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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的战略重要性应该是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在未来会面时的一项重要议题”
随着中国载人飞船再次升空，平静的太空似乎正在酝酿一些微妙的变化。华盛顿CNA公司中国空间技术问题专家迪安·程说：我认为他们(中国)已不再讳言更大的计划。一些国际观察家注意到：太空出现了“第三个力量中心”，美国将不得不与俄罗斯和中国一起确定地球外空间的政策。
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份题为《你往何方去?——中美太空路径探讨》的报告在一开头就断言：这是21世纪世界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超级大国美国和新崛起的中国应该如何面对彼此的愿望和对方的发展?
游戏圈外之人
中国是继美国和前苏联之后第三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但这一成就并未能使中国被美国接纳为“国际空间站”项目之内。国际空间站由30多个国家参与，包括美、俄、日、英、法在内的大多数拥有空间技术的国家都被包括在内，中国被排除在外。
中国航天专家在设计神舟五号时加装了一个能与国际空间站连接的对接环。但是，中国从布什政府官员那里得到的是冷漠。
新华社记者曾注意到，当航天员杨利伟在卡纳维拉尔角参观时，接待他的并非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而是一个州立组织——佛罗里达州航天局。
美国对中国太空人的冷遇无非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太空人的成功“来得太晚”，另一个是美国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提防心态。杨利伟在中国一夜成名后，美国《华盛顿季刊》曾刊登文章说：“对美国而言，中国向太空扩展势力的行为表现出它挑战美国国家安全的野心。”这篇文章提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潜在战略竞争关系日益凸现，两国“处于一场太空竞赛的边缘”。
有美国科学家向媒体含蓄地表示，如果中国长期游离在国际合作之外，必然会像总在场外拍球的孩子一样，加入不了真正的游戏，从长远看仍然会落后。中国虽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把人造卫星发射上了天，现在又在实施载人航天计划，并准备登月，但并不意味着就加入了国际航天俱乐部。
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在航天领域遭到的排斥是多方面的，比如多国合作的火星探索计划中，就没有中国人的份。
更严重的是，从1949年“巴统”，到冷战后的“瓦森纳安排”，中国都被列在控制清单上。尤其是根据“导弹技术控制机制”，美国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对中国采取了严格的技术禁运措施，其许可证制度不仅严格禁止中国接近美国卫星的任何部件，而且对可能向中国提供的技术数据和帮助作出了严格限制。
美国国务院2002年12月26日向联邦法院提交了一份长达32页的“指控信”，指控休斯公司和波音公司涉嫌非法向中国转移敏感的航天技术。不知是巧合还是存心，美国媒体曝出这件事正好是中国神舟四号飞船发射成功后的第三天。
在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的16年间，美国政府曾四次以各种借口对中国发射服务实施制裁，禁止使用长征火箭发射美制卫星和采用了美国零部件的卫星。美国对中国航天的遏制政策使中美航天合作举步维艰。
美国鼓吹中国“太空威胁论”
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太空国家”。太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这在美国高层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美国全球安全组织的创始人约翰·派克的思想代表了很多美国人的看法。他说，“我们因为能主宰太空，所以可以主宰地球。我们的太空系统是美国之所以是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在里根时代开始“星战计划”，此举令当时的苏联寝食难安，不断为此投入人力物力终致国库空虚。
后来成为美国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其本世纪初主持起草的一份国家报告中宣称，“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与经济福祉依赖于美国成功控制太空的能力。”该报告要求把美国在太空的国家安全利益视为应该优先考虑的一个首要的国家安全目标。
“拉姆斯菲尔德报告”认为，中国正在谋划对抗美国的太空战争，而台海冲突必将对美国的太空系统构成威胁。例如，中国可能在台海冲突爆发前对美国的太空资源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以便阻止美国采取军事干涉行动。中国也可能对美国日常生活赖以正常运转的商业卫星进行干扰，以便打消美国干涉台海冲突的政治意志。
中国首次载人飞船成功登天后，美国《华盛顿季刊》曾刊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事务学教授威廉·玛泰尔等专家的文章，认为中美太空冲突的可能性很大。文章推测说，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它希望提升其威慑能力，并在一场可能的台海冲突中对抗美国，它就日益需要具有太空军事能力。
五角大楼每年都公布的《中国军事力量报告》相当重视中国的太空能力。这些报告在承认中国的太空技术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同时，强调对太空的探索“正在主导中国的军事战略”。这些报告也认为，中国已经拥有了“以剥夺美国使用太空能力为具体目标的关键性军事项目”。“中国的愿望清单上不存在军事太空项目”
在很多专家看来，美国太空项目目前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支援美国的地面作战部队，即所谓的“空中太空能力”，目前美国空军能在空中做什么，他们就能在太空做什么。
一些美国人以这种逻辑来推演中国的太空计划。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在中国航天员甫一升空时就引述美国专家的话说，如果中国成为国际空间站计划的伙伴，那么这“自然而然地会使中国军队将空间站项目的所有信息用于军事航天研究”。
但这种中国“太空威胁论”站不住脚。一些美国权威媒体指出，载人航天计划在军事方面的效益“并不那么明确”。从美国和前苏联的经验可以得知，载人航天飞行的耗费是非常巨大的。在太空中的人会变得不可思议的脆弱。“从军事影响的角度来看，与中国航天计划其他一些领域不一样，目前还不清楚载人航天计划如何能够提供军事效益。”
美国全球安全组织创始人派克认为，在中国的愿望清单上不会存在建立一个庞大的军事太空项目的设想，因为对于中国安全的威胁都来自其他方面。
他暗示恰恰是美国具有最强烈的太空军事化的动机。他说：“如果你有很多必须在地球的另一边打仗的需求，或者如
不必把飞船和导弹技术联系起来——专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负责人
在神舟六号发射之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胡世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航天工程耗资巨大，需要的先进技术和高级人才也非常多，“开展国际合作可以分摊相关费用，起码是大家都可以省钱，而且大家都可以获利。”
胡世祥表示，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是为人类造福的，中国的态度是，凡是对人类有好处的事情，我们就接受。
他说：“中国红十字会接受援助不也是这样吗?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秘密好保，也是我们互相信任的表现。中 国的载人航天工程，特别是过去的航天工程当中，我们和外国的合作非常广泛。准确地说，从—亡世纪80年代末期到中期，我们和世界许多国家都有了广泛的联系，特别是和美国。我们发射了许多美国制造的卫星。”
他透露，这次神六发射前，中国也提前给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局长佩尔米诺夫先生通报子情况。此外，在飞船运行中，测控地区牵涉及10多个国家，中国也与它们进行合作，提前作了通报，万一出现了飞船意外降落该国的情况，希望该国能够给予及时救助，“这些国家都非常积极。”
他还透露，最近中国还在和法国、比利时等国的科学家进行有关空间生理状态、心血管功能方面的交流合作。
他承认，技术革命可以催生军事革命，军事需求同样会带动技术革命，“但是不能因为我们搞载人航天，而且有军人参与，因此就说载人航天就是为军人服务。美国航空航天局有许多工作人员都是过去的军人。前不久我们请了五六位美国老牌航天员来，他们都是将军。我的好朋友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局长佩尔米诺夫，他就是原俄航天部队的上将司令。”
“他们曾经是军人，但现在搞的是和平开发利用太空。我们中国人也是搞和平开发利用的。宇宙空间是全人类的，太空资源也应该是全人类的，开发所得也应该为全人类造福。”
欢迎世界各国航天员来中国培训
这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负责人表示，中国一直站在和平开发、共同利用外层空间资源的立场。中国非常愿意和全世界各地的同行们合作探索宇宙。
“是不是能够参与更广泛的太空开发合作，比如说进入国际空间站，还有如俄罗斯联邦航天局的佩尔米诺夫先生所说，欢迎杨利伟参与俄罗斯新一代载人飞船(‘快速帆船’计划，这个我们都在考虑。我们愿意参加这些活动，合作可以利用全人类的聪明才智，那就会取得更大的成果。”他说。
但他同时表示，国际航天合作不是一厢情愿的。合作必须对双方都有利，在公平的、平等的原则上才能进行。“这方面我们是(合作和自力更生)两条腿并行的。将来我们完全可以为其他国家培训航天员，因为建造这套设施要花很多钱。现在俄罗斯的航天员培训中心就有世界各国的人。我们将来也欢迎世界各国的航天员到我们这里来参加培训。”
随着中国载人飞船再次升空，平静的太空似乎正在酝酿一些微妙的变化。华盛顿CNA公司中国空间技术问题专家迪安·程说：我认为他们(中国)已不再讳言更大的计划。一些国际观察家注意到：太空出现了“第三个力量中心”，美国将不得不与俄罗斯和中国一起确定地球外空间的政策。
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份题为《你往何方去?——中美太空路径探讨》的报告在一开头就断言：这是21世纪世界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超级大国美国和新崛起的中国应该如何面对彼此的愿望和对方的发展?
游戏圈外之人
中国是继美国和前苏联之后第三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但这一成就并未能使中国被美国接纳为“国际空间站”项目之内。国际空间站由30多个国家参与，包括美、俄、日、英、法在内的大多数拥有空间技术的国家都被包括在内，中国被排除在外。
中国航天专家在设计神舟五号时加装了一个能与国际空间站连接的对接环。但是，中国从布什政府官员那里得到的是冷漠。
新华社记者曾注意到，当航天员杨利伟在卡纳维拉尔角参观时，接待他的并非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而是一个州立组织——佛罗里达州航天局。
美国对中国太空人的冷遇无非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太空人的成功“来得太晚”，另一个是美国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提防心态。杨利伟在中国一夜成名后，美国《华盛顿季刊》曾刊登文章说：“对美国而言，中国向太空扩展势力的行为表现出它挑战美国国家安全的野心。”这篇文章提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潜在战略竞争关系日益凸现，两国“处于一场太空竞赛的边缘”。
有美国科学家向媒体含蓄地表示，如果中国长期游离在国际合作之外，必然会像总在场外拍球的孩子一样，加入不了真正的游戏，从长远看仍然会落后。中国虽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把人造卫星发射上了天，现在又在实施载人航天计划，并准备登月，但并不意味着就加入了国际航天俱乐部。
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在航天领域遭到的排斥是多方面的，比如多国合作的火星探索计划中，就没有中国人的份。
更严重的是，从1949年“巴统”，到冷战后的“瓦森纳安排”，中国都被列在控制清单上。尤其是根据“导弹技术控制机制”，美国政府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对中国采取了严格的技术禁运措施，其许可证制度不仅严格禁止中国接近美国卫星的任何部件，而且对可能向中国提供的技术数据和帮助作出了严格限制。
美国国务院2002年12月26日向联邦法院提交了一份长达32页的“指控信”，指控休斯公司和波音公司涉嫌非法向中国转移敏感的航天技术。不知是巧合还是存心，美国媒体曝出这件事正好是中国神舟四号飞船发射成功后的第三天。
在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的16年间，美国政府曾四次以各种借口对中国发射服务实施制裁，禁止使用长征火箭发射美制卫星和采用了美国零部件的卫星。美国对中国航天的遏制政策使中美航天合作举步维艰。
美国鼓吹中国“太空威胁论”
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太空国家”。太空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这在美国高层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美国全球安全组织的创始人约翰·派克的思想代表了很多美国人的看法。他说，“我们因为能主宰太空，所以可以主宰地球。我们的太空系统是美国之所以是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在里根时代开始“星战计划”，此举令当时的苏联寝食难安，不断为此投入人力物力终致国库空虚。
后来成为美国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其本世纪初主持起草的一份国家报告中宣称，“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与经济福祉依赖于美国成功控制太空的能力。”该报告要求把美国在太空的国家安全利益视为应该优先考虑的一个首要的国家安全目标。
“拉姆斯菲尔德报告”认为，中国正在谋划对抗美国的太空战争，而台海冲突必将对美国的太空系统构成威胁。例如，中国可能在台海冲突爆发前对美国的太空资源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以便阻止美国采取军事干涉行动。中国也可能对美国日常生活赖以正常运转的商业卫星进行干扰，以便打消美国干涉台海冲突的政治意志。
中国首次载人飞船成功登天后，美国《华盛顿季刊》曾刊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事务学教授威廉·玛泰尔等专家的文章，认为中美太空冲突的可能性很大。文章推测说，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它希望提升其威慑能力，并在一场可能的台海冲突中对抗美国，它就日益需要具有太空军事能力。
五角大楼每年都公布的《中国军事力量报告》相当重视中国的太空能力。这些报告在承认中国的太空技术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同时，强调对太空的探索“正在主导中国的军事战略”。这些报告也认为，中国已经拥有了“以剥夺美国使用太空能力为具体目标的关键性军事项目”。“中国的愿望清单上不存在军事太空项目”
在很多专家看来，美国太空项目目前最关心的主要是如何支援美国的地面作战部队，即所谓的“空中太空能力”，目前美国空军能在空中做什么，他们就能在太空做什么。
一些美国人以这种逻辑来推演中国的太空计划。美国《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在中国航天员甫一升空时就引述美国专家的话说，如果中国成为国际空间站计划的伙伴，那么这“自然而然地会使中国军队将空间站项目的所有信息用于军事航天研究”。
但这种中国“太空威胁论”站不住脚。一些美国权威媒体指出，载人航天计划在军事方面的效益“并不那么明确”。从美国和前苏联的经验可以得知，载人航天飞行的耗费是非常巨大的。在太空中的人会变得不可思议的脆弱。“从军事影响的角度来看，与中国航天计划其他一些领域不一样，目前还不清楚载人航天计划如何能够提供军事效益。”
美国全球安全组织创始人派克认为，在中国的愿望清单上不会存在建立一个庞大的军事太空项目的设想，因为对于中国安全的威胁都来自其他方面。
他暗示恰恰是美国具有最强烈的太空军事化的动机。他说：“如果你有很多必须在地球的另一边打仗的需求，或者如
不必把飞船和导弹技术联系起来——专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负责人
在神舟六号发射之际，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胡世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航天工程耗资巨大，需要的先进技术和高级人才也非常多，“开展国际合作可以分摊相关费用，起码是大家都可以省钱，而且大家都可以获利。”
胡世祥表示，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是为人类造福的，中国的态度是，凡是对人类有好处的事情，我们就接受。
他说：“中国红十字会接受援助不也是这样吗?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秘密好保，也是我们互相信任的表现。中 国的载人航天工程，特别是过去的航天工程当中，我们和外国的合作非常广泛。准确地说，从—亡世纪80年代末期到中期，我们和世界许多国家都有了广泛的联系，特别是和美国。我们发射了许多美国制造的卫星。”
他透露，这次神六发射前，中国也提前给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局长佩尔米诺夫先生通报子情况。此外，在飞船运行中，测控地区牵涉及10多个国家，中国也与它们进行合作，提前作了通报，万一出现了飞船意外降落该国的情况，希望该国能够给予及时救助，“这些国家都非常积极。”
他还透露，最近中国还在和法国、比利时等国的科学家进行有关空间生理状态、心血管功能方面的交流合作。
他承认，技术革命可以催生军事革命，军事需求同样会带动技术革命，“但是不能因为我们搞载人航天，而且有军人参与，因此就说载人航天就是为军人服务。美国航空航天局有许多工作人员都是过去的军人。前不久我们请了五六位美国老牌航天员来，他们都是将军。我的好朋友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局长佩尔米诺夫，他就是原俄航天部队的上将司令。”
“他们曾经是军人，但现在搞的是和平开发利用太空。我们中国人也是搞和平开发利用的。宇宙空间是全人类的，太空资源也应该是全人类的，开发所得也应该为全人类造福。”
欢迎世界各国航天员来中国培训
这位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负责人表示，中国一直站在和平开发、共同利用外层空间资源的立场。中国非常愿意和全世界各地的同行们合作探索宇宙。
“是不是能够参与更广泛的太空开发合作，比如说进入国际空间站，还有如俄罗斯联邦航天局的佩尔米诺夫先生所说，欢迎杨利伟参与俄罗斯新一代载人飞船(‘快速帆船’计划，这个我们都在考虑。我们愿意参加这些活动，合作可以利用全人类的聪明才智，那就会取得更大的成果。”他说。
但他同时表示，国际航天合作不是一厢情愿的。合作必须对双方都有利，在公平的、平等的原则上才能进行。“这方面我们是(合作和自力更生)两条腿并行的。将来我们完全可以为其他国家培训航天员，因为建造这套设施要花很多钱。现在俄罗斯的航天员培训中心就有世界各国的人。我们将来也欢迎世界各国的航天员到我们这里来参加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