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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无论出租车司机、摩托仔还是酒厂工人，俨然都成了“推销员”。他们会熟练地询问来客“付多少订金”，并主动介绍“能调出好酒的厂子”。在令人昏昏欲睡的长途客车上，每一笔可能的生意都让无处不在的“推销员”们激动起来。
赤水河两岸
这个镇上，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说有三百多家酒厂，但行业内的统计数据是上千家。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私人作坊。
一河之隔的另一个小镇——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同样热闹，却是另一番景象：“领头羊”郎酒正在统一建设，烟囱竖起来了，七八栋大型厂房也已搭好了骨架，约40个足球场大小的新生产区已在峭壁上铺开。
这两个小镇都在做同一件事：酿酒，而且是酱香型白酒（简称酱酒）。这种香味独特的白酒，近年深受市场宠爱。2010年，占白酒总产量2.5%的酱酒贡献了行业15%的销售额，利税更达行业的30%以上。而酱酒老大贵州茅台，多次提价后，一瓶两千多元却依然供不应求。
衔接川黔边界这两个酱酒小镇的，是因当年红军“四渡赤水”而为人们所熟知的赤水河。河的两岸是悬崖峭壁，平地难寻，中间的河谷却海拔很低，被视为是“不可复制”的酱酒酿制环境。
而酱酒的火爆，也与“红色文化”及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息息相关，也就是“跟着领导的口味走”。
领导的口味
二郎镇至今留存着大量“红色印记”。若从河对面望过来，这里清晰地分为两部分：北边是高低不一的楼房，南边则是灰白相间的旧屋。
九十余间旧屋上大多挂着“红军驻地遗址”或各军团司令部旧址的牌子，有的木板上还写有“浮桥门板”字样，乳青色的石板路已被命名为红军街。1935年春，红军四渡赤水时两次经过二郎，家家户户都曾住满红军。
“这么偏僻的地方，没有红军，谁也不知道茅台和郎酒，所以我们两家跟军队都有千丝万缕联系，”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对记者说，“这么多年来，军队和高层领导对酱酒一直有种特殊的爱好。当然除了历史原因外，也跟产品本身有关系。”
“以前两家的产量都比较少，基本上各省的糖酒公司、机关、部队一分，就分完了”，汪俊林说。2004到2005年间，茅台和郎酒顺势提高产量，并开始做推广。他进一步解释，“中国有个风气，领导喝什么酒，下面也喜欢喝什么，一级一级就这样由上往下传了。”
无论郎酒还是茅台，很早之前都曾尝试在河谷之外生产酱酒，但产出的酒品质不如人意。“赤水河畔才能酿制最好的酱酒”，这一说法在政府和部队中迅速传播，而酱酒企业也顺势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营销攻略。
央视广告“标王”带回的利益
为了开拓市场，红军杯酒业把利润的40%都投入了品牌营销，郎酒过去两年内仅在狭义的品牌推广上就花了10亿元，而茅台为夺得2012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广告的“标王”掷出去4.43亿元。
但是与他们收入的增速相比，这些花费便显得很“划算”：2009年到2011年，郎酒销售额分别为35亿元、58亿元和103亿元，两年间增长了200%。而贵州茅台（上市公司）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前三季度的营收分别为96亿元和、116亿元和136亿元，毛利率更是高达上市公司中罕见的90%以上。
正是基于此，2005年至2010年间，高歌猛进的白酒行业复合增长率为21%，而作为“后起之秀”的酱酒的这一数字为32%，远超浓香型白酒的18%和清香型白酒的17%。
现在，外界的关注有时让他们很懊恼。茅台被胡润列入“2012全球十大最值钱的奢侈品牌”，使茅台站在了风口浪尖。
与茅台“奢侈品”风波中的三缄其口相比，汪俊林恨不得这事发生在郎酒头上，“酱酒在国内高端市场只占到30%到40%，还没到一半，还有很大的前景，中层的商务接待和政务接待还有市场。” 目前，他正大张旗鼓地推进郎酒的“奢侈品连锁店”的计划。
在这场财富盛宴中，汪俊林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外界曾质疑他以“零对价转让”获得郎酒商标，这一商标现在价值175.55亿元。汪对记者的解释是，当年郎酒改制，他曾两度与政府签约，按照未来销售收入的增减划分商标的所有权。
“腾笼养大鸟”
明方尧守着两扇铁门，门里已人去楼空。2007年，几位郎酒工人合资，在二郎镇创立了郎乡酒业，生产39度“金郎乡”，明方尧是这家厂里的骨干。
据悉，二郎镇最多的时候有约10家较正规的小酒厂，主要经营80元左右的低档酱酒和200元左右的中档酱酒。明方尧说，“2011年，郎酒和政府联手搞改造，征收了这块地方，厂房折算了720万元补偿，老板再贴了点钱，把厂搬去古蔺县其他地方了。”
郎乡的离去，与小镇正面临的巨变有关。2010年，由郎酒与古蔺县合力打造的四川省重点项目——“二郎名酒名镇建设工程”启动。“企业有扩容的冲动，四川省又恰好要打造中国白酒金三角，两者合拍了”，郎酒集团副总经理、工程指挥部指挥长王宗杰透露，工程实际规模相当于重建两个现在的郎酒厂，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先后两次亲自审阅了规划。
在规划定案中，整个二郎镇都将被推倒重建。郎酒方面邀请了美国的约翰逊·费恩联合设计事务所对整个镇进行规划。整个工程由生产配套和镇区重建两部分组成，两者交错。前者包括30万吨储酒区、10万吨包装中心以及污水处理厂等；后者则包括陶坛酒库、修旧如旧的红军街、复古原貌的古盐道以及5星级、快捷式、别墅式的各档次酒店。这也意味着，郎酒将投入近100亿资金到整体建设中，包括为政府垫资建设露天广场、市政道路、水电网络等公共设施。
这份计划也使卧佛山、黄金、董九联等酒厂陆续和郎乡一样迁走，剩余的小酒厂则大多关闭，和郎酒一起留下的，唯独红军杯酒业一家。
二郎镇镇长王鑫于2011年5月底就任，首要任务正是说服这些酒厂搬迁，他将这样的过程定义为“腾笼换鸟”。
腾出最适合酱酒生产的地理环境，为郎酒的产能扩大提供条件——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腾笼换鸟”，而是“腾笼养大鸟”。
汪俊林最忌讳外界说他在政府支持下抢占酱酒酿造地资源，“我是希望吸引全世界的人来看酱酒是怎么生产的。”不过他承认，待工程建设完毕后，在这段60公里的河谷两岸，“要建只能建小酒厂，上规模的就找不到土地了。最好的地段已经被郎酒和茅台分完了。”
“白酒银行”
在60公里河谷的另一头，汪伦正考虑用另一种方式“一统江湖”。汪姓是仁怀大族，有两千多户、近一万人，又以汪伦这一支最为兴盛，有三十多户开办了大小不一的酒厂。
在茅台镇，汪伦看多了“几年喝倒一个品牌”的事例，这使汪伦产生了经营“白酒银行”的念头。
至今，他已经花了5亿元，其中3亿元拿来买了6000吨酒，另外2亿则是基础设施投资。在这家“银行”里，酒可以买卖，可以抵押融资。茅台镇上已经有三十多家酒厂向白酒银行卖过酒，而他们的客户也已经有了像郎酒这样的大酒厂。
汪伦透露，尽管茅台镇的不少小酒厂已逐渐成型，但贵州省方面依然担心小酒厂坏了茅台镇的名声，白酒银行的出现很对政府的口味。不过，向其他酒厂收酒并不顺利。因为不管是贴牌还是定制，茅台镇的酒总能卖得出去。
“我得想新方案了。”按照汪伦的计划，2012年白酒银行的库存要到1.6万吨，2013年将达到3万吨。（转载自：《南方周末》2012年02月23日，第1462期）
赤水河两岸
这个镇上，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说有三百多家酒厂，但行业内的统计数据是上千家。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私人作坊。
一河之隔的另一个小镇——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同样热闹，却是另一番景象：“领头羊”郎酒正在统一建设，烟囱竖起来了，七八栋大型厂房也已搭好了骨架，约40个足球场大小的新生产区已在峭壁上铺开。
这两个小镇都在做同一件事：酿酒，而且是酱香型白酒（简称酱酒）。这种香味独特的白酒，近年深受市场宠爱。2010年，占白酒总产量2.5%的酱酒贡献了行业15%的销售额，利税更达行业的30%以上。而酱酒老大贵州茅台，多次提价后，一瓶两千多元却依然供不应求。
衔接川黔边界这两个酱酒小镇的，是因当年红军“四渡赤水”而为人们所熟知的赤水河。河的两岸是悬崖峭壁，平地难寻，中间的河谷却海拔很低，被视为是“不可复制”的酱酒酿制环境。
而酱酒的火爆，也与“红色文化”及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息息相关，也就是“跟着领导的口味走”。
领导的口味
二郎镇至今留存着大量“红色印记”。若从河对面望过来，这里清晰地分为两部分：北边是高低不一的楼房，南边则是灰白相间的旧屋。
九十余间旧屋上大多挂着“红军驻地遗址”或各军团司令部旧址的牌子，有的木板上还写有“浮桥门板”字样，乳青色的石板路已被命名为红军街。1935年春，红军四渡赤水时两次经过二郎，家家户户都曾住满红军。
“这么偏僻的地方，没有红军，谁也不知道茅台和郎酒，所以我们两家跟军队都有千丝万缕联系，”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对记者说，“这么多年来，军队和高层领导对酱酒一直有种特殊的爱好。当然除了历史原因外，也跟产品本身有关系。”
“以前两家的产量都比较少，基本上各省的糖酒公司、机关、部队一分，就分完了”，汪俊林说。2004到2005年间，茅台和郎酒顺势提高产量，并开始做推广。他进一步解释，“中国有个风气，领导喝什么酒，下面也喜欢喝什么，一级一级就这样由上往下传了。”
无论郎酒还是茅台，很早之前都曾尝试在河谷之外生产酱酒，但产出的酒品质不如人意。“赤水河畔才能酿制最好的酱酒”，这一说法在政府和部队中迅速传播，而酱酒企业也顺势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营销攻略。
央视广告“标王”带回的利益
为了开拓市场，红军杯酒业把利润的40%都投入了品牌营销，郎酒过去两年内仅在狭义的品牌推广上就花了10亿元，而茅台为夺得2012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广告的“标王”掷出去4.43亿元。
但是与他们收入的增速相比，这些花费便显得很“划算”：2009年到2011年，郎酒销售额分别为35亿元、58亿元和103亿元，两年间增长了200%。而贵州茅台（上市公司）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前三季度的营收分别为96亿元和、116亿元和136亿元，毛利率更是高达上市公司中罕见的90%以上。
正是基于此，2005年至2010年间，高歌猛进的白酒行业复合增长率为21%，而作为“后起之秀”的酱酒的这一数字为32%，远超浓香型白酒的18%和清香型白酒的17%。
现在，外界的关注有时让他们很懊恼。茅台被胡润列入“2012全球十大最值钱的奢侈品牌”，使茅台站在了风口浪尖。
与茅台“奢侈品”风波中的三缄其口相比，汪俊林恨不得这事发生在郎酒头上，“酱酒在国内高端市场只占到30%到40%，还没到一半，还有很大的前景，中层的商务接待和政务接待还有市场。” 目前，他正大张旗鼓地推进郎酒的“奢侈品连锁店”的计划。
在这场财富盛宴中，汪俊林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外界曾质疑他以“零对价转让”获得郎酒商标，这一商标现在价值175.55亿元。汪对记者的解释是，当年郎酒改制，他曾两度与政府签约，按照未来销售收入的增减划分商标的所有权。
“腾笼养大鸟”
明方尧守着两扇铁门，门里已人去楼空。2007年，几位郎酒工人合资，在二郎镇创立了郎乡酒业，生产39度“金郎乡”，明方尧是这家厂里的骨干。
据悉，二郎镇最多的时候有约10家较正规的小酒厂，主要经营80元左右的低档酱酒和200元左右的中档酱酒。明方尧说，“2011年，郎酒和政府联手搞改造，征收了这块地方，厂房折算了720万元补偿，老板再贴了点钱，把厂搬去古蔺县其他地方了。”
郎乡的离去，与小镇正面临的巨变有关。2010年，由郎酒与古蔺县合力打造的四川省重点项目——“二郎名酒名镇建设工程”启动。“企业有扩容的冲动，四川省又恰好要打造中国白酒金三角，两者合拍了”，郎酒集团副总经理、工程指挥部指挥长王宗杰透露，工程实际规模相当于重建两个现在的郎酒厂，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先后两次亲自审阅了规划。
在规划定案中，整个二郎镇都将被推倒重建。郎酒方面邀请了美国的约翰逊·费恩联合设计事务所对整个镇进行规划。整个工程由生产配套和镇区重建两部分组成，两者交错。前者包括30万吨储酒区、10万吨包装中心以及污水处理厂等；后者则包括陶坛酒库、修旧如旧的红军街、复古原貌的古盐道以及5星级、快捷式、别墅式的各档次酒店。这也意味着，郎酒将投入近100亿资金到整体建设中，包括为政府垫资建设露天广场、市政道路、水电网络等公共设施。
这份计划也使卧佛山、黄金、董九联等酒厂陆续和郎乡一样迁走，剩余的小酒厂则大多关闭，和郎酒一起留下的，唯独红军杯酒业一家。
二郎镇镇长王鑫于2011年5月底就任，首要任务正是说服这些酒厂搬迁，他将这样的过程定义为“腾笼换鸟”。
腾出最适合酱酒生产的地理环境，为郎酒的产能扩大提供条件——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腾笼换鸟”，而是“腾笼养大鸟”。
汪俊林最忌讳外界说他在政府支持下抢占酱酒酿造地资源，“我是希望吸引全世界的人来看酱酒是怎么生产的。”不过他承认，待工程建设完毕后，在这段60公里的河谷两岸，“要建只能建小酒厂，上规模的就找不到土地了。最好的地段已经被郎酒和茅台分完了。”
“白酒银行”
在60公里河谷的另一头，汪伦正考虑用另一种方式“一统江湖”。汪姓是仁怀大族，有两千多户、近一万人，又以汪伦这一支最为兴盛，有三十多户开办了大小不一的酒厂。
在茅台镇，汪伦看多了“几年喝倒一个品牌”的事例，这使汪伦产生了经营“白酒银行”的念头。
至今，他已经花了5亿元，其中3亿元拿来买了6000吨酒，另外2亿则是基础设施投资。在这家“银行”里，酒可以买卖，可以抵押融资。茅台镇上已经有三十多家酒厂向白酒银行卖过酒，而他们的客户也已经有了像郎酒这样的大酒厂。
汪伦透露，尽管茅台镇的不少小酒厂已逐渐成型，但贵州省方面依然担心小酒厂坏了茅台镇的名声，白酒银行的出现很对政府的口味。不过，向其他酒厂收酒并不顺利。因为不管是贴牌还是定制，茅台镇的酒总能卖得出去。
“我得想新方案了。”按照汪伦的计划，2012年白酒银行的库存要到1.6万吨，2013年将达到3万吨。（转载自：《南方周末》2012年02月23日，第14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