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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城镇化是国家新的城镇化政策和方针，代表了我国城镇发展的新阶段。2011年全国城镇化平均水平超过50%的标志性水平，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城市发展战略，备受关注，并得到全面推进。这一战略一旦实施，必将揭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新视野，对城乡发展和规划提出新要求。
1.新型城市化：中国城市化政策演进与发展的结果
中国的城市化是由中国政府主导和引导的。城市化政策是政府调控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决定着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大中小城镇关系。这些政策与国家区域发展背景下的引导性区域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相结合，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以利生产，以利生活”的发展建设方针，这一时期实施的是以工业化为主导、以生产为导向的战略。因此，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分离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价格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支持了工业的发展，而牺牲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利益，将积累和支持引向了工业化。从20世纪6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中国意识形态中的“先政治”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停滞，出现了“进城进乡”、“反城市化”等现象，城市化进程几乎停止，甚至倒退。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逐步重视城市建设，鼓励发展小城镇，促进当地农村城镇化。20世纪80年代，政府开始重视建设和发展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区，确立了“城市带动发展县”的模式，逐步放弃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市，“尊重城市化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提倡中心城市在规模和实力上都要发展。因此，大都市圈和城镇群逐渐成为快速城市化的核心障碍。2008年，新《城乡规划法》颁布，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作为城市化进程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受到同等重视。2012年，中央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按照“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
1949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政策是按照计划经济时期牺牲农村发展的非城市化和工业化方向发展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把城市居民和知识分子送到山区和农村（反城市化）的做法→计划经济转轨时期“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市场经济发展时期以中心城市为导向的城市化→中国特色城市化，是市场经济完善时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产物→以市场经济正常化时期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的一项新型城镇化政策，是对过去指导城镇发展和城镇化的政策的继承、发展和突破。它特别代表了一条协调和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摒弃了过去中国财政实力尚不强大时陷入“双重挤压”的做法。
2.新型城镇化：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
1949-1978年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呈现出初期低增长、后期剧烈波动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发展缓慢，城市化水平长期低于20%，城市化率从1949年的10.6%提高到1978年的17.9%，30多年来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1978年以后城镇化进程迅速，1990年城镇化率为26.44%，2008年城镇化率为45.68%，2011年底城镇化率为51.27%，是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201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超过53%，改变了“以农为本”的基本格局，但快速的空间城市化并没有导致相应的人口城市化;相反，它导致了一系列分阶段出现的问题。在第一阶段，问题涉及普遍浪费、透支以及城市土地、资源和环境的高效和过度开发。第二阶段，在城市发展圈地过程中的“城中村吞并”运动中，一些农民在“城中村并迁”后不得不住进居民点，甚至住进楼房。由于发展速度过快，一些村庄无法临时拆除，一些农村地区成为城市的“飞地”（或“城中村”）。这些问题仍然是当今中国城市转型和改造的难点。在城市建设方面，在坍塌价值评价标准下，城市形态、建筑肌理、环境规模在多个尺度上呈现出破碎异质的现象。
“回不去的家乡”反映了农村的一个严重问题。今天，传统的建设模式所产生的公约，有效性和地区差异（即，所隐含的“地方文化/习俗变化，即使在小的地理距离”）正在迅速消失。此外，这种差异是由不同地区生活圈中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造成的。不明确的城市身份、交通可达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传统建筑技术的衰落是主要原因。
城市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已成为一个紧迫而严峻的问题。近三十年来，我国土地利用效率低，能源和水资源循环利用效率低，生态环境承载力低，城镇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新增城镇用地1004平方公里，消耗标准煤6000万吨，城市用水量17亿立方米，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下降0.0073，从而引发生态系统功能的丧失和退化，严重影响城镇的健康发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2014）。
新型城镇化是指城镇化水平超过50%以后，快速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阶段。鉴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发展问题和矛盾，基于新的发展背景和形势，城市化“新常态”代表着从速度快、规模大到质量提高、结构调整的转变。在中国，城市化的“新常态”补充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变化。例如，对外开放政策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由外商投资驱动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老龄化、机动化、社会分化，高铁和信息网络的普及，以及公共服务效益。因此，新型城镇化阶段与传统城镇化阶段在发展背景和发展模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也有可能出现不同于传统的新问题和新矛盾。
新型城镇化具有以人为本、生态文明、智能化、低碳、绿色、环境友好等特点，旨在协调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实现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根据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完成的政府工作报告，优先解决“三亿人”问题;那也就是说，必须通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住房，引导其在中西部地区就地城镇化，促进1亿农业人口在城镇的定居。这一目标很可能引起一系列有关城乡规划和建筑的规划设计理念的变化。
作为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我们一定要改变“技术精英”的传统思维，与社区和基层进行职业理念的探讨，反思实践伦理。
参考书目：
1、《中国建筑节能发展报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国建筑出版社
2、《江苏建筑文化的认同与提升策略》
3、《乡土建筑的乡土特色与品质提升》，江苏省住房城乡发展部，江苏建设，第1卷，东南大学出版社，南京（2012），第23-33页
4、《新型城镇化指标的定量研究》
5、《规划师》（2013），第78-82页
6、《中国城市》，-----如何实现更好的城市化6（2013），第30-33页
作者简介：吕炜，江苏省南通市，南通职业大学，艺术设计學院。
1.新型城市化：中国城市化政策演进与发展的结果
中国的城市化是由中国政府主导和引导的。城市化政策是政府调控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决定着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大中小城镇关系。这些政策与国家区域发展背景下的引导性区域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相结合，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以利生产，以利生活”的发展建设方针，这一时期实施的是以工业化为主导、以生产为导向的战略。因此，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分离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价格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支持了工业的发展，而牺牲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利益，将积累和支持引向了工业化。从20世纪6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中国意识形态中的“先政治”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停滞，出现了“进城进乡”、“反城市化”等现象，城市化进程几乎停止，甚至倒退。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逐步重视城市建设，鼓励发展小城镇，促进当地农村城镇化。20世纪80年代，政府开始重视建设和发展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区，确立了“城市带动发展县”的模式，逐步放弃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市，“尊重城市化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提倡中心城市在规模和实力上都要发展。因此，大都市圈和城镇群逐渐成为快速城市化的核心障碍。2008年，新《城乡规划法》颁布，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作为城市化进程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受到同等重视。2012年，中央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按照“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
1949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政策是按照计划经济时期牺牲农村发展的非城市化和工业化方向发展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把城市居民和知识分子送到山区和农村（反城市化）的做法→计划经济转轨时期“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市场经济发展时期以中心城市为导向的城市化→中国特色城市化，是市场经济完善时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产物→以市场经济正常化时期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的一项新型城镇化政策，是对过去指导城镇发展和城镇化的政策的继承、发展和突破。它特别代表了一条协调和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摒弃了过去中国财政实力尚不强大时陷入“双重挤压”的做法。
2.新型城镇化：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
1949-1978年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呈现出初期低增长、后期剧烈波动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发展缓慢，城市化水平长期低于20%，城市化率从1949年的10.6%提高到1978年的17.9%，30多年来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1978年以后城镇化进程迅速，1990年城镇化率为26.44%，2008年城镇化率为45.68%，2011年底城镇化率为51.27%，是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201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超过53%，改变了“以农为本”的基本格局，但快速的空间城市化并没有导致相应的人口城市化;相反，它导致了一系列分阶段出现的问题。在第一阶段，问题涉及普遍浪费、透支以及城市土地、资源和环境的高效和过度开发。第二阶段，在城市发展圈地过程中的“城中村吞并”运动中，一些农民在“城中村并迁”后不得不住进居民点，甚至住进楼房。由于发展速度过快，一些村庄无法临时拆除，一些农村地区成为城市的“飞地”（或“城中村”）。这些问题仍然是当今中国城市转型和改造的难点。在城市建设方面，在坍塌价值评价标准下，城市形态、建筑肌理、环境规模在多个尺度上呈现出破碎异质的现象。
“回不去的家乡”反映了农村的一个严重问题。今天，传统的建设模式所产生的公约，有效性和地区差异（即，所隐含的“地方文化/习俗变化，即使在小的地理距离”）正在迅速消失。此外，这种差异是由不同地区生活圈中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习惯造成的。不明确的城市身份、交通可达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传统建筑技术的衰落是主要原因。
城市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已成为一个紧迫而严峻的问题。近三十年来，我国土地利用效率低，能源和水资源循环利用效率低，生态环境承载力低，城镇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新增城镇用地1004平方公里，消耗标准煤6000万吨，城市用水量17亿立方米，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下降0.0073，从而引发生态系统功能的丧失和退化，严重影响城镇的健康发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2014）。
新型城镇化是指城镇化水平超过50%以后，快速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阶段。鉴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发展问题和矛盾，基于新的发展背景和形势，城市化“新常态”代表着从速度快、规模大到质量提高、结构调整的转变。在中国，城市化的“新常态”补充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变化。例如，对外开放政策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由外商投资驱动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老龄化、机动化、社会分化，高铁和信息网络的普及，以及公共服务效益。因此，新型城镇化阶段与传统城镇化阶段在发展背景和发展模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也有可能出现不同于传统的新问题和新矛盾。
新型城镇化具有以人为本、生态文明、智能化、低碳、绿色、环境友好等特点，旨在协调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实现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根据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完成的政府工作报告，优先解决“三亿人”问题;那也就是说，必须通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住房，引导其在中西部地区就地城镇化，促进1亿农业人口在城镇的定居。这一目标很可能引起一系列有关城乡规划和建筑的规划设计理念的变化。
作为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我们一定要改变“技术精英”的传统思维，与社区和基层进行职业理念的探讨，反思实践伦理。
参考书目：
1、《中国建筑节能发展报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中国建筑出版社
2、《江苏建筑文化的认同与提升策略》
3、《乡土建筑的乡土特色与品质提升》，江苏省住房城乡发展部，江苏建设，第1卷，东南大学出版社，南京（2012），第23-33页
4、《新型城镇化指标的定量研究》
5、《规划师》（2013），第78-82页
6、《中国城市》，-----如何实现更好的城市化6（2013），第30-33页
作者简介：吕炜，江苏省南通市，南通职业大学，艺术设计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