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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残匪仍在贵州部分乡村活动，危害百姓。形势需要组织力量到农村去工作，西南革命大学贵阳分校承担了培训干部的任务，我就在这所学校任区队长。分到队上来的40多名学员中，有12个女学员。一位中等身材，乌黑的齐肩短发遮去半边脸的城市姑娘很特别。她不爱说话，有时勉强说几句，脸也红红的，显得纯洁而美丽，第一眼看见她，就让我怦然心动。“革大”分校虽不属于部队，但按部队要求管理，纪律很严，我只能把对她的好感悄悄埋在心里。
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我们被分配到贵州省瓮安县银盏村去开展工作。这里四面环山，农户分散，有钱人家大都修了碉堡。为了安全，我们就住在肖家修的碉堡里。碉堡分三层，比我长几岁的老周住底层，兼作厨房用；我住第二层，兼作办公室；我和老周认为第三层最安全，让这位不爱说话的城市姑娘居住。碉堡比较小，一层只有一小间，每层的楼梯口就是房门口，等于没门。她上第三层，必经一、二层。
白天，我们走村串寨，晚上，集中在我住的地方，在油灯下整理资料。和这位叫阿凤的姑娘渐渐熟了，我洗衣服，她就主动过来帮忙；她拿重东西，我当然不会站着看。我一忙就把脏衣服、臭袜子塞在床下，她就悄悄拿去洗；她不会烧火做饭，我在部队里经过锻炼，便一揽包干。一次，我在睡懒觉，她突然出现在面前，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今天天气好，把内衣内裤换了，被子拆了，我拿去洗。”她勇敢地看着我，目光里含着一种深情。
老周善解人意，经常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我们彼此间距离也就越来越近了。她最初叫我区队长、队长，继而叫章建人，后来就省去了姓。没人的时候，亲昵而俏皮地喊我“阿建”。我知道这些微妙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可是，当时有规定，必须25岁以上、8年军龄以上、团级以上的干部才允许恋爱、结婚（被我们称为“二五八团”规定）。我和心爱的阿凤不但不能结婚，连恋爱都在禁止之列，违者以违纪论处。当时，我和阿凤同在一个小山村工作，住一个碉堡，常常一个洗菜，一个挑水；一个劈柴生火，一个煮饭，无处不表现出只有夫妻才有的关心、爱护和体贴。一位老奶奶以为我们是夫妻，说“和和美美，多好的一对”。在那种情况下，不要说谈恋爱，就是同居，也没人知道。但我们彼此尊重，不要说越轨，连手也没拉过一次。
不久，我离开银盏村，到另一个区接受新任务，她悄悄塞给我一张半身照片，照片上是风姿绰约的阿凤，却没有留言。我要离开她了，千言万语，不知道该说什么，回赠给她的只是依依惜别的一眼。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暂时的分别，竟然造成终身遗憾。不属一个区队，分别半年多，仅仅见了两次面，而且都是集中在县城“整风”的时候。“整风”，当然包括整谈情说爱。我和阿凤关系密切，早有风传，不得不倍加小心。“整风”期间，强调集体行动，我必须跟大家在一起。偶尔见上一面，只能争分抢秒地说上几句，每次都以“以后详谈”，把没说完的话包含进去。两次“整风”，都没有捞着详谈的机会。最糟糕的是第二次“整风”以后，她被调回贵阳，我得留在原地工作一段时间。她走后给我写过一封信，由于邮路不畅，一个多月才收到。给我寄出那封信的第3天，她又调了，去了哪里？不知道。我寄给她的信，由于无法投递而成死信。3个月以后，我调回贵阳。不久，派往黔北某市工作。从此，我和阿凤断了联系。4年后初夏的一个傍晚，我在贵阳街头偶然碰见老周，他说，阿凤有人了。我无法形容当时的痛苦与绝望。
事后才知道，共和国颁布了《婚姻法》，不再执行“二五八团”的规定。阿凤在当地未婚女青年干部中是佼佼者，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其实，这时候的阿凤，正处于极度苦闷之中。组织部门正以组织的名义无休止地找她谈话，好心的老大姐们不厌其烦地“牵线搭桥”，要她嫁给某位领导；同时，还得应对小伙子们的频频求爱和姐妹们的冷嘲热讽。她勇敢地放话，声明她的白马王子就是我。但口说无凭，久了还是不行。她于是由爱而转为恨、怨。
没有尽头的等待，没完没了的应对，弄得阿凤惶惶不可终日。一位好友开玩笑说，干脆抓阄。这位好友把向她求婚人的姓名，分别写在纸片上，搓成团，抓到谁就选谁。这玩笑不胫而走，一个追求者更加大胆地接近阿凤，以至造成难以弥合的伤痛……
我们终于见面了。这是企盼已久的见面，但它真的到来了，又感到那么突然、痛苦和懊丧。阿凤哭泣不止，责备自己背叛了初衷。我只能极力克制自己，好生劝慰，总不能让她痛上加痛啊！我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只能面对现实，我们还是好朋友啊。”我们这样说，也这样做了。 我和她相距几百里，不能经常见面，却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我们在坚守不伤害对方家庭的情况下，亲切如初。尽管多么想透彻地诉说思恋之情，都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
这么多年，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我被下放劳动，调到基层去，受过错误处理，她都始终如一地信任我。我调到哪里，她的信就到哪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天凉了，她提醒我该加衣服了；知道我身体不好，提醒我按时服药。夫人对我和她过去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非常理解，阿凤每次到来，她都盛情招待。阿凤只有一件大事没有告诉我，她年过半百之后，还是离婚了。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我没问，怕引起她更深的伤痛。
她会准时给我寄生日礼物：吃的、穿的、用的……最后一次见面，她才告诉我，早先她就开始给我织一件毛衣，后来没了我的信息，就中断了编织，最近又从箱底翻了出来，她要一针一针的把我们50多年的真挚情感织进去，送给我作75岁的生日礼物。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心肌梗塞，一小时不到，她就与世长辞了。
那件没有织完的毛衣，永远没法织完了，留给我的伤痛同样永远。
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我们被分配到贵州省瓮安县银盏村去开展工作。这里四面环山，农户分散，有钱人家大都修了碉堡。为了安全，我们就住在肖家修的碉堡里。碉堡分三层，比我长几岁的老周住底层，兼作厨房用；我住第二层，兼作办公室；我和老周认为第三层最安全，让这位不爱说话的城市姑娘居住。碉堡比较小，一层只有一小间，每层的楼梯口就是房门口，等于没门。她上第三层，必经一、二层。
白天，我们走村串寨，晚上，集中在我住的地方，在油灯下整理资料。和这位叫阿凤的姑娘渐渐熟了，我洗衣服，她就主动过来帮忙；她拿重东西，我当然不会站着看。我一忙就把脏衣服、臭袜子塞在床下，她就悄悄拿去洗；她不会烧火做饭，我在部队里经过锻炼，便一揽包干。一次，我在睡懒觉，她突然出现在面前，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今天天气好，把内衣内裤换了，被子拆了，我拿去洗。”她勇敢地看着我，目光里含着一种深情。
老周善解人意，经常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我们彼此间距离也就越来越近了。她最初叫我区队长、队长，继而叫章建人，后来就省去了姓。没人的时候，亲昵而俏皮地喊我“阿建”。我知道这些微妙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可是，当时有规定，必须25岁以上、8年军龄以上、团级以上的干部才允许恋爱、结婚（被我们称为“二五八团”规定）。我和心爱的阿凤不但不能结婚，连恋爱都在禁止之列，违者以违纪论处。当时，我和阿凤同在一个小山村工作，住一个碉堡，常常一个洗菜，一个挑水；一个劈柴生火，一个煮饭，无处不表现出只有夫妻才有的关心、爱护和体贴。一位老奶奶以为我们是夫妻，说“和和美美，多好的一对”。在那种情况下，不要说谈恋爱，就是同居，也没人知道。但我们彼此尊重，不要说越轨，连手也没拉过一次。
不久，我离开银盏村，到另一个区接受新任务，她悄悄塞给我一张半身照片，照片上是风姿绰约的阿凤，却没有留言。我要离开她了，千言万语，不知道该说什么，回赠给她的只是依依惜别的一眼。
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暂时的分别，竟然造成终身遗憾。不属一个区队，分别半年多，仅仅见了两次面，而且都是集中在县城“整风”的时候。“整风”，当然包括整谈情说爱。我和阿凤关系密切，早有风传，不得不倍加小心。“整风”期间，强调集体行动，我必须跟大家在一起。偶尔见上一面，只能争分抢秒地说上几句，每次都以“以后详谈”，把没说完的话包含进去。两次“整风”，都没有捞着详谈的机会。最糟糕的是第二次“整风”以后，她被调回贵阳，我得留在原地工作一段时间。她走后给我写过一封信，由于邮路不畅，一个多月才收到。给我寄出那封信的第3天，她又调了，去了哪里？不知道。我寄给她的信，由于无法投递而成死信。3个月以后，我调回贵阳。不久，派往黔北某市工作。从此，我和阿凤断了联系。4年后初夏的一个傍晚，我在贵阳街头偶然碰见老周，他说，阿凤有人了。我无法形容当时的痛苦与绝望。
事后才知道，共和国颁布了《婚姻法》，不再执行“二五八团”的规定。阿凤在当地未婚女青年干部中是佼佼者，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其实，这时候的阿凤，正处于极度苦闷之中。组织部门正以组织的名义无休止地找她谈话，好心的老大姐们不厌其烦地“牵线搭桥”，要她嫁给某位领导；同时，还得应对小伙子们的频频求爱和姐妹们的冷嘲热讽。她勇敢地放话，声明她的白马王子就是我。但口说无凭，久了还是不行。她于是由爱而转为恨、怨。
没有尽头的等待，没完没了的应对，弄得阿凤惶惶不可终日。一位好友开玩笑说，干脆抓阄。这位好友把向她求婚人的姓名，分别写在纸片上，搓成团，抓到谁就选谁。这玩笑不胫而走，一个追求者更加大胆地接近阿凤，以至造成难以弥合的伤痛……
我们终于见面了。这是企盼已久的见面，但它真的到来了，又感到那么突然、痛苦和懊丧。阿凤哭泣不止，责备自己背叛了初衷。我只能极力克制自己，好生劝慰，总不能让她痛上加痛啊！我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只能面对现实，我们还是好朋友啊。”我们这样说，也这样做了。 我和她相距几百里，不能经常见面，却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我们在坚守不伤害对方家庭的情况下，亲切如初。尽管多么想透彻地诉说思恋之情，都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
这么多年，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我被下放劳动，调到基层去，受过错误处理，她都始终如一地信任我。我调到哪里，她的信就到哪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天凉了，她提醒我该加衣服了；知道我身体不好，提醒我按时服药。夫人对我和她过去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非常理解，阿凤每次到来，她都盛情招待。阿凤只有一件大事没有告诉我，她年过半百之后，还是离婚了。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我没问，怕引起她更深的伤痛。
她会准时给我寄生日礼物：吃的、穿的、用的……最后一次见面，她才告诉我，早先她就开始给我织一件毛衣，后来没了我的信息，就中断了编织，最近又从箱底翻了出来，她要一针一针的把我们50多年的真挚情感织进去，送给我作75岁的生日礼物。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心肌梗塞，一小时不到，她就与世长辞了。
那件没有织完的毛衣，永远没法织完了，留给我的伤痛同样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