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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30日，正当国共两党已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合力抵抗外辱时，国民党顽固派却在山东省博山县太河村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反共事件，无辜杀害和抓捕八路军指战员200余人，鲍辉等多名八路军山东纵队高级干部遇难。惨案引起毛泽东的无比愤怒，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严正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反摩擦”斗争原则和策略。
三个反共“急先锋”
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中心议题是抗战和反共，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自抗战以来在政策上有了重要转变，蒋介石把政策的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国民党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
1939年2月5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反共顽固分子沈鸿烈召集了全省军政联席会议，抛出了他“统一划分防区、统一行政事权、统一粮秣征收”的所谓“三统”方案，其阴谋不仅妄图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在经济上困死饿死八路军，而且妄图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不久，沈鸿烈又疯狂叫嚣“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在其蛊惑下，山东各路国民党顽固派对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大搞摩擦，其中尤以秦启荣部为烈。
秦启荣是军统特务，时任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第五纵队司令、军统山东头目。秦启荣反共已久，多次袭扰共产党武装，大肆炫耀武力，疯狂叫嚣反共。
王尚志是山东昌邑市南逄乡大营村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冀边区游击队”副司令。同年冬又到临淄一带组建“鲁冀边区第二游击区”，并自任司令。1938年12月，日军进攻山东昌邑，他不战而逃。王尚志虽畏日寇如虎，但在反共上同秦启荣是丘之貉，多次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1939年3月底，急切为反共“建功立业”的秦启荣和王尚志，终于有了机会。
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山东省博山县太河村位居胶东半岛淄河上游东岸，四周群山连绵，独特的地理地形，使这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清河与鲁中三大根据地的交通枢纽。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夏季，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和四支队经常在此活动。秦启荣亦对此地垂涎已久，1939年3月初，秦指示王尚志部强行进驻太河村。冯毅之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新一营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避免国共两军冲突，让日本侵略军坐收渔利，遂主动撤出了太河村。
1939年3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奉中共山东分局之命，选派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等62名优秀指战员，在营长吕乙亭率两个连的八路军护送下，前去鲁南“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博山县太河村是途中必经之地。
八路军为避免途经太河时与王尚志部引发冲突，鲍辉在八路军还未到太河之前，派人与王尚志部联系，说明意图，王尚志表示可以通过。但王尚志将此事告之秦启荣后，两人竟暗地设下毒计。
3月30日凌晨，八路军第三纵队270余人自井筒村出发，四连做先锋，七连做后卫，中间为受训干部。队伍到达离太河村8里远的同古村时，从太河方向来了四五个骑马的，便衣短枪，径直拦住去路，自称是王尚志的联络人员，要八路军停止前进，等待答复。大约两个小时后，他们又来传达上司命令，要八路军沿太河村西围墙通过。
太河村南北狭长，周围有一丈多高的石围墙。围墙与淄河之间，是一条三四米宽的通道。八路军在中午时分来到村西北角，顺着狭窄通道往南走，就听围墙上有人不怀好意地嚎叫：“老乡啊，太累了，歇息歇息再走吧！”营长吕乙亭果断命令部队“肩枪”，高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继续前进。当大部分人员走近太河村西门外的围墙时，一架架机关枪突然从围墙上露出来。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用猛烈火力将八路军压制在毫无遮蔽物的狭窄河滩上，带领尖刀班走在最前面的吕乙亭营长当场中弹牺牲。
在这危急时刻，鲍辉、潘建军仍然采取克制态度，命令“不要还枪”，并且向围墙上敌人高喊“枪口不要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正义的呼声没有唤醒敌人已经泯灭的良心，随着太河村西门大开，敌人从四面向八路军包抄过来。四连长许子敬与受训干部孙晓东果断向东南方向突击，打开一个缺口，率领38人突出重围。没有进入西围墙下的后卫部队20多人，也从河滩向北逃出虎口。除60余人脱险外，210名干部战士落入敌人魔掌。鲍辉、潘建军等八路军的优秀干部英勇不屈，誓死不降，被残酷杀害，其余战士或被遣散，或被杀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惨案引起毛泽东极大愤慨
太河惨案的制造者逆历史潮流而动，激起抗日军民的群起声讨。山东省淄川、益都等地民众联名致电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要求查明真相，严肃处理；博山县推举7名代表前往省政府请愿；蒙阴、沂水等县的许多抗日组织以及各界爱国人士，召开了太河惨案遇难烈士追悼会；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通电全国，披露惨案真相，并致电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也刊发太河惨案专版，强烈谴责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然而，国民党方面却对强烈的社会反响置之不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不仅对制造惨案的凶手不予追查，而且还张贴标语庆祝所谓“太河战斗大捷”。沈鸿烈还假惺惺对请愿群众说：“沈某一向主张团结抗日，团结是生路，分裂是死路。”并佯装派员调查。但请愿群众刚走，沈又对其属下讲：“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目寇侵略，而在于共产党。日寇是癣疥小疾，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嘴脸。
1939年4月上旬，忍无可忍的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对一切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坚决进行反击，坚决消灭之”的指示精神，组织兵力对王尚志部进行反击。4月4日，八路军冯毅之部首先在马鹿一带与王尚志部交火。而后，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三、四支队分别自南、北、东三面发起攻击，激战一周，歼王尚志一部。王率其残部南逃，到临朐鹿皋一带躲藏。八路军随后收复了太河、峨庄、下册一带。全体指战员和当地群众在淄河滩上召开了隆重追悼大会，愤怒声讨秦启荣、王尚志的滔天罪行，沉痛悼念捐躯烈士，誓为他们报仇雪耻。
秦启荣等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极大愤慨。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痛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分子秦启荣是“摩擦专家”，“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并提出我军对反共顽固派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太河惨案的罪魁祸首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沈鸿烈因为积极反共，在山东的日子不好过，蒋介石于1941年秋调任其为农业部长；1943年秋，八路军攻打安丘县敌据点，恶贯满盈的秦启荣被当场击毙：刽子手王尚志，为逃避八路军的打击投降了日寇，成了彻头彻尾的汉奸，1947年病死。
烈士英魂永存
20世纪50年代末，在太河惨案发生地修建了金鸡山水库，居民全部迁走，历史上的太河村已不复存在。只有连绵的群山和水库中一座小岛，屹立于烟波浩淼的水面上，见证着历史上那段残酷经历。
20世纪60年代初，为纪念太河惨案烈士，金鸡山水库更名为太河水库：1984年6月28日，淄博市人民政府公布太河惨案纪念地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设立石质标记；1985年8月，当地政府在太河水库附近建起座“太河惨案死难烈士纪念碑”。
三个反共“急先锋”
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中心议题是抗战和反共，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自抗战以来在政策上有了重要转变，蒋介石把政策的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国民党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
1939年2月5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反共顽固分子沈鸿烈召集了全省军政联席会议，抛出了他“统一划分防区、统一行政事权、统一粮秣征收”的所谓“三统”方案，其阴谋不仅妄图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在经济上困死饿死八路军，而且妄图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不久，沈鸿烈又疯狂叫嚣“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动口号。在其蛊惑下，山东各路国民党顽固派对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大搞摩擦，其中尤以秦启荣部为烈。
秦启荣是军统特务，时任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第五纵队司令、军统山东头目。秦启荣反共已久，多次袭扰共产党武装，大肆炫耀武力，疯狂叫嚣反共。
王尚志是山东昌邑市南逄乡大营村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冀边区游击队”副司令。同年冬又到临淄一带组建“鲁冀边区第二游击区”，并自任司令。1938年12月，日军进攻山东昌邑，他不战而逃。王尚志虽畏日寇如虎，但在反共上同秦启荣是丘之貉，多次屠杀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1939年3月底，急切为反共“建功立业”的秦启荣和王尚志，终于有了机会。
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山东省博山县太河村位居胶东半岛淄河上游东岸，四周群山连绵，独特的地理地形，使这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清河与鲁中三大根据地的交通枢纽。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夏季，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和四支队经常在此活动。秦启荣亦对此地垂涎已久，1939年3月初，秦指示王尚志部强行进驻太河村。冯毅之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新一营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避免国共两军冲突，让日本侵略军坐收渔利，遂主动撤出了太河村。
1939年3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奉中共山东分局之命，选派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等62名优秀指战员，在营长吕乙亭率两个连的八路军护送下，前去鲁南“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博山县太河村是途中必经之地。
八路军为避免途经太河时与王尚志部引发冲突，鲍辉在八路军还未到太河之前，派人与王尚志部联系，说明意图，王尚志表示可以通过。但王尚志将此事告之秦启荣后，两人竟暗地设下毒计。
3月30日凌晨，八路军第三纵队270余人自井筒村出发，四连做先锋，七连做后卫，中间为受训干部。队伍到达离太河村8里远的同古村时，从太河方向来了四五个骑马的，便衣短枪，径直拦住去路，自称是王尚志的联络人员，要八路军停止前进，等待答复。大约两个小时后，他们又来传达上司命令，要八路军沿太河村西围墙通过。
太河村南北狭长，周围有一丈多高的石围墙。围墙与淄河之间，是一条三四米宽的通道。八路军在中午时分来到村西北角，顺着狭窄通道往南走，就听围墙上有人不怀好意地嚎叫：“老乡啊，太累了，歇息歇息再走吧！”营长吕乙亭果断命令部队“肩枪”，高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继续前进。当大部分人员走近太河村西门外的围墙时，一架架机关枪突然从围墙上露出来。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用猛烈火力将八路军压制在毫无遮蔽物的狭窄河滩上，带领尖刀班走在最前面的吕乙亭营长当场中弹牺牲。
在这危急时刻，鲍辉、潘建军仍然采取克制态度，命令“不要还枪”，并且向围墙上敌人高喊“枪口不要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正义的呼声没有唤醒敌人已经泯灭的良心，随着太河村西门大开，敌人从四面向八路军包抄过来。四连长许子敬与受训干部孙晓东果断向东南方向突击，打开一个缺口，率领38人突出重围。没有进入西围墙下的后卫部队20多人，也从河滩向北逃出虎口。除60余人脱险外，210名干部战士落入敌人魔掌。鲍辉、潘建军等八路军的优秀干部英勇不屈，誓死不降，被残酷杀害，其余战士或被遣散，或被杀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惨案引起毛泽东极大愤慨
太河惨案的制造者逆历史潮流而动，激起抗日军民的群起声讨。山东省淄川、益都等地民众联名致电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要求查明真相，严肃处理；博山县推举7名代表前往省政府请愿；蒙阴、沂水等县的许多抗日组织以及各界爱国人士，召开了太河惨案遇难烈士追悼会；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通电全国，披露惨案真相，并致电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也刊发太河惨案专版，强烈谴责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然而，国民党方面却对强烈的社会反响置之不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不仅对制造惨案的凶手不予追查，而且还张贴标语庆祝所谓“太河战斗大捷”。沈鸿烈还假惺惺对请愿群众说：“沈某一向主张团结抗日，团结是生路，分裂是死路。”并佯装派员调查。但请愿群众刚走，沈又对其属下讲：“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目寇侵略，而在于共产党。日寇是癣疥小疾，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嘴脸。
1939年4月上旬，忍无可忍的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对一切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坚决进行反击，坚决消灭之”的指示精神，组织兵力对王尚志部进行反击。4月4日，八路军冯毅之部首先在马鹿一带与王尚志部交火。而后，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三、四支队分别自南、北、东三面发起攻击，激战一周，歼王尚志一部。王率其残部南逃，到临朐鹿皋一带躲藏。八路军随后收复了太河、峨庄、下册一带。全体指战员和当地群众在淄河滩上召开了隆重追悼大会，愤怒声讨秦启荣、王尚志的滔天罪行，沉痛悼念捐躯烈士，誓为他们报仇雪耻。
秦启荣等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极大愤慨。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痛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分子秦启荣是“摩擦专家”，“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并提出我军对反共顽固派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太河惨案的罪魁祸首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沈鸿烈因为积极反共，在山东的日子不好过，蒋介石于1941年秋调任其为农业部长；1943年秋，八路军攻打安丘县敌据点，恶贯满盈的秦启荣被当场击毙：刽子手王尚志，为逃避八路军的打击投降了日寇，成了彻头彻尾的汉奸，1947年病死。
烈士英魂永存
20世纪50年代末，在太河惨案发生地修建了金鸡山水库，居民全部迁走，历史上的太河村已不复存在。只有连绵的群山和水库中一座小岛，屹立于烟波浩淼的水面上，见证着历史上那段残酷经历。
20世纪60年代初，为纪念太河惨案烈士，金鸡山水库更名为太河水库：1984年6月28日，淄博市人民政府公布太河惨案纪念地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设立石质标记；1985年8月，当地政府在太河水库附近建起座“太河惨案死难烈士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