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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也是伍修权将军获得“解放”的日子。70年后的今天,记者对伍修权之女伍一曼及丈夫洪炉进行了专访。
“我们对‘遵义会议’有一种特殊的情结”
记者:2006年9月份在北京举办的“遵义会议70周年纪念活动”,你们两次走进展览大厅观看展览。看完展览有什么感触呢?
伍一曼:在遵义会议上确定了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舵手地位,这样,中国革命一天天走向胜利。70周年纪念展览给我印象很深,一个是对我们下一代的教育是非常大的,另一个感受到主席和我们父辈那一代人,都是非常伟大的,他们自觉革命,为了民族的兴旺,不顾家庭的阻拦,把一切都丢掉了,这些人值得我们尊敬,因为他们无私。我们要好好教育我们的后代,使老一辈坚定的革命信仰在年轻人中间真正传承下去。
记者:您父亲经常给您说起“遵义会议”吗?
伍一曼:第一次知道 “遵义会议”的确不是父亲告诉我的,而是在学校。一开始我们小,父亲工作忙,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给我们讲。还有他们那一代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愿意讲自己的过去,不想宣扬自己,所以很少讲。到后来父亲岁数大了,我们又上班忙,也没太多的时间坐在一起来聊。所以,有时不太明白就回来问一问父亲,但他也说得不是太多。
记者:你们曾经多次到过遵义,每次到那里的感受怎样?
洪炉:从70多年前的那场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我们就与长征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家三代都走过长征路,儿子洪云曾跟随中央电视台“我的长征”志愿者队伍,带病开始了新的长征。我曾到过遵义4次,第一次是1974年底到1975年初,我沿着红一方面军路线重走长征路经过遵义;第二次是1985年我陪伍老到遵义参加“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1995年,我和一曼参加了“遵义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这是第三次;2006年7月是第四次到贵州。贵州呀就是去了还想去,每一次都看不完!
伍一曼:我曾经几次到过遵义,曾在“红军山”看到人们给“红军坟”烧香,那场面让我非常感动。这都是贵州人民从内心对红军的深厚感情和情结呀! 我们就想,长征精神并没有因岁月流逝被人们淡忘,而是深深地镌刻在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的心中!
“父亲给李德当翻译”
记者:听说在遵义会议期间,您的父亲曾给李德当过翻译,是吗?
伍一曼:“遵义会议”召开时,我父亲当时是给李德当翻译,父亲不是正式代表,而是一个服务人员,但他参加了整个会议,直接坐在会议室给李德翻译,所以“遵义会议”的全过程他是直接的参与者,而且没落下一场。
记者:对于伍老和李德的这段“合作”关系,您能告诉我们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吗?
伍一曼:一开始,我父亲是服从组织决定给李德当翻译,在这之前他已经做了军分区司令员。组织的需要就是命令,但在整个过程中,我父亲跟李德相处得并不融洽,因为李德居高临下,派头十足,而且脾气很不好,常拿身边人出气。父亲跟他工作一段时间后很不愿意再跟他,但又不得不去做这个工作。我父亲印象最深的是“遵义会议”期间的路线斗争。会上,毛泽东等大多数同志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和战略方针作了严厉批评,李德被批驳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坐在那里猛吸烟,还把气撒在我父亲身上,说翻译得不好。后来父亲感慨地给我说:“我是吸了一肚子烟,生了一肚子气。”“遵义会议”结束后,李德就不再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只要一般的生活翻译就可以了。就这样,我父亲离开了李德。
洪炉:伍老的回忆录从头到尾都是我帮他整理的。伍老虽然给李德当翻译,但他并没有受李德军事思想、政治态度各方面的影响,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挺不容易的。后来,在“文革”之前,主席在会见外宾时曾经说过:“从莫斯科出来的人,伍修权是唯一一个没有反对过我的人。”伍老是到莫斯科喝过洋墨水的人,1931年回国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他通过实际的革命实践认识到主席是对的,但他责任又在那儿,又必须如实地翻译。在此当中,伍老也注意到适当地减少一些矛盾,比如李德骂人的话他就不翻译。有一次李德骂总参谋长刘伯承,伍老就不给他翻译,李德还批评伍老工作没做好。其实刘伯承自己懂俄语,他也是留苏的。后来刘伯承就说,你伍修权整个一个老好人!
记者:您们对李德这个历史人物怎样看待?
洪炉:对于李德,我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遵义会址原馆长费侃如跟我的观点一致:李德实际不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因为共产国际派的顾问至少是个将军,是有指挥作战经验的。而李德从来没有实战经验,他只上了几天军事学院。共产国际也没给他指挥的任务,他是稀里糊涂地来到中国,博古他们硬把他推到军事顾问这个位置。对李德的错误,伍老多次说:“不能把错误都推给他一个人。是我们自己的错误,不该把这个指挥责任推给一个外国人,因为他不懂呀!” “遵义会议”前,中央一些重要会议如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都不让李德参加了,伍老也没参加。周恩来从来不发脾气的,在他向李德传达不让他参加黎平会议决定时,李德又发火了。周恩来第一次拍了桌子,说:“你就是个顾问,你没有指挥权!共产国际就是这么讲的!”但后来我在猴场会议遗址里发现有一幅会议的大油画,画上也有李德,这实际上不符合历史事实。猴场会议会址还有李德的一个房间,这也都基本上不符合历史事实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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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1908.3.6~1997.11.9),1925年先后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步兵学校学习。1929年调苏联伯力远东国家保卫局工作。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军事团教育主任、汀(州)连(城)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41年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作战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建国后历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7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主要著作有:《我的历程》、《往事沧桑》、《回忆与怀念》、《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等。
“我们对‘遵义会议’有一种特殊的情结”
记者:2006年9月份在北京举办的“遵义会议70周年纪念活动”,你们两次走进展览大厅观看展览。看完展览有什么感触呢?
伍一曼:在遵义会议上确定了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舵手地位,这样,中国革命一天天走向胜利。70周年纪念展览给我印象很深,一个是对我们下一代的教育是非常大的,另一个感受到主席和我们父辈那一代人,都是非常伟大的,他们自觉革命,为了民族的兴旺,不顾家庭的阻拦,把一切都丢掉了,这些人值得我们尊敬,因为他们无私。我们要好好教育我们的后代,使老一辈坚定的革命信仰在年轻人中间真正传承下去。
记者:您父亲经常给您说起“遵义会议”吗?
伍一曼:第一次知道 “遵义会议”的确不是父亲告诉我的,而是在学校。一开始我们小,父亲工作忙,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给我们讲。还有他们那一代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愿意讲自己的过去,不想宣扬自己,所以很少讲。到后来父亲岁数大了,我们又上班忙,也没太多的时间坐在一起来聊。所以,有时不太明白就回来问一问父亲,但他也说得不是太多。
记者:你们曾经多次到过遵义,每次到那里的感受怎样?
洪炉:从70多年前的那场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始,我们就与长征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家三代都走过长征路,儿子洪云曾跟随中央电视台“我的长征”志愿者队伍,带病开始了新的长征。我曾到过遵义4次,第一次是1974年底到1975年初,我沿着红一方面军路线重走长征路经过遵义;第二次是1985年我陪伍老到遵义参加“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1995年,我和一曼参加了“遵义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这是第三次;2006年7月是第四次到贵州。贵州呀就是去了还想去,每一次都看不完!
伍一曼:我曾经几次到过遵义,曾在“红军山”看到人们给“红军坟”烧香,那场面让我非常感动。这都是贵州人民从内心对红军的深厚感情和情结呀! 我们就想,长征精神并没有因岁月流逝被人们淡忘,而是深深地镌刻在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的心中!
“父亲给李德当翻译”
记者:听说在遵义会议期间,您的父亲曾给李德当过翻译,是吗?
伍一曼:“遵义会议”召开时,我父亲当时是给李德当翻译,父亲不是正式代表,而是一个服务人员,但他参加了整个会议,直接坐在会议室给李德翻译,所以“遵义会议”的全过程他是直接的参与者,而且没落下一场。
记者:对于伍老和李德的这段“合作”关系,您能告诉我们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吗?
伍一曼:一开始,我父亲是服从组织决定给李德当翻译,在这之前他已经做了军分区司令员。组织的需要就是命令,但在整个过程中,我父亲跟李德相处得并不融洽,因为李德居高临下,派头十足,而且脾气很不好,常拿身边人出气。父亲跟他工作一段时间后很不愿意再跟他,但又不得不去做这个工作。我父亲印象最深的是“遵义会议”期间的路线斗争。会上,毛泽东等大多数同志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和战略方针作了严厉批评,李德被批驳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坐在那里猛吸烟,还把气撒在我父亲身上,说翻译得不好。后来父亲感慨地给我说:“我是吸了一肚子烟,生了一肚子气。”“遵义会议”结束后,李德就不再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只要一般的生活翻译就可以了。就这样,我父亲离开了李德。
洪炉:伍老的回忆录从头到尾都是我帮他整理的。伍老虽然给李德当翻译,但他并没有受李德军事思想、政治态度各方面的影响,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挺不容易的。后来,在“文革”之前,主席在会见外宾时曾经说过:“从莫斯科出来的人,伍修权是唯一一个没有反对过我的人。”伍老是到莫斯科喝过洋墨水的人,1931年回国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他通过实际的革命实践认识到主席是对的,但他责任又在那儿,又必须如实地翻译。在此当中,伍老也注意到适当地减少一些矛盾,比如李德骂人的话他就不翻译。有一次李德骂总参谋长刘伯承,伍老就不给他翻译,李德还批评伍老工作没做好。其实刘伯承自己懂俄语,他也是留苏的。后来刘伯承就说,你伍修权整个一个老好人!
记者:您们对李德这个历史人物怎样看待?
洪炉:对于李德,我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遵义会址原馆长费侃如跟我的观点一致:李德实际不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因为共产国际派的顾问至少是个将军,是有指挥作战经验的。而李德从来没有实战经验,他只上了几天军事学院。共产国际也没给他指挥的任务,他是稀里糊涂地来到中国,博古他们硬把他推到军事顾问这个位置。对李德的错误,伍老多次说:“不能把错误都推给他一个人。是我们自己的错误,不该把这个指挥责任推给一个外国人,因为他不懂呀!” “遵义会议”前,中央一些重要会议如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都不让李德参加了,伍老也没参加。周恩来从来不发脾气的,在他向李德传达不让他参加黎平会议决定时,李德又发火了。周恩来第一次拍了桌子,说:“你就是个顾问,你没有指挥权!共产国际就是这么讲的!”但后来我在猴场会议遗址里发现有一幅会议的大油画,画上也有李德,这实际上不符合历史事实。猴场会议会址还有李德的一个房间,这也都基本上不符合历史事实了。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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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1908.3.6~1997.11.9),1925年先后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步兵学校学习。1929年调苏联伯力远东国家保卫局工作。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军事团教育主任、汀(州)连(城)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41年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作战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建国后历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7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主要著作有:《我的历程》、《往事沧桑》、《回忆与怀念》、《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