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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到段立生教授是在一次学术活动上，年近80岁的他依然精神矍铄，穿着一件运动外套，戴着鸭舌帽，背着一个斜挎包，仿佛还是那个在学海中奔走的少年。唯当他坐下来接受我们采访时，摘下帽子露出满头华发，才让人看到岁月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
这位慈眉善目的学者是季羡林先生的学生，是中国公派赴泰教学第一人，更是泰语及泰国历史研究方面的大家。半生耕耘，段立生在泰语、泰史研究与教学的天地里诲人不倦;荣归故里，如今担任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的段立生，依然在推动中泰人文交流中孜孜不怠。
走近段立生和他眼中的中泰人文交流，我们不仅能看到老一辈学者的优秀品质，也能概览中泰两国关系在历史长河中的积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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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打正着选专业，赴泰研学新发现
1962年，段立生以云南高考状元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东语系。当时的系主任是季羡林先生。因为路不通、没有火车，从云南昆明到北京，段立生走了整整7天，他笑言像進京赶考一样。好不容易到了北京大学的段立生，填报专业时却犯了难，“其实我是奔着季羡林先生去的，我喜欢研究印度文化、历史，我想跟他学习梵文，但那一年梵文在国家计划里没有招生。”段立生说。那该选个什么专业好呢？“当时我们对泰语其实都不太了解，结果我去看画报，画报上有一个泰国女孩在跳舞，穿着的服装跟印度人有些相似，我一想那就学泰语吧。”段立生说，“就这样，决定了我一辈子从事泰语、泰国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1980年，36岁的段立生考上了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3年后毕业留校任教。1984～1985年，作为中国公派泰国教学第一人，段立生应邀在泰国清迈大学讲学，并于1994年起在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担任教授。
这两段在泰国工作、生活的经历，让段立生能够结合实地考察与古代文献来研究泰国历史。通过旁征博引中、英、泰文资料，段立生认为泰国的历史要比13世纪的素可泰王朝更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这一独到的见解，也获得了学术界的肯定。
除去在泰教学的时间，段立生还到美国做过访问学者，后回到中山大学任教，但无论到哪儿，他始终都离不开使用了大半辈子的泰语。而他与泰语的故事，还得从他18岁那年说起。
影响至深的两个人
从歪打正着选了泰语专业，到成为泰国历史研究一代名家，这些年来，段立生认为有两个人对自己的影响最大。其中一位是季羡林先生。
当时18岁的段立生一心有个当作家的梦想，一次他写了一篇关于云南赶街的散文，被《人民日报》看中了，让他改改寄去发表。段立生想起季羡林先生不久前写的一篇散文《西双版纳礼赞》，写得非常好，便去找季先生请教。谁知过了一个礼拜，季羡林先生把他叫到办公室“敲打”了一番说：“你不要学刘绍棠，你要好好学泰语。”
原来，刚入学不久的段立生本以为上大学就可以搞研究，做些“高大上”的工作了，结果发现学泰语还得从最基础的语法学起，便有些打退堂鼓，搞起文学创作来。“一天天‘阔卡阔卡’读单词，这不是跟小学生一样嘛。”段立生笑着说，“但是，被季羡林先生这么一‘敲打’后，我便坚定了学习泰语的心。后来，我才体会到，要当作家实际上也没那么容易，你要有很深刻的生活，没有生活积淀你当不了作家。”
段立生坦言，当时还年轻，或许不知先生的良苦用心，但回过头来看，才知道是季羡林先生的一次谈话、一次“敲打”，把自己拉回到了学习泰语的正轨上来。
1984年，赴泰讲学的段立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另一位对他影响颇深的人，那就是泰国侨领郑午楼。
郑午楼是当时泰国的首富，在曼谷创办了京华银行，青年时便任泰国华侨报德善堂的董事长，精通中、英、泰语，擅书法，在泰国可谓“天下无人不识君”。
“当时中泰两国基本还没有人员往来，但我看见街上很多地方都有一个人的题字，写得非常好，签名是‘郑午楼’，我便很想见见他。”段立生说，经报社的朋友介绍，他在泰国京华银行的总部大楼初次见到了郑午楼。
从大楼的模样、里面的布局到喝的茶水，段立生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这次见面的很多细节。“老先生出来，风度翩翩，拿‘广东普通话’对我说‘段先生，你好啊！’我就跟他讲‘人家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打官话，您的官话打得挺好啊’。”段立生一边模仿当时的语调，一边绘声绘色地向记者介绍这段往事，如此一来二去，两人相谈甚欢。段立生便就此写了一篇《郑午楼的道路》的报道，展现他取得的卓越成就。
文章发表后不久，段立生就回国了，并于1987～1992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几经辗转，当他再次回到泰国时，两人在一次活动中再次相聚。郑午楼力邀段立生到自己创办的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任教，段立生欣然应允，而这一呆就是8年。
“郑午楼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呢？他让我看到华人华侨在泰国非常了不起，为泰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于是，我决定静下心来认真研究泰国华人问题。”段立生说，“可以说季羡林和郑午楼先生对我这一辈子安心下来做泰国研究至关重要。”
小细节看中泰两国关系的大发展
从初次公派泰国到如今，已过去近40年。翻阅记忆的画册，段立生也算是见证了中泰两国关系由远及近，人文交流的积极变化。
在相互了解方面，段立生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我刚到泰国的时候，基本还没有华人企业。有一次我到华人餐厅吃饭，老板是一位老华侨，听说我是中国人，他便执意不收我的钱。当时中泰两国刚刚建交，因为长期疏离，他们迫切地想了解中国的情况，就问了我很多相关的问题。”
而如今，通过在泰华文媒体、各类社交平台、热播的中泰影视剧，甚至是火热的出境游，中泰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已变得稀松平常。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泰华人华侨对自己的身份也有了更多认同感。
语言是人文交流的基础，在段立生看来，中国的泰语教学和泰国的中文教学，从历史中走来，铺展的是中泰两国关系发展历久弥坚的鲜活画卷。 据段立生介绍，从公元1至15世纪，中泰两国的交往主要靠“重译”，即通过第3种语言转译。直至公元1578年，明朝政府在四夷馆中开设暹罗馆，中国才有了官办的泰语教学，但当时只有官宦子弟才有机会学习。而20世纪成立的南京东方语专是近现代中国泰语教学的起源。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承袭了四夷馆，设立东语系教授泰语等小语种。“当年我们泰语班只有13个人，如今仅广西、云南等地学习泰语的学生都已经有数千人，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段立生说。
而泰国的中文教育始于阿瑜陀耶王朝时期，二战以后，泰国政府限制中文教学，导致泰国通晓中文的人一度出现断层。中泰建交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活跃，泰国的中文教育也迎来新的生机。不仅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中文教学大受欢迎，孔子学院也在泰国有了很好的发展。
据悉，仅2006年一年便有10所孔子学院在泰国落地，此后又陆续增设6所。截至2020年12月，全泰国共有16所孔子学院、11个孔子课堂，是东盟国家中孔子学院最多的。
段立生指出，现在国外很多人通过孔子学院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既有学习、工作、生活的现实需要，也有对中国文化的一份喜爱。他认为，在推动人文交流的过程中，孔子学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语言本身是一种工具，是交流的纽带，不应该被赋予过多的政治色彩。在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必因为偶尔出现的一些杂音，而停下前进的脚步。
衣錦还乡，继续推动中泰两国人文交流
2004年，从中山大学退休后的段立生回到家乡昆明，继续发挥自己的光与热。他受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的邀请，担任了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同时被西安外国语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聘为客座教授。
多年来，段立生笔耕不辍，写下《泰国史散论》《泰国文化艺术史》《泰国通史》《柬埔寨通史》等著作，并为推动中泰两国语言教育、人文交流积极牵线搭桥。
据段立生介绍，目前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已在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设立了泰语水平考试点，中泰学生到对方国家留学有了更多的渠道。
“未来，我们一方面希望目前泰语水平考试点的合作机制能够延续下去。另一方面，也希望积极推动在泰国高校设立汉语水平考试点，形成双方互动交流的良好局面。”段立生这样说道。
衣带渐宽终不悔，我心安处是暹罗。从跟段立生的交谈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位跟泰国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学者对这个国家的一份尊重与喜爱。或许正是这份尊重，让他在泰国能与皇室、政商精英往来密切，赢得泰国朋友的信赖。而他身上那一份中国学者的情怀与责任，又让他在推动中泰两国人文交流的路上，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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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慈眉善目的学者是季羡林先生的学生，是中国公派赴泰教学第一人，更是泰语及泰国历史研究方面的大家。半生耕耘，段立生在泰语、泰史研究与教学的天地里诲人不倦;荣归故里，如今担任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的段立生，依然在推动中泰人文交流中孜孜不怠。
走近段立生和他眼中的中泰人文交流，我们不仅能看到老一辈学者的优秀品质，也能概览中泰两国关系在历史长河中的积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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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打正着选专业，赴泰研学新发现
1962年，段立生以云南高考状元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东语系。当时的系主任是季羡林先生。因为路不通、没有火车，从云南昆明到北京，段立生走了整整7天，他笑言像進京赶考一样。好不容易到了北京大学的段立生，填报专业时却犯了难，“其实我是奔着季羡林先生去的，我喜欢研究印度文化、历史，我想跟他学习梵文，但那一年梵文在国家计划里没有招生。”段立生说。那该选个什么专业好呢？“当时我们对泰语其实都不太了解，结果我去看画报，画报上有一个泰国女孩在跳舞，穿着的服装跟印度人有些相似，我一想那就学泰语吧。”段立生说，“就这样，决定了我一辈子从事泰语、泰国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工作。”
1980年，36岁的段立生考上了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3年后毕业留校任教。1984～1985年，作为中国公派泰国教学第一人，段立生应邀在泰国清迈大学讲学，并于1994年起在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担任教授。
这两段在泰国工作、生活的经历，让段立生能够结合实地考察与古代文献来研究泰国历史。通过旁征博引中、英、泰文资料，段立生认为泰国的历史要比13世纪的素可泰王朝更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这一独到的见解，也获得了学术界的肯定。
除去在泰教学的时间，段立生还到美国做过访问学者，后回到中山大学任教，但无论到哪儿，他始终都离不开使用了大半辈子的泰语。而他与泰语的故事，还得从他18岁那年说起。
影响至深的两个人
从歪打正着选了泰语专业，到成为泰国历史研究一代名家，这些年来，段立生认为有两个人对自己的影响最大。其中一位是季羡林先生。
当时18岁的段立生一心有个当作家的梦想，一次他写了一篇关于云南赶街的散文，被《人民日报》看中了，让他改改寄去发表。段立生想起季羡林先生不久前写的一篇散文《西双版纳礼赞》，写得非常好，便去找季先生请教。谁知过了一个礼拜，季羡林先生把他叫到办公室“敲打”了一番说：“你不要学刘绍棠，你要好好学泰语。”
原来，刚入学不久的段立生本以为上大学就可以搞研究，做些“高大上”的工作了，结果发现学泰语还得从最基础的语法学起，便有些打退堂鼓，搞起文学创作来。“一天天‘阔卡阔卡’读单词，这不是跟小学生一样嘛。”段立生笑着说，“但是，被季羡林先生这么一‘敲打’后，我便坚定了学习泰语的心。后来，我才体会到，要当作家实际上也没那么容易，你要有很深刻的生活，没有生活积淀你当不了作家。”
段立生坦言，当时还年轻，或许不知先生的良苦用心，但回过头来看，才知道是季羡林先生的一次谈话、一次“敲打”，把自己拉回到了学习泰语的正轨上来。
1984年，赴泰讲学的段立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另一位对他影响颇深的人，那就是泰国侨领郑午楼。
郑午楼是当时泰国的首富，在曼谷创办了京华银行，青年时便任泰国华侨报德善堂的董事长，精通中、英、泰语，擅书法，在泰国可谓“天下无人不识君”。
“当时中泰两国基本还没有人员往来，但我看见街上很多地方都有一个人的题字，写得非常好，签名是‘郑午楼’，我便很想见见他。”段立生说，经报社的朋友介绍，他在泰国京华银行的总部大楼初次见到了郑午楼。
从大楼的模样、里面的布局到喝的茶水，段立生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这次见面的很多细节。“老先生出来，风度翩翩，拿‘广东普通话’对我说‘段先生，你好啊！’我就跟他讲‘人家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打官话，您的官话打得挺好啊’。”段立生一边模仿当时的语调，一边绘声绘色地向记者介绍这段往事，如此一来二去，两人相谈甚欢。段立生便就此写了一篇《郑午楼的道路》的报道，展现他取得的卓越成就。
文章发表后不久，段立生就回国了，并于1987～1992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几经辗转，当他再次回到泰国时，两人在一次活动中再次相聚。郑午楼力邀段立生到自己创办的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任教，段立生欣然应允，而这一呆就是8年。
“郑午楼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呢？他让我看到华人华侨在泰国非常了不起，为泰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于是，我决定静下心来认真研究泰国华人问题。”段立生说，“可以说季羡林和郑午楼先生对我这一辈子安心下来做泰国研究至关重要。”
小细节看中泰两国关系的大发展
从初次公派泰国到如今，已过去近40年。翻阅记忆的画册，段立生也算是见证了中泰两国关系由远及近，人文交流的积极变化。
在相互了解方面，段立生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我刚到泰国的时候，基本还没有华人企业。有一次我到华人餐厅吃饭，老板是一位老华侨，听说我是中国人，他便执意不收我的钱。当时中泰两国刚刚建交，因为长期疏离，他们迫切地想了解中国的情况，就问了我很多相关的问题。”
而如今，通过在泰华文媒体、各类社交平台、热播的中泰影视剧，甚至是火热的出境游，中泰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已变得稀松平常。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泰华人华侨对自己的身份也有了更多认同感。
语言是人文交流的基础，在段立生看来，中国的泰语教学和泰国的中文教学，从历史中走来，铺展的是中泰两国关系发展历久弥坚的鲜活画卷。 据段立生介绍，从公元1至15世纪，中泰两国的交往主要靠“重译”，即通过第3种语言转译。直至公元1578年，明朝政府在四夷馆中开设暹罗馆，中国才有了官办的泰语教学，但当时只有官宦子弟才有机会学习。而20世纪成立的南京东方语专是近现代中国泰语教学的起源。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承袭了四夷馆，设立东语系教授泰语等小语种。“当年我们泰语班只有13个人，如今仅广西、云南等地学习泰语的学生都已经有数千人，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段立生说。
而泰国的中文教育始于阿瑜陀耶王朝时期，二战以后，泰国政府限制中文教学，导致泰国通晓中文的人一度出现断层。中泰建交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活跃，泰国的中文教育也迎来新的生机。不仅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的中文教学大受欢迎，孔子学院也在泰国有了很好的发展。
据悉，仅2006年一年便有10所孔子学院在泰国落地，此后又陆续增设6所。截至2020年12月，全泰国共有16所孔子学院、11个孔子课堂，是东盟国家中孔子学院最多的。
段立生指出，现在国外很多人通过孔子学院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既有学习、工作、生活的现实需要，也有对中国文化的一份喜爱。他认为，在推动人文交流的过程中，孔子学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语言本身是一种工具，是交流的纽带，不应该被赋予过多的政治色彩。在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也不必因为偶尔出现的一些杂音，而停下前进的脚步。
衣錦还乡，继续推动中泰两国人文交流
2004年，从中山大学退休后的段立生回到家乡昆明，继续发挥自己的光与热。他受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的邀请，担任了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同时被西安外国语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聘为客座教授。
多年来，段立生笔耕不辍，写下《泰国史散论》《泰国文化艺术史》《泰国通史》《柬埔寨通史》等著作，并为推动中泰两国语言教育、人文交流积极牵线搭桥。
据段立生介绍，目前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已在云南大学泰国研究中心设立了泰语水平考试点，中泰学生到对方国家留学有了更多的渠道。
“未来，我们一方面希望目前泰语水平考试点的合作机制能够延续下去。另一方面，也希望积极推动在泰国高校设立汉语水平考试点，形成双方互动交流的良好局面。”段立生这样说道。
衣带渐宽终不悔，我心安处是暹罗。从跟段立生的交谈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位跟泰国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学者对这个国家的一份尊重与喜爱。或许正是这份尊重，让他在泰国能与皇室、政商精英往来密切，赢得泰国朋友的信赖。而他身上那一份中国学者的情怀与责任，又让他在推动中泰两国人文交流的路上，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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