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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24日，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交。这个重大行动不仅结束了中以两国长达40多年没有外交关系的历史，而且使中国同中东这一敏感而重要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和以色列就已经相互承认，两国关系经历了渐进和曲折的发展过程。中以关系的冷热不是出于双方自身，双方没有任何直接利害冲突，而是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奉行扩张政策，中国坚持支持阿拉伯人民正义事业的立场。可以说，中以两国发展关系的历程，就是中国根据以色列对中东问题的态度和阿以关系的变化，逐步调整和完善对以政策的过程。
早就相互承认
20世纪50年代，中以曾就建交问题进行接触。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早一年建国的以色列刚进行了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虽然打赢了这场战争，但仍然受到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处境很困难。为了摆脱困境，以色列需要拓展对外关系。开国总理本·古里安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是一个潜在大国，应与之发展友好关系。
1950年1月9日，适逢新中国诞生100天，以色列外长夏里特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布以色列“承认您的政府为中国合法政权”。这样，以色列成为继缅甸、锡兰、巴基斯坦、英国和挪威之后，第六个承认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1月16日，周恩来回电表示感谢。
中国政府考虑到以色列已承认中国，而且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同以色列开展贸易有利于打破美国的禁运，决定就建交问题同以色列进行接触。
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会见了以色列驻缅甸公使哈科恩，邀请他访华。但是，以色列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后来一度出任总理的外长夏里特不同意本·古里安的意见，主张应更多考虑美国的态度，“谨慎从事”。因此，以色列的态度出现了反复。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以色列在联合国先后支持美国关于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和暂不审议中国代表权的提案。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夏里特出任以色列总理，批示外交部“不能迅速”同中国建交，但可保持外交官之间的接触。因此，1955年1月，哈科恩访华时，没有同中方讨论建交问题。双方签订的贸易关系协议书只提到，希望中国派商业代表团访问以色列。随后，哈科恩又告知中方：“在讨论建交以前，请中方派一代表团访问以色列。”显然，以色列采取拖延的态度。中方对以方的邀请没有给予回应。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即将召开。以色列作为亚洲国家，被排斥在会议之外。它担心孤立，于4月29日匆忙通知中国外交部，希望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为时已晚。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决定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共同推动会议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权利”的决议，将以色列视为反对对象。
关系一度冻结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以关系冻结。
在此期间，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中国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斗争看作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予以坚决支持。1956年，中国支持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反对英、法和以色列侵略的斗争。1967年“六五战争”爆发后，中国谴责以色列的扩张行径，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美、以侵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家园，赞赏巴勒斯坦人民以武装斗争作为争取解放的主要斗争形式。
中国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后，极“左”思潮一度干扰外交工作，原已冰冷的中以关系“雪上加霜”。当时，以色列已在一些场合发出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尤其在联合国大会讨论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时，以色列多次对美国阻挠将中国代表权列入大会议程的提案投了弃权票。1971年10月，以色列支持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驱逐台湾代表的提案。但是，中国当时的做法是不同以色列发生任何关系，不直接通商、通邮，对以色列政府发来的电文拒收并退回。
中国逐步调整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以民间来往逐渐增加。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几件大事：一件是埃及和以色列开始和谈。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1979年，埃以签订和约，正式建交。它开始突破阿以之间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出现了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阿以争端的新趋向。另一件是1982年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其中提到要求保证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和平。实际上，这就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第三件是以色列总理佩雷斯表示，可以在土地换和平的基础上，同约旦、巴勒斯坦谈判。这是以色列总理第一次提出“以土地换和平”的谈判原则。在此形势下，要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阿以双方的官方人士进行着各种形式的秘密接触，以色列同非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在发展。
中国适时调整了对一些中东问题的态度，赞赏埃及同以色列建交是“勇敢行动”，强调政治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好方式，劝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以色列对话。
在此期间，以色列通过各种渠道试探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可能性。1978年，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赫尔佐克会晤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陈楚，这是中以关系冻结20年后的第一次外交官接触。1979年，以色列外长达扬以“个人身份”访问香港，就近研究“打开与中国关系的可能性”。1985年，以色列内阁专门研究如何发展对华关系，指定不管部长魏茨曼负责处理与中国有关的事务。
中国国内形势亦发生极大变化。1978年底以后，坚持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中国政府从中东地区的新形势和国内四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决定放宽同以色列的往来，不断调整对以关系。
首先是逐步开展民间来往，进行科技、学术交流，并扩大到旅游、体育、艺术等领域，但不进行直接贸易。以方发来的邮电，可以收下，但需经转第三国。双方接触的渠道开始是香港，即通过以色列驻港总领馆和新华分社进行，后来改由双方驻联合国代表团进行。双方同意互派少量留学生，学习对方语言。
1987年开始，中以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进行一年一度的会晤。1988年，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在纽约会晤中国外长钱其琛时提出，两国除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经常见面外，还应找出建立常设关系的办法。钱其琛表示，如果以色列能真诚努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以双边关系也会随之发展，对佩雷斯的建议，表示可以考虑。
1990年，双方经过讨论，以色列科学和人文科学院驻北京联络处和中国国际旅行社驻特拉维夫办事处分别成立。两个办事处 开始均为民间机构，不享受外交豁免待遇。不过，以方联络处的顾问和中方办事处的主任都是各自外交部的派出人员。
1991年3月，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负责外交部常务工作)摩哈夫访华。同年4月，我作为亚非司司长对以色列进行了回访。这是两国建交前，外交部官员之间的第一次互访，都是不公开的。通过互访，两国政府同意扩大两个办事处的职能，将它们从民间机构升格为不公开的半官方机构。
谈判建交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给中东地区形势带来重大影响。中东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二是1991年底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中东问题和平会议。
海湾战争以后，中东政治格局发生明显改变。地区的激进势力受到削弱，温和势力的影Ⅱ向扩大，以色列的地位上升。解决中东问题的务实倾向，要求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成为主流。马德里和会召开正是这种趋向迅速发展的标志。这次和会是第一次由中东有关冲突各方都参加的会议，它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突破，也为中国进一步调整同以色列的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提供了合适的时机。
阿拉伯国家在海湾战争以后，愿意同以色列坐在一起谈判，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也希望中国介入中东和平进程。它们对中以关系的发展已有相当的心理准备。
以色列也早就希望同中国建交。此时，它为了借助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加强自己在地区的地位，并推动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愿望更为迫切。
对中国而言，同以色列适时建交，就同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就可以在中东开展全方位外交，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同时，中以建交对发展两国科技、经贸合作，对改善中美关系也有好处。因此，中国政府认为同以色列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派杨福昌副外长对以色列进行内部访问，谈判建交问题。
进行建交谈判
在同以方联系过程中，还有一点小小的波折。
中方原本打算先邀请以色列副外长内塔尼亚胡在马德里和会后访华，然后杨福昌副外长访以。当中方发出邀请以后，以方答复：内塔尼亚胡刚刚调离外交部，建议外交部总司长访华。当中方同意以后，以方又表示总司长忙于和会事务，无法确定访问日期。同时，一再邀请中国副外长先访以色列，并说如果以色列外长利维接到邀请，将尽早访华。
以色列一直希望尽早同中国建交，为什么到了该行动的时候，又“扭捏”起来?原来，以色列确实很重视打开对华关系的新局面，最高领导层竞相在这个问题上“抢头功”。作为主管外事的副总理兼外长利维自然想抓住这个政绩。他不想让副外长或总司长先访华，宁愿邀请中方官员先访以，自己随后访华，办成此事。其实，利维没有想到在他策划此事时，他党内的竞争对手、沙米尔总理已委派国防部长阿伦斯秘密访华，向李鹏总理转达自己愿发展两国关系的口信。利维从媒体得悉后，极为生气。
在以色列政府官员迟迟不访华的情况下，1991年12月23日至26日，杨福昌副外长应邀对色列进行内部访问，同以方就中东和平进程交换意见，并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为最终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准备。
在访问期间，杨福昌同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哈达斯进行了谈判，并拜会了沙米尔总理、利维外长和工党(反对党)领导人佩雷斯等，还进行一些参观活动。中国同外国谈判建交，常在台湾问题上费些周折。以色列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过去，台湾多次想同以色列拉关系，以方都没有理睬。所以，这次建交谈判是顺利的。以方在会谈刚开始就表现积极。当听到中方介绍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时，表示台湾问题对以色列不成问题，当即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关于两国建交公报的文本。
杨福昌拜会利维时，面交了钱其琛外长邀请利维访华的信函。利维当即接受邀请，希望1992年1月赴北京，签署建交公报。中方也很快同意了这个要求。
在建交谈判中，中方坚持了自己在中东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杨福昌向以方领导人着重说明，中国对中东冲突各方采取积极劝和的立场，希望各方抱着灵活、务实的态度，互相做出妥协，找到解决方案。他坦言，要解决中东问题，就要解决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和以色列安全这3个问题。对前两个问题，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同时，中国也支持以色列对安全问题的立场。中以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不会改变。
正式建交
1992年1月22日，利维副总理兼外长应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
这是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第一次正式访华。以色列外长通常乘民航班机出国访问，这次乘波音707专机抵京。当时，钱其琛外长还没有结束在非洲的访问。利维由于访华后即赴莫斯科，出席中东和会的多边会议，不愿推迟访华时间，因此抵京后的前两天，只进行参观游览活动。
24日上午，刚刚回到北京的钱其琛即同利维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双方对两国建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将给两国合作关系揭开新的一页。双方还就农业、贸易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交换了意见。两国外长分别阐明了对中东问题的立场。利维回顾了以色列为实现中东和平所作的努力，希望中国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钱其琛强调，中以建交将对和平进程起积极作用。中国理解以色列对自己安全的关切，从一开始就反对“把以色列赶到大海里去”的口号。同时，中国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受过苦难的人不应再给别人造成苦难。中国将继续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立场。
会谈结束后，两国外长即出席建交公报签字仪式。钱其琛和利维坐在长条桌的一边，桌上铺着绿色丝绒布，正中立着中国的五星红旗和以色列的蓝条白地大卫盾星旗。两位外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建交公报上签字，并交换公报文本。接着，双方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共同宣布了这一重大事件。
1月26日，利维出席了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开馆仪式。同日，中国驻以大使馆也正式开馆。
漫长曲折的中以关系正常化进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早就相互承认
20世纪50年代，中以曾就建交问题进行接触。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早一年建国的以色列刚进行了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虽然打赢了这场战争，但仍然受到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处境很困难。为了摆脱困境，以色列需要拓展对外关系。开国总理本·古里安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是一个潜在大国，应与之发展友好关系。
1950年1月9日，适逢新中国诞生100天，以色列外长夏里特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布以色列“承认您的政府为中国合法政权”。这样，以色列成为继缅甸、锡兰、巴基斯坦、英国和挪威之后，第六个承认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1月16日，周恩来回电表示感谢。
中国政府考虑到以色列已承认中国，而且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同以色列开展贸易有利于打破美国的禁运，决定就建交问题同以色列进行接触。
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会见了以色列驻缅甸公使哈科恩，邀请他访华。但是，以色列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后来一度出任总理的外长夏里特不同意本·古里安的意见，主张应更多考虑美国的态度，“谨慎从事”。因此，以色列的态度出现了反复。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以色列在联合国先后支持美国关于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和暂不审议中国代表权的提案。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夏里特出任以色列总理，批示外交部“不能迅速”同中国建交，但可保持外交官之间的接触。因此，1955年1月，哈科恩访华时，没有同中方讨论建交问题。双方签订的贸易关系协议书只提到，希望中国派商业代表团访问以色列。随后，哈科恩又告知中方：“在讨论建交以前，请中方派一代表团访问以色列。”显然，以色列采取拖延的态度。中方对以方的邀请没有给予回应。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即将召开。以色列作为亚洲国家，被排斥在会议之外。它担心孤立，于4月29日匆忙通知中国外交部，希望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为时已晚。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决定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共同推动会议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权利”的决议，将以色列视为反对对象。
关系一度冻结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以关系冻结。
在此期间，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中国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斗争看作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予以坚决支持。1956年，中国支持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反对英、法和以色列侵略的斗争。1967年“六五战争”爆发后，中国谴责以色列的扩张行径，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美、以侵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家园，赞赏巴勒斯坦人民以武装斗争作为争取解放的主要斗争形式。
中国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后，极“左”思潮一度干扰外交工作，原已冰冷的中以关系“雪上加霜”。当时，以色列已在一些场合发出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尤其在联合国大会讨论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时，以色列多次对美国阻挠将中国代表权列入大会议程的提案投了弃权票。1971年10月，以色列支持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驱逐台湾代表的提案。但是，中国当时的做法是不同以色列发生任何关系，不直接通商、通邮，对以色列政府发来的电文拒收并退回。
中国逐步调整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以民间来往逐渐增加。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几件大事：一件是埃及和以色列开始和谈。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1979年，埃以签订和约，正式建交。它开始突破阿以之间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出现了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阿以争端的新趋向。另一件是1982年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其中提到要求保证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和平。实际上，这就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第三件是以色列总理佩雷斯表示，可以在土地换和平的基础上，同约旦、巴勒斯坦谈判。这是以色列总理第一次提出“以土地换和平”的谈判原则。在此形势下，要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阿以双方的官方人士进行着各种形式的秘密接触，以色列同非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在发展。
中国适时调整了对一些中东问题的态度，赞赏埃及同以色列建交是“勇敢行动”，强调政治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好方式，劝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以色列对话。
在此期间，以色列通过各种渠道试探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可能性。1978年，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赫尔佐克会晤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陈楚，这是中以关系冻结20年后的第一次外交官接触。1979年，以色列外长达扬以“个人身份”访问香港，就近研究“打开与中国关系的可能性”。1985年，以色列内阁专门研究如何发展对华关系，指定不管部长魏茨曼负责处理与中国有关的事务。
中国国内形势亦发生极大变化。1978年底以后，坚持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中国政府从中东地区的新形势和国内四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决定放宽同以色列的往来，不断调整对以关系。
首先是逐步开展民间来往，进行科技、学术交流，并扩大到旅游、体育、艺术等领域，但不进行直接贸易。以方发来的邮电，可以收下，但需经转第三国。双方接触的渠道开始是香港，即通过以色列驻港总领馆和新华分社进行，后来改由双方驻联合国代表团进行。双方同意互派少量留学生，学习对方语言。
1987年开始，中以两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进行一年一度的会晤。1988年，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在纽约会晤中国外长钱其琛时提出，两国除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经常见面外，还应找出建立常设关系的办法。钱其琛表示，如果以色列能真诚努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中以双边关系也会随之发展，对佩雷斯的建议，表示可以考虑。
1990年，双方经过讨论，以色列科学和人文科学院驻北京联络处和中国国际旅行社驻特拉维夫办事处分别成立。两个办事处 开始均为民间机构，不享受外交豁免待遇。不过，以方联络处的顾问和中方办事处的主任都是各自外交部的派出人员。
1991年3月，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负责外交部常务工作)摩哈夫访华。同年4月，我作为亚非司司长对以色列进行了回访。这是两国建交前，外交部官员之间的第一次互访，都是不公开的。通过互访，两国政府同意扩大两个办事处的职能，将它们从民间机构升格为不公开的半官方机构。
谈判建交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给中东地区形势带来重大影响。中东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二是1991年底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的中东问题和平会议。
海湾战争以后，中东政治格局发生明显改变。地区的激进势力受到削弱，温和势力的影Ⅱ向扩大，以色列的地位上升。解决中东问题的务实倾向，要求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成为主流。马德里和会召开正是这种趋向迅速发展的标志。这次和会是第一次由中东有关冲突各方都参加的会议，它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突破，也为中国进一步调整同以色列的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提供了合适的时机。
阿拉伯国家在海湾战争以后，愿意同以色列坐在一起谈判，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也希望中国介入中东和平进程。它们对中以关系的发展已有相当的心理准备。
以色列也早就希望同中国建交。此时，它为了借助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加强自己在地区的地位，并推动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愿望更为迫切。
对中国而言，同以色列适时建交，就同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就可以在中东开展全方位外交，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同时，中以建交对发展两国科技、经贸合作，对改善中美关系也有好处。因此，中国政府认为同以色列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派杨福昌副外长对以色列进行内部访问，谈判建交问题。
进行建交谈判
在同以方联系过程中，还有一点小小的波折。
中方原本打算先邀请以色列副外长内塔尼亚胡在马德里和会后访华，然后杨福昌副外长访以。当中方发出邀请以后，以方答复：内塔尼亚胡刚刚调离外交部，建议外交部总司长访华。当中方同意以后，以方又表示总司长忙于和会事务，无法确定访问日期。同时，一再邀请中国副外长先访以色列，并说如果以色列外长利维接到邀请，将尽早访华。
以色列一直希望尽早同中国建交，为什么到了该行动的时候，又“扭捏”起来?原来，以色列确实很重视打开对华关系的新局面，最高领导层竞相在这个问题上“抢头功”。作为主管外事的副总理兼外长利维自然想抓住这个政绩。他不想让副外长或总司长先访华，宁愿邀请中方官员先访以，自己随后访华，办成此事。其实，利维没有想到在他策划此事时，他党内的竞争对手、沙米尔总理已委派国防部长阿伦斯秘密访华，向李鹏总理转达自己愿发展两国关系的口信。利维从媒体得悉后，极为生气。
在以色列政府官员迟迟不访华的情况下，1991年12月23日至26日，杨福昌副外长应邀对色列进行内部访问，同以方就中东和平进程交换意见，并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为最终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准备。
在访问期间，杨福昌同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哈达斯进行了谈判，并拜会了沙米尔总理、利维外长和工党(反对党)领导人佩雷斯等，还进行一些参观活动。中国同外国谈判建交，常在台湾问题上费些周折。以色列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过去，台湾多次想同以色列拉关系，以方都没有理睬。所以，这次建交谈判是顺利的。以方在会谈刚开始就表现积极。当听到中方介绍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时，表示台湾问题对以色列不成问题，当即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关于两国建交公报的文本。
杨福昌拜会利维时，面交了钱其琛外长邀请利维访华的信函。利维当即接受邀请，希望1992年1月赴北京，签署建交公报。中方也很快同意了这个要求。
在建交谈判中，中方坚持了自己在中东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杨福昌向以方领导人着重说明，中国对中东冲突各方采取积极劝和的立场，希望各方抱着灵活、务实的态度，互相做出妥协，找到解决方案。他坦言，要解决中东问题，就要解决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和以色列安全这3个问题。对前两个问题，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同时，中国也支持以色列对安全问题的立场。中以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不会改变。
正式建交
1992年1月22日，利维副总理兼外长应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
这是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第一次正式访华。以色列外长通常乘民航班机出国访问，这次乘波音707专机抵京。当时，钱其琛外长还没有结束在非洲的访问。利维由于访华后即赴莫斯科，出席中东和会的多边会议，不愿推迟访华时间，因此抵京后的前两天，只进行参观游览活动。
24日上午，刚刚回到北京的钱其琛即同利维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谈。双方对两国建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将给两国合作关系揭开新的一页。双方还就农业、贸易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交换了意见。两国外长分别阐明了对中东问题的立场。利维回顾了以色列为实现中东和平所作的努力，希望中国在推动和平进程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钱其琛强调，中以建交将对和平进程起积极作用。中国理解以色列对自己安全的关切，从一开始就反对“把以色列赶到大海里去”的口号。同时，中国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受过苦难的人不应再给别人造成苦难。中国将继续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立场。
会谈结束后，两国外长即出席建交公报签字仪式。钱其琛和利维坐在长条桌的一边，桌上铺着绿色丝绒布，正中立着中国的五星红旗和以色列的蓝条白地大卫盾星旗。两位外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建交公报上签字，并交换公报文本。接着，双方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共同宣布了这一重大事件。
1月26日，利维出席了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的开馆仪式。同日，中国驻以大使馆也正式开馆。
漫长曲折的中以关系正常化进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