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文坛新锐，杂花生树，百舸争流。他们或操练小说也好，或经营非虚构也罢，或者是在所谓的网络文学领域纵横驰骋也好，腾挪跳跃于各种文体之间，负势竞上，崎岖艰辛，在文字丛林里跋涉，在文本河流里泅渡，呈现出与他们的前辈们本质相同而呈现方式各异更具时代特色与痕迹的各种身段。有的跋涉不懈，矢志不移，终于柳暗花明，得见坦途；有的深陷丛林，左冲右突，荆棘满途，无奈放弃；有的不谙水情，呛水沉迷，不得要领，最终颓然上岸，金盆洗手；有的顺流而下，顽强坚持，才气迸发，最终得心应手，成为弄潮儿。文坛这个竞技场，也是艰辛的马拉松赛场，考验着每一个写作者的毅力与耐力，对于年轻的初出茅庐者而言，或者说有志于此的写作者来说，究竟怎样经营自己的小说？他们面对诸多中外古今的前辈，有着怎样的抱负与雄心？读了《葬礼》与《碧县纪事》这两篇小说，产生以上这些纷乱无章的感慨，觉得还是有话要说。
　　先说《葬礼》，这是一篇书写当下以疫情为背景的不无写实意味的小说文本。“我”的奶奶在疫情期间去世了，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她的丈夫已经先她两年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因罹患老年痴呆一直在养老院里，大致是因为病入膏肓弥留之际才被接到女儿家里的。“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已经嫁作他人妇，姐夫是一位教师。“我”的父母平庸而平常，父亲在外打工，薪水尚可，母亲在家打理，自己家里的楼房中空余的空间出租他人。小说还涉及到自己小家庭之外的其他家人、亲戚，诸如伯伯、伯母，还有外婆、姨妈等等。但小说的关注点不在这些人物形象的工笔细描之上，作者借助于特殊时期的这场葬礼，从奶奶死亡的消息传来之后，到开始张罗如何去殡仪馆火化、到墓地安葬等等过程与细节，来折射当下的人伦现状。透过小说文本，借助多少有“精神病”的“我”的感受和观察，看不出悲伤，见不到亲情，一切都是程序化的流水作业，几乎见不到任何关于祖母的温馨暖人、灯火可亲的往事回忆，几乎都是鸡毛蒜皮、一地鸡毛的彼此伤害、物质交换和人情淡漠，冷静、犀利地展示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疏离、隔膜，超然物外地彰显亲情的荒诞、缥缈与虚无。
　　再说《碧县纪事》，这是一篇剪影式的短篇小说。三师傅、于老爷子、县城医生、阿团、洋车夫，很少的几个人物，构成了“碧县”县城一隅的一个场景。初看小说的氛围营造和情节渲染似乎凌乱无序，令人有一头雾水难得要领之感。但到了最后，一番要言不烦的简单交代，却原来如此啊，在略感突兀之外，还颇有卒章显志的味道。小说充满了细节，生动活泛，惟妙惟肖，在尺幅之间，把这些人物写得也算立体丰满，给人印象至深。
　　《葬礼》这一小说的叙述，虽然不无稚嫩之处，但从整体上看，还是相当的冷静、理智与克制，流畅自然，不枝不蔓，在平缓而写实的情节推动中，作者多次提到“我”对奶奶遗像的漫不经心、不以为然，不仅“我”在如同完成一件任务，其他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姑姑的干嚎无泪，也多属表演作秀，所谓亲人或余悲，他人也已歌，亲人尚且如此，遑论他人？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生老病死，节哀顺变，自然是寻常事。但这样的潦草麻木，这样的人心浇薄，这样的心硬如铁，究竟是为何如此？生离死别，骨肉亲情，挥天抹泪，痛彻心扉，难道都是一种虚幻的童话？都是文人营造的一种纸上的悲伤？所谓节哀，无哀无痛，何来节制？所谓节哀，简直就是奢侈品了啊。这样的小说格调，这样的氛围营造，这样的所谓零度情感的叙事，会让人想起余华早期的某些小说和波兰犹太人作家布鲁诺·舒尔茨的某些著名短篇。不说余华，就说布鲁诺·舒尔茨，这位经常与卡夫卡相提并论的东欧作家，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被不断提及，其影响力大有洛阳纸贵之势。布鲁诺·舒尔茨是一个犹太人，生于1892年，是一位美术老师，生活在一座小镇上，一生未婚，曾有失败的求婚经历，但他内敛含蓄，才华横溢，对人性有着天才般的好奇，对语言有着卓异的敏感。他在刚到半百之年就要如茨威格、埃米尔·路德维希一样远遁而去的时候，却因故耽搁，生命戛然而止，他的《鳄鱼街》在中国备受欢迎。与《葬礼》比较而言，《碧县纪事》则显得过于单薄与直白了，结尾的处理，作者意在柳暗花明出人意外，但总有拼贴硬凑嵌入“花环”之感。
　　《葬礼》与《碧县纪事》的两位作者都还是正在大学读书的零零后。年轻是最大的财富，拥有着无限可能性。他们的前辈如余华、苏童等，也都是在年少时代已经展露才华引人注目，虽然那是在令人怀念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但江山代有才人出，如今是无主题变奏的网络时代，众声喧哗、信息泛滥、渠道平台富余，已经远非当年的路径单一可同日而语，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增添了或者说束缚了一位写作者的终南捷径。好在来日方长，文学之途，有英气逼人如王勃一样少年成名者，也有厚積薄发大器晚成者，更多的是默默坚持不言放弃的大多数。期待《葬礼》与《碧县纪事》的作者能够时时回顾多多学习，为读者、为时代、为自己奉献出更为精彩更有厚度的文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