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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年来，藤田和芳与他的“守护大地协会”一直为日本民众吃上安全好吃的农产品而努力。两年前，“大地模式”在中国开始推广，但中国的情形与昔日的日本并不相同，全社会的信任危机使有机农业步履蹒跚。
雷同与差异
在东京繁华的街区，散布着许多风情各异的面馆，不大的店面内常会挂着一个长长的招牌，骄傲地宣告自己是“素材主义”；但在中国，即便是最讲究的饭店，如此显著的位置也常被留给店老板和明星们的合影。在水户普通的农户家，日本的农民或者在侍弄蔬菜，或者像科学家般测试堆肥，完全发酵之后的“粪酒”甚至是甜的；但在中国，一些普通的农民正纠结于什么牌子的化肥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亩产，另一些已经离开家乡，去往大城市的电子工厂或者建筑工地……
2009年的一天，藤田和芳又一次来到中国。前后20多次的考察，令他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中国农村的情形和守护大地协会成立时的日本社会环境有相似之处：农民们为了追求效率和收益，超标使用农药和化肥，这种做法的后果不仅损害了土地的生命力而且使用过量农药和化肥的蔬菜对消费者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失去了消费者的信赖，导致恶性循环；与此同时，消费者正在为无法找到健康安全的食品而焦虑，那些昂贵的“有机食品”让中国普通消费者望而却步，但高价并没有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那次考察，藤田去了山西、云南等省份。农民的贫困让他发现了真实的中国，“很多人并不拥有自己的土地，那些辛苦耕种的农产品也没有良好的流通渠道去变现”。但他并没有将这归咎于农民自身，“这是一个社会系统的问题，一些环节出了错，后果却要农民背负”。
考察中，藤田会详细地为中国农民讲解“大地模式”。在大地模式兴起之初的日本，当时日本农户平均拥有的耕地面积很小，仅凭种地收入无法养家糊口，于是许多农民做起了兼职农户，或者在农闲期间到城市打工来补贴生计。这一点和今天的中国非常相似。
守护大地协会的办法，是让农民安心在土地上耕种，生产有机食品。为此，他们承诺收购农户的产品。具体说来，如果农民能够遵守和大地的约定，使用不依赖农药和化肥的方法来耕作，大地就会以高出市场销售价10%～20%的价格收购。而且还会向农民们承诺，只要能够维护双方的诚信关系，不仅是明年，5年、10年后甚至到第二代，大地也会继续购买他们的农产品。
而对于大地出售的农产品，向消费者收取的利润只有2%，其它的构成部分分别是生产成本60%，物流费15%，人工、设备等费用23%。如此一来，农民愿意去种植，消费者也买得起。所以，大地在38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大批子承父业的农户会员，日本的农民把种菜当做事业，乐在其中。
没有经济压力，愉快地劳作，让习惯受苦的中国农民很羡慕。但也有许多农民，向藤田发问：“我也想做有机农业，想生产消费者喜欢的蔬菜。但是，凭有机农业真的能养活一家老小吗？”
这个问题，也曾在38年前困惑着藤田。
信任的力量
1975年的藤田和芳就职于日本一家小型出版社，坐电车上下班，月底等着拿薪水的生活与今天的年轻人并无二致。谁都看不出这个出生于岩手县一户水稻农家的次子，曾在学生时代激烈地鼓动自己的同学反对大国主义，打倒国家特权阶级。
那时，他被年轻人初出社会共有的挫败感包围着。但所处的日本社会却迎来了过节般浮华的时代，时任首相池田勇人启动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令消费与大量出口成为时髦，传统农业只好转向农药和化学肥料的近代农业，藤田最直观的感受是爱吃的萝卜变得寡淡无味，尽管外形白净漂亮。
有一天，藤田在水户第一次接触到用有机农法种植的萝卜，形状歪歪扭扭，但一口咬下去，甘甜水润，还带着辣劲儿，“不仅口感好，还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但很可惜，这些好吃的萝卜大多烂在地头，它们因为卖相难看而被主流市场拒绝。
最初，他希望帮助农户将这些萝卜推销出去。
带着美味的萝卜，藤田和水户农民拜访了当地生协的采购负责人，双方交谈的焦点是能否让无农药的蔬菜通过产地直销的方式进入生协的流通系统。采购负责人既欣赏萝卜的美味，又认为蔬菜带有虫眼，必定价格便宜。但没想到农户却提出异议，这些卖相不好的蔬菜由于不使用除草剂，完全靠手工拔草，所以产量较之施用农药的蔬菜要少20%，价格反而要高一两成。
生协的采购负责人拒绝了农户的要求，“没办法，只好自己卖菜了。而且我们的口号也不能是便宜呦，而是安心又美味呦”。
几经打听，藤田选择到东京江东区大岛四丁目的住宅小区里去卖菜，据说这里住着几位对无农药有机蔬菜很感兴趣的主妇。农户的轻型卡车把蔬菜送到小区门口，藤田就用学生时代练出的大嗓门开始叫卖。
菜卖得远比想象中的顺利，那些“小时候在乡下奶奶家吃过的西红柿”、“带着虫眼也带着清香的卷心菜”很快销售一空。
“本来是想为水户的农民帮忙，不觉间却变成自己的事情，我们决定要给自己的事业一个名分，想想干净美味的蔬菜来自于没有污染的土壤，所以决定叫守护大地市民协会”。（1976年3月，更名为守护大地协会。）
与很多类似的农业公益组织不同，守护大地在一开始就确立了藤田式的理念，第一，有机农产品是一种精神食粮。第二，有机农产品不单纯是商品，而是文化的集合。
藤田相信，那些经他之手卖给主妇们的萝卜，一定会被花时间和心思处理掉虫洞，洗净泥巴，被烹饪成美味料理。这根萝卜可以令一些人放弃“享乐花哨的生活方式，选择与虫子共生”，但在生产萝卜的农户端也必须有相应的人品保证，才能让这根萝卜被消费者信任。
为了做到农户端的安全放心，藤田为守护大地的签约农户制定了新的耕种流程，包括尽量不使用农药、消毒剂，而使用有机肥料培土，建设和谐的循环型农业。
同时，为了保证农户的利益，他把消费者以签约会员的形式与农业生产者联为一体，消费者为了更健康安全的食物，就必须与农民共同承担生产风险，分享收益。 但真实的情况，远比藤田设想的复杂，一些签约消费者真拿到外部菜叶被虫子咬的像蕾丝花边一样的小青菜时，会愤怒地说“再怎么强调不放农药，到了这种程度怎么能拿出来卖”；还有的消费者会因为迟迟未到的西红柿，扬言退会。
但更多的人因为花费并不高昂的金钱，吃到了滋味鲜美的蔬菜，而对他们说：谢谢。
1977年，大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协会的农户、消费者会员以及大地的员工成了第一批股东，集资近1700万日元。30多年后，守护大地协会已发展成为拥有2500个生产会员，91000个消费会员，年营业额达153亿2613万日元（合10亿2000多万人民币）的庞大组织，经营业务遍及宅配、电子商务、批发、环保住宅、直营熟食店、日本料理店、咖啡店等，信任成就了大地协会。
复制的难度
刚刚过去的七月，藤田再次来到中国，合作伙伴富平学校正试着把大地模式在中国复制。但是，尽管今天的中国消费者与农民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不同的国情还是令复制充满了难度。
比较之下，技术支持反而成为最容易的帮助。
藤田注意到中国土地污染情况的严重，为了避免一下子改为有机耕种，使收成无法保证，他建议从第一年开始逐步减少农药的种类和使用剂量，但是要把这一切向消费者公开，让所有人了解原先依赖农药化肥的农户如何转变为有机农耕，“如果掩盖了这个必经的阶段，就会失去消费者最重要的信任。”
在技术之外，他的障碍来自中国特殊的国情。
如同山西农民所担心的一样，即便种出有机食品，在中国那奢侈的价格又会吓走许多的消费者。但在日本，有机农产品与普通农产品的差价只有一两成。这是藤田所没有遇到的严重困难。
在守护大地协会成立之初，当时的消费者有两拨，一拨是比较富裕的人群；另一拨是家境一般，但是有很强烈的环保意识或者家中有易过敏的孩子和病人，他们对吃到安全的食品有更迫切的要求。大地先从这两拨人做起，这两拨人再慢慢去影响周边的人，随着人数越来越多以后，有机食品的价格慢慢能够让更多人接受，“在中国，这也需要一个过程。”
另一个问题似乎更棘手，今天的中国正遭遇严峻的社会信任危机，在食品安全问题更是出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远非当年日本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可比。
学者秦晖在读过藤田的自传后，找到了两国在信任问题上的差异：在日本，藤田通过有机农业促进信任；可是在中国，因果顺序却被颠倒，中国更需要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的信任机制，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有机生态农业。
1976年，守护大地协会也遇到了一次“信任”危机，与产品质量无关。
大地一个签约农户因为种植技术高超产量极好，而非常骄傲。有一天，他嘲笑了相邻农户。没想到这句嘲笑被签约消费者正好听到，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甚至有消费者因此要退订大地的农产品。
“消费者把农户的人品看很重，他们不能接受生产者对农友的恶语相向”。最后，藤田劝退了这位口出狂言的农户，并把“不对他人恶语相向”写入大地的生产标准之中。
说起这与众不同的标准，藤田相信，只有足够的彼此尊重与良好的信任才能令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社会系统纯洁干净，“那么谁还会为有机蔬菜的真假而发愁？”
经过这件事，大地的签约农户也变得更加审慎。在群马县的仓村，签约守护大地协会的仓草会规定，农户不得对自家吃的农产品和供货用的农产品进行区分，卖出去的蔬菜和自己吃的要完全来自同一片土地。
这条“苛刻”的规定甚至超出藤田的预料，但守信与信任一旦成为自觉，就会自然地左右行为。可是，在中国，距离不要恶语相向的标准，似乎还有很久。
雷同与差异
在东京繁华的街区，散布着许多风情各异的面馆，不大的店面内常会挂着一个长长的招牌，骄傲地宣告自己是“素材主义”；但在中国，即便是最讲究的饭店，如此显著的位置也常被留给店老板和明星们的合影。在水户普通的农户家，日本的农民或者在侍弄蔬菜，或者像科学家般测试堆肥，完全发酵之后的“粪酒”甚至是甜的；但在中国，一些普通的农民正纠结于什么牌子的化肥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亩产，另一些已经离开家乡，去往大城市的电子工厂或者建筑工地……
2009年的一天，藤田和芳又一次来到中国。前后20多次的考察，令他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中国农村的情形和守护大地协会成立时的日本社会环境有相似之处：农民们为了追求效率和收益，超标使用农药和化肥，这种做法的后果不仅损害了土地的生命力而且使用过量农药和化肥的蔬菜对消费者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失去了消费者的信赖，导致恶性循环；与此同时，消费者正在为无法找到健康安全的食品而焦虑，那些昂贵的“有机食品”让中国普通消费者望而却步，但高价并没有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那次考察，藤田去了山西、云南等省份。农民的贫困让他发现了真实的中国，“很多人并不拥有自己的土地，那些辛苦耕种的农产品也没有良好的流通渠道去变现”。但他并没有将这归咎于农民自身，“这是一个社会系统的问题，一些环节出了错，后果却要农民背负”。
考察中，藤田会详细地为中国农民讲解“大地模式”。在大地模式兴起之初的日本，当时日本农户平均拥有的耕地面积很小，仅凭种地收入无法养家糊口，于是许多农民做起了兼职农户，或者在农闲期间到城市打工来补贴生计。这一点和今天的中国非常相似。
守护大地协会的办法，是让农民安心在土地上耕种，生产有机食品。为此，他们承诺收购农户的产品。具体说来，如果农民能够遵守和大地的约定，使用不依赖农药和化肥的方法来耕作，大地就会以高出市场销售价10%～20%的价格收购。而且还会向农民们承诺，只要能够维护双方的诚信关系，不仅是明年，5年、10年后甚至到第二代，大地也会继续购买他们的农产品。
而对于大地出售的农产品，向消费者收取的利润只有2%，其它的构成部分分别是生产成本60%，物流费15%，人工、设备等费用23%。如此一来，农民愿意去种植，消费者也买得起。所以，大地在38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大批子承父业的农户会员，日本的农民把种菜当做事业，乐在其中。
没有经济压力，愉快地劳作，让习惯受苦的中国农民很羡慕。但也有许多农民，向藤田发问：“我也想做有机农业，想生产消费者喜欢的蔬菜。但是，凭有机农业真的能养活一家老小吗？”
这个问题，也曾在38年前困惑着藤田。
信任的力量
1975年的藤田和芳就职于日本一家小型出版社，坐电车上下班，月底等着拿薪水的生活与今天的年轻人并无二致。谁都看不出这个出生于岩手县一户水稻农家的次子，曾在学生时代激烈地鼓动自己的同学反对大国主义，打倒国家特权阶级。
那时，他被年轻人初出社会共有的挫败感包围着。但所处的日本社会却迎来了过节般浮华的时代，时任首相池田勇人启动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令消费与大量出口成为时髦，传统农业只好转向农药和化学肥料的近代农业，藤田最直观的感受是爱吃的萝卜变得寡淡无味，尽管外形白净漂亮。
有一天，藤田在水户第一次接触到用有机农法种植的萝卜，形状歪歪扭扭，但一口咬下去，甘甜水润，还带着辣劲儿，“不仅口感好，还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但很可惜，这些好吃的萝卜大多烂在地头，它们因为卖相难看而被主流市场拒绝。
最初，他希望帮助农户将这些萝卜推销出去。
带着美味的萝卜，藤田和水户农民拜访了当地生协的采购负责人，双方交谈的焦点是能否让无农药的蔬菜通过产地直销的方式进入生协的流通系统。采购负责人既欣赏萝卜的美味，又认为蔬菜带有虫眼，必定价格便宜。但没想到农户却提出异议，这些卖相不好的蔬菜由于不使用除草剂，完全靠手工拔草，所以产量较之施用农药的蔬菜要少20%，价格反而要高一两成。
生协的采购负责人拒绝了农户的要求，“没办法，只好自己卖菜了。而且我们的口号也不能是便宜呦，而是安心又美味呦”。
几经打听，藤田选择到东京江东区大岛四丁目的住宅小区里去卖菜，据说这里住着几位对无农药有机蔬菜很感兴趣的主妇。农户的轻型卡车把蔬菜送到小区门口，藤田就用学生时代练出的大嗓门开始叫卖。
菜卖得远比想象中的顺利，那些“小时候在乡下奶奶家吃过的西红柿”、“带着虫眼也带着清香的卷心菜”很快销售一空。
“本来是想为水户的农民帮忙，不觉间却变成自己的事情，我们决定要给自己的事业一个名分，想想干净美味的蔬菜来自于没有污染的土壤，所以决定叫守护大地市民协会”。（1976年3月，更名为守护大地协会。）
与很多类似的农业公益组织不同，守护大地在一开始就确立了藤田式的理念，第一，有机农产品是一种精神食粮。第二，有机农产品不单纯是商品，而是文化的集合。
藤田相信，那些经他之手卖给主妇们的萝卜，一定会被花时间和心思处理掉虫洞，洗净泥巴，被烹饪成美味料理。这根萝卜可以令一些人放弃“享乐花哨的生活方式，选择与虫子共生”，但在生产萝卜的农户端也必须有相应的人品保证，才能让这根萝卜被消费者信任。
为了做到农户端的安全放心，藤田为守护大地的签约农户制定了新的耕种流程，包括尽量不使用农药、消毒剂，而使用有机肥料培土，建设和谐的循环型农业。
同时，为了保证农户的利益，他把消费者以签约会员的形式与农业生产者联为一体，消费者为了更健康安全的食物，就必须与农民共同承担生产风险，分享收益。 但真实的情况，远比藤田设想的复杂，一些签约消费者真拿到外部菜叶被虫子咬的像蕾丝花边一样的小青菜时，会愤怒地说“再怎么强调不放农药，到了这种程度怎么能拿出来卖”；还有的消费者会因为迟迟未到的西红柿，扬言退会。
但更多的人因为花费并不高昂的金钱，吃到了滋味鲜美的蔬菜，而对他们说：谢谢。
1977年，大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协会的农户、消费者会员以及大地的员工成了第一批股东，集资近1700万日元。30多年后，守护大地协会已发展成为拥有2500个生产会员，91000个消费会员，年营业额达153亿2613万日元（合10亿2000多万人民币）的庞大组织，经营业务遍及宅配、电子商务、批发、环保住宅、直营熟食店、日本料理店、咖啡店等，信任成就了大地协会。
复制的难度
刚刚过去的七月，藤田再次来到中国，合作伙伴富平学校正试着把大地模式在中国复制。但是，尽管今天的中国消费者与农民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两国不同的国情还是令复制充满了难度。
比较之下，技术支持反而成为最容易的帮助。
藤田注意到中国土地污染情况的严重，为了避免一下子改为有机耕种，使收成无法保证，他建议从第一年开始逐步减少农药的种类和使用剂量，但是要把这一切向消费者公开，让所有人了解原先依赖农药化肥的农户如何转变为有机农耕，“如果掩盖了这个必经的阶段，就会失去消费者最重要的信任。”
在技术之外，他的障碍来自中国特殊的国情。
如同山西农民所担心的一样，即便种出有机食品，在中国那奢侈的价格又会吓走许多的消费者。但在日本，有机农产品与普通农产品的差价只有一两成。这是藤田所没有遇到的严重困难。
在守护大地协会成立之初，当时的消费者有两拨，一拨是比较富裕的人群；另一拨是家境一般，但是有很强烈的环保意识或者家中有易过敏的孩子和病人，他们对吃到安全的食品有更迫切的要求。大地先从这两拨人做起，这两拨人再慢慢去影响周边的人，随着人数越来越多以后，有机食品的价格慢慢能够让更多人接受，“在中国，这也需要一个过程。”
另一个问题似乎更棘手，今天的中国正遭遇严峻的社会信任危机，在食品安全问题更是出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远非当年日本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可比。
学者秦晖在读过藤田的自传后，找到了两国在信任问题上的差异：在日本，藤田通过有机农业促进信任；可是在中国，因果顺序却被颠倒，中国更需要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的信任机制，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有机生态农业。
1976年，守护大地协会也遇到了一次“信任”危机，与产品质量无关。
大地一个签约农户因为种植技术高超产量极好，而非常骄傲。有一天，他嘲笑了相邻农户。没想到这句嘲笑被签约消费者正好听到，于是一传十十传百，甚至有消费者因此要退订大地的农产品。
“消费者把农户的人品看很重，他们不能接受生产者对农友的恶语相向”。最后，藤田劝退了这位口出狂言的农户，并把“不对他人恶语相向”写入大地的生产标准之中。
说起这与众不同的标准，藤田相信，只有足够的彼此尊重与良好的信任才能令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社会系统纯洁干净，“那么谁还会为有机蔬菜的真假而发愁？”
经过这件事，大地的签约农户也变得更加审慎。在群马县的仓村，签约守护大地协会的仓草会规定，农户不得对自家吃的农产品和供货用的农产品进行区分，卖出去的蔬菜和自己吃的要完全来自同一片土地。
这条“苛刻”的规定甚至超出藤田的预料，但守信与信任一旦成为自觉，就会自然地左右行为。可是，在中国，距离不要恶语相向的标准，似乎还有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