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金针度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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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人对《师说》的赏析都是认为它讲了两个问题,即从师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从师标准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会发现文章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并不这样简单。
  解读之另一种:要把金针度与人。
  
  一、为师之道:另一种缺失
  
  读者从《师说》中读到了从师之道的缺失。读者往往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士大夫或者那些不愿意从师学习的人,即认为他们自以为是,瞧不起别人。证据如“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其实,那些巫医乐师从师的同时,也能心中坦荡地做别人的老师,他们觉得从师和为师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士大夫不从师的同时,也不能坦然地为师,他们并不是很多人所说的那样妄自尊大,因为他们同样觉得自己不适合做别人的老师。由此,从《师说》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重要却被人忽视的结论:中国人不但缺少从师的传统,还缺少为师的传统。“师道之不传”不仅仅是说不愿意从师,也是指不愿意为师。按照中国传统的观点,人应该谦逊,所以喜欢做别人的老师是要被抨击的。“好为人师”就是说喜欢以别人的老师自居,这在中国人的字典中属于贬义词。
  文章中其他地方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前人多认为文章开头从历史事实“古之学者必有师”;老师职能“传道、授业、解惑”;学者定会遇到疑难“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三个方面证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学者不这样做,那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这些内容何尝不可以这样理解:每一个有能力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都应该乐意、勇于为师,要是没有老师,那些求学的人哪怕主动性再强,怕也会遇到“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的困境。可见,为师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二、假设或者不是假设
  
  “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这不仅仅是不乐意学习的结果,也是不愿意传授的结果。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学子不辞劳苦求学的故事。如“程门立学”,如岳飞在门外偷学,还有许许多多的偷艺的故事,而主动要做别人老师的故事却很罕见。我们听到更多的则是老师教学生的时候,留有一手,所谓师父都要留一手绝招,“不把金针度与人”。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事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古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在这里一般人认为圣人成为圣人的原因就在于他善于学习。很少有人强调师心的重要性,当古之圣人崇尚“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乐意将自己所学传授给他人,让那些乐意求学的人能够有所学?如果他们不乐意传授给别人,那么学者也将无所学,势必也会造成“圣益圣,愚益愚”的情况,甚至是圣人不圣的情况。没有师心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在中国,很多绝技都是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任凭有多少人求学,也不改祖宗留下的规矩,最后很多绝学都失传。
  
  三、如何度人
  
  韩愈在文章中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明确了择师的标准。而士大夫等不愿意从师的理由就是: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从反方面说明当时很多人择师的标准就是年龄与“道”的差别。这实际上也是士大夫不愿意为师的理由。所以他们能送童子从师,自己却不愿意从师,也不愿意为师。这种标准是韩愈所反对的。
  文中说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然后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说明教授那些小道理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老师,必须是讲一些大道理,即“传道、授业、解惑”的人。
  从韩愈的文章中,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探讨为师的要求:(1)有术业,有专攻的人是不是愿意将“金针度与人”?他的心中是不是有隔阂?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他们心里是没有隔阂的,可以互为师生,愿意将金针度与人。而士大夫则不愿意做别人的老师,一旦有人“曰师曰弟子”,他们就“群聚而笑之”。要他们“传道授业解惑”首先要消除他们内心的隔阂。(2)老师需要是修得金针之人。文章中说“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忽略了老师的年龄、职业,但是并没有忽视老师的技能。所以要成为一个好的老师,必须要努力修得金针。(3)老师有没有技巧将金针度与人?文章中指出,学生在从师时,往往“小学而大遗”,让人困惑,一方面说明学生不会从师,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老师不会为师。或许他是一个博学的人,但是由于没有传授之道,最终的结果也只能让学者“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四、背景与现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35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所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它既不特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特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所以对为师和从师之道不是看得很重。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对当时和后来者都有警示意义。
  
  五、结语
  
  无论从《师说》的内容来分析还是从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来看,我们都不应该简单地将其看作提倡从师学习的传统,我们同样可以发掘出那个时代为师传统的缺失,需要提倡为师的传统,而韩愈也以身作则,乐于做别人的老师。所以将这篇文章当作韩愈对“师心”的辩护更符合韩愈写作本文的原意。《师说》中不仅可以看到择师的标准,同样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为人师者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其实韩愈对老师的要求是比较高的,绝不是一般人说的那样什么人都能当老师,将这样的话当作韩愈对“师心”的鼓励或许更好。
  《师说》的意义不仅在当时,也在当下。当人们努力学习各种技能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将“金针度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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