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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我父亲杨奇清诞辰100周年。他出生于1911年农历十一月初六，逝世于1978年11月24日。父亲离开我已经整整33年了，他那笑容可掬的慈祥面容，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父亲是一个性情开朗，永远与困难作斗争，在哪里都能找到快乐的人。
和蔼可亲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父亲带着部分同志进驻北平，以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的名义开展工作。父亲和母亲带着姐姐筱林和哥哥小勤住在东堂子胡同28号。刚刚安顿下来，李克农伯伯就来看望父亲。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父亲任公安部副部长，同时兼任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长。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位副部长，38岁，聪明春智，年富力强。
1950年，我在北京出生。不久，就随父母去了武汉。父亲从公安部调往中南地区，任中南局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党组书记、部长。1954年行政大区撤销后，我们全家又从武汉回到了北京。父亲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我们住在东城区八面槽西堂子胡同20号。这个院子是一幢西式二层小楼，解放后，公安部接管了这个院子，分配给父亲住。安家后，父亲教我们的第一课是如何种地。他找来工具，挽起裤腿，把前院的地开垦出来，用锄头堆成一垄一垄的，种上玉米，旁边搭架子，同时施上肥，种南瓜、西红柿、黄瓜等蔬菜，就像在河北五安县老乡家里一样。父亲撒一垄种子，我们也跟在他后面撒，接着浇水。我们是第一次干农活，地拢不直，种子撒不匀，一会儿累得满头大汗，腰酸腿疼。父亲看后，哈哈大笑，但还是表扬我们说“这才像农民的后代，虽然进了城，还是要自给自足。”
前院有一个花池，被几棵白杨环绕，绿树成荫。父亲喜欢花草，就在花池里种上樱桃树、橡皮树、鸡冠花、夜来香、美人蕉等，后来又种上了4棵石榴树。后院还有几棵大枣树，每隔一年，枣树都会结出许多又甜又脆的大枣。父母亲就把大枣分给秘书、厨师、警卫人员吃，也送给周围的邻居品尝。
父亲一有空就同大家打康乐球、扑克。父亲在家常常工作到很晚，我们早就睡了。父亲把所有应急的文件全部处理完，还要到地下室去看看在那烧锅炉的蔡大爷。蔡大爷是“老北京”，解放前拉人力车，生活很苦。父亲很愿意和他聊天，嘘寒问暖，让蔡大爷十分感动。父亲还从他那里了解公安部基层工作的实际状况。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在这里度过。现在，这个旧址已经荡然无存了。
公安部大院里的南大楼是当时公安部唯一的办公大楼。父亲的办公室在南大楼二楼的最西头，办公室布置得简朴、庄严、大方，体现了父亲的性格和待人处事的原则。墙上挂着世界和全国地图，写字台上堆满了文件。秘书的办公室就在父亲办公室的隔壁，秘书从不阻拦去找父亲反映情况的干部，有时候，父亲还主动找干部来办公室谈话，了解情况。无论是住在西堂子胡同20号，还是部里5号楼、8号平房，甚至是他住的医院病房，大门总是敞开着，随时欢迎来访。父亲没有架子，操着他那浓厚的湖南乡音，问这问那，了解情况，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忘记了吃饭和睡觉。
工作第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到湖北视察。父亲马上要陪毛泽东出发了，但是哥哥和姐姐，一个出麻疹，一个发烧。父亲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回家了，秘书告诉父亲，建议他回去看看。父亲说“孩子妈妈在，让她照看吧。实在是没有时间回去。”母亲既要照看两个生病的孩子，又不能耽误工作，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当姐姐和哥哥的病痊愈后，母亲累倒了。经检查，医生说母亲患尿道结石，需马上手术。父亲不在身边，我们又年龄太小，谁在手术通知书上签字呢?母亲当时疼痛难忍，果断地对秘书说，你就替老杨把字签了，出问题，我自己负责。秘书没有办法，只好签了字。随后，母亲被推进手术室。幸好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母亲不久就恢复过来了。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总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人。
父亲也是一个在工作上兢兢业业的人。1956年到1966年，毛泽东多次去武汉视察工作并畅游长江，警卫工作都是由父亲负责的。他根据长江水流的特点，确定毛泽东畅游的三层队形：最贴近毛泽东的是中央警卫局的同志，外层是武汉市公安局的警卫人员，指挥和联络中心设在后面的4条小船上。看着毛泽东在江面上，时而侧泳，时而仰泳，又时而翻跟斗，父亲站在指挥船上，始终流露着淡定的笑容，而他内心的紧张心情，是无人能体会得到的。
毛泽东的行车路线，父亲总要实地考察。码头地形复杂，他特地制定了专门的队形和撤离路线，以防万一。毛泽东住地的每一件家具、摆设，他都要亲自从里到外检查一遍。一天晚上，天气很冷，毛泽东的司机怕水箱结冰放水，发出了响声，只见父亲穿着袜子就跑了出来(当时还下着雪)，急忙摆手，低声说“主席休息了，不要放水”他让司机找到一床棉被，接着放，直到水放完了，父亲才放心回到房间。
父亲没有架子，对司机、警卫和服务员态度和蔼，每次去武汉。都能准确叫出他们的名字。
公私分明
1959年父亲去湖北、湖南考察工作。7月初，父亲到湖南平江县调查研究，顺道回了趟老家。从1928年离开平江，参加红军，父亲已有31年没有回去过。即使为考察工作多次到过湖南，也都因工作安排太紧，而抽不出时间回去。
父亲非常低调，只带了秘书，乘坐一辆普通吉普车。到平江后。他召集家里的亲属见面开座谈会。去爷爷杨益德的坟上祭拜。
父亲出生于湖南平江县嘉义镇郑源大屋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因为生活拮据，父亲8岁才上学，一有空就帮家里干活。他曾对我说：“家里穷，后来就上不起学了，我只好上山砍柴，磨豆腐，干杂活。好让其他兄弟去上学。”他的母亲李合梅，急病发作，因无钱医治。年仅30岁，就不幸早逝。从那时起，年仅十几岁的父亲就开始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1926年，平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爷爷和叔父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父辈的影响下，父亲17岁就参加了著名的平江起义。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了红五军，从此离开了家乡，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父亲特意去拜访他的长辈、继母吕调梅。继母吕调梅非常感动，长时间握着父亲的手不愿放下，她对父亲说，她不应该改嫁。父亲通情达理地说“你走得对，应该改嫁。当时父亲被杀害，我又参加了红军，家里没人照顾您。您教育、抚养了我们，有功劳，我永远感激您。”父亲很孝顺，他向继母深深鞠躬，以表达他的谢意。临走时，他给继母留下了生活费。父亲的收入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后，每月300多元，因为弟弟病残，需要自费花钱看病、住院，家里的生活并 不宽裕。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嘱咐母亲每月拿出50元钱，寄给他的继母以尽孝道，从未中断。即使父亲身陷囹国之后，母亲也没有间断过给继母寄钱，尽管她还有我们4个孩子需要供养。
平江县委的同志向父亲汇报工作，提出要在父亲的家乡嘉义镇，建～个用于开会的大型建筑，父亲不加思索地表示反对。他说“国家还不富强，群众生活水平低，不能铺张浪费，要注意影响。”县委的同志又提出要汽车和拖拉机，父亲耐心解释说“公安部不管这些东西，我没有权力批呀”父亲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不能运用手中的权力，满足地方父母官的要求，不能因为自己是平江人。就对平江搞特殊化，也不能由于平江是家乡，就要给予特别照顾。
父亲姑姑的两个女儿见到父亲后，吵着要跟父亲到北京找个好工作，父亲劝她们留下。建设新农村。父亲回京后。还是把她们接到北京游玩，给她们做工作，说明农村需要知识青年的道理，然后送她们回湖南老家务农。父亲嘱咐秘书，所有接待费用，从他的工资里扣除。
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公私分明的人。
严于律已
1950年1月，父亲护送周恩来访苏。满洲里车站，朔风凛冽，大雪纷飞。父亲在目送周恩来登上苏联的专列后，才发现自己的耳朵冻得通红。再看看其他几位同志都带上了事先准备好的皮帽子，唯独父亲没有。
父亲一行来到皮革制品市场。货架上，柜台里摆着各种各样的皮帽子。售货员向他们推销说“买这种吧，羊毫绒毛制的，暖和、高档。”父亲问“多少钱?”回答：“不贵，30多元。”父亲说“拿最便宜的。”售货员一脸的不高兴，拿起一顶帽子说“这是最便宜的了，每顶6元，满洲里再也找不出比这更便宜的了!”“4元一顶，卖不卖?”售货员无奈地说“算了，4元卖你一顶，讨个吉利吧”售货员一边给父亲找钱，一边问：“看你们不像普通老百姓，买6元的帽子还要砍价，真小气”父亲笑着说“算你说对了，不小气不行呀，谁叫我是当家的呢?大手大脚花公家的钱，再大的家业也会败光”父亲带上帽子，自我欣赏地说“不错，能省就省吧国家刚建立，家底薄，不注意节约不行呀”
1958年，父亲去山东检查工作，看到爬泰山的老百姓吃的干粮是玉米、树叶做的窝窝头。父亲向他们要了一个，大口大口吃完，然后对秘书和其他同志说“解放10年了，群众生活还这么苦主席早就论述过农民问题。我们一定要改善农民的生活，把农村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江山才能真正巩固。”
父亲不仅对自己克勤克俭，对我们要求也十分严格，即使母亲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母亲定为行政十三级，正处，以后一直没有被提升过。随着工作的调整和调动，组织部门给公安部党组写报告，给一批同志晋级，其中有母亲的名字。父亲阅后把母亲的名字划去，把晋升的名额让给其他的同志。母亲得知后也毫无怨言，她总是对我们说“现在的条件比战争年代好多了，我知足。”母亲深爱着父亲，凡是父亲作出的决定，她都无条件服从。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相当匮乏，供应紧张。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送来了一些食油和黄豆，父亲坚决不收，硬是退了回去。我们家一天三顿稀饭。粮食不够吃，母亲就在蒸馒头时，掺入大量杨树叶子。蒸出的馒头味道怪，我不愿意吃。父亲带头吃，还咀嚼得特别香，称其为“树叶面包”。在他的感染下，我也欣然吃了。
父亲规定我们每月开支是10元，包括学校的伙食费和公共汽车交通费，零花钱2元。我穿的衣服都是捡姐姐穿不了的，裤子上的补丁破了又补。父亲更是以身作则，一件毛衣的两个袖肘破了，补了又补，一直穿到被抓进监狱，又从监狱把它带回家，一直穿到去世。
父亲上班路过我上的幼儿园，我总想搭他的车去，他从来不让，我只好坐园车。姐姐、哥哥在育英小学上学，周末回城，父亲不允许专车去接，让他们搭乘公共汽车回家。父亲工作太忙，没有参加过我们学校召开的家长会，毕业典礼上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但我们几个孩子的优点、缺点和性格，他却了如指掌。
身陷逆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谢富治“八七”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反动主张，大肆迫害公安干部。在他的煽动下，全国各地刮起了冲砸公安机关，抢夺公安档案，残害公安人员甚至乱放犯人的风气，使公安工作遭到空前绝后的破坏。父亲也像其他老同志一样，被卷入其中。谢富治指示，成立“杨奇清专案组”，剥夺父亲的工作权力，逼他交代“罪行”。父亲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多次与老同志谈到他的不安“我们的公安队伍是毛主席亲自建立和培养起来的，现在他们公开砸烂，我担心这支队伍，能否保得住。”他担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如何保护好公安队伍的大事。
1968年初，父亲在政法干校公安部“学习班”参加学习。“学习班”学员人人自危，见面不打招呼，只用眼神传递相互的关心。每天傍晚时分，他们把洗漱用具和衣物备好，随时准备被抓。3月12日深夜，父亲被抓走，送往秦城监狱。
父亲被抓一个星期后，监狱里的一个男看守和一个女看守突然闯进监房，男的用力打父亲的胸部，用脚狠踢父亲，整整20分钟。眼镜被打掉在地上，父亲什么也看不见，试图站起来，终因身体支撑不住，又倒在了地上。男看守离开时说：“再有一次，你也差不多了”父亲挨打后，身体就不行了，开始咳血。监狱管理人员不但不给父亲治疗，还认为他是装病。
在狱中，专案组直接审讯父亲，他们把已写好的材料强迫父亲签字，父亲严词拒绝。他们开口大骂，伸手就打。
父亲的监号在走道的尽头，饭送到他那儿时，有时，就吃一口；没有，就要挨饿。有一次，父亲感冒了，咳得厉害，他躺在墙角地上，背对着监视孔，想休息一会儿。查哨的看守发现后，打开门，大声训斥父亲，并拿很重的门钥匙朝父亲的头上敲，同时威胁说：“看你还敢不敢背着我睡觉”父亲的头上顿时起了一个大包。
1972年，母亲带着毛毛(我的弟弟)从公安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她办的第一件事，是给中央写信，要求探监。不久，专案组找到母亲，表示同意我们去见父亲，但是有条件：1、家属的情况不能告诉父亲。2、父亲的情况我们不能问。3、外面的情况不能对父亲讲。母亲把我们召集到一起，也规定了纪律：1、全家人见到父亲，一律不许哭，尤其是当着专案组人员的面，我们要表现得坚强。2、全家受迫害的情况，不能告诉父亲，不要再给他增加任何精神上的负担。因为他已经承受不起了。1972年6月4日，我们在秦城监狱接待室，见到了分别4年之久的父亲。父亲从里面的一个小门出来，背驼了，面黄肌瘦，皱纹布满额头，走路变得蹒跚。父亲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一一询问我们的现状。我们不忍心告诉父亲我们的艰难处境， 只是敷衍说，我们都很好。父亲嘱咐我们，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不要有抵触情绪，他的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见到父亲咳血，我们很紧张，同时为他的健康担心。见面的时间仅一个小时。我们给父亲带来他爱吃的东西。毛毛把两块糖，偷偷塞到父亲手上，被专案人员看到，大声训斥弟弟，父亲又把糖还给毛毛。说：“你替爸爸吃吧”
身陷逆境的父亲，仍未改变他爽朗乐观的性格和淡定笑容。
1972年7月，父亲病情加重，咳血不止。母亲和哥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周恩来总理很快作了批示“立即送北京医院高干病房。”从此，父亲结束了5年的监狱生活又回到我们中间。
豁达乐观
父亲病情稍微好了一点，回到毡子胡同家中。父亲出狱后，不给上户口，没有工资和粮票，维持正常生活都成了问题。尽管如此。父亲依然乐观，除了多休息，积极恢复体力外，还时常带着公安部的干部和我们几个孩子去后海游泳。
父亲出狱后，得知哥哥和我分别考上大学时，感到很欣慰。他仔细询问我所在班级学生的情况。父亲教导我，政治上要积极要求进步，起骨干作用，多多与党员学生接触，关心班里同学，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除此而外，还要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精通英语，现在外语干部极其缺乏，毕业后，会大有作为的。父亲更在生活上关心我。他没有给我买新衣服，只是把以前的衣服，装入纸箱，亲自写上我的名字和地址，寄往学校。当我收到纸箱，看到上面那熟悉的笔迹，心中感到无比温暖。从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大学期间，加入党组织，不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在学校，我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克服干部子弟身上的弱点，去湖北农村开门办学，接受党组织的各种考验。1976年，我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特别高兴，自豪地说“现在，我们不仅是父女。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志J”
父亲虽然出狱了，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军代表派人在家门口。24小时监视。凡是来看望父亲的，要报名字，记车号。部里的老同志就和监视的人捉迷藏，趁他们值班换岗的时候，偷偷到家里看望父亲。外地的同志纷纷打电话来问候。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父亲还是反复教育我们，不要有悲观情绪，要相信党，相信中央，他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困难的日子总会过去。我们就当是二度长征，咬牙坚持，光明就在前面。
1975年，叶剑英元帅派车将父亲接到他的家里，与父亲长谈。父亲向叶剑英表示，他感谢中央批准他出狱治病；表示相信党组织会把他的问题调查清楚。同时，他请求中央，能够分配给他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叶剑英叮嘱父亲好好养病，养好身体，才能更好地斗争。
我对父亲要求工作的决定不理解。一有机会，就劝说他在家安心养病，况且对他的审查，还未结束。父亲只是回答我一句话“时间不等人啊”父亲义无反顾，他虽已是耄耋之年，表示更要加倍工作，把十年动乱的损失，弥补回来。
1975年10月9日，经中央批准，父亲终于恢复公安部副部长的职务。他不顾重病在身，从医院返回公安部，参加在礼堂召开的全体人员大会。在会上他动员大家一起做好全国的公安保Y_T作。
1977年12月，第十七次全国公安部会议在北京召开。父亲带病参加会议。父亲下定决心要拼命工作，用自己带病之躯，再为党的事业做最后贡献。
严叔叔(原公安部副部长)调任上海后再次看望父亲，劝父亲去上海治病，并把医院都联系好了，但是父亲不去，他说，赵苍壁同志刚来，情况不熟悉，我要协助他搞好工作。
1978年，父亲病重，广东省公安厅郭叔叔深夜去看他，他还在坚持批文件。郭叔叔见他脸部浮肿，身体很不好，建议他去广东疗养。父亲拒绝，因为他知道，病魔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1978年11月24日，父亲由于咳血，内伤太重，离开了我们。12月2日，在父亲的追悼会上，邓小平对母亲说“杨奇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评价，是对父亲一生最高的褒奖。
和蔼可亲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父亲带着部分同志进驻北平，以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的名义开展工作。父亲和母亲带着姐姐筱林和哥哥小勤住在东堂子胡同28号。刚刚安顿下来，李克农伯伯就来看望父亲。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父亲任公安部副部长，同时兼任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和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长。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位副部长，38岁，聪明春智，年富力强。
1950年，我在北京出生。不久，就随父母去了武汉。父亲从公安部调往中南地区，任中南局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党组书记、部长。1954年行政大区撤销后，我们全家又从武汉回到了北京。父亲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我们住在东城区八面槽西堂子胡同20号。这个院子是一幢西式二层小楼，解放后，公安部接管了这个院子，分配给父亲住。安家后，父亲教我们的第一课是如何种地。他找来工具，挽起裤腿，把前院的地开垦出来，用锄头堆成一垄一垄的，种上玉米，旁边搭架子，同时施上肥，种南瓜、西红柿、黄瓜等蔬菜，就像在河北五安县老乡家里一样。父亲撒一垄种子，我们也跟在他后面撒，接着浇水。我们是第一次干农活，地拢不直，种子撒不匀，一会儿累得满头大汗，腰酸腿疼。父亲看后，哈哈大笑，但还是表扬我们说“这才像农民的后代，虽然进了城，还是要自给自足。”
前院有一个花池，被几棵白杨环绕，绿树成荫。父亲喜欢花草，就在花池里种上樱桃树、橡皮树、鸡冠花、夜来香、美人蕉等，后来又种上了4棵石榴树。后院还有几棵大枣树，每隔一年，枣树都会结出许多又甜又脆的大枣。父母亲就把大枣分给秘书、厨师、警卫人员吃，也送给周围的邻居品尝。
父亲一有空就同大家打康乐球、扑克。父亲在家常常工作到很晚，我们早就睡了。父亲把所有应急的文件全部处理完，还要到地下室去看看在那烧锅炉的蔡大爷。蔡大爷是“老北京”，解放前拉人力车，生活很苦。父亲很愿意和他聊天，嘘寒问暖，让蔡大爷十分感动。父亲还从他那里了解公安部基层工作的实际状况。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在这里度过。现在，这个旧址已经荡然无存了。
公安部大院里的南大楼是当时公安部唯一的办公大楼。父亲的办公室在南大楼二楼的最西头，办公室布置得简朴、庄严、大方，体现了父亲的性格和待人处事的原则。墙上挂着世界和全国地图，写字台上堆满了文件。秘书的办公室就在父亲办公室的隔壁，秘书从不阻拦去找父亲反映情况的干部，有时候，父亲还主动找干部来办公室谈话，了解情况。无论是住在西堂子胡同20号，还是部里5号楼、8号平房，甚至是他住的医院病房，大门总是敞开着，随时欢迎来访。父亲没有架子，操着他那浓厚的湖南乡音，问这问那，了解情况，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忘记了吃饭和睡觉。
工作第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到湖北视察。父亲马上要陪毛泽东出发了，但是哥哥和姐姐，一个出麻疹，一个发烧。父亲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回家了，秘书告诉父亲，建议他回去看看。父亲说“孩子妈妈在，让她照看吧。实在是没有时间回去。”母亲既要照看两个生病的孩子，又不能耽误工作，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当姐姐和哥哥的病痊愈后，母亲累倒了。经检查，医生说母亲患尿道结石，需马上手术。父亲不在身边，我们又年龄太小，谁在手术通知书上签字呢?母亲当时疼痛难忍，果断地对秘书说，你就替老杨把字签了，出问题，我自己负责。秘书没有办法，只好签了字。随后，母亲被推进手术室。幸好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母亲不久就恢复过来了。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总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人。
父亲也是一个在工作上兢兢业业的人。1956年到1966年，毛泽东多次去武汉视察工作并畅游长江，警卫工作都是由父亲负责的。他根据长江水流的特点，确定毛泽东畅游的三层队形：最贴近毛泽东的是中央警卫局的同志，外层是武汉市公安局的警卫人员，指挥和联络中心设在后面的4条小船上。看着毛泽东在江面上，时而侧泳，时而仰泳，又时而翻跟斗，父亲站在指挥船上，始终流露着淡定的笑容，而他内心的紧张心情，是无人能体会得到的。
毛泽东的行车路线，父亲总要实地考察。码头地形复杂，他特地制定了专门的队形和撤离路线，以防万一。毛泽东住地的每一件家具、摆设，他都要亲自从里到外检查一遍。一天晚上，天气很冷，毛泽东的司机怕水箱结冰放水，发出了响声，只见父亲穿着袜子就跑了出来(当时还下着雪)，急忙摆手，低声说“主席休息了，不要放水”他让司机找到一床棉被，接着放，直到水放完了，父亲才放心回到房间。
父亲没有架子，对司机、警卫和服务员态度和蔼，每次去武汉。都能准确叫出他们的名字。
公私分明
1959年父亲去湖北、湖南考察工作。7月初，父亲到湖南平江县调查研究，顺道回了趟老家。从1928年离开平江，参加红军，父亲已有31年没有回去过。即使为考察工作多次到过湖南，也都因工作安排太紧，而抽不出时间回去。
父亲非常低调，只带了秘书，乘坐一辆普通吉普车。到平江后。他召集家里的亲属见面开座谈会。去爷爷杨益德的坟上祭拜。
父亲出生于湖南平江县嘉义镇郑源大屋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因为生活拮据，父亲8岁才上学，一有空就帮家里干活。他曾对我说：“家里穷，后来就上不起学了，我只好上山砍柴，磨豆腐，干杂活。好让其他兄弟去上学。”他的母亲李合梅，急病发作，因无钱医治。年仅30岁，就不幸早逝。从那时起，年仅十几岁的父亲就开始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1926年，平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爷爷和叔父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父辈的影响下，父亲17岁就参加了著名的平江起义。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了红五军，从此离开了家乡，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父亲特意去拜访他的长辈、继母吕调梅。继母吕调梅非常感动，长时间握着父亲的手不愿放下，她对父亲说，她不应该改嫁。父亲通情达理地说“你走得对，应该改嫁。当时父亲被杀害，我又参加了红军，家里没人照顾您。您教育、抚养了我们，有功劳，我永远感激您。”父亲很孝顺，他向继母深深鞠躬，以表达他的谢意。临走时，他给继母留下了生活费。父亲的收入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后，每月300多元，因为弟弟病残，需要自费花钱看病、住院，家里的生活并 不宽裕。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嘱咐母亲每月拿出50元钱，寄给他的继母以尽孝道，从未中断。即使父亲身陷囹国之后，母亲也没有间断过给继母寄钱，尽管她还有我们4个孩子需要供养。
平江县委的同志向父亲汇报工作，提出要在父亲的家乡嘉义镇，建～个用于开会的大型建筑，父亲不加思索地表示反对。他说“国家还不富强，群众生活水平低，不能铺张浪费，要注意影响。”县委的同志又提出要汽车和拖拉机，父亲耐心解释说“公安部不管这些东西，我没有权力批呀”父亲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不能运用手中的权力，满足地方父母官的要求，不能因为自己是平江人。就对平江搞特殊化，也不能由于平江是家乡，就要给予特别照顾。
父亲姑姑的两个女儿见到父亲后，吵着要跟父亲到北京找个好工作，父亲劝她们留下。建设新农村。父亲回京后。还是把她们接到北京游玩，给她们做工作，说明农村需要知识青年的道理，然后送她们回湖南老家务农。父亲嘱咐秘书，所有接待费用，从他的工资里扣除。
父亲就是这样一位公私分明的人。
严于律已
1950年1月，父亲护送周恩来访苏。满洲里车站，朔风凛冽，大雪纷飞。父亲在目送周恩来登上苏联的专列后，才发现自己的耳朵冻得通红。再看看其他几位同志都带上了事先准备好的皮帽子，唯独父亲没有。
父亲一行来到皮革制品市场。货架上，柜台里摆着各种各样的皮帽子。售货员向他们推销说“买这种吧，羊毫绒毛制的，暖和、高档。”父亲问“多少钱?”回答：“不贵，30多元。”父亲说“拿最便宜的。”售货员一脸的不高兴，拿起一顶帽子说“这是最便宜的了，每顶6元，满洲里再也找不出比这更便宜的了!”“4元一顶，卖不卖?”售货员无奈地说“算了，4元卖你一顶，讨个吉利吧”售货员一边给父亲找钱，一边问：“看你们不像普通老百姓，买6元的帽子还要砍价，真小气”父亲笑着说“算你说对了，不小气不行呀，谁叫我是当家的呢?大手大脚花公家的钱，再大的家业也会败光”父亲带上帽子，自我欣赏地说“不错，能省就省吧国家刚建立，家底薄，不注意节约不行呀”
1958年，父亲去山东检查工作，看到爬泰山的老百姓吃的干粮是玉米、树叶做的窝窝头。父亲向他们要了一个，大口大口吃完，然后对秘书和其他同志说“解放10年了，群众生活还这么苦主席早就论述过农民问题。我们一定要改善农民的生活，把农村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江山才能真正巩固。”
父亲不仅对自己克勤克俭，对我们要求也十分严格，即使母亲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母亲定为行政十三级，正处，以后一直没有被提升过。随着工作的调整和调动，组织部门给公安部党组写报告，给一批同志晋级，其中有母亲的名字。父亲阅后把母亲的名字划去，把晋升的名额让给其他的同志。母亲得知后也毫无怨言，她总是对我们说“现在的条件比战争年代好多了，我知足。”母亲深爱着父亲，凡是父亲作出的决定，她都无条件服从。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相当匮乏，供应紧张。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送来了一些食油和黄豆，父亲坚决不收，硬是退了回去。我们家一天三顿稀饭。粮食不够吃，母亲就在蒸馒头时，掺入大量杨树叶子。蒸出的馒头味道怪，我不愿意吃。父亲带头吃，还咀嚼得特别香，称其为“树叶面包”。在他的感染下，我也欣然吃了。
父亲规定我们每月开支是10元，包括学校的伙食费和公共汽车交通费，零花钱2元。我穿的衣服都是捡姐姐穿不了的，裤子上的补丁破了又补。父亲更是以身作则，一件毛衣的两个袖肘破了，补了又补，一直穿到被抓进监狱，又从监狱把它带回家，一直穿到去世。
父亲上班路过我上的幼儿园，我总想搭他的车去，他从来不让，我只好坐园车。姐姐、哥哥在育英小学上学，周末回城，父亲不允许专车去接，让他们搭乘公共汽车回家。父亲工作太忙，没有参加过我们学校召开的家长会，毕业典礼上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但我们几个孩子的优点、缺点和性格，他却了如指掌。
身陷逆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谢富治“八七”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反动主张，大肆迫害公安干部。在他的煽动下，全国各地刮起了冲砸公安机关，抢夺公安档案，残害公安人员甚至乱放犯人的风气，使公安工作遭到空前绝后的破坏。父亲也像其他老同志一样，被卷入其中。谢富治指示，成立“杨奇清专案组”，剥夺父亲的工作权力，逼他交代“罪行”。父亲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多次与老同志谈到他的不安“我们的公安队伍是毛主席亲自建立和培养起来的，现在他们公开砸烂，我担心这支队伍，能否保得住。”他担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如何保护好公安队伍的大事。
1968年初，父亲在政法干校公安部“学习班”参加学习。“学习班”学员人人自危，见面不打招呼，只用眼神传递相互的关心。每天傍晚时分，他们把洗漱用具和衣物备好，随时准备被抓。3月12日深夜，父亲被抓走，送往秦城监狱。
父亲被抓一个星期后，监狱里的一个男看守和一个女看守突然闯进监房，男的用力打父亲的胸部，用脚狠踢父亲，整整20分钟。眼镜被打掉在地上，父亲什么也看不见，试图站起来，终因身体支撑不住，又倒在了地上。男看守离开时说：“再有一次，你也差不多了”父亲挨打后，身体就不行了，开始咳血。监狱管理人员不但不给父亲治疗，还认为他是装病。
在狱中，专案组直接审讯父亲，他们把已写好的材料强迫父亲签字，父亲严词拒绝。他们开口大骂，伸手就打。
父亲的监号在走道的尽头，饭送到他那儿时，有时，就吃一口；没有，就要挨饿。有一次，父亲感冒了，咳得厉害，他躺在墙角地上，背对着监视孔，想休息一会儿。查哨的看守发现后，打开门，大声训斥父亲，并拿很重的门钥匙朝父亲的头上敲，同时威胁说：“看你还敢不敢背着我睡觉”父亲的头上顿时起了一个大包。
1972年，母亲带着毛毛(我的弟弟)从公安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她办的第一件事，是给中央写信，要求探监。不久，专案组找到母亲，表示同意我们去见父亲，但是有条件：1、家属的情况不能告诉父亲。2、父亲的情况我们不能问。3、外面的情况不能对父亲讲。母亲把我们召集到一起，也规定了纪律：1、全家人见到父亲，一律不许哭，尤其是当着专案组人员的面，我们要表现得坚强。2、全家受迫害的情况，不能告诉父亲，不要再给他增加任何精神上的负担。因为他已经承受不起了。1972年6月4日，我们在秦城监狱接待室，见到了分别4年之久的父亲。父亲从里面的一个小门出来，背驼了，面黄肌瘦，皱纹布满额头，走路变得蹒跚。父亲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一一询问我们的现状。我们不忍心告诉父亲我们的艰难处境， 只是敷衍说，我们都很好。父亲嘱咐我们，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不要有抵触情绪，他的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见到父亲咳血，我们很紧张，同时为他的健康担心。见面的时间仅一个小时。我们给父亲带来他爱吃的东西。毛毛把两块糖，偷偷塞到父亲手上，被专案人员看到，大声训斥弟弟，父亲又把糖还给毛毛。说：“你替爸爸吃吧”
身陷逆境的父亲，仍未改变他爽朗乐观的性格和淡定笑容。
1972年7月，父亲病情加重，咳血不止。母亲和哥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周恩来总理很快作了批示“立即送北京医院高干病房。”从此，父亲结束了5年的监狱生活又回到我们中间。
豁达乐观
父亲病情稍微好了一点，回到毡子胡同家中。父亲出狱后，不给上户口，没有工资和粮票，维持正常生活都成了问题。尽管如此。父亲依然乐观，除了多休息，积极恢复体力外，还时常带着公安部的干部和我们几个孩子去后海游泳。
父亲出狱后，得知哥哥和我分别考上大学时，感到很欣慰。他仔细询问我所在班级学生的情况。父亲教导我，政治上要积极要求进步，起骨干作用，多多与党员学生接触，关心班里同学，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除此而外，还要刻苦学习专业知识，精通英语，现在外语干部极其缺乏，毕业后，会大有作为的。父亲更在生活上关心我。他没有给我买新衣服，只是把以前的衣服，装入纸箱，亲自写上我的名字和地址，寄往学校。当我收到纸箱，看到上面那熟悉的笔迹，心中感到无比温暖。从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大学期间，加入党组织，不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在学校，我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克服干部子弟身上的弱点，去湖北农村开门办学，接受党组织的各种考验。1976年，我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特别高兴，自豪地说“现在，我们不仅是父女。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志J”
父亲虽然出狱了，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军代表派人在家门口。24小时监视。凡是来看望父亲的，要报名字，记车号。部里的老同志就和监视的人捉迷藏，趁他们值班换岗的时候，偷偷到家里看望父亲。外地的同志纷纷打电话来问候。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父亲还是反复教育我们，不要有悲观情绪，要相信党，相信中央，他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困难的日子总会过去。我们就当是二度长征，咬牙坚持，光明就在前面。
1975年，叶剑英元帅派车将父亲接到他的家里，与父亲长谈。父亲向叶剑英表示，他感谢中央批准他出狱治病；表示相信党组织会把他的问题调查清楚。同时，他请求中央，能够分配给他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叶剑英叮嘱父亲好好养病，养好身体，才能更好地斗争。
我对父亲要求工作的决定不理解。一有机会，就劝说他在家安心养病，况且对他的审查，还未结束。父亲只是回答我一句话“时间不等人啊”父亲义无反顾，他虽已是耄耋之年，表示更要加倍工作，把十年动乱的损失，弥补回来。
1975年10月9日，经中央批准，父亲终于恢复公安部副部长的职务。他不顾重病在身，从医院返回公安部，参加在礼堂召开的全体人员大会。在会上他动员大家一起做好全国的公安保Y_T作。
1977年12月，第十七次全国公安部会议在北京召开。父亲带病参加会议。父亲下定决心要拼命工作，用自己带病之躯，再为党的事业做最后贡献。
严叔叔(原公安部副部长)调任上海后再次看望父亲，劝父亲去上海治病，并把医院都联系好了，但是父亲不去，他说，赵苍壁同志刚来，情况不熟悉，我要协助他搞好工作。
1978年，父亲病重，广东省公安厅郭叔叔深夜去看他，他还在坚持批文件。郭叔叔见他脸部浮肿，身体很不好，建议他去广东疗养。父亲拒绝，因为他知道，病魔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1978年11月24日，父亲由于咳血，内伤太重，离开了我们。12月2日，在父亲的追悼会上，邓小平对母亲说“杨奇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评价，是对父亲一生最高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