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疫苗消费国的“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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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的5月,河南郑州的焦素芳发现孩子陈逸卓在学校里打了一针甲流疫苗,有点不对劲。“一开始只是发现孩子脸胖了,我们都还打趣他。后来他一直说累,放学回了家就想躺着”,焦素芳很快就发现那不是胖,是浮肿,最终被诊断为狼疮性肾炎。
  在河南一家省级媒体当记者的焦素芳一筹莫展,13岁的陈逸卓病情恶化很快,当年11月22日,刚刚度过13个生日之后的第五天,陈逸卓离开了这个世界。
  陈逸卓打疫苗的前两个月,不到两岁的方赞鸿在广州的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了疫苗,“打什么疫苗都没注意過”,3月17日凌晨,孩子突然开始呕吐,全身无力,这仅仅只是开始。方赞鸿住进了ICU,一个星期后又发现他下肢乏力,老是摔倒,又发现脑部两块“基底节区异常信号”。
  一个月后,方赞鸿的病情稳定了。但方武伟夫妇再也听不到孩子喊爸爸妈妈,这个原来活泼的小朋友再也无法站立了。
  三年来,本刊记者探访了50多个疫苗不良反应的家庭,目睹了一个个家庭的“祸从天降”。焦素芳至今没有找疾控中心,不知道有什么用。方武伟夫妇想不通孩子遭遇了什么,广州卫生局说“与疫苗接种无关”,“那与什么有关,你总得告诉我吧,我的孩子就这么白白毁了么?”而江苏盐城的尤志华失去了17岁的费晶铭后,发现生产女儿所注射的疫苗的生产商—江苏延申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因为生产假疫苗被勒令停产整顿,“生产假疫苗的厂家是如何通过审验而进入政府采购的?还有多少个家庭像我一样失去了孩子?”
  这些家庭最难以接受的是,他们希望用过疫苗远离病痛,却莫名其妙地遭遇灾难—疫苗为什么会“有毒”,疫苗体系出了什么问题?在近几年国内频频见诸报端的疫苗事件背后,是公众对疫苗安全日益加深的忧虑。
  落后的疫苗技术
  目前,中国有近40家疫苗生产企业,能生产预防27种疾病的46种疫苗,是全球最大的疫苗消费国,开发的品种大多为单价疫苗、减毒活疫苗等传统疫苗品种,而国外上市的疫苗多以联苗、灭活等新型疫苗为主。国产疫苗在产能和关键技术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巨大的差距。
  一些专家将疫苗不良反应的原因与中国现实状况联系起来,比如使用落后技术,质量存在问题。据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管理科前科长陈涛安介绍,国内的一类疫苗市场基本被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北京天坛生物所属的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垄断。这些研究所原本都是政府直属的研究机构,1987年市场化以后成为国有企业,但还是有很强的官方色彩。每年的招投标就是这六大研究所和卫生部、疾控中心的领导坐下来开个会,定下价格,按订单生产。其目的就是实现统一价格,分片而治,避免在内部出现价格和质量的竞争,所以根本谈不上优胜劣汰。他告诉记者,“所谓疫苗质量是指疫苗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而我们的很多疫苗还在使用西方国家已经淘汰了很多年的技术。”
  2010年两会期间,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的发言,也从官方层面部分印证了这一论断:“部分国产疫苗质量不达标,监管部门缺少对这些疫苗大规模上市后的系统评价。有些疫苗质量在大规模人群使用中完全达不到质量标准,与进口疫苗相比,质量档次差很多。”这番话在当时如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很多人。
  一年之后在云南调研时,王宇又有了另一番表态:“目前疫苗的新技术是存在的,而且在国际上也有运用,但是由于中国没有推动新技术应用的政策和体系,中国的疫苗生产技术更新很慢,甚至没有更新,一直沿用30年前的生产技术”。
  作为主管疾病防控与疫苗管理的权威部门的领导,王宇的论断基本反映了中国疫苗生产行业的现状。
  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的看法更悲观:“王宇说得还是客气的,可能远不止三十年,很多疫苗还在使用六十年代的技术”,说到疫苗技术的更新,王月丹举例:“一类疫苗中我们很多还是减毒活疫苗(详见右下表格),比如脊灰、卡介、麻疹、乙脑等,国外十几年前就已经全面改成了灭活疫苗。灭活疫苗也不是没有缺点,但是起码在安全性上好太多了。尤其是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如果能有所改进,哪怕仅仅把第一剂改为灭活疫苗,或者最起码把用了几十年的毒株重新优化一下,减低它的毒性,每年就可以减少很多悲剧的发生”。
  疫苗“黑洞”
  能不能使用灭活疫苗?阻碍在哪里?
  王月丹告诉记者,在多联疫苗技术上,还面临很多难题。但是就单一疫苗而言,把一类疫苗里所有种类的减毒疫苗都改成灭活疫苗,在技术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最大的阻碍来自于成本,“一类疫苗里,政府采购价有的只有1.8元,改成灭活疫苗意味着几十倍的成本增长。”
  对此,陈涛安有不同意见:“政府采购定价低只是一个方面,提高了价格质量也未必上得来,一类疫苗实际上是垄断经营,没有竞争。要换成灭活疫苗就需要更新生产线,淘汰落后产能,但是现在生产出来的疫苗供不应求,厂家怎么会有改变的动力?二类疫苗市场也只是部分放开。虽然国外公司占了近50%的市场份额,但是加了很高的关税以及各种管理和物流的成本,价格高得吓人,实际消费的人群很小,很难对一类疫苗市场形成冲击。”
  良莠不齐的二类疫苗市场,质量就更加难以保证。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占据了整个疫苗市场60%以上的份额,并基本把控了一类疫苗市场。其余的三十多家疫苗厂家只能去抢剩下的不足40%的份额。2005年6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可以向接种单位供应二类疫苗。因此,县级疾控中心就成了厂家各显神通的激烈战场。
  这一本来是为了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成本和消费者负担的措施,在缺乏监管的县市级疾控机构那里,却演变成腐败的黑洞,“都需要公关的。到最后一般都是谁也不得罪,多少都采购一点,皆大欢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厂方代表说。这几年接连曝出的2004年江苏宿迁假疫苗案,2009年大连金港安迪的疫苗违法添加事件,2010年江苏延申疫苗造假事件,以及2012年山东破获的涉及全国的非法疫苗案都反映出二类疫苗市场的混乱,但问题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冷链运输保存环节的隐患
  据陈涛安介绍,疫苗出问题最主要就是两个环节:生产环节的疫苗质量和流通环节的冷链保存,如果说疫苗质量是短时期内很难改变的,那冷链系统的隐患则纯属“人祸”。
  在国际上,对疫苗的运输和保持都有一套严格到苛刻的标准。我国疫苗在流通环节中最少要经过八个节点,现状是:“设备基本具备,但监管有问题,基本要靠从业人员的责任心。冷链的八个环节里前面做得还好,关键是根节点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到了偏远的县乡一级,根本得不到保障。”
  而记者的采访案例中确实也有多个反映乡村诊所及乡村医生缺乏必要的冷藏冷冻设备,“就摊在桌子上,来一个孩子打一个”。
  虽然“山西高温疫苗事件”曝光以后,整个疾控系统做出了一些改变,但陈涛安还是无法乐观起来:“当时卫生部官员都出来表态说短暂的高温暴露不会影响到疫苗的安全性和品质,这不是拿生命当儿戏么?”
  警钟长鸣,悲剧却不断发生,作为个体的孩子和家庭成为所有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这是种没法选择也没法逃避的风险。你可以选择进口奶粉,但是,疫苗你必须要打,否则你的孩子连学都上不了”,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国人关注疫苗安全和对疫苗伤害立法的受害家长余同安说。






  姓名:高晨翔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10年1月28日
  采访地点:山西省吕梁市柳林镇庄上村拍摄日期:2013年5月5日
  疫苗:卡介苗,乙肝疫苗
  现症状:痉挛
  29岁的高江云要翻出出生证才能记起孩子的名字:高晨翔,一个曾寄托了这个家庭无数希望的名字。“现在叫什么都不重要了,孩子已经完全毁了,我们这个家一辈子都只能熬着过冬了”。此时,高晨翔正在炕上吮吸手指,不停蠕动着发出奇怪声响。
  至今高江云依然清楚地记得三年前的那个下午的每一个细节,“2010年的4月2日下午,我从太原回来,刚吃完午饭,太阳暖烘烘的,我抱着儿子坐在炕沿的阳光里,一抬头,就看到给村里孩子打针的老汉背着个药箱子来了。一共打了两针,一针卡介一针乙肝,每针收了二十块的注射费。”打完疫苗没多久,以往一顿能吃一百多毫升奶的孩子就开始不吃了,“只是哭,大人怎么都哄不行。”過了半个月,他们发现孩子开始抽搐,就带去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后问孩子是不是打过疫苗,接着说医院只能按疫苗引起的痉挛治疗,但不能出结论。可是治疗了大半年也没有效果。后来高家人带着孩子到北京求医,医生看了看孩子就说“你什么检查也不用做,做了也是浪费钱,你们回家吧。”
  可是他们不死心,从内科出来又挂外科,寄望做手术或许能治愈。可外科医生也给出了一样的结论:回家吧。
  高江云去找吕梁疾控中心,对方说与疫苗无关,“你拿上鉴定结果我就承认,你要是让我给你做鉴定,那我们是不做的。”一句话就把他们挡了回去。
  孩子出事后,那个长年累月扛着药箱打针的老汉再没出现过。村里的孩子大都选择不再打疫苗,打也被要求到镇上的防疫站。
  高晨翔一天天长大,他的父母一天天老去。
  姓名:方赞鸿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08年8月21日
  采访地点:广州市新市墟
  拍摄时间:2013年4月22日
  疫苗名称:甲型H1N1流感
  现症状:无法站立,不会说话
  2010年3月,不到两岁的方赞鸿已经会跟着音乐节奏扭起小屁股。母亲小晴每个月都会带他去新市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疫苗,“但打什么疫苗都没注意过”。3月17日凌晨,孩子突然开始呕吐,全身无力。父母立刻把孩子送去广大妇幼保健院,诊断为感染性腹泻,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很快住进了ICU。一周后准备出院时,他们发现孩子双下肢乏力,老是摔倒,医生说可能是病后虚弱,过几天养养再看看。回家后不见好转,他们再次去医院,医生又说可能是缺钙,开了些补钙的药,吃了二十天还是不好。终于给孩子做了脑电图,医生才发现异常,当天就转到广州儿童医院,做核磁共振,发现了脑部两块“基底节区异常信号”。住院三周仍无改善,又转院做了一个月的高压氧,反而加重了病情。最后送到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始激素治疗,孩子才慢慢稳定下来。从那时起,孩子再也不会站立,不会喊爸爸妈妈了。“其实从发病第一天我就确定是疫苗造成的。宝宝平时连感冒都没有,怎么忽然就躺那不能动了。我们在广州看遍了各大医院,有好几个医生都认为是‘疫苗变态反应’”小晴说。当时广州的电视台报道了几例类似的甲流疫苗事件,让他们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父亲方武伟放下工作,开始往疾控中心和卫生局跑。2010年9月,广州市卫生局做出了“与疫苗接种无关”的诊断报告。方武伟夫妇根本无法接受,“那与什么有关,你总得告诉我吧,我的孩子就这么白白毁了么?
  三年过去,他们没拿到任何赔偿。而孩子的治疗还要继续,让这个只有两三千元收入的家庭不堪重负。他们只得搬进更小的终日不见阳光的房子,5岁的方赞鸿只能终日坐在婴儿车里对着一方12英寸的小电视。


  姓名:樊吉喆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08年9月13日
  采访地点:山东济南
  拍摄日期:2013年3月23日
  疫苗名称:糖丸(脊灰疫苗)   生产厂家:不明
  现症状:下肢残疾
  樊吉喆不到五岁,却在医院里度过了四年,一切都被那颗小小的糖丸改变。一场高烧之后孩子的胳膊和腿就抬不起来了,他们赶紧来了省会济南的齐鲁儿童医院,医生一看就让他们赶紧去疾控中心做粪便检测,果然,脊灰检测呈阳性。这个结果让他们很快拿到了46万的赔偿,但是却没办法改变孩子下肢残疾的现实。“孩子康复治疗每个月都差不多要一万,现在线已经块要花完了。”
  而比钱更现实的是,因为长期的夫妻两地分居导致他们家庭的矛盾也日益严重,“整天生气,奶奶不想认这个孙子了,他爸爸也想跟我离婚。”朱晓萌不想让孩子看到她内心的焦灼,这些年的苦都是一个人生生地往下咽的。


  姓名:潘文琳 性别:女
  出生日期:2004年1月8日
  采访地点:北京门头沟区
  拍摄时间:2013年4月7日
  疫苗名称:乙型脑炎
  现症状:下半身瘫痪,智力受损
  李玉芬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成了皇城根下的“刁民”。2005年5月25日,一岁多的女儿潘文琳注射乙脑减毒活疫苗,随后发烧、呕吐,孩子被诊断为“病毒性脑炎”。两个月后,孩子的下半身瘫痪,抽搐一直无法停止,最终给出的鉴定报告称患儿潘文琳与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无关。就这样李玉芬成了卫生部门前的常客,但几年下来她发现她面对的是一个看不见的强大到无边的敌人。“没人理会你,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闹到你自己绝望”。2012年,政府终于答应报销部分看病费用。
  在門头沟栗元庄附近一间安置房里,九岁的潘文琳终日坐在床上兀自咿咿呀呀。在她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的标准像,“是我姐姐找人给看的,说我们结婚时可能犯了什么冲,他(毛主席)就是老大了吧,说能给压压邪。不知道有没有用,挂着呗。”李玉芬解释说。


  姓名:卢晓康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93年8月18日
  采访地点: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亳城镇
  所注射疫苗:乙脑
  拍摄日期:2013年5月2日
  现病状:无意识、无语言能力
  刘凤琴用了十年才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1999年5月9日,她带着6岁的孩子注射了乙脑疫苗。三个小时之后,孩子开始发烧、呕吐、抽搐,被诊断为病毒性脑炎。刘凤琴痛不欲生,她去找了村医李现有,李现有一句话就把刘凤琴噎住了“咋人家都没事就你们有事?”情绪激动的刘凤琴之后去找防疫站,人家也是同一句话。这句话在刘凤琴的心里徘徊了十年,是啊,为什么人家都没事呢?


  2009年,刘凤琴接触到网络,看到同病相怜的人,压抑多年的委屈,愤怒和愧疚翻腾上来,2010年6月,她和一些来自全国的疫苗受害者家长聚集到北京卫生部门前讨要说法,一个家长被保安抓进大院,他们选择了购买铁链把大家系在一起,“要抓就一起抓吧”。
  姓名:马宇轩 性别:女
  出生日期:2010年10月20日
  采访地点:湖南常德
  拍摄日期:2013年4月13日
  疫苗名称:乙脑
  现病状:植物人
  2012年刚过完年,一直和姥姥待在老家的小宇轩就被父母接到了深圳,2月15日,爸爸带着孩子去深圳坂田医院的杨美社康中心打疫苗。仅仅过了6天,孩子突然开始发烧,呕吐甚至抽搐,住院三天也没查出病因,最后给出的诊断是:乙脑。


  打了乙脑疫苗却得了乙脑,孩子爸爸第一个就想到了疫苗。然而当他们找到了深圳市疾控中心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使用的是灭活疫苗,不具备毒性。你们孩子得乙脑可能是蚊子咬的。孩子姥姥以泪洗面,每天在帮孩子喂饭,擦洗的时候都会一遍遍呼唤:醒来啊,娃娃,醒来,走哦,姥姥带你去坐摇摇车去。孩子从没有过回应,只是偶尔会睁眼,茫然地看着窗口的小小天空,那里,有云飘过,有鸟飞过。
  姓名:王昭洁 性别:女
  出生日期:2006年10月7日
  采访地点:山东 章丘市
  拍摄日期:2013年3月6日
  疫苗品种:乙肝
  生产厂家:不明
  现病状:智力受损,行走困难,大小便失禁
  2007年4月9日,王奎年的妻子抱着当时6个月大的女儿王昭洁去注射了乙肝疫苗。厄运从此开始。孩子只要一发烧就抽搐。王奎年心如刀割。他带上多年的积蓄,几乎跑遍了全国,几年下来,钱花光了,女儿丝毫没有好转,智力接近于零。


  对于这一切,王奎年百思不得其解,“我好好的孩子怎么会突然成了这样?”一直到2010年,山西疫苗事件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王奎年恍然大悟。他去找了章丘市的疾控中心,“本病例属疫苗偶合反应”的结论却当头浇了他一盆冷水,“什么叫偶合?就是偶然的,无意的,大家都没责任,让你自认倒霉。”王奎年根本不能接受这个结论。
  姓名:张俊龙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00年1月5日
  采访地点:河南郑州市刘庄村
  拍摄日期:2013年3月16日
  疫苗名称:强化麻疹疫苗   生产厂家:兰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现病症: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玻璃人)
  如果不是那一针没来由的麻疹强化疫苗,13岁的张俊龙现在都该上初中了,可是,他只能拥着厚厚的两床被子,无声地躺在郑州刘庄一间10平米的出租屋里,如此,已经三年了。


  2010年9月15日,张俊龙在学校注射了麻疹疫苗,随后发烧,被诊断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医生认为“跟疫苗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讲得通,但是不能确定”。仅仅几个月的治疗就花去了二十多万,无奈之下,张兆华去找了卫生局,“卫生局根本不管”。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张兆华背着儿子去了北京车,开始了漫漫上访之路。2012年9月5日,封丘县信访局以救济为名给了张兆华二十万,附着了苛刻的条件,“不许上访。每个月最多取一万”,但张兆华还是签了协议。三年过去,这个家庭已经完全破产。为了省钱,他们换了这间更小的房间,一家四口挤着,挨着,数着无边无尽的未来。
  姓名:曾奥祥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10年5月22日
  采访地点:山东省莒南县
  拍摄日期:2013年3月10日
  疫苗名称:多种
  生产厂家:不明
  现病症:无意识,身体不生长
  2010年9月4日,妈妈张庆花抱着当时三个多月的孩子去了村诊所找村医陈玉玲(无证)注射,那时候孩子刚刚打完百白破疫苗并服用了糖丸,结果陈玉玲又给注射了麻疹疫苗并同时服用了第二颗糖丸。


  打完没几天孩子就开始发烧,张庆花才感觉事情不对,抱着孩子去了市里医院,结果医生告诉她,他们打的疫苗是违反操作流程的。张庆花傻了,去找了防疫站和乡卫生院,责问他们为什么把疫苗交给一个根本没有免疫资格的人来注射。结果这两个部门都把责任推给了陈玉玲,一直拖着不解决。多次上访之后,才与相沟乡卫生院签订协议,拿到了十万块的“补偿”。
  姓名:冀赟 性别:男
  出生日期:2010年12月4日
  采访地点:山东菏泽市-城縣富春乡
  拍摄时间:2013年5月2日
  疫苗名称:糖丸(脊髓灰质炎疫苗)
  生产厂家:北京天坛生物制品研究所
  现病症:三肢瘫痪
  冀斌是个退伍军人。2006年从洛阳部队退伍回家,“那时候一直立志要保家卫国,满腔的热情,结果,现在我发现连自己的小家都保卫不了。儿子残废了,连个说法都没有”。到了今年,自己竟也成了上访户,他觉得好讽刺。
  2011年2月4日,他们抱着孩子到富春乡防保站服用了糖丸,一个月后孩子开始发热,转送到菏医院的诊断为:迟缓性瘫痪。最后,鉴定报告里写道:不能确诊为脊灰疫苗相关病例。冀斌感到怒不可遏,“这些人就是在睁眼说瞎话,装傻充愣好糊弄我们这些更傻更愣的老百姓”。无奈之下,冀斌选择了在今年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但是这次还真没白去,回来地方政府就以救济的名义给了四万元,和其他的疫苗受害家庭一样,冀斌也陷入了这个“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谁想这样啊, 我们只想过平和的日子,你依法行事给我们解决了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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