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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游荡世界的经历
为了这个题目，我统计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和中文以外的出版情况（不包括中国的7种少数民族语言和盲文），有42种语言和46个国家。国家比语种多的原因主要是英文版在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版，葡萄牙语版在巴西和葡萄牙出版，塞尔维亚语在塞尔维亚和波黑出版，阿拉伯语版在埃及、科威特和沙特出版;也有相反的情况，西班牙出版了两种语言，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印度出版了三种地方语，马拉雅拉姆语、泰米尔语和印地语。
回顾自己的书游荡世界的经历，就是翻译—出版—读者的经历。我注意到国内讨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境遇时经常只是强调翻译的重要性，翻译当然重要，可是出版社不出版，再好的译文也只能锁在抽屉里，这是过去，现在是存在硬盘里，然后是读者了，出版后读者不理睬，出版社就赔钱了，就不愿意继续出版中国的文学作品。所以翻译—出版—读者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最早翻译出版我小说的有三个国家，都是在1994年，法国、荷兰和希腊。二十多年过去后，法国出版了11本书，荷兰出版了5本书，希腊仍然只有1本书。
1994年，法国的两家出版社出版了《活着》和中篇小说集《世事如烟》，出版《活着》的是法国最大的出版社，出版《世事如烟》的出版社很小，差不多是家庭出版社。1995年我去法国参加圣马洛国际文学节时，顺便在巴黎访问了那家最大的出版社，见到了那位编辑，当时我正在写《许三观卖血记》，问他是否愿意出版我的下一部小说，这位编辑用奇怪的表情问我：“你的下部小说会改编成电影吗？”我知道自己在这家出版社完蛋了。我又去问那个家庭出版社是否愿意出版我的下一部小说，他们的回答很谦虚，说他们是很小的出版社，还要出版其他作家的书，不能这么照顾我。当时我觉得自己在法国完蛋了。这时候运气来了，法国声望很高的出版社Actes Sud设立了中国文学丛书，邀请巴黎东方语言大学的汉学教授何碧玉担任主编，她熟悉我的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在中国的《收获》杂志刚发表，她立刻让Actes Sud买下版权，一年多后就出版了。此后Actes Sud一本接着一本出版我的书，我在法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出版社。
荷兰DE GEUS在1994年出版了《活着》之后，又出版了《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和短篇小说集《空中爆炸》。有趣的是，二十多年来我和DE GEUS没有任何联系，我不知道编辑是谁，也不知道译者是谁，可能是中间隔着经纪公司的缘故。我认真想了一下，我认识并且熟悉的荷兰汉学家只有林恪，可是这家伙不翻译我的书。我在长春见到林恪时，向他打听我的荷兰语译者，他微笑地说出了一个名字——麦约翰。林恪告诉我，麦约翰是比利时人，说荷兰语，住在法国。我觉得这个人太有意思了，他没有联系过我，直到DE GEUS请麦约翰编辑我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我收到了麦约翰的第一封邮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您不认识我。把您的《兄弟》和《第七天》翻译成荷兰语的就是我。”这就是他全部的自我介绍。
希腊的出版故事也许更有趣，大约十多年前，希腊的Hestia决定出版《活着》，他们与我签了合同，找好了译者，这时候Hestia突然发现，另一家出版社Livani在1994年就出版了《活着》的希腊文版。我不知道这个情况，甚至不知道是谁把版权卖给了Livani。Hestia退出了，Livani给我寄来了几本样书，此后这两家出版社忘记了我，我也忘记了他们。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查了资料才想起这两家出版社。
遇到好的译者很重要，意大利的米塔和裴尼柯，德国的高立希，美国的安道和白睿文，丹麦的魏安娜，塞尔维亚的佐兰，捷克的红佩佳，巴西的修安琪，葡萄牙的迪亚哥，日本的饭冢容，韩国的白元淡，埃及的阿齐兹和哈赛宁，越南的武公欢，印尼的翁鸿鸣等，都是把我的书译完了再去寻找出版社，我现在的英文译者白亚仁当年就是通过安道的介绍给我写信，翻译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集，结果十年后才出版。像白亚仁这样热衷翻译又不在意何时才能出版的译者并不多，因为好的译者已经是或者很快就是著名翻译家了，他们有的会翻译很多作家的书，这些著名翻译家通常是不見兔子不撒鹰，拿到出版社的合同后才会去翻译，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出版社更加重要。我在法国前后有过四位译者，1997年以后出版社一直是Actes Sud，在美国也有过四位译者，除了第一本书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后面的八本书都是企鹅兰登书屋旗下的Pantheon Books（精装）和Anchor Books（平装）出版，固定的出版社可以让作家的书持续出版。
《活着》（译者白睿文）和《许三观卖血记》（译者安道）九十年代就翻译成了英语，可是在美国的出版社那里不断碰壁，有一位编辑还给我写了信，他问我：“为什么你小说中的人物只承担家庭的责任，而不去承担社会的责任？”我意识到这是历史和文化的差异，给他写了回信，告诉他中国拥有三千年的国家的历史，漫长的封建制抹杀了社会中的个人性，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发言权，只有在家庭生活里才有发言权。我告诉他这两本书在时间上只是写到七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后这一切都变了，我试图说服他，没有成功。然后继续在美国的出版社碰壁，直到2002年遇到我现在的编辑芦安·瓦尔特，她帮助我在企鹅兰登书屋站稳了脚跟。
找到适合自己出版社的根本原因是找到一位欣赏自己作品的编辑，德国最初出版我的书的是KLETT-COTTA，九十年代末出版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他们不再出版我的书，后来我才知道原因，我的编辑托马斯·威克去世了。我后来的书都去了S.Fischer，因为那里有一位叫伊莎贝尔·库布斯基的好编辑。每次我到德国，无论多远，她都会坐上火车来看望我，经常是傍晚到达，第二天凌晨天没亮又坐上火车返回法兰克福。
2010年我去西班牙宣传自己的新书，在巴塞罗那见到出版我的书的编辑主任埃莲娜·拉米雷斯，晚饭时我把1995年与法国那家最大出版社编辑的对话当成笑话告诉她，结果她捂住嘴瞪圆眼睛，她的眼神里似乎有一丝惊恐，她难以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编辑。那一刻我确定了Saix Barral是我在西班牙语的出版社，虽然当时他们只出版了我两本书。 下面我要说说和读者的交流了，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的提问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在外国会遇到，在中国也会遇到。然后一个误解产生了，認为我在国外经常会遇到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提问，而在国内不会遇到。其实国内读者提问时关于社会和政治的问题不比国外读者少。文学是包罗万象的，当我们在文学作品里读到有三个人正在走过来，有一个人正在走过去时已经涉及了数学，3加1等于4;当我们读到糖在热水里溶化时已经涉及了化学;当我们读到树叶掉落下来时已经涉及了物理。文学连数理化都不能回避，又怎能去回避社会和政治。但是文学归根结底还是文学，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读者最为关心的仍然是人物、命运、故事等这些属于文学的因素。只要是谈论小说本身，我觉得国外读者和国内读者的提问没有什么区别，存在的区别也只是这个读者和那个读者的区别。当我们中国读者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吸引我们的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文学。我曾经说过，假如文学里真的存在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读者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作家的作品中读到属于自己的感受。
在和国外读者交流时常常会出现轻松的话题，比如会问在中国举办这样的活动和在国外举办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他们，中国人口众多，中途退场的人也比国外来的全部的人要多。还有一个问题我会经常遇到，与读者见面印象最深的是哪次？我说是1995年第一次出国去法国，在圣马洛国际文学节的一个临时搭起的大帐篷里签名售书，我坐在一堆自己的法文版书后面，看着法国读者走过去走过来，其中有人拿起我的书看看放下走了。左等右等终于来了两个法国小男孩，他们手里拿着一张白纸。翻译告诉我，他们没有见过中国字，问我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写两个中国字。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签名，当然我没有写自己的名字，我写下了“中国”。
我的三个现实和梦想
我在这里讲讲三个故事，你们可以当成真的来听，也可以当成假的来听，有时候真的就是假的，有时候假的就是真的，有时候现实其实是梦想，有时候梦想其实是现实。
第一个故事，我小时候，也就是“文革”时期，那时候我们伟大中国的兄弟都在亚非拉。我们无私地援助他们，尤其是对非洲兄弟，无私到把我们身上的裤子脱下来寄过去给他们穿，把我们碗里的米饭倒出来寄过去给他们吃，把我们的农业专家送过去教他们种水稻，把我们的医生送过去给他们治病。我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他差一点去了非洲，可是这个宝贵的名额让别的医生顶了，没去成。我父亲很遗憾，我更加遗憾，我的第一个梦想由此而生，就是长大以后做一名医生去非洲，去拯救那里的一个又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长大以后我确实做了一名医生，是牙医，遗憾的是没有拔过非洲兄弟的牙。然后我成为了一名作家，2008年我在巴黎为《兄弟》法文版做宣传时，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位多哥裔的女记者采访了我，采访结束后我们一起回想当年的中非友谊。她告诉我，中国的农业专家（男的）帮助他们种水稻，中国的医生（男的）给他们治病，与此同时他们大面积和多哥女人偷情，大面积地生下孩子，这位多哥裔女记者的一个表弟就是中非友谊的结晶。“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农业专家和医生返回中国，给多哥留下了一句谚语：中国人留下的孩子和留下的稻米一样多。
第二个故事，我在中学的时候读了《西游记》，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让我浮想联翩。我希望自己是孙悟空，做不成孙悟空做唐僧也行，做不成唐僧做沙和尚也行，如果连沙和尚也做不成，那就做猪八戒吧，只要能让我去一次西天见见佛陀。我不是佛教徒，我是读了《西游记》才有了这个梦想。十年前我终于有机会去了尼泊尔，飞机在加德满都降落的那一刻，我就想着要去蓝毗尼，那里就是唐僧取经的终点站，释迦牟尼的故居和他创建的佛学院就在那里。在加德满都住了几天后，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蓝毗尼，我的梦想成为现实了。佛学院的遗址露出地面清晰可见，释迦牟尼的故居遗址在旁边一个大帐篷里。我们在四周虔诚地转了一圈，然后走进释迦牟尼的故居遗址，走进那个大帐篷，虔诚地绕着走过去，就在我感觉自己从未如此虔诚之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短信提示音，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短信，打开手机看了看，是北京的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招嫖短信，说有学生妹洋妞可供挑选。
第三个故事，1998年6月我在意大利都灵的时候，恰好遇上耶稣的裹尸布在都灵大教堂展出，据说是每隔五十年才展出一次。这是一个盛大的仪式，欧洲各地的人，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纷纷赶来。我读过《圣经》，我是把《圣经》当成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读完的，我虽然不是教徒，那一天我仍然怀着虔诚和敬畏之心前往。五十年才能亲眼目睹一次，这是多少人的梦想，我置身其中，感到这也是我的梦想。都灵大学的汉学家斯坦芬妮亚教授不仅为我准备了进入的门票，还为我带上一副望远镜。人们排着长队走进去，以相同的步伐走向耶稣的裹尸布，中间不能停顿，走到最近处，裹尸布仍然有十来米远，所以斯坦芬妮亚让我用望远镜一边看一边走。那天都灵大教堂外面挤满了摊贩们的帐篷，销售各种与耶稣有关或者无关的纪念品和商品。差不多十个月前，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因车祸死于法国巴黎，所以每个摊贩的帐篷都挂满了戴安娜像，显然戴安娜像正是热销商品，我是在成百上千双戴安娜的眼睛注视下走过去，走进大教堂。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么的奇怪，经过人类的时尚走向了人类的受难。
《活着》第六版自序
麦田出版公司1994年首次出版《活着》，之后几次改版，我伸出手指在书架上数出五个版本，这个应该是第六版。
《活着》是我在麦田出版的第一本书，此前的书是在远流出版。2011年台北书展期间，我再次见到远流出版公司发行人王荣文先生，王先生对我说了一句话：如果《活着》当年是在远流出版，那么你的书都会留在远流。确实如此，无论是在大陆和台湾，还是在出版过我作品的46个国家，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基本上是《活着》在哪个出版公司出版，我的其他作品或者大部分作品也在那个出版公司出版。王荣文先生不知道，我曾经想离开麦田回到远流，那是在陈雨航离开麦田之后，他把我的书带到了远流又带到了麦田，然后他拂袖而去不再管我，于是我想回远流了。我给麦田发行人涂玉云发去一份传真，要求结束《活着》的合约。也就是过去一个小时左右，涂小姐的电话来了，她声音温和地介绍了《活着》在台湾出版以后的情况，让我觉得麦田没有做错什么，而且做得很好。涂小姐的电话使我改变了主意，我决定留在麦田。 《活着》1994年初版到2020年第6版，26年的时间飞一样过去了。从1990年开始，我的书在台湾一直顺利出版，为此我要感谢五个人：把我的作品带到台湾的陈雨航，麦田的涂玉云和林秀梅，远流的王荣文和游寄惠。
我写作这篇序言的时候，新冠病毒正在袭击我们，大陆已经控制住了，欧美却开始了。为了防范境外输入病例，我在北京居住的小区至今仍然封闭，我有两个月没有出门。我站在窗前看到东四环上车辆多了起来，楼下枯黄的草木开始被绿色覆盖，我知道生活正在小心翼翼走向正常，可是真正意义上的正常生活仍在远处，它还没有向我们招手。
2020年3月23日
《在细雨中呼喊》日文版序
1990年9月或者10月的某一天，我决定写作一部长篇小说。当时我没有把握去写一个很长的故事，此前最长的故事也没有超过50页，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一个故事写到300页。可是我想写一个长篇小说的愿望非常强烈，我告诉自己：别管那么多了，写吧。
我就开始写作这部《在细雨中呼喊》。写作和生活一样，生活只有不断地去经历，才能知道生活是什么;写作只有不断地去写，才会知道写作是什么。这部小说的结构是我在写作中找到的，我无法用故事的逻辑来完成这部长篇小说，因为手头的故事不够漫长，所以我就用记忆的逻辑来完成。记忆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出现，是按照情感的顺序出现，比如说五年前的一件往事很可能勾起一年前的往事，然后再勾起十年前的往事，接着又勾起昨天的往事……如此连接下去，在情感的不断深化里，我的叙述来到了300页，我也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28年过去后，仍有不少读者对我说，我的作品中他们最喜爱的是这部《在细雨中呼喊》，尤其喜爱小说的结构。我告诉他们，这是因为我当时没有能力写出一个完整的300页的故事，所以借用记忆的方式，切割成四个章节，同时也切割出了很多碎片，我让一些碎片探亲访友似的在这四个章节里进进出出，从而将四个章节连成一体。
《在细雨中呼喊》给予我的意义，不只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更重要的是让我发现虚构的人物也会有自己的声音。这是我之前写作短篇小说时没有出现过的经验。短篇小说篇幅太短，我还来不及听到人物自己的声音，故事就结束了。长篇小说不一样，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倾听虚构人物的声音，这是很奇妙的，写作进入到忘我状态时，常常能够听到笔下的人物说话了。我意识到，虚构的人物其实和现实中的人一样，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作者应该尊重笔下的人物，就像尊重他生活中的朋友一样，让人物自己去寻找命运，而不是作者为他们去寻找命运。这是《在细雨中呼喊》给我带来的乐趣，后来完成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和《第七天》，让我不断扩大这样的乐趣。现在当我回想自己写下的人物时，常常觉得他们不是虚构的，而是曾经在我的生活中出現过，他们就是我的朋友。
很高兴《在细雨中呼喊》在日本出版，这是我在日本出版的第八本书。感谢饭冡容教授，他是我人生里的第一个译者，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我的，我记得他在翻译我的中短篇小说的时候，我正在写作这部长篇小说，因此它在日本出版对我们两人有着特殊的意义。
2019年12月26日
责任编辑 陈少侠
为了这个题目，我统计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和中文以外的出版情况（不包括中国的7种少数民族语言和盲文），有42种语言和46个国家。国家比语种多的原因主要是英文版在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版，葡萄牙语版在巴西和葡萄牙出版，塞尔维亚语在塞尔维亚和波黑出版，阿拉伯语版在埃及、科威特和沙特出版;也有相反的情况，西班牙出版了两种语言，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印度出版了三种地方语，马拉雅拉姆语、泰米尔语和印地语。
回顾自己的书游荡世界的经历，就是翻译—出版—读者的经历。我注意到国内讨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境遇时经常只是强调翻译的重要性，翻译当然重要，可是出版社不出版，再好的译文也只能锁在抽屉里，这是过去，现在是存在硬盘里，然后是读者了，出版后读者不理睬，出版社就赔钱了，就不愿意继续出版中国的文学作品。所以翻译—出版—读者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最早翻译出版我小说的有三个国家，都是在1994年，法国、荷兰和希腊。二十多年过去后，法国出版了11本书，荷兰出版了5本书，希腊仍然只有1本书。
1994年，法国的两家出版社出版了《活着》和中篇小说集《世事如烟》，出版《活着》的是法国最大的出版社，出版《世事如烟》的出版社很小，差不多是家庭出版社。1995年我去法国参加圣马洛国际文学节时，顺便在巴黎访问了那家最大的出版社，见到了那位编辑，当时我正在写《许三观卖血记》，问他是否愿意出版我的下一部小说，这位编辑用奇怪的表情问我：“你的下部小说会改编成电影吗？”我知道自己在这家出版社完蛋了。我又去问那个家庭出版社是否愿意出版我的下一部小说，他们的回答很谦虚，说他们是很小的出版社，还要出版其他作家的书，不能这么照顾我。当时我觉得自己在法国完蛋了。这时候运气来了，法国声望很高的出版社Actes Sud设立了中国文学丛书，邀请巴黎东方语言大学的汉学教授何碧玉担任主编，她熟悉我的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在中国的《收获》杂志刚发表，她立刻让Actes Sud买下版权，一年多后就出版了。此后Actes Sud一本接着一本出版我的书，我在法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出版社。
荷兰DE GEUS在1994年出版了《活着》之后，又出版了《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和短篇小说集《空中爆炸》。有趣的是，二十多年来我和DE GEUS没有任何联系，我不知道编辑是谁，也不知道译者是谁，可能是中间隔着经纪公司的缘故。我认真想了一下，我认识并且熟悉的荷兰汉学家只有林恪，可是这家伙不翻译我的书。我在长春见到林恪时，向他打听我的荷兰语译者，他微笑地说出了一个名字——麦约翰。林恪告诉我，麦约翰是比利时人，说荷兰语，住在法国。我觉得这个人太有意思了，他没有联系过我，直到DE GEUS请麦约翰编辑我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我收到了麦约翰的第一封邮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您不认识我。把您的《兄弟》和《第七天》翻译成荷兰语的就是我。”这就是他全部的自我介绍。
希腊的出版故事也许更有趣，大约十多年前，希腊的Hestia决定出版《活着》，他们与我签了合同，找好了译者，这时候Hestia突然发现，另一家出版社Livani在1994年就出版了《活着》的希腊文版。我不知道这个情况，甚至不知道是谁把版权卖给了Livani。Hestia退出了，Livani给我寄来了几本样书，此后这两家出版社忘记了我，我也忘记了他们。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查了资料才想起这两家出版社。
遇到好的译者很重要，意大利的米塔和裴尼柯，德国的高立希，美国的安道和白睿文，丹麦的魏安娜，塞尔维亚的佐兰，捷克的红佩佳，巴西的修安琪，葡萄牙的迪亚哥，日本的饭冢容，韩国的白元淡，埃及的阿齐兹和哈赛宁，越南的武公欢，印尼的翁鸿鸣等，都是把我的书译完了再去寻找出版社，我现在的英文译者白亚仁当年就是通过安道的介绍给我写信，翻译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集，结果十年后才出版。像白亚仁这样热衷翻译又不在意何时才能出版的译者并不多，因为好的译者已经是或者很快就是著名翻译家了，他们有的会翻译很多作家的书，这些著名翻译家通常是不見兔子不撒鹰，拿到出版社的合同后才会去翻译，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出版社更加重要。我在法国前后有过四位译者，1997年以后出版社一直是Actes Sud，在美国也有过四位译者，除了第一本书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后面的八本书都是企鹅兰登书屋旗下的Pantheon Books（精装）和Anchor Books（平装）出版，固定的出版社可以让作家的书持续出版。
《活着》（译者白睿文）和《许三观卖血记》（译者安道）九十年代就翻译成了英语，可是在美国的出版社那里不断碰壁，有一位编辑还给我写了信，他问我：“为什么你小说中的人物只承担家庭的责任，而不去承担社会的责任？”我意识到这是历史和文化的差异，给他写了回信，告诉他中国拥有三千年的国家的历史，漫长的封建制抹杀了社会中的个人性，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发言权，只有在家庭生活里才有发言权。我告诉他这两本书在时间上只是写到七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后这一切都变了，我试图说服他，没有成功。然后继续在美国的出版社碰壁，直到2002年遇到我现在的编辑芦安·瓦尔特，她帮助我在企鹅兰登书屋站稳了脚跟。
找到适合自己出版社的根本原因是找到一位欣赏自己作品的编辑，德国最初出版我的书的是KLETT-COTTA，九十年代末出版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之后他们不再出版我的书，后来我才知道原因，我的编辑托马斯·威克去世了。我后来的书都去了S.Fischer，因为那里有一位叫伊莎贝尔·库布斯基的好编辑。每次我到德国，无论多远，她都会坐上火车来看望我，经常是傍晚到达，第二天凌晨天没亮又坐上火车返回法兰克福。
2010年我去西班牙宣传自己的新书，在巴塞罗那见到出版我的书的编辑主任埃莲娜·拉米雷斯，晚饭时我把1995年与法国那家最大出版社编辑的对话当成笑话告诉她，结果她捂住嘴瞪圆眼睛，她的眼神里似乎有一丝惊恐，她难以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编辑。那一刻我确定了Saix Barral是我在西班牙语的出版社，虽然当时他们只出版了我两本书。 下面我要说说和读者的交流了，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的提问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在外国会遇到，在中国也会遇到。然后一个误解产生了，認为我在国外经常会遇到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提问，而在国内不会遇到。其实国内读者提问时关于社会和政治的问题不比国外读者少。文学是包罗万象的，当我们在文学作品里读到有三个人正在走过来，有一个人正在走过去时已经涉及了数学，3加1等于4;当我们读到糖在热水里溶化时已经涉及了化学;当我们读到树叶掉落下来时已经涉及了物理。文学连数理化都不能回避，又怎能去回避社会和政治。但是文学归根结底还是文学，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读者最为关心的仍然是人物、命运、故事等这些属于文学的因素。只要是谈论小说本身，我觉得国外读者和国内读者的提问没有什么区别，存在的区别也只是这个读者和那个读者的区别。当我们中国读者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吸引我们的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文学。我曾经说过，假如文学里真的存在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读者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作家的作品中读到属于自己的感受。
在和国外读者交流时常常会出现轻松的话题，比如会问在中国举办这样的活动和在国外举办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他们，中国人口众多，中途退场的人也比国外来的全部的人要多。还有一个问题我会经常遇到，与读者见面印象最深的是哪次？我说是1995年第一次出国去法国，在圣马洛国际文学节的一个临时搭起的大帐篷里签名售书，我坐在一堆自己的法文版书后面，看着法国读者走过去走过来，其中有人拿起我的书看看放下走了。左等右等终于来了两个法国小男孩，他们手里拿着一张白纸。翻译告诉我，他们没有见过中国字，问我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写两个中国字。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签名，当然我没有写自己的名字，我写下了“中国”。
我的三个现实和梦想
我在这里讲讲三个故事，你们可以当成真的来听，也可以当成假的来听，有时候真的就是假的，有时候假的就是真的，有时候现实其实是梦想，有时候梦想其实是现实。
第一个故事，我小时候，也就是“文革”时期，那时候我们伟大中国的兄弟都在亚非拉。我们无私地援助他们，尤其是对非洲兄弟，无私到把我们身上的裤子脱下来寄过去给他们穿，把我们碗里的米饭倒出来寄过去给他们吃，把我们的农业专家送过去教他们种水稻，把我们的医生送过去给他们治病。我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他差一点去了非洲，可是这个宝贵的名额让别的医生顶了，没去成。我父亲很遗憾，我更加遗憾，我的第一个梦想由此而生，就是长大以后做一名医生去非洲，去拯救那里的一个又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长大以后我确实做了一名医生，是牙医，遗憾的是没有拔过非洲兄弟的牙。然后我成为了一名作家，2008年我在巴黎为《兄弟》法文版做宣传时，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位多哥裔的女记者采访了我，采访结束后我们一起回想当年的中非友谊。她告诉我，中国的农业专家（男的）帮助他们种水稻，中国的医生（男的）给他们治病，与此同时他们大面积和多哥女人偷情，大面积地生下孩子，这位多哥裔女记者的一个表弟就是中非友谊的结晶。“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农业专家和医生返回中国，给多哥留下了一句谚语：中国人留下的孩子和留下的稻米一样多。
第二个故事，我在中学的时候读了《西游记》，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让我浮想联翩。我希望自己是孙悟空，做不成孙悟空做唐僧也行，做不成唐僧做沙和尚也行，如果连沙和尚也做不成，那就做猪八戒吧，只要能让我去一次西天见见佛陀。我不是佛教徒，我是读了《西游记》才有了这个梦想。十年前我终于有机会去了尼泊尔，飞机在加德满都降落的那一刻，我就想着要去蓝毗尼，那里就是唐僧取经的终点站，释迦牟尼的故居和他创建的佛学院就在那里。在加德满都住了几天后，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蓝毗尼，我的梦想成为现实了。佛学院的遗址露出地面清晰可见，释迦牟尼的故居遗址在旁边一个大帐篷里。我们在四周虔诚地转了一圈，然后走进释迦牟尼的故居遗址，走进那个大帐篷，虔诚地绕着走过去，就在我感觉自己从未如此虔诚之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短信提示音，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短信，打开手机看了看，是北京的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招嫖短信，说有学生妹洋妞可供挑选。
第三个故事，1998年6月我在意大利都灵的时候，恰好遇上耶稣的裹尸布在都灵大教堂展出，据说是每隔五十年才展出一次。这是一个盛大的仪式，欧洲各地的人，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纷纷赶来。我读过《圣经》，我是把《圣经》当成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读完的，我虽然不是教徒，那一天我仍然怀着虔诚和敬畏之心前往。五十年才能亲眼目睹一次，这是多少人的梦想，我置身其中，感到这也是我的梦想。都灵大学的汉学家斯坦芬妮亚教授不仅为我准备了进入的门票，还为我带上一副望远镜。人们排着长队走进去，以相同的步伐走向耶稣的裹尸布，中间不能停顿，走到最近处，裹尸布仍然有十来米远，所以斯坦芬妮亚让我用望远镜一边看一边走。那天都灵大教堂外面挤满了摊贩们的帐篷，销售各种与耶稣有关或者无关的纪念品和商品。差不多十个月前，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因车祸死于法国巴黎，所以每个摊贩的帐篷都挂满了戴安娜像，显然戴安娜像正是热销商品，我是在成百上千双戴安娜的眼睛注视下走过去，走进大教堂。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么的奇怪，经过人类的时尚走向了人类的受难。
《活着》第六版自序
麦田出版公司1994年首次出版《活着》，之后几次改版，我伸出手指在书架上数出五个版本，这个应该是第六版。
《活着》是我在麦田出版的第一本书，此前的书是在远流出版。2011年台北书展期间，我再次见到远流出版公司发行人王荣文先生，王先生对我说了一句话：如果《活着》当年是在远流出版，那么你的书都会留在远流。确实如此，无论是在大陆和台湾，还是在出版过我作品的46个国家，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基本上是《活着》在哪个出版公司出版，我的其他作品或者大部分作品也在那个出版公司出版。王荣文先生不知道，我曾经想离开麦田回到远流，那是在陈雨航离开麦田之后，他把我的书带到了远流又带到了麦田，然后他拂袖而去不再管我，于是我想回远流了。我给麦田发行人涂玉云发去一份传真，要求结束《活着》的合约。也就是过去一个小时左右，涂小姐的电话来了，她声音温和地介绍了《活着》在台湾出版以后的情况，让我觉得麦田没有做错什么，而且做得很好。涂小姐的电话使我改变了主意，我决定留在麦田。 《活着》1994年初版到2020年第6版，26年的时间飞一样过去了。从1990年开始，我的书在台湾一直顺利出版，为此我要感谢五个人：把我的作品带到台湾的陈雨航，麦田的涂玉云和林秀梅，远流的王荣文和游寄惠。
我写作这篇序言的时候，新冠病毒正在袭击我们，大陆已经控制住了，欧美却开始了。为了防范境外输入病例，我在北京居住的小区至今仍然封闭，我有两个月没有出门。我站在窗前看到东四环上车辆多了起来，楼下枯黄的草木开始被绿色覆盖，我知道生活正在小心翼翼走向正常，可是真正意义上的正常生活仍在远处，它还没有向我们招手。
2020年3月23日
《在细雨中呼喊》日文版序
1990年9月或者10月的某一天，我决定写作一部长篇小说。当时我没有把握去写一个很长的故事，此前最长的故事也没有超过50页，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一个故事写到300页。可是我想写一个长篇小说的愿望非常强烈，我告诉自己：别管那么多了，写吧。
我就开始写作这部《在细雨中呼喊》。写作和生活一样，生活只有不断地去经历，才能知道生活是什么;写作只有不断地去写，才会知道写作是什么。这部小说的结构是我在写作中找到的，我无法用故事的逻辑来完成这部长篇小说，因为手头的故事不够漫长，所以我就用记忆的逻辑来完成。记忆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出现，是按照情感的顺序出现，比如说五年前的一件往事很可能勾起一年前的往事，然后再勾起十年前的往事，接着又勾起昨天的往事……如此连接下去，在情感的不断深化里，我的叙述来到了300页，我也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28年过去后，仍有不少读者对我说，我的作品中他们最喜爱的是这部《在细雨中呼喊》，尤其喜爱小说的结构。我告诉他们，这是因为我当时没有能力写出一个完整的300页的故事，所以借用记忆的方式，切割成四个章节，同时也切割出了很多碎片，我让一些碎片探亲访友似的在这四个章节里进进出出，从而将四个章节连成一体。
《在细雨中呼喊》给予我的意义，不只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更重要的是让我发现虚构的人物也会有自己的声音。这是我之前写作短篇小说时没有出现过的经验。短篇小说篇幅太短，我还来不及听到人物自己的声音，故事就结束了。长篇小说不一样，我有足够的时间来倾听虚构人物的声音，这是很奇妙的，写作进入到忘我状态时，常常能够听到笔下的人物说话了。我意识到，虚构的人物其实和现实中的人一样，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作者应该尊重笔下的人物，就像尊重他生活中的朋友一样，让人物自己去寻找命运，而不是作者为他们去寻找命运。这是《在细雨中呼喊》给我带来的乐趣，后来完成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和《第七天》，让我不断扩大这样的乐趣。现在当我回想自己写下的人物时，常常觉得他们不是虚构的，而是曾经在我的生活中出現过，他们就是我的朋友。
很高兴《在细雨中呼喊》在日本出版，这是我在日本出版的第八本书。感谢饭冡容教授，他是我人生里的第一个译者，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我的，我记得他在翻译我的中短篇小说的时候，我正在写作这部长篇小说，因此它在日本出版对我们两人有着特殊的意义。
2019年12月26日
责任编辑 陈少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