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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只有短短8个字，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是出现频率最高，同时也最富正能量的成语之一。自明末清初昆山顾炎武提出这个观点，数百年来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成为他们胸怀天下、献身民族的座右铭。其实，这种担当意识在江苏历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符号，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北宋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到明末东林党人的“事事关心”，再到晚清改良主义四大家，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范仲淹是北宋吴县（今属苏州）人，他的忧乐观出于散文名篇《岳阳楼记》。这篇文章是应好友滕宗谅的请求，在庆历六年（1046年）写下的。早在庆历四年春，滕宗谅由于受到政敌的排挤，被贬为巴陵郡太守。到任以后，他重修岳阳楼，并请画家画了一幅岳阳楼图寄给范仲淹，请他为岳阳楼写一篇纪念性文字，范仲淹欣然命笔。《岳阳楼记》中，范仲淹由登岳阳楼观洞庭湖胜景着笔，写出不同景色引起的人们不同感受。在进行充分铺垫之后，作者最终推出全文的结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际上是作者社会责任心在个人情感上的具体表现。本来，以百姓的苦和甜作为忧或乐的根本条件，这是古代士大夫思想感情的重要传统，《孟子·梁惠王下》就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但儒家思想同时也主张，当身处逆境而又无力“回天”时，采取消极避世，明哲保身，等待时机的生活态度，也是允许的。《孟子·尽心上》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范仲淹的忧乐观却是无条件的，主张不但“进”要“忧”，而且“退”也要“忧”。所谓“进”，指的是官场得意;“退”，指的是仕途坎坷。值得注意的是，范仲淹“居廟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用的是互文的修辞手法，原文并不是说在朝廷做官时只“忧”百姓而不“忧”国君，被贬到边远地区时只“忧”国君而不“忧”百姓。而是说，不论在朝廷里做官，还是被贬到边远地区“坐冷板凳”，都既“忧国”也“忧民”。在范仲淹看来，国君和百姓是一个整体，没有百姓也就无所谓国君，二者不可偏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君与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忧君忧民就等于是忧国忧民。
范仲淹的忧乐观在我国甚至世界历史上都有重要影响。南宋昆山的卫泾是淳熙十一年（1184年）状元，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曾取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话把家中的大堂命名为“后乐堂”，并自号“后乐居士”，晚年还把一生的诗文集叫作《后乐集》。今日本东京都有座中国会馆，名“后乐宾馆”，显然也受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影响。
东林党是晚明时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得名于无锡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位于无锡市东郊。明万历中，一批富有政治激情的士大夫重建东林书院，史称东林党人。代表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重要人物主要有钱一本、顾允成、薛敷教、叶茂才、刘元珍、安希范等，时称“东林八君子”。顾宪成、高攀龙、叶茂才、安希范都是无锡人，钱一本、薛敷教、刘元珍都是武进人，顾允成则是顾宪成之弟。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历来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但早在东林书院落成之初，顾宪成就亲自为书院撰写联语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旗帜鲜明地主张在努力读书的同时，要密切关注社会，胸怀国家，时刻准备为百姓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挺身而出。当时，明王朝政治腐败，危机四伏，明神宗却“宅”在后宫28年不上朝，致使阉党把持朝政，国事日非。士大夫集团和把持朝政的权贵们逐渐形成不同的政治势力，各种政治势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弄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东林学者目睹时艰，忧心如焚，便通过讲学“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时政，目的在于激励气节，收拾人心，以此振奋社会。由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高尚的人格力量，东林党在当时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根据《明史》顾宪成传的记载，受顾、高二人感召，“士大夫抱道忤时，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不能容”，“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
天启期间，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随着顾宪成的去世、高攀龙的含冤自尽，东林党受到重创。但江南士大夫并没有屈服，他们纷纷组织文社，通过以文会友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继续东林党人未竟的事业。复社便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复社主要人物张溥、张采都是太仓人，因太仓位于娄水之东，有娄东之称，故世称张溥、张采为“娄东二张”。在张溥的主持下，复社通过切磋学问、砥砺品行，来批评朝政得失，品议官宦优劣，积极参与政治，努力影响社会。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复社人士以东林继任者自处，世人也目之为“小东林”。和东林党相比，复社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根据吴应箕《复社姓氏录》、吴铭道《复社姓氏续录》的资料，已知名字的复社成员就有2025人之多。
明末清初顾炎武是江苏“担当”文化的总结者。他是昆山人，初名绛，更名继坤，字忠清，号亭林。明朝灭亡，清兵南下，顾炎武参加昆山保卫战，抗击清军。后因兵力悬殊，在激战21天后终于失败。昆山陷落时，顾炎武生母被清兵砍断右臂，两个弟弟被杀，好友战死，嗣母王氏绝食自杀，临终前嘱咐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顾炎武痛心疾首，他仰慕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学生王炎午“不仕二朝”的为人，遂改名“炎武”。南京是明初京师，明太祖朱元璋的寝陵就在东郊紫金山下。明亡后，顾炎武先后十度拜谒南京明孝陵。因钟山古名蒋山，遂自号“蒋山佣”，再度宣示亡明遗民的气节。为此被人告发“通海”反清，几乎被杀。友人为了搭救他，托钱谦益帮忙，并和钱谦益商定，假托顾炎武是钱谦益的学生，以便钱谦益从中运作。钱谦益本是南明礼部尚书，后投降清兵。顾炎武听说后，在大街上贴出告示，声明他根本就不是钱谦益的学生，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但经此一难，顾炎武已无法在江南立足，不得不亡命他乡，最终定居陕西华阴。
顾炎武主张治学要经世致用，即关注社会现实，直面社会矛盾，运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治国安民的实效。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博大精深，主要精神包括“明道”和“救世”两个方面，而“明道”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伦理观。在他看来，“亡国”和“亡天下”是不同的。“亡国”只是统治集团的更替，“亡天下”却是人民的普遍不幸。保“国”是帝王及大臣们的事;但“天下”的兴亡，却和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因而“保天下”无论是贵为帝王将相，还是雅为骚人墨客，或者贱为贩夫走卒，人人都义不容辞。和“国”与“天下”相对应的是政治和伦理，人们可以不关心统治者们的“国”事，但必须关心“天下事”，承担起“保天下”的责任。否则人伦缺失，道德沦丧，天下必然灭亡。 19世纪中叶以来，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在有识之士中引起极大震动。江苏临江濒海，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得风气之先，遂催生出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中等改良派四大思想家。
冯桂芬是吴县人，代表作《校邠庐抗议》向当权者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在政治上强调“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中“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点，是“中学为用，西学为体”文化政治理念的最早表述，成为改良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王韬是昆山人，代表作《弢园文录外编》中有《变法》上、中、下三篇，《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积极提倡变法图强。书中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政治上倡导建立“君民共治，上下相通”的君主立宪制度。薛福成是无锡人，所著《筹洋刍议》14卷，力主变法，表达了全面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资本主义的深刻见解。马建中是丹徒人，所著《适可斋记言》和《适可斋记行》，介绍了欧美诸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认为只有学习三权分立的体制，中国才能转弱为强。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中的变法思想对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产生和發展，特别是对戊戌变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江苏历史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不仅是士大夫，同时也是许多普通劳动者共同的文化传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苏州的“五人墓”。
五人墓位于苏州阊门外山塘街，是为纪念明代苏州市民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抗阉斗争兴建的。明末天启年间，苏州东林党人周顺昌因为官清正，在苏州百姓中极具声望。当时魏忠贤势力炙手可热，指使党羽诬告周顺昌贪污受贿，又与罪犯通婚，矫诏将周顺昌逮入诏狱。逮捕周顺昌的锦衣卫抵达苏州后，数万苏州百姓自发汇集到诏令宣读处，人人手执香火，为周顺昌乞命。市民颜佩韦率先向有关衙门申诉周顺昌的冤情，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四人也带领诸生请求地方官上奏朝廷进行救援，众人长跪不起，群情激愤难平。锦衣卫校尉持械大打出手，引起众怒，大家蜂拥而上，当场打死旗尉一人，其余锦衣卫也无不伤痕累累，抱头鼠窜。事后东厂特务诬告苏州全城皆反，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当地群众，挺身而出，自系入狱。临刑前，五人大义凛然，痛骂魏忠贤，引颈就刃，慷慨赴义。吴人深感五人之义，以50两白银赎回五人的头，与尸身缝合后合葬。崇祯皇帝即位后，逮治阉党，魏忠贤畏罪自杀。苏州百姓把魏阉的生祠拆毁，将五人的义骨埋在废基上。复社领袖张溥特地写了一篇《五人墓碑记》，以饱满的热情，盛赞五义士的高风亮节。如今，苏州五人墓已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缅怀义士、慷慨“担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勇于担当外，江苏历史上心系天下、勇于担当的明君也大有人在。试以刘邦和刘备为例。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是沛县人，史称汉高祖。公元前196年，刘邦东讨淮南王黥布叛乱后回京途经故乡，邀集家乡亲朋好友、父老兄弟举行盛大宴会，席间由120个儿童组成世界上第一支儿童合唱团唱歌助兴，气氛极为热烈。可是刘邦却“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击筑长吟《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毕唏嘘不已。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清楚刘邦为何这么伤感。其实，刘邦的伤感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天下。史载刘邦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和建立大汉王朝之初，曾经分封过韩信、英布、彭越等一批异姓王，不料这些异姓王在汉朝立国后纷纷谋反。虽然这些反叛后来都被一一平定，但经过秦始皇的横征暴敛，连年的楚汉相争，国家经济凋敝，政权脆弱，处处潜伏着危机。可是当年跟随他冲锋陷阵、出身入死的将领，死的死，反的反，老的老，而他的“龙子”们不是太小，就是太弱，一时很难承担起治理天下的重任。正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刘邦才“失态”的。
刘备是三国时期蜀国的开国皇帝，史称先主，本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祖籍也是沛县。《三国演义》上说，在刘备兵败大逃亡的危难时刻，百姓拖儿带女追随他，刘备不忍丢下百姓，部队行军速度奇慢，结果被敌人赶上，连妻子甘夫人也丢了性命。小说家的故事并不是向壁虚构的。根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的记载，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南征，荆州的贵族和百姓都跟着他逃亡，“比到当阳，从十数万，辎重数千两（辆）”，每天只能走十多里。有人劝刘备丢下百姓速行，刘备却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去之！”裴松之注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大难当头，刘备心中装着的仍然是老百姓。这样的担当意识，即使在将近两千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张倩如：南京理工大学附属小学高级教师;张乃格：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旧志整理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彭安玉
范仲淹是北宋吴县（今属苏州）人，他的忧乐观出于散文名篇《岳阳楼记》。这篇文章是应好友滕宗谅的请求，在庆历六年（1046年）写下的。早在庆历四年春，滕宗谅由于受到政敌的排挤，被贬为巴陵郡太守。到任以后，他重修岳阳楼，并请画家画了一幅岳阳楼图寄给范仲淹，请他为岳阳楼写一篇纪念性文字，范仲淹欣然命笔。《岳阳楼记》中，范仲淹由登岳阳楼观洞庭湖胜景着笔，写出不同景色引起的人们不同感受。在进行充分铺垫之后，作者最终推出全文的结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际上是作者社会责任心在个人情感上的具体表现。本来，以百姓的苦和甜作为忧或乐的根本条件，这是古代士大夫思想感情的重要传统，《孟子·梁惠王下》就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但儒家思想同时也主张，当身处逆境而又无力“回天”时，采取消极避世，明哲保身，等待时机的生活态度，也是允许的。《孟子·尽心上》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范仲淹的忧乐观却是无条件的，主张不但“进”要“忧”，而且“退”也要“忧”。所谓“进”，指的是官场得意;“退”，指的是仕途坎坷。值得注意的是，范仲淹“居廟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用的是互文的修辞手法，原文并不是说在朝廷做官时只“忧”百姓而不“忧”国君，被贬到边远地区时只“忧”国君而不“忧”百姓。而是说，不论在朝廷里做官，还是被贬到边远地区“坐冷板凳”，都既“忧国”也“忧民”。在范仲淹看来，国君和百姓是一个整体，没有百姓也就无所谓国君，二者不可偏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君与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忧君忧民就等于是忧国忧民。
范仲淹的忧乐观在我国甚至世界历史上都有重要影响。南宋昆山的卫泾是淳熙十一年（1184年）状元，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曾取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话把家中的大堂命名为“后乐堂”，并自号“后乐居士”，晚年还把一生的诗文集叫作《后乐集》。今日本东京都有座中国会馆，名“后乐宾馆”，显然也受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影响。
东林党是晚明时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得名于无锡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位于无锡市东郊。明万历中，一批富有政治激情的士大夫重建东林书院，史称东林党人。代表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重要人物主要有钱一本、顾允成、薛敷教、叶茂才、刘元珍、安希范等，时称“东林八君子”。顾宪成、高攀龙、叶茂才、安希范都是无锡人，钱一本、薛敷教、刘元珍都是武进人，顾允成则是顾宪成之弟。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历来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但早在东林书院落成之初，顾宪成就亲自为书院撰写联语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旗帜鲜明地主张在努力读书的同时，要密切关注社会，胸怀国家，时刻准备为百姓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挺身而出。当时，明王朝政治腐败，危机四伏，明神宗却“宅”在后宫28年不上朝，致使阉党把持朝政，国事日非。士大夫集团和把持朝政的权贵们逐渐形成不同的政治势力，各种政治势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弄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东林学者目睹时艰，忧心如焚，便通过讲学“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时政，目的在于激励气节，收拾人心，以此振奋社会。由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高尚的人格力量，东林党在当时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根据《明史》顾宪成传的记载，受顾、高二人感召，“士大夫抱道忤时，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不能容”，“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
天启期间，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随着顾宪成的去世、高攀龙的含冤自尽，东林党受到重创。但江南士大夫并没有屈服，他们纷纷组织文社，通过以文会友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继续东林党人未竟的事业。复社便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复社主要人物张溥、张采都是太仓人，因太仓位于娄水之东，有娄东之称，故世称张溥、张采为“娄东二张”。在张溥的主持下，复社通过切磋学问、砥砺品行，来批评朝政得失，品议官宦优劣，积极参与政治，努力影响社会。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复社人士以东林继任者自处，世人也目之为“小东林”。和东林党相比，复社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根据吴应箕《复社姓氏录》、吴铭道《复社姓氏续录》的资料，已知名字的复社成员就有2025人之多。
明末清初顾炎武是江苏“担当”文化的总结者。他是昆山人，初名绛，更名继坤，字忠清，号亭林。明朝灭亡，清兵南下，顾炎武参加昆山保卫战，抗击清军。后因兵力悬殊，在激战21天后终于失败。昆山陷落时，顾炎武生母被清兵砍断右臂，两个弟弟被杀，好友战死，嗣母王氏绝食自杀，临终前嘱咐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顾炎武痛心疾首，他仰慕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学生王炎午“不仕二朝”的为人，遂改名“炎武”。南京是明初京师，明太祖朱元璋的寝陵就在东郊紫金山下。明亡后，顾炎武先后十度拜谒南京明孝陵。因钟山古名蒋山，遂自号“蒋山佣”，再度宣示亡明遗民的气节。为此被人告发“通海”反清，几乎被杀。友人为了搭救他，托钱谦益帮忙，并和钱谦益商定，假托顾炎武是钱谦益的学生，以便钱谦益从中运作。钱谦益本是南明礼部尚书，后投降清兵。顾炎武听说后，在大街上贴出告示，声明他根本就不是钱谦益的学生，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但经此一难，顾炎武已无法在江南立足，不得不亡命他乡，最终定居陕西华阴。
顾炎武主张治学要经世致用，即关注社会现实，直面社会矛盾，运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治国安民的实效。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博大精深，主要精神包括“明道”和“救世”两个方面，而“明道”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伦理观。在他看来，“亡国”和“亡天下”是不同的。“亡国”只是统治集团的更替，“亡天下”却是人民的普遍不幸。保“国”是帝王及大臣们的事;但“天下”的兴亡，却和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因而“保天下”无论是贵为帝王将相，还是雅为骚人墨客，或者贱为贩夫走卒，人人都义不容辞。和“国”与“天下”相对应的是政治和伦理，人们可以不关心统治者们的“国”事，但必须关心“天下事”，承担起“保天下”的责任。否则人伦缺失，道德沦丧，天下必然灭亡。 19世纪中叶以来，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在有识之士中引起极大震动。江苏临江濒海，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得风气之先，遂催生出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中等改良派四大思想家。
冯桂芬是吴县人，代表作《校邠庐抗议》向当权者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在政治上强调“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中“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观点，是“中学为用，西学为体”文化政治理念的最早表述，成为改良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王韬是昆山人，代表作《弢园文录外编》中有《变法》上、中、下三篇，《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积极提倡变法图强。书中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政治上倡导建立“君民共治，上下相通”的君主立宪制度。薛福成是无锡人，所著《筹洋刍议》14卷，力主变法，表达了全面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资本主义的深刻见解。马建中是丹徒人，所著《适可斋记言》和《适可斋记行》，介绍了欧美诸国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认为只有学习三权分立的体制，中国才能转弱为强。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中的变法思想对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产生和發展，特别是对戊戌变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江苏历史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不仅是士大夫，同时也是许多普通劳动者共同的文化传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苏州的“五人墓”。
五人墓位于苏州阊门外山塘街，是为纪念明代苏州市民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抗阉斗争兴建的。明末天启年间，苏州东林党人周顺昌因为官清正，在苏州百姓中极具声望。当时魏忠贤势力炙手可热，指使党羽诬告周顺昌贪污受贿，又与罪犯通婚，矫诏将周顺昌逮入诏狱。逮捕周顺昌的锦衣卫抵达苏州后，数万苏州百姓自发汇集到诏令宣读处，人人手执香火，为周顺昌乞命。市民颜佩韦率先向有关衙门申诉周顺昌的冤情，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四人也带领诸生请求地方官上奏朝廷进行救援，众人长跪不起，群情激愤难平。锦衣卫校尉持械大打出手，引起众怒，大家蜂拥而上，当场打死旗尉一人，其余锦衣卫也无不伤痕累累，抱头鼠窜。事后东厂特务诬告苏州全城皆反，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当地群众，挺身而出，自系入狱。临刑前，五人大义凛然，痛骂魏忠贤，引颈就刃，慷慨赴义。吴人深感五人之义，以50两白银赎回五人的头，与尸身缝合后合葬。崇祯皇帝即位后，逮治阉党，魏忠贤畏罪自杀。苏州百姓把魏阉的生祠拆毁，将五人的义骨埋在废基上。复社领袖张溥特地写了一篇《五人墓碑记》，以饱满的热情，盛赞五义士的高风亮节。如今，苏州五人墓已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缅怀义士、慷慨“担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勇于担当外，江苏历史上心系天下、勇于担当的明君也大有人在。试以刘邦和刘备为例。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是沛县人，史称汉高祖。公元前196年，刘邦东讨淮南王黥布叛乱后回京途经故乡，邀集家乡亲朋好友、父老兄弟举行盛大宴会，席间由120个儿童组成世界上第一支儿童合唱团唱歌助兴，气氛极为热烈。可是刘邦却“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击筑长吟《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毕唏嘘不已。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清楚刘邦为何这么伤感。其实，刘邦的伤感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天下。史载刘邦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和建立大汉王朝之初，曾经分封过韩信、英布、彭越等一批异姓王，不料这些异姓王在汉朝立国后纷纷谋反。虽然这些反叛后来都被一一平定，但经过秦始皇的横征暴敛，连年的楚汉相争，国家经济凋敝，政权脆弱，处处潜伏着危机。可是当年跟随他冲锋陷阵、出身入死的将领，死的死，反的反，老的老，而他的“龙子”们不是太小，就是太弱，一时很难承担起治理天下的重任。正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刘邦才“失态”的。
刘备是三国时期蜀国的开国皇帝，史称先主，本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祖籍也是沛县。《三国演义》上说，在刘备兵败大逃亡的危难时刻，百姓拖儿带女追随他，刘备不忍丢下百姓，部队行军速度奇慢，结果被敌人赶上，连妻子甘夫人也丢了性命。小说家的故事并不是向壁虚构的。根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的记载，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南征，荆州的贵族和百姓都跟着他逃亡，“比到当阳，从十数万，辎重数千两（辆）”，每天只能走十多里。有人劝刘备丢下百姓速行，刘备却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去之！”裴松之注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大难当头，刘备心中装着的仍然是老百姓。这样的担当意识，即使在将近两千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张倩如：南京理工大学附属小学高级教师;张乃格：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旧志整理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