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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岳庙位于蒲县城东二公里的柏山之巅，始建时间不详。碑刻中最早关于东岳庙的记载是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的《重修东岳庙碑铭》。现存明朝东岳庙的碑刻共有22通，其中记录了东岳庙在明朝的兴建状况、庙会情况及其中佛教的传播。本文以明代碑铭为东岳庙的研究视角，探寻蒲县东岳庙在明代的演变状况。
关键字：明代 东岳庙 碑刻 发展
蒲县东岳庙坐落在城东两公里的柏山（古时也称翠屏山）之巅，庙宇依山而建，坐北朝南，环山皆为松柏，“青松苍柏环于四周，上及于巅，下及于趾，郁郁然，森森然，无虑千万章。” 鸟语柏香，景色宜人“花竹交加，云烟吞吐，四时之景呈露，盖有千态万状，虽霍山、王屋之秀，不能有加于此。”
一、 明代东岳庙的兴建
东岳庙始建时间不详，据清光绪六年（1880）《蒲县志》言其“庙祀相传已久，莫考其始，自唐贞观年间以来屡加修建。” 庙中现存献亭前右角覆盆柱础上有题记：“蒲县西关施主杨喜……泰和六年五月重五日工毕，本县郭下石匠李霖。”泰和为金代章宗年号，泰和六年即1206年，说明东岳庙距今800年前就已存在。
从元末到明朝末期，据碑文记载东岳庙被重修8次，重修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三种：一因地震庙宇倒塌，是在元末“大德癸卯，心思不虔，地遂以震，致宫一倾为瓦砾之场……延佑丙辰地震，栋宇再摧。” 于是“岁次戊午，居义与同舍友乔居进及弟子张士柔，复作大殿五楹，前为香亭以祠仁圣帝，后宫以祠圣妃，东西庶七十有四楹，以祠诸神。” 这次重修即为现今东岳庙的雏形。二因民众信仰神灵，渴望得到神灵的保佑，所以在洪武乙丑春（1385）重修东岳庙，“民之好善敬神者，咸欣跃趋役，不召而自来，不集而自至，故未浃旬而落成之”。 三因庙宇年久失修，共历经6次，分别是明弘治年间（1504）“神像暴露，正殿、献殿、寝殿、山门，及七十四司诸祠，栋宇欹斜，盖瓦剥落，椽笺损坏，墙壁倾颓，风日不遮，雨露时侵，神不堪栖” 、正德八年（1513）“庙之功程，大概将复初建之制，近为后宫司廊修葺日久，又致敝坏” 、万历三十六年（1608）两次分别为东岳庙“第时久则颓圮，亦物极之固然”和太尉司“慨其圮而且陋也，随惬皇其象俨，整饬其殿宇” 、万历三十八年（1610）“夫惟历时愈久，庙宇象颜倾颓，虽修葺补缺，代不乏人，而功缘浩大，一时聿新，尤其难者” 、最后为天启元年（1621）“夫惟历时愈久，庙宇象颜倾颓，虽修葺补缺，代不乏人，而功缘浩大，一时聿新，尤其难者” 修葺了地狱藩垣。
明朝除重修庙宇之外，在万历和天启年间都为东岳大帝重塑金妆。其中万历年间有三次之多，第一次万历二十九年，碑刻中只记录了捐资重塑的人员“纠首 王仓 籣文金……” ，第二次万历三十三年“举地藏十王、引路菩萨、救苦天尊、崔府真君、六部三曹，殿宇像颜俱已金妆聿新” ，最后一次万历四十三年“父老子民，各秉及输金，凡得铜若干，铸像一座，约高九尺，圣颜巍巍，金流煌煌，灿然壮观，称完美矣” 。重塑东岳像都是当时平阳府的民众自发集资完成，表明当时本地民众对神灵的信仰之深，从侧面也证实了当地百姓经济状况良好。
此外，明朝时东岳庙还新建了三个建筑，东岳庙的大门、八音钟和看亭。明成化十三年（1477）《新建东岳行宫大门记》载邑人唐公“捐己俸资，督工修理。创建祠门，仑焉奂焉；装塑圣像，赫然奕然。” 八音钟现位于东岳行宫大殿东南角廊下，是明嘉靖六年（1527）造，《八音钟铭文》曰“蒲县化乐义官张得甫等，见得东神岱岳庙旧钟一个，破坏不堪，同眾发善心，各施财不等，共捐工价银一十两，重新铸造，永远在庙悬挂，祈保众善信士合家大小吉祥如意。” 1992年出版的《蒲先志》记载看亭是明洪武八年所建，“顶盖歇山式，4根角柱之上额枋交织成井架，每面施斗拱五朵五踩，单翘单下昂，亭中央雕有小木作井，中悬雷公柱，屋檐平缓，藻角舒展。” 这三所建筑的修建使东岳庙建筑基本成型。
由此明朝时期，官员及民众对东岳庙的建筑以修缮为主，新建为辅。由官员主持重修的有三次，明洪武十八年（1385）《重修东岳庙记》碑文中“知县王侯禋祀于兹，瞻其庙庑蛊坏弗支，乃慨然有葺理意，时政务倥偬，未遑也。及其治定功成，遂倡僚友各出禄米，以为营缮之资；邑之善土阎思道，又能承侯美意，赞襄厥事甚力。于是仆者起之，欹者正之，损者益之，缺者补之，丹楹刻桷，山节藻税，檐阿绘采，焕然一新。” 明弘治十七年（1504）所刻《重修东岳庙记》中记载“至十四年，邑令庆都李公冕求知足县，谒于祠下，覩其殿宇庑司毁坏益甚，慨然有感”于是命令社中人推举有才能之人来主持修缮事宜，“推霍姓讳俊者荐之。霍俊毅然以重修为已责” 集资完成了修缮。明正德八年（1513）所刻《重修东岳庙记》又一次记录了当时县令张公彪任武俊来修缮东岳庙的经过情形。民众集资修缮的记录有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重修东岳行宫记》“蒲民张显仁、师景阳，毅然欲新之，置簿而请命于余，余为之首肯。” 《重修太尉司碣》“本邑信士王聚贤、曹珠、张所知、刘登科，聚谒于斯，慨其圮而且陋也，随惬皇其象俨，整饬其殿宇。”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东山重修聿新记》“有沁水善士张显仁、师景阳者，夙称懿德，真诚孚众，协志募绿，善士白朝宰、贺一千，俱自竭诚重修，已有年矣。” 明天启元年（1621）《募碑垣记》亦记录了县人集资修缮的过程。
东岳庙在明朝前、中、后期都得以修葺和完善，一是由当地官员组织发起的，这表明了当时朝廷由上而下尊崇道教的背景；二由普通民众出资修缮，说明当时民众经济状况良好，百姓有能力负担此项支出，并有渴望神灵保佑的迫切心情。
二、 明代东岳庙的庙会活动：
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庙“东岳大帝”诞辰之日。每年此日都要举行盛大祭祀活动，自明朝以来该日就成为临汾及周边县市民众的一种民间信仰活动。
明代碑刻中有对庙会的最早记录，明弘治十七年（1504）碑刻《重修东岳庙记》描述称：“每岁三月二十八日，邑之众社虔诚报□然。不特邑人先期，而四方不分贵贱、商贾，远近香火，雾庙云集，肩摩踵接，不胜其多。” 到明正德八年（1513）的碑文也记载“每岁三月二十八日一会，合晋地遐迩之人，掳（撼）诚祈报者，肩之摩，踵之接，有如云集而雾翕；途之填，道之塞，有如蚁聚而蜂拥。” 由此可见其盛况。庙会时香会的活动除了上山布施之外，还有担刀还愿的，不过这只是香客的个人活动。 庙会的高潮是朝醮，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仁圣会记》云“庙曰东岳，威灵显赫，各省咸于三月二十八日，岁岁进奉，香火在在，建设清醮，百而千，千而万，自开庙以来，真不可胜记。” 这可以说是现存碑刻中有关建醮的最早记载。民众建“仁圣会”为东岳大帝祝贺诞辰。
记载建醮朝山活动的还有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碑刻《善应锡类记》中“岁三月旬终圣诞，其报谒应祷，香火云集，不啻亿万人焉，咸布散也。……纠众敛分，每岁诞竭诚建醮，卒之因善及善，渐之同会者四百有奇。” 四十二年（1614）碑刻《洛阳里修设清醮碑记》中明确记载，蒲县北部的洛阳里库拔村，以纠首崔来吉、崔尚贤、韩登富等人“化一方之善士，聚集一会，舍在己之资财，修设斋醮，乃清心洁体，奉诵经文，炙香秉烛，答报神恩，迄今二十余年。” 从立石时间前推二十年，也就是说，这种活动至迟在明万历二十二年已经产生了。明天启六年（1626），刻石《修设陈建圣会碑记》，会首是张一辉，杨正秋，修会三年，其活动主要就是建醮朝山。明天启七年（1627）《东岳碑记》就记载了“今有尧都之郡以汾西县寺头等里各村庄不一，每聚醮银设建祝贺。幸遇三月下旬八日，东岳老爷圣诞之辰，设建庆贺，清醮四载壹周，众会人设心立石刊名万代不朽也。” 可见朝醮组织地域之广。
各醮组织叫“社”或“会”。领导者叫“纠首”、“社首”如碑刻《建醮碑记》云“纠首李仲信等，笃兴善念，纠众建醮，峰阁山上下神只俱崇祀之，虽一善之集，各出众头，而纠同路应倡率之功较居多焉”。
综上，东岳庙会的朝醮仪式一般为当地民众集资完成，民众为“仁圣帝”庆祝诞辰，祈福保佑，修存善念。再用剩余的资金来修补庙宇，整饬宫殿。
三、 明代东岳庙中佛教的深入
以儒、道、佛为主的三教融合思潮和现象，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就延续不断并日渐盛行。明朝宗教以佛教和道教为主，势力和影响最大，是明朝宗教的主体。明朝统治者也多崇信佛教、道教，大量封授和开度僧、道，频繁举行佛、道法事，带头修建佛寺、道观，编刻和颁赐佛藏、道藏，如临汾隰县小西天《永乐北藏》。这一切无疑对佛教、道教起到了很大的提倡和保护作用，也使它们之间的影响逐渐加深。
东岳庙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的碑刻《重修东岳庙碑铭》中提及“其后道流曹居义……居义与同舍友乔居进及弟子张士柔” 以及在明洪武十八年（1385）《重修东岳庙记》中“道士闰义 刘思岩” ，明成化十三年（1477）《新建东岳行宫大门记》“看守庙 王□”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仁圣会记》中记载“本寺住僧 本深 性亮 性善 行德 明善 善旅 明香 善祥 觉文 善众 广运 善福 王宾 张冀 冀官” 。从元末的“道流”曹居义、张士柔，明朝初期道士闰义到明朝中期看守庙人再到明晚期有僧人居住，东岳庙的管理人员经历了从道士到普通民众再到佛僧的转变，佛僧占居民间祠庙，一方面说明佛教发展之势深入民间，另一方面表明了佛教有专门的僧侣人员为其基本的组织力量，道教却没有。
到明天启六年（1626）《修设陈建圣会碑记》“龙兴寺僧 洪宿 行盛 如澄 性宽 玄通善讲” 佛教成员参与道教的大规模的敬神祭神活动，更说明了彼时佛教的扩张趋势。因此佛教在东岳庙的传播广泛深入。
综上佛教日益深入民间，并与民众的生活紧密相连，这正是明代佛教进一步世俗化的具体变现——由教理的佛教走向信仰的佛教，从僧侣的佛教走向庶民的佛教。没有世俗化，佛教很难获得更多民众信仰，从而获得长足发展，神圣性势必难以持久。
对于明朝佛教世俗化和庶民佛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日本、台湾学者就予以肯定。如，牧田谛亮指出：“中国近二千年的佛教史发展，考虑其推动中国佛教史的因素，假如无法确实了解仅有极少数的僧侣在指导，而实际靠无数的庶民大众以其信仰之力护持这一事实，真正的中国佛教史是无法成立的” 。因此，日本学者很早就提出，明朝佛教为“庶民佛教”。
而碑刻记载蒲县东岳庙在明万历年间开始有佛僧居住，除了与此时佛教的发展之势和佛教世俗化有关之外，还与当时明朝廷的宗教政策有关。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执政长达四十八年，他一改明世宗崇道抑佛的政策导向，对佛教四大名山相当护持，不但拨款修庙、供僧，也印造了大藏经赠予各大名山，促成了万历佛教的全面复兴。
四、 结语
明朝宗教的主体是道教和佛教，在宗教政策上也多以扶持和保护为主。所以蒲县东岳庙在明朝各个时期历经数次重修，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民众都对东岳庙的重修格外重视。作为统治者要通过宗教来达到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作为民众则要在宗教中寻求自己的精神寄托，因此有了蒲县东岳庙独特的“四醮朝山”祭拜仪式。而明晚期蒲县东岳庙作为道教教观又有了僧人居住，说明这一时期佛教在蒲县的扩张性和平民性。
参考文献：
【1】（清）罗良柱等.蒲县志[M].清光绪6年（1880）铅印本.
【2】（清）胡聘之辑.山右石刻叢编 [M].清光绪27年（1901）刻本.
【3】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张世贤主编.蒲县志[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5】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6】王东全主编.三晋石刻大全（蒲县卷）[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1.
关键字：明代 东岳庙 碑刻 发展
蒲县东岳庙坐落在城东两公里的柏山（古时也称翠屏山）之巅，庙宇依山而建，坐北朝南，环山皆为松柏，“青松苍柏环于四周，上及于巅，下及于趾，郁郁然，森森然，无虑千万章。” 鸟语柏香，景色宜人“花竹交加，云烟吞吐，四时之景呈露，盖有千态万状，虽霍山、王屋之秀，不能有加于此。”
一、 明代东岳庙的兴建
东岳庙始建时间不详，据清光绪六年（1880）《蒲县志》言其“庙祀相传已久，莫考其始，自唐贞观年间以来屡加修建。” 庙中现存献亭前右角覆盆柱础上有题记：“蒲县西关施主杨喜……泰和六年五月重五日工毕，本县郭下石匠李霖。”泰和为金代章宗年号，泰和六年即1206年，说明东岳庙距今800年前就已存在。
从元末到明朝末期，据碑文记载东岳庙被重修8次，重修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三种：一因地震庙宇倒塌，是在元末“大德癸卯，心思不虔，地遂以震，致宫一倾为瓦砾之场……延佑丙辰地震，栋宇再摧。” 于是“岁次戊午，居义与同舍友乔居进及弟子张士柔，复作大殿五楹，前为香亭以祠仁圣帝，后宫以祠圣妃，东西庶七十有四楹，以祠诸神。” 这次重修即为现今东岳庙的雏形。二因民众信仰神灵，渴望得到神灵的保佑，所以在洪武乙丑春（1385）重修东岳庙，“民之好善敬神者，咸欣跃趋役，不召而自来，不集而自至，故未浃旬而落成之”。 三因庙宇年久失修，共历经6次，分别是明弘治年间（1504）“神像暴露，正殿、献殿、寝殿、山门，及七十四司诸祠，栋宇欹斜，盖瓦剥落，椽笺损坏，墙壁倾颓，风日不遮，雨露时侵，神不堪栖” 、正德八年（1513）“庙之功程，大概将复初建之制，近为后宫司廊修葺日久，又致敝坏” 、万历三十六年（1608）两次分别为东岳庙“第时久则颓圮，亦物极之固然”和太尉司“慨其圮而且陋也，随惬皇其象俨，整饬其殿宇” 、万历三十八年（1610）“夫惟历时愈久，庙宇象颜倾颓，虽修葺补缺，代不乏人，而功缘浩大，一时聿新，尤其难者” 、最后为天启元年（1621）“夫惟历时愈久，庙宇象颜倾颓，虽修葺补缺，代不乏人，而功缘浩大，一时聿新，尤其难者” 修葺了地狱藩垣。
明朝除重修庙宇之外，在万历和天启年间都为东岳大帝重塑金妆。其中万历年间有三次之多，第一次万历二十九年，碑刻中只记录了捐资重塑的人员“纠首 王仓 籣文金……” ，第二次万历三十三年“举地藏十王、引路菩萨、救苦天尊、崔府真君、六部三曹，殿宇像颜俱已金妆聿新” ，最后一次万历四十三年“父老子民，各秉及输金，凡得铜若干，铸像一座，约高九尺，圣颜巍巍，金流煌煌，灿然壮观，称完美矣” 。重塑东岳像都是当时平阳府的民众自发集资完成，表明当时本地民众对神灵的信仰之深，从侧面也证实了当地百姓经济状况良好。
此外，明朝时东岳庙还新建了三个建筑，东岳庙的大门、八音钟和看亭。明成化十三年（1477）《新建东岳行宫大门记》载邑人唐公“捐己俸资，督工修理。创建祠门，仑焉奂焉；装塑圣像，赫然奕然。” 八音钟现位于东岳行宫大殿东南角廊下，是明嘉靖六年（1527）造，《八音钟铭文》曰“蒲县化乐义官张得甫等，见得东神岱岳庙旧钟一个，破坏不堪，同眾发善心，各施财不等，共捐工价银一十两，重新铸造，永远在庙悬挂，祈保众善信士合家大小吉祥如意。” 1992年出版的《蒲先志》记载看亭是明洪武八年所建，“顶盖歇山式，4根角柱之上额枋交织成井架，每面施斗拱五朵五踩，单翘单下昂，亭中央雕有小木作井，中悬雷公柱，屋檐平缓，藻角舒展。” 这三所建筑的修建使东岳庙建筑基本成型。
由此明朝时期，官员及民众对东岳庙的建筑以修缮为主，新建为辅。由官员主持重修的有三次，明洪武十八年（1385）《重修东岳庙记》碑文中“知县王侯禋祀于兹，瞻其庙庑蛊坏弗支，乃慨然有葺理意，时政务倥偬，未遑也。及其治定功成，遂倡僚友各出禄米，以为营缮之资；邑之善土阎思道，又能承侯美意，赞襄厥事甚力。于是仆者起之，欹者正之，损者益之，缺者补之，丹楹刻桷，山节藻税，檐阿绘采，焕然一新。” 明弘治十七年（1504）所刻《重修东岳庙记》中记载“至十四年，邑令庆都李公冕求知足县，谒于祠下，覩其殿宇庑司毁坏益甚，慨然有感”于是命令社中人推举有才能之人来主持修缮事宜，“推霍姓讳俊者荐之。霍俊毅然以重修为已责” 集资完成了修缮。明正德八年（1513）所刻《重修东岳庙记》又一次记录了当时县令张公彪任武俊来修缮东岳庙的经过情形。民众集资修缮的记录有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重修东岳行宫记》“蒲民张显仁、师景阳，毅然欲新之，置簿而请命于余，余为之首肯。” 《重修太尉司碣》“本邑信士王聚贤、曹珠、张所知、刘登科，聚谒于斯，慨其圮而且陋也，随惬皇其象俨，整饬其殿宇。”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东山重修聿新记》“有沁水善士张显仁、师景阳者，夙称懿德，真诚孚众，协志募绿，善士白朝宰、贺一千，俱自竭诚重修，已有年矣。” 明天启元年（1621）《募碑垣记》亦记录了县人集资修缮的过程。
东岳庙在明朝前、中、后期都得以修葺和完善，一是由当地官员组织发起的，这表明了当时朝廷由上而下尊崇道教的背景；二由普通民众出资修缮，说明当时民众经济状况良好，百姓有能力负担此项支出，并有渴望神灵保佑的迫切心情。
二、 明代东岳庙的庙会活动：
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庙“东岳大帝”诞辰之日。每年此日都要举行盛大祭祀活动，自明朝以来该日就成为临汾及周边县市民众的一种民间信仰活动。
明代碑刻中有对庙会的最早记录，明弘治十七年（1504）碑刻《重修东岳庙记》描述称：“每岁三月二十八日，邑之众社虔诚报□然。不特邑人先期，而四方不分贵贱、商贾，远近香火，雾庙云集，肩摩踵接，不胜其多。” 到明正德八年（1513）的碑文也记载“每岁三月二十八日一会，合晋地遐迩之人，掳（撼）诚祈报者，肩之摩，踵之接，有如云集而雾翕；途之填，道之塞，有如蚁聚而蜂拥。” 由此可见其盛况。庙会时香会的活动除了上山布施之外，还有担刀还愿的，不过这只是香客的个人活动。 庙会的高潮是朝醮，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仁圣会记》云“庙曰东岳，威灵显赫，各省咸于三月二十八日，岁岁进奉，香火在在，建设清醮，百而千，千而万，自开庙以来，真不可胜记。” 这可以说是现存碑刻中有关建醮的最早记载。民众建“仁圣会”为东岳大帝祝贺诞辰。
记载建醮朝山活动的还有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碑刻《善应锡类记》中“岁三月旬终圣诞，其报谒应祷，香火云集，不啻亿万人焉，咸布散也。……纠众敛分，每岁诞竭诚建醮，卒之因善及善，渐之同会者四百有奇。” 四十二年（1614）碑刻《洛阳里修设清醮碑记》中明确记载，蒲县北部的洛阳里库拔村，以纠首崔来吉、崔尚贤、韩登富等人“化一方之善士，聚集一会，舍在己之资财，修设斋醮，乃清心洁体，奉诵经文，炙香秉烛，答报神恩，迄今二十余年。” 从立石时间前推二十年，也就是说，这种活动至迟在明万历二十二年已经产生了。明天启六年（1626），刻石《修设陈建圣会碑记》，会首是张一辉，杨正秋，修会三年，其活动主要就是建醮朝山。明天启七年（1627）《东岳碑记》就记载了“今有尧都之郡以汾西县寺头等里各村庄不一，每聚醮银设建祝贺。幸遇三月下旬八日，东岳老爷圣诞之辰，设建庆贺，清醮四载壹周，众会人设心立石刊名万代不朽也。” 可见朝醮组织地域之广。
各醮组织叫“社”或“会”。领导者叫“纠首”、“社首”如碑刻《建醮碑记》云“纠首李仲信等，笃兴善念，纠众建醮，峰阁山上下神只俱崇祀之，虽一善之集，各出众头，而纠同路应倡率之功较居多焉”。
综上，东岳庙会的朝醮仪式一般为当地民众集资完成，民众为“仁圣帝”庆祝诞辰，祈福保佑，修存善念。再用剩余的资金来修补庙宇，整饬宫殿。
三、 明代东岳庙中佛教的深入
以儒、道、佛为主的三教融合思潮和现象，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就延续不断并日渐盛行。明朝宗教以佛教和道教为主，势力和影响最大，是明朝宗教的主体。明朝统治者也多崇信佛教、道教，大量封授和开度僧、道，频繁举行佛、道法事，带头修建佛寺、道观，编刻和颁赐佛藏、道藏，如临汾隰县小西天《永乐北藏》。这一切无疑对佛教、道教起到了很大的提倡和保护作用，也使它们之间的影响逐渐加深。
东岳庙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的碑刻《重修东岳庙碑铭》中提及“其后道流曹居义……居义与同舍友乔居进及弟子张士柔” 以及在明洪武十八年（1385）《重修东岳庙记》中“道士闰义 刘思岩” ，明成化十三年（1477）《新建东岳行宫大门记》“看守庙 王□”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仁圣会记》中记载“本寺住僧 本深 性亮 性善 行德 明善 善旅 明香 善祥 觉文 善众 广运 善福 王宾 张冀 冀官” 。从元末的“道流”曹居义、张士柔，明朝初期道士闰义到明朝中期看守庙人再到明晚期有僧人居住，东岳庙的管理人员经历了从道士到普通民众再到佛僧的转变，佛僧占居民间祠庙，一方面说明佛教发展之势深入民间，另一方面表明了佛教有专门的僧侣人员为其基本的组织力量，道教却没有。
到明天启六年（1626）《修设陈建圣会碑记》“龙兴寺僧 洪宿 行盛 如澄 性宽 玄通善讲” 佛教成员参与道教的大规模的敬神祭神活动，更说明了彼时佛教的扩张趋势。因此佛教在东岳庙的传播广泛深入。
综上佛教日益深入民间，并与民众的生活紧密相连，这正是明代佛教进一步世俗化的具体变现——由教理的佛教走向信仰的佛教，从僧侣的佛教走向庶民的佛教。没有世俗化，佛教很难获得更多民众信仰，从而获得长足发展，神圣性势必难以持久。
对于明朝佛教世俗化和庶民佛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日本、台湾学者就予以肯定。如，牧田谛亮指出：“中国近二千年的佛教史发展，考虑其推动中国佛教史的因素，假如无法确实了解仅有极少数的僧侣在指导，而实际靠无数的庶民大众以其信仰之力护持这一事实，真正的中国佛教史是无法成立的” 。因此，日本学者很早就提出，明朝佛教为“庶民佛教”。
而碑刻记载蒲县东岳庙在明万历年间开始有佛僧居住，除了与此时佛教的发展之势和佛教世俗化有关之外，还与当时明朝廷的宗教政策有关。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执政长达四十八年，他一改明世宗崇道抑佛的政策导向，对佛教四大名山相当护持，不但拨款修庙、供僧，也印造了大藏经赠予各大名山，促成了万历佛教的全面复兴。
四、 结语
明朝宗教的主体是道教和佛教，在宗教政策上也多以扶持和保护为主。所以蒲县东岳庙在明朝各个时期历经数次重修，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民众都对东岳庙的重修格外重视。作为统治者要通过宗教来达到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作为民众则要在宗教中寻求自己的精神寄托，因此有了蒲县东岳庙独特的“四醮朝山”祭拜仪式。而明晚期蒲县东岳庙作为道教教观又有了僧人居住，说明这一时期佛教在蒲县的扩张性和平民性。
参考文献：
【1】（清）罗良柱等.蒲县志[M].清光绪6年（1880）铅印本.
【2】（清）胡聘之辑.山右石刻叢编 [M].清光绪27年（1901）刻本.
【3】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张世贤主编.蒲县志[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5】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6】王东全主编.三晋石刻大全（蒲县卷）[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