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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是国家“软实力”和“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府决策、企业发展、社会舆论与公共知识传播具有深刻的影响。国际上对于智库的定义和研究较早，而其中较为权威、具有公信力的智库排行榜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以下简称“宾大”）劳德研究所（The Lauder Institute）“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下的《全球智库报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2006年，在TTCSP框架下，宾夕法尼亚大学启动了全球智库指数项目，对全球智库进行评测和排名。每年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对我国智库评价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双向结合制定评测指标
《全球智库报告》评测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在评估前，进行智库数据更新和评测专家招募;第二步是以10个或10个以上样本为一组，开展专家测评;第三步是结果反馈及报告整理发布。该报告采用了定性和定量两种方式对智库进行测评。在定性过程中参考以下因素：智库领导层的质量和守信度，包括其调动财力、人力资源，把关智库独立性和影响力的能力;智库成员的素质和声誉，判断其是否为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分析师、专家;研究和分析成果的质量和声誉;招募和留住精英学者和分析师的能力;学术表现和声誉，包括学术出版物的数量和类型、期刊和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被引用次数等;出版物的质量、数量和领域;智库成果对决策的影响;与政策制定者的关系;独立开展研究和分析的承诺（主要针对独立研究机构）;与关键机构的联系水平，如与政府官员、学术界、媒体等主要受众联系的能力;召集关键政策参与者并发展有效的网络和伙伴关系的能力;智库的展示能力，包括政策建议、网络访问、情况介绍、出版物等;研究成果、政策建议和其他学术成果的接受度;公共参与的能力;利用纸质和新媒体等方式抓取关键用户的能力;媒体声誉，如被采访和被引用次数;在社交媒体与决策者、记者和公众的互动能力;网站的数字化建设水平;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有效管理和分配财力、人力资源的能力;完成委托合同的水平;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的创新性;构建学术界与政界沟通桥梁的能力;成功挑战决策者传统思维方式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在定量过程中，制定了以下四个测评指标：一是资源指标（Resource indicators），主要是指智库能够招聘和留住顶尖学者和分析师的能力，以及其资金的质量和稳定性;与决策者和其他政策精英的接触能力、与重要媒体和政策学术界的联系能力以及开展研究并及时作出深入分析的人员、网站的质量和可靠性。二是利用率指标（Utilization indicators），指智库成果被媒体和决策者的引用率、网络点击量，书籍的销售量以及组织会议的参与者。三是产出指标（Output indicators），包含了政策建议的质量和数量、出版物水平、新闻采访及组织研讨会的数量等衡量标准。四是影响指标（Impact indicators），设置了决策者或民间机构对智库建议的接受度、对政党及候选人起到的咨询影响、被授予的奖项、出版物在学术界和媒体的引用量等评价参考。
中国智库影响力稳步提升
在《全球智库报告2020》中，中国有1413家智库被收入评价体系，而2019年该数据样本仅为507家，数量翻了近三倍，这主要得益于近几年我国强调智库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其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成功跻身前30名的国内两家智库。在中印日韩区域智库排名中，有7家中国智库跻身前30名;在能源与资源政策领域排名中，有1家中国智库排进前10名;在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领域排名中，同样也有1家中国智库排进前10名。
通过报告排名可以看出，中国智库的参与数量十分庞大，约占全部样本的12%，但上榜和名列前茅的智库数量并不多，只有1～2家智库具有冲进全球榜单的能力，这个结果虽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客观性，但也在评价体系中忽视了一些中国特有的本土因素，比如政策建议的效果难以衡量、社交媒体的差异性、资金来源的单一性等等。
国际智库评价体系建设的有益借鉴
宾大全球智库评价体系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已形成较为固定的评选模式，积累了可供其他智库评价体系建设借鉴的相关经验。
首先，评价体系较为公平、透明，是《全球智库报告》被认为具有公信力的基礎。现实中绝对的公平和透明是不存在的，各种评测机构只能尽力做到最优。为此，宾大进行过一些尝试，比如为区分美国本土大学和机构在体系中的排名，评审团队将美国智库单独列出，排名分类设计为“美国智库”和“非美国智库”两个部分。在设计提名范围时尽可能多地涵盖全球多国各类智库，使评测样本更加全面和多元化，其中，2020年发布的报告中就涵盖了全球11175家智库。除此之外，在评审阶段组织多领域数位专家同时参与，尽量减少个人因素对整体结果的影响，并将提名、评审等过程公开化，以便公众及时了解与监督。
其次，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评价体系中的评价指标。为完善自身评价体系，宾大每年都会在评价过程中尝试指标设置的创新与突破。比如，2018年的评价报告中引入了完善升级制度，允许受访者发现并提出往年报告中的重大错误或遗漏，并随时更新修改。2019年评价报告中也曾提出完善新的评价标准，即将连续3年获得顶级智库排名的机构确定为卓越智库，不再参与接下来3年的评选，为其他智库晋升顶级智库排名提供了机会与空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在2020年的评价报告中，增加了智库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内容研究的专栏。由此可以看到，《全球智库报告》评价体系和评价内容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发展不断进行创新和调整。
最后，评价分类的多元化突出了智库的专业化发展方向与特色。实际上，《全球智库报告》并非只是对智库进行综合排名，根据区域、领域、特殊成就分别进行了分类排名，为不同特色的智库获得排名提供机会。除此之外，排名具体名目的细化度较高，比如将国家众多的亚洲区域进行详细分类，分别设置中亚智库排名、中印日韩智库排名、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排名三个榜单，避免中印日韩较多的智库挤占同一排行榜，这也突出了特色智库在相关领域和地区的发展水平，便于受众快速检索其所需要的目标智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双向结合制定评测指标
《全球智库报告》评测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在评估前，进行智库数据更新和评测专家招募;第二步是以10个或10个以上样本为一组，开展专家测评;第三步是结果反馈及报告整理发布。该报告采用了定性和定量两种方式对智库进行测评。在定性过程中参考以下因素：智库领导层的质量和守信度，包括其调动财力、人力资源，把关智库独立性和影响力的能力;智库成员的素质和声誉，判断其是否为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分析师、专家;研究和分析成果的质量和声誉;招募和留住精英学者和分析师的能力;学术表现和声誉，包括学术出版物的数量和类型、期刊和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被引用次数等;出版物的质量、数量和领域;智库成果对决策的影响;与政策制定者的关系;独立开展研究和分析的承诺（主要针对独立研究机构）;与关键机构的联系水平，如与政府官员、学术界、媒体等主要受众联系的能力;召集关键政策参与者并发展有效的网络和伙伴关系的能力;智库的展示能力，包括政策建议、网络访问、情况介绍、出版物等;研究成果、政策建议和其他学术成果的接受度;公共参与的能力;利用纸质和新媒体等方式抓取关键用户的能力;媒体声誉，如被采访和被引用次数;在社交媒体与决策者、记者和公众的互动能力;网站的数字化建设水平;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有效管理和分配财力、人力资源的能力;完成委托合同的水平;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的创新性;构建学术界与政界沟通桥梁的能力;成功挑战决策者传统思维方式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在定量过程中，制定了以下四个测评指标：一是资源指标（Resource indicators），主要是指智库能够招聘和留住顶尖学者和分析师的能力，以及其资金的质量和稳定性;与决策者和其他政策精英的接触能力、与重要媒体和政策学术界的联系能力以及开展研究并及时作出深入分析的人员、网站的质量和可靠性。二是利用率指标（Utilization indicators），指智库成果被媒体和决策者的引用率、网络点击量，书籍的销售量以及组织会议的参与者。三是产出指标（Output indicators），包含了政策建议的质量和数量、出版物水平、新闻采访及组织研讨会的数量等衡量标准。四是影响指标（Impact indicators），设置了决策者或民间机构对智库建议的接受度、对政党及候选人起到的咨询影响、被授予的奖项、出版物在学术界和媒体的引用量等评价参考。
中国智库影响力稳步提升
在《全球智库报告2020》中，中国有1413家智库被收入评价体系，而2019年该数据样本仅为507家，数量翻了近三倍，这主要得益于近几年我国强调智库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性。其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成功跻身前30名的国内两家智库。在中印日韩区域智库排名中，有7家中国智库跻身前30名;在能源与资源政策领域排名中，有1家中国智库排进前10名;在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领域排名中，同样也有1家中国智库排进前10名。
通过报告排名可以看出，中国智库的参与数量十分庞大，约占全部样本的12%，但上榜和名列前茅的智库数量并不多，只有1～2家智库具有冲进全球榜单的能力，这个结果虽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客观性，但也在评价体系中忽视了一些中国特有的本土因素，比如政策建议的效果难以衡量、社交媒体的差异性、资金来源的单一性等等。
国际智库评价体系建设的有益借鉴
宾大全球智库评价体系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已形成较为固定的评选模式，积累了可供其他智库评价体系建设借鉴的相关经验。
首先，评价体系较为公平、透明，是《全球智库报告》被认为具有公信力的基礎。现实中绝对的公平和透明是不存在的，各种评测机构只能尽力做到最优。为此，宾大进行过一些尝试，比如为区分美国本土大学和机构在体系中的排名，评审团队将美国智库单独列出，排名分类设计为“美国智库”和“非美国智库”两个部分。在设计提名范围时尽可能多地涵盖全球多国各类智库，使评测样本更加全面和多元化，其中，2020年发布的报告中就涵盖了全球11175家智库。除此之外，在评审阶段组织多领域数位专家同时参与，尽量减少个人因素对整体结果的影响，并将提名、评审等过程公开化，以便公众及时了解与监督。
其次，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评价体系中的评价指标。为完善自身评价体系，宾大每年都会在评价过程中尝试指标设置的创新与突破。比如，2018年的评价报告中引入了完善升级制度，允许受访者发现并提出往年报告中的重大错误或遗漏，并随时更新修改。2019年评价报告中也曾提出完善新的评价标准，即将连续3年获得顶级智库排名的机构确定为卓越智库，不再参与接下来3年的评选，为其他智库晋升顶级智库排名提供了机会与空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在2020年的评价报告中，增加了智库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内容研究的专栏。由此可以看到，《全球智库报告》评价体系和评价内容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发展不断进行创新和调整。
最后，评价分类的多元化突出了智库的专业化发展方向与特色。实际上，《全球智库报告》并非只是对智库进行综合排名，根据区域、领域、特殊成就分别进行了分类排名，为不同特色的智库获得排名提供机会。除此之外，排名具体名目的细化度较高，比如将国家众多的亚洲区域进行详细分类，分别设置中亚智库排名、中印日韩智库排名、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排名三个榜单，避免中印日韩较多的智库挤占同一排行榜，这也突出了特色智库在相关领域和地区的发展水平，便于受众快速检索其所需要的目标智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