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2日，赵半狄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一次特殊的野餐会。当天是他在尤伦斯个展“赵半狄的中国Party ”的最后一天。这个野餐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油画作品《中国Party》前进行。期间，赵半狄和朋友们在展区内铺上野餐布，摆上食物，一边吃喝，一边玩儿游戏，不时有观众来参观。赵半狄说，在展厅内举行野餐可以被视为一种行为艺术，是对此次展览主题“中国Party”概念的延展。
　　这种派对式的行为艺术在2016年也上演过一次，那是一个名为“中国Party·肖邦”的项目，赵半狄邀请亲朋参与在成都郊区举办的聚会，同时一位少女在湖中演奏肖邦的钢琴曲。在派对过程中，赵半狄完成了画作《中国Party》。
　　这两件行为艺术作品是赵半狄和“熊猫时代”说再见之后的创作。
　　作为一名艺术家，赵半狄最早以“现实主义”绘画的精湛技巧而闻名，绘画作品构图严谨、笔法克制，以叙事性的日常场景为对象，刻画具体时空中普通人的存在与精神状态。中国最著名的油画家之一靳尚谊曾给他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打出了全年级最高分数——满分5分；而在1990年代初，他的绘画作品就拍卖出数万美元的高价；到2013年，他的绘画作品拍卖成交价已超过1300万人民币。
　　不过，就在赵半狄的绘画事业如日中天时，叛逆的他却选择放下了画笔。特别是1996年之后，赵半狄开始运用辨识度极高、国家象征符号的可爱熊猫形象，创作了一系列摄影、装置、行为和多媒体作品，开始了他的“熊猫时代”。
　　“熊猫时代”的赵半狄是有争议的，但近20年裹挟熊猫形象的作品让他的艺术深度介入公共领域，成为了大众认识他的一个标志。1999年《赵半狄和熊猫》，他以和熊猫对话的视觉形式创作了一系列展示公益性内容的灯箱。2004年《熊猫人失恋的故事》中，他将两家使用其广告摄影作品而未注明版权信息的媒体告上法庭，通过在法庭现场“插播”虚构女友的信件而扰乱了秩序，最终获得胜诉。2005年，他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举办了一场虚构的私人奥运会“开幕式”。2007年，他和熊猫团队去往不同的地方进行“熊猫慰问”。2008年开始，他多次抵制美国大片《功夫熊猫》，还与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进行了沟通。
　　而赵半狄最有争议的“熊猫作品”是2007年和2009年分别在北京和巴黎举行的“熊猫时装秀”，以及2013年的电影《让熊猫飞》。
　　“熊猫时装秀”中，赵半狄用熊猫符号演绎了中国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角色，包括了民工、追星族、乞丐、同性恋、网络红人、法官、三陪、二奶、腐败官员等33套时装。这两场时装秀在当代艺术领域大获成功，但也招来社会不同层面的很多非议。时装秀后，赵半狄还向工商局申请注册“半狄熊猫”时装品牌商标，但被驳回，法院也支持了这一驳回。
　　《让熊猫飞》耗时三年拍摄，却是豆瓣评分只有2.0分的一部电影。不过，这部电影并不是商业片，赵半狄其实是用电影的形式在完成一个艺术项目。2010年至2013年，赵半狄发起艺术慈善项目“用创造力换一座孤老院”，吸引两万多名青少年参与创作艺术作品，他利用所得收入在河南省开封市建立了一家孤老院，让46名孤寡老人获得安身之所。这个电影则是这一项目的呈现方式之一，内容也以此展开。
　　然而，《让熊猫飞》成为了赵半狄“熊猫时代”的最后一件作品。此后，他又拿起了画笔，也开始了新的行为艺术，但今后的一切仍处在不确定之中。
　　您在1990年代初期绘画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放弃绘画转而进入 “熊猫时代”，最主要的动机和考虑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契机？
　　赵半狄： 动机也不是很纯，从虚荣心的角度来说，仅当画家还是缺少光环的，当然，我也是希望新的光亮能点燃我内心的热情。
　　1993年，我被邀请参加 “中国前卫艺术展”，在欧洲走了一圈，也去了美国，整个巡展历时七个月。这次大展使我大开眼界，我不光是看到了国外的艺术，还看到我的同代人在干什么。在这之后，我找到了一点点放弃绘画的契机。我觉得我应该换个活法。作为一个画家，我似乎能够感觉到人生的轨迹会很顺利，但是我觉得应该挑战一下自己。我始终相信，艺术家的生活一定是影响了艺术，我不想一辈子做个画家，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
　　另外，我的画看上去很轻松，但这中间经历了很多磨难，很痛苦。我画不好，晚上睡觉不舒服，我画得好了，有时候会半夜醒来开灯再看一眼。长此以往我觉得受不了，可能要成梵高了，后来就有了“熊猫”的想法。
　　从1996年与张浅潜合作《三口之家》开始，您的熊猫作品涉及到许多行为艺术，不过我在现有的采访和资料中，却很少看到有人直言这些作品是行为艺术。在您看来，“熊猫时代”的创作，和行为艺术的關系是什么？
　　赵半狄： 这些作品是行为艺术，但是我的这些创作是有开拓性的，我的作品扩展了以往既定的艺术边界，当然也包括行为艺术的边界。
　　我觉得熊猫这个符号具有辨识度，有点像“国家符号”，也没有什么特别生动的内涵。它本身空洞但又特别可爱，很有亲和力。我作品中第一个熊猫形象出现在一张年历上，就是《三口之家》。图像是我抱着一只熊猫，旁边站着张浅潜。荷兰人戴汉志把这个年历寄给了全世界的400多个艺术界人士。但做完年历我意识到，尽管被寄到了全世界，这还是小众作品，太晦涩了，我要做简单的，不要创造自己的符号。之后，我去街头看文明公约和一些标语，我就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足够公共化，我要用自己的形式做到这样的公共化。我觉得这是那个时期我在创作中走出的很重大的一步，我跟熊猫在一起要表现的必须是主流社会的内容。 　　您在创作一个熊猫作品的时候，哪些事或哪些人会成为创作的灵感和线索？
　　赵半狄： 其实你被裹挟在混沌的“熊猫”社会中，你呼吸的空气都是线索。我会给自己一个暗示，作品本身是什么，传递的信息并不重要，但是作品本身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沟通的媒介，能否是连接我和社会的一个桥梁呢？
　　我对凶猛的行为艺术不感兴趣，我希望即便自己做，也是一个优雅的姿态。对我来说，不管是讽刺还是戏谑，都要不乏优雅，应该把它们结合到一起。
　　2007年及2009年的熊猫时装秀和2013年的电影《让熊猫飞》，有行为艺术的成分吗？
　　赵半狄： 由于“熊猫时装秀”造成了广泛而负面的社会影响，2010年申请注册“半狄熊猫”商标被工商局驳回，三年后高等法院驳回了起诉，称“半狄熊猫”无法在商业领域被使用，所以“熊猫时装秀”最终定格为一次行为艺术。
　　关于我的电影，它和通常的电影是不同的，它最精彩的剧情是在现实中改变了46个孤寡老人的生活。诉求不同，所以我的电影可以接受零票房，我用熊猫的概念，完成了“熊猫时代”最后一个艺术项目，成就现实中这样一件事情：在黄河边上建一座孤老院，现在46个孤寡老人已入住两年多了。
　　对于行为艺术创作来说，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赵半狄： 最困难的是你不能确定哪种媒材能够“正确”传达行为艺术，但所有的媒材甚至误传都是通道。
　　很多人会觉得当代艺术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很远，很多内容很难被看懂。您的“熊猫”作品也招致很多非议，在您来看，你的熊猫作品和观看者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赵半狄： 有关系融洽的时候，也有关系不妙的时候。这么多年，我的“熊猫时代”是在展开我自己的世界，我认为我跟主流世界是平行的，偶尔和它交叉、交错。但是人们可能不理解，只是以图像、影像来看这个作品，但是没有关系，好在我走过来了，这是我的人生。艺术生活对我很重要，不仅仅是我的活法，更是我的机会，是我能够自由生活的机会。
　　2013年，您结束了“熊猫时代”，这又是为什么呢？和当年放弃绘画有什么不一样？
　　赵半狄： 最主要原因是“熊猫”社会令我失望了。还有原因可能是我的叛逆期很长，我总是想远离自己最熟悉的那部分。曾经，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毕业作品得到全年级唯一的5分，所有人都说赵半狄的技巧一流，画得好！我当时就想“凭什么要得到大家认可的这么一种好？”我要扔下这些，做点儿陌生的事情。所以1993年之后，哪怕是胡闹，哪怕不是艺术的，都是对我的挑戰，装置、行为、综合媒介我都想尝试一遍。
　　如今，我对表面的“新”已经没有兴趣了。我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也许这样创造力能离我更近一点。而画笔对我来说是古典的，跟这个社会反到有某种对应。我觉得整个世界是沉沦的，我看不到希望，拿起古典画笔能使我与这个时代保持距离，我喜欢这种距离感。
　　在您看来，这两年的新作品《中国Party·肖邦》以及刚结束不久的、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野餐会，是一种行为艺术吗？
　　赵半狄： 是行为艺术。在尤伦斯的野餐，愉悦而且令我遐想，那就让它继续下去吧，我还没野餐够呢！
　　从进行艺术创作至今，您有什么遗憾吗？
　　赵半狄： 遗憾只能装在心底。
　　想问下您怎么看待行为艺术在中国的状态和发展。
　　赵半狄： 行为艺术、行为艺术家本身和公众，都狭隘了一些，不光中国，世界范围也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觉得需要有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