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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刑法》第399条第2款之规定,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依法构成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司法实践中,办理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涉罪案件,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重点研究:
一、 关于“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的界定
1、“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是法定构成本罪的时空条件。不具备此条件,就有可能是彼罪亦或是非罪。对“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这一法定条件,笔者认为 有必要从广义上作出理解。即凡依据《民事诉讼法》进行的审判,均应界定为民事审判活动,包括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海事、海商案件的审判。目前比较有些争议的 是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活动,是否可理解为广义的审判活动?审判人员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违法调解的,能否构成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由于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往往具有一定阻力。对此,笔者的观点是:违法进行的调解,达“情节严重”的客观标准,给一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法律后果的,应当以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论处。其理由在于:其一,我国民诉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调解一旦成立就几乎等同于判决和裁定的效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如不履行,就会出现强制执行等一系列的法律后果;其二,根据民诉法规定,调解是在审判人员主持下,当事人双方自 愿达成的协议。但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出现个别审判人员故意偏袒一方,而强迫另一方签订违背其意愿的调解协议,这种调解貌似双方自愿、合法,实为违反设立 调解的立法本意,具有明确的枉法舞弊情节,会给当事人一方带来一系列同枉法裁判一样的法律后果,严重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此违法调解,同枉法裁判一样 都是审判人员直接故意造成的,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所以,我们不能只赋予调解以等同裁判的法律效力,而对产生该法律效力的先前行为--审判人员故意枉法 行为,不考虑追究任何责任,这显然不公平的。
2、刑法修正案(四)增补的第399条第3款规定: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所谓“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是否应属于广 义的审判活动?对此,有人认为,审判与执行是各自独立的活动,这是因为审判活动的结点终止于裁判作出的时刻,而不是执行完毕的 时刻。“执行”与“审判”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前者只不过是推动后者实现其目的的一种法律手段而已。因此,对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致当事人利益遭受 重大损失的,应该单独确立罪名。即当行为人分别在审判活动中或是在执行活动中枉法裁判或是枉法执行的,应分别选择成立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和执行判决、裁 定失职罪及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而笔者认为,法院执行工作是否属于审判活动范畴,这主要是个划分标准问题。从外部宏观的视野来评价人民法院的业务, 将民事执行工作划归“审判活动”似乎并无不妥。但这并不意味着罪名可以划一而不加选择。因为从微观上讲,审判与执行,在法院内部是有明确分工的,二者在时 空条件上是不等的。为了准确认定犯罪,避免罚不当其罪,完全有必要将审判活动中的枉法裁判与执行活动中的玩忽职守与滥用职权行为作出区分,因为这样才能更 符合《刑法》修正案确定的犯罪构成,更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二、枉法裁判是否包括枉法调解
所谓法院调解,是指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通过平等协商的方法,达成协议,并由人民法院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对协议内容予以确认,以解决民事权益争议的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法院调解包括两层意义:一是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法制教育和思想疏导工作的活动;二是指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主持和引导当事人用平等协商的办法解决纠纷,达成协议,终结诉讼。法院调解与判决裁定一样,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是人民法院的一种诉讼活动。
枉法调解是指具有审判职责的审判人员在调解的过程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有损当事人正当、合法权益的调解行为。司法实践中,枉法调解的形式通常表现为:一是欺诈调解。有些审判人员利用当事人不懂法律、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勾结一方当事人,欺骗另一方当事人,故意做有损于另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调解结论。二是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有的审判人员错误地认为,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就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具体表现,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不存在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为减少诉讼之累,逃避诉讼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有的审判人员不惜利用司法公权,恐吓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违背当事人的意愿,迫使当事人让步,搞违法调解。三是是非不清、责任不明、“和稀泥”式的调解。有些司法人员往往用“和稀泥”的方法,以违法调解代替当事人的举证和人民法院必要的收集、调查证据的工作,使得案件是非不分,从而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论哪一种枉法调解方式,由于都违法处分了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与枉法裁判、裁定的本质一样,违背了审判人员廉洁奉公、秉公执法的基本职责要求,是对法律直接、严重的破坏。
审判人员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枉法调解是否构成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有观点认为枉法裁判仅指枉法裁定和判决,不包括枉法调解。理由是:1.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调解,不同于民事审判程序;民事调解书不同于民事裁定和判决。2.法院调解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人民法院只能说服教育,引导当事人在自愿自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决不能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接受人民法院的意见,而且在调解书送达之前,当事人有机会认真考虑,不同意调解的仍可提出,由法院继续审理或判决。
笔者认为枉法裁判应涵盖枉法调解。其一,通过上述对枉法调解表现形式的分析可见枉法调解的本质与枉法裁判的本质相同,都是审判人员滥用职权的司法行为,都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它不仅违反了法院调解所必须坚持的分清是非、自愿合法的基本原则,更由于其违法地处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导致正当权益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从实体权利受到侵犯的角度看,枉法调解的社会危害性也与枉法裁判相同。其二,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活动,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职权。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和当事人进行的诉讼活动,由法官主持是人民法院审理活动和当事人活动的结合,调解协议,经法院确定即具有法律效力。用调解方式解决争议的调解书和判决书、裁定书一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法院调解生效后,证明人民法院已经从法律上解决了当事人的纠纷,结束了诉讼程序,其结果非经审判监督程序不得变更。因此法院调解与判决、裁定一样,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是人民法院的一种诉讼活动。枉法调解既侵犯了公民合法权益,又扰乱了正常的审判程序,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对于徇私舞弊,弄虚作假,隐瞒或者伪造案件有关证据或者采取胁迫手段强迫当事人调解,情节严重的行为,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枉法裁判行为应作扩张解释,“裁判”不仅指裁定和判决,还包括调解。
三、关于本罪在检察机关内部的管辖分工问题
第399条规定的罪名,属于渎职犯罪,在外部分工上属于检察机关管辖,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不存争议。笔者的问题是,对于这类涉民案件,检察机关在内部分工上应该如何配置侦查权才更为合理。
2005年1月最高检下发的《民事行政检察厅〈关于调整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侦查分工的通知〉认真做好查办审判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第 2条规定,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负责侦查的案件范围是:在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过程中发现的审判人员、执行人员在民事行政裁判、调解、执行中的职务犯罪,以及 相关联的行贿、介绍贿赂等案件。所以,检察机关的民行检察部门对于涉民的贪污,受贿,行贿,介绍贿赂,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执行判决、 裁定滥用职权等多种罪名,都具有侦查管辖权。
一、 关于“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的界定
1、“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是法定构成本罪的时空条件。不具备此条件,就有可能是彼罪亦或是非罪。对“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这一法定条件,笔者认为 有必要从广义上作出理解。即凡依据《民事诉讼法》进行的审判,均应界定为民事审判活动,包括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海事、海商案件的审判。目前比较有些争议的 是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活动,是否可理解为广义的审判活动?审判人员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违法调解的,能否构成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由于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往往具有一定阻力。对此,笔者的观点是:违法进行的调解,达“情节严重”的客观标准,给一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法律后果的,应当以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论处。其理由在于:其一,我国民诉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调解一旦成立就几乎等同于判决和裁定的效力。当事人必须履行,如不履行,就会出现强制执行等一系列的法律后果;其二,根据民诉法规定,调解是在审判人员主持下,当事人双方自 愿达成的协议。但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出现个别审判人员故意偏袒一方,而强迫另一方签订违背其意愿的调解协议,这种调解貌似双方自愿、合法,实为违反设立 调解的立法本意,具有明确的枉法舞弊情节,会给当事人一方带来一系列同枉法裁判一样的法律后果,严重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此违法调解,同枉法裁判一样 都是审判人员直接故意造成的,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所以,我们不能只赋予调解以等同裁判的法律效力,而对产生该法律效力的先前行为--审判人员故意枉法 行为,不考虑追究任何责任,这显然不公平的。
2、刑法修正案(四)增补的第399条第3款规定: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所谓“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是否应属于广 义的审判活动?对此,有人认为,审判与执行是各自独立的活动,这是因为审判活动的结点终止于裁判作出的时刻,而不是执行完毕的 时刻。“执行”与“审判”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前者只不过是推动后者实现其目的的一种法律手段而已。因此,对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致当事人利益遭受 重大损失的,应该单独确立罪名。即当行为人分别在审判活动中或是在执行活动中枉法裁判或是枉法执行的,应分别选择成立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和执行判决、裁 定失职罪及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而笔者认为,法院执行工作是否属于审判活动范畴,这主要是个划分标准问题。从外部宏观的视野来评价人民法院的业务, 将民事执行工作划归“审判活动”似乎并无不妥。但这并不意味着罪名可以划一而不加选择。因为从微观上讲,审判与执行,在法院内部是有明确分工的,二者在时 空条件上是不等的。为了准确认定犯罪,避免罚不当其罪,完全有必要将审判活动中的枉法裁判与执行活动中的玩忽职守与滥用职权行为作出区分,因为这样才能更 符合《刑法》修正案确定的犯罪构成,更能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二、枉法裁判是否包括枉法调解
所谓法院调解,是指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通过平等协商的方法,达成协议,并由人民法院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对协议内容予以确认,以解决民事权益争议的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法院调解包括两层意义:一是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法制教育和思想疏导工作的活动;二是指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主持和引导当事人用平等协商的办法解决纠纷,达成协议,终结诉讼。法院调解与判决裁定一样,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是人民法院的一种诉讼活动。
枉法调解是指具有审判职责的审判人员在调解的过程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做有损当事人正当、合法权益的调解行为。司法实践中,枉法调解的形式通常表现为:一是欺诈调解。有些审判人员利用当事人不懂法律、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勾结一方当事人,欺骗另一方当事人,故意做有损于另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调解结论。二是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有的审判人员错误地认为,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就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具体表现,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不存在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为减少诉讼之累,逃避诉讼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有的审判人员不惜利用司法公权,恐吓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违背当事人的意愿,迫使当事人让步,搞违法调解。三是是非不清、责任不明、“和稀泥”式的调解。有些司法人员往往用“和稀泥”的方法,以违法调解代替当事人的举证和人民法院必要的收集、调查证据的工作,使得案件是非不分,从而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论哪一种枉法调解方式,由于都违法处分了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与枉法裁判、裁定的本质一样,违背了审判人员廉洁奉公、秉公执法的基本职责要求,是对法律直接、严重的破坏。
审判人员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枉法调解是否构成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有观点认为枉法裁判仅指枉法裁定和判决,不包括枉法调解。理由是:1.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调解,不同于民事审判程序;民事调解书不同于民事裁定和判决。2.法院调解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人民法院只能说服教育,引导当事人在自愿自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决不能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接受人民法院的意见,而且在调解书送达之前,当事人有机会认真考虑,不同意调解的仍可提出,由法院继续审理或判决。
笔者认为枉法裁判应涵盖枉法调解。其一,通过上述对枉法调解表现形式的分析可见枉法调解的本质与枉法裁判的本质相同,都是审判人员滥用职权的司法行为,都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它不仅违反了法院调解所必须坚持的分清是非、自愿合法的基本原则,更由于其违法地处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导致正当权益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从实体权利受到侵犯的角度看,枉法调解的社会危害性也与枉法裁判相同。其二,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活动,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职权。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和当事人进行的诉讼活动,由法官主持是人民法院审理活动和当事人活动的结合,调解协议,经法院确定即具有法律效力。用调解方式解决争议的调解书和判决书、裁定书一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法院调解生效后,证明人民法院已经从法律上解决了当事人的纠纷,结束了诉讼程序,其结果非经审判监督程序不得变更。因此法院调解与判决、裁定一样,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是人民法院的一种诉讼活动。枉法调解既侵犯了公民合法权益,又扰乱了正常的审判程序,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对于徇私舞弊,弄虚作假,隐瞒或者伪造案件有关证据或者采取胁迫手段强迫当事人调解,情节严重的行为,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枉法裁判行为应作扩张解释,“裁判”不仅指裁定和判决,还包括调解。
三、关于本罪在检察机关内部的管辖分工问题
第399条规定的罪名,属于渎职犯罪,在外部分工上属于检察机关管辖,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不存争议。笔者的问题是,对于这类涉民案件,检察机关在内部分工上应该如何配置侦查权才更为合理。
2005年1月最高检下发的《民事行政检察厅〈关于调整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侦查分工的通知〉认真做好查办审判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第 2条规定,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负责侦查的案件范围是:在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过程中发现的审判人员、执行人员在民事行政裁判、调解、执行中的职务犯罪,以及 相关联的行贿、介绍贿赂等案件。所以,检察机关的民行检察部门对于涉民的贪污,受贿,行贿,介绍贿赂,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执行判决、 裁定滥用职权等多种罪名,都具有侦查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