，我们要做的努力就是打破高考中性别歧视产生的根源，这并非不可破解。曾经，几乎所有人包括国际劳工组织都认为女性不能下井，由此限制了女性的工作范围和工作权利，但目前这种在女性劳动保护上的弱者思维已经被打破了。未来，随着科技的应用，两性在可以操作的领域上差距将逐步缩小”。
“执着的坚持派”吕频认为要解决男女性别对录取的影响，仍然要回归教育制度与考试制度本身，“教育的问题要通过教育来解决。人们传统上认为女生文科好，男生理科好，如果这成为限制招生的潜在因素。那么我们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果男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在教育过程中得到发展，或者如果女生的数理化不能学得特别好，教育应该如何帮助他们，而不是通过分数简单地设特区。”
她还坚持认为，如果一定要用分数线来解决一些事情，貌似是令男女生比例协调。但从长远来看，绝不会是真正的解决方案，至少我认为，在中国的高考制度里，我们不应保护和限制，而是要充分地开放、竞争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