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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贝丝·莫斯·坎特(RosabethMoss Kanter)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得到公众认可的女管理学家之一。德鲁克对她评价很高，说道：“罗莎贝丝·莫斯·坎特把整个管理工作看成既是结构又是过程，既是任务又人性化，既是连续的又是变化的。她既看到树木，又看到森林，这在我们的管理学者中，是惟一的。”由此可以看出，坎特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均衡”，或许正因为这一点，使她的管理理论避免了其他管理思想往往流于偏颇的弊病，在管理理论的丛林中别具一格，既得到学界的肯定，也得到实业家的认同。
迄今为止，坎特已经获得了20多个荣誉博士学位。在过去的30余年中，坎特关于组织变革、领导力等领域的理论，对企业、政府以及非营利组织领导人的管理实践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为此，《伦敦时报》(Times of London)曾经将她列入“世界上50位最有影响力的女人”名单；自2000年起，她入选埃森哲的“50位顶级管理学者”名单(Top 50‘Business Intellectuals’Ranking of Top Thinkers and Writers on Management)，此后的年度排名中最高曾达到第9位。
虽然坎特是一位著名的管理学家，但她却从不局限于企业管理领域。在坎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女性、家庭、社区等社会问题的关注。而她研究管理问题的思路，往往是以社会趋势为出发点，以管理行为对社会问题的应对之道为主题，最终以变革对家庭、社区以及人类价值观的回归为落脚点。作为一名管理学家的坎特，何以对社区和社会问题如此关注?何以对女性和家庭问题如此重视?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需要我们从坎特的成长背景和人生经历中寻找。
“少有大志”
1943年3月15日，坎特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cleveland，Ohio)的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则是一名传统的家庭妇女，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在家中，坎特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从儿童时代起，坎特各方面的表现就非常优秀。或许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想，8岁时，她制作了一张名片，称自己为“儿童心理学家”。11岁时，她和朋友合伙写了一篇神秘主义小说。12岁时，坎特已经开始学习打字，并在一次征文比赛中获奖，赢回了一台打字机。尽管这些无非是游戏之举，但用中国传统眼光来看，这是典型的“少有大志”。
克利夫兰市由于水陆交通便利，煤铁矿藏丰富，在南北战争期间作为重工业城市迅速兴起。二战中，美国作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军工用品，克利夫兰迎来了又一轮工业发展。大量工人的集中，为日后的民权运动、工会运动提供了土壤。根据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分析，低收入的工人(包括很多黑人)、知识分子和学生三类人的结合，无疑会增强该地民权运动(包括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公社运动等各类群众运动)的激进色彩。
1960年代初，坎特来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学习社会学。这座女子学院不仅以校园的优雅闻名，而且以优质的教育闻名。按照学校自己的说法，她的校园犹如一座小巧玲珑的法国式花园，更使学校脸上增光的是，著名影后凯瑟琳‘赫本毕业于这里的戏剧专业，校友艾米丽·巴尔奇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学校的自由空气浓厚，大部分学生“左倾”。环境、种族、人权等现实问题从来都是校园的热点。所以，有人曾经调侃说，这所学校给女生极大的选择自由，使最保守的女生都会成为女权主义者，加上坎特学的又是社会学和心理学专业。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考察坎特“左倾”的思想根源和学术关注的倾向，恐怕最主要的因素是来自她的大学时代。我们可以推测，成长于民权运动时代，怀有远大理想的少女坎特，在布林莫尔学院的受教育经历和校园文化的熏陶下，培育出她早期的激进倾向。
仅仅用“民权”、“女权”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坎特的大学时代，未免有点偏狭。布林莫尔学院不仅左倾，而且严谨。据说，这里的学生有两大特点，一是完美主义，二是进取精神。学院的气氛严肃认真，而且有着浓厚的自律传统，学生十分看重诚信和荣誉，追求自我完善。学习压力很大，但这种压力不是来自攀比竞争，而是来自成就欲望。正是这种训练，奠定了坎特的学术功底。2004年，61岁的坎特教授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让父母失望过；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像我一样有抱负。”而这种抱负，在她的大学时代就已经有了根基。
在大三学年，坎特同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斯图亚特·坎特(Stuart Kanter)结婚。1964年，坎特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布林莫尔学院心理学和社会学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她随丈夫来到了密歇根州，并开始寻求新闻和广告方面的工作。无奈找工作未果，她只好进入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继续学习社会学。
当时的密歇根大学，有一个著名的社会研究所。在伦西斯·利克特(Rensis Likert)主持下，这个社会研究所“在领导行为、组织行为、物质刺激与行为关系、交流沟通与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在研究方法的改进上也硕果累累，成为这一领域中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权威机构”。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坎特当时在社会研究所学习，也无法确定坎特后来的研究是否受到利克特的社会研究所的影响，但是，我们从领导力、组织行为、沟通、合作这些利克特和坎特共同关心的问题中，似乎可以看出双方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1965年，坎特獲得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硕士学位，并从第二年开始在马萨诸塞州的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任教。这所大学是1948年才成立的新学校，距波士顿9英里。它用犹太人大法官、著名律师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命名，以创新和学术自由为己任。对于坎特来说，这所新学校的风格恰好与布林莫尔学院一脉相承。在世人眼里，布兰代斯大学具有明显的激进色彩，而在坎特眼里，这所大学具有浓郁的创新精神。当时在这所学校任教者，有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和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坎特在布兰代斯任教的同时，继续在密歇根大学学习社会学，并于1967年取得博士学位。此后，由于她的丈夫斯图亚特·坎特在哈佛担任组织行为学教授，她本人在布兰代斯大学担任社会学副教授，这对夫妇很快决定搬到波士顿居住。本来，这对夫妇可以在学术上互补长短，生活上相互依靠，平平静静地生活下去。无奈造化弄人，1969年，正当夫妇俩的事业逐步走上正轨，他们开始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时，丈夫斯图亚特却一病不起，很快撒手人寰。 丈夫的不幸去世，给26岁的坎特造成了沉重打击，意志脆弱者很可能会从此一蹶不振，消沉下去。然而，坎特挺过来了，她没有接受命运的摆布，而是直面现实，重新开始。从悲痛中走出来之后，在保留教职的同时，坎特决定进入管理咨询行业。很快，一位朋友介绍她和巴里斯坦(Barry A.Stein)认识，后者是一名颇有经验的管理咨询顾问，他不仅给坎特传授管理咨询的知识和窍门，更使经历了重大挫折之后的坎特树立起了从事管理咨询的信心。两人的关系迅速发展，1972年，坎特和斯坦步入了婚姻殿堂。
家庭生活逐步恢复正常，为坎特在事业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早年的经历、学生时代接受的社会学训练和长期的社会学教学，坎特从社会学领域开始了学术生涯。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兴起了一股公社运动潮流。所谓公社运动，是一种具有乌托邦性质的社会自治实践。罗伯特·欧文当年在印第安纳州新哈莫尼(New Harmony)建立的“新和谐公社”，就是这种实践的一个典型。在社会学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积淀的坎特，把自己的研究视角转向公社。1972年，坎特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承诺与社区：从社会学角度看社区和乌托邦》(Commitment and Community：Communes and Utopias in SociologicalPerspective)。
在《承諾与社区从社会学角度看社区和乌托邦》中，坎特将现实社会的公社运动同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乌托邦理想联系在一起，追溯了乌托邦理想的经济、社会、宗教根源，并分析了历史上各类试图实践乌托邦理想的公社的特点。最后，坎特将笔锋转回现实，具体分析当时西方国家的公社运动，并指出正因为这些公社满足了人们的现实需要和理想追求，所以才得以盛行。表面上看，这部研究公社运动的社会学著作，似乎与坎特后来关注的组织变革联系不大。然而，从研究的基调和价值倾向上看，坎特一生的学术研究有着一以贯之的主题。正是在这部处女作中，坎特开始关注社区和人的归属感等问题，而她随后的所有著作，都有一个基本线索，那就是迅猛的社会变革和温情脉脉的人类社区如何取得平衡?如何才能使人们从封闭的传统社区走出来，主动融入全球化的新型社区，同时不丧失人的归属感?
变革三部曲
或许是受斯坦的影响，在出版《承诺与社区：从社会学角度看社区和乌托邦》之后，坎特的学术兴趣开始转向管理学。1973～1974年，坎特参加了哈佛大学的组织行为研究项目，项目结束之后，她随即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担任研究员和访问学者，并于1976年完成了博士后研究。1977年，坎特同丈夫一起创办了“好方法”管理咨询公司(Good Measure Inc.)，这个听起来有点像中国人说的“点子公司”式的咨询机构，实际上相当正规，专门根据坎特的研究结果，提供发展领导能力和促发创新的咨询工具，至今已拥有许多大规模的跨国公司客户。这一时期的管理咨询实践，使坎特开始打通社会学与工商经营的关系。社会学和管理学，成为坎特学术图谱的两种基本色调。
严格来讲，坎特此后的所有著作，都带有社会学和管理学交叉的色彩。1977年，坎特出版的《公司男女》(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就是一本社会学和管理学交叉研究的代表作。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获得了当年的米尔斯奖(C.Wright Mills Award)。米尔斯奖由美国的社会问题研究会设立，以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命名。这位以《社会学的想象力》闻名遐迩的学者，生前并不得志，死后却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1964年设立的这一奖项，目的在于奖励那些“在杰出的社会学家米尔斯研究传统指导下，致力于增进对人与社会的理解，最能代表优秀社会科学研究的著作”。坎特的著作获此殊荣，使她在学界的影响力迅速扩大。
《公司男女》承袭了坎特对乌托邦的分析架构，区别在于分析对象变为现实中的一家大公司(坎特没有透露该公司的真实名称)。笔者认为，《公司男女》的独到之处体现在如下四方面：第一，该书揭示了组织中女性、少数族裔的弱势及其成因；第二，该书没有将研究对象限于公司的正式员工，而是将员工的妻子等“外围部队”包含在内；第三，该书揭露了官僚体制对组织成员的过度控制，顺应了管理学界对官僚制进行批判的潮流；第四，该书对权力的分析一反常人，认为组织中的专制领导和严密控制，原因在于缺乏权力，而不是权力过大。正因为上述四点，《公司男女》成为社会学和管理学的双料经典，在获得米尔斯奖的同时，也被公认为坎特组织变革理论三部曲的第一部。
在坎特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公司男女》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学者，她研究管理问题的女性主义视角一直延续至今；她对公司“外围部队”的分析，成为日后对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进行分析的起点。从上述两点出发，坎特的努力，使她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批判官僚制的行列。1979年，坎特把关于权力的思想整理为论文《管理层的断电》(Power Failure in Management Circuits)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获得了当年的麦肯锡奖(McKinsey Award)。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坎特在学术上成果迭出，渐入佳境，1977年她进入耶鲁大学担任社会学和组织管理学教授，1979年又兼任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客座教授。在家庭生活上，坎特喜得贵子，可谓事业和生活双喜临门。在耶鲁和麻省理工良好的学术环境下，1983年，坎特很快推出了新著——《变革大师：掌握企业繁荣之钥的人》(The Change Masters：CorporateEntrepreneurs at Work)。在这部被称作变革三部曲第二部的著作中，坎特对《公司男女》中发现的官僚制弊端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运用企业家精神来矫正美国企业日益僵化的管理体制。她认为，领导通过分享权力，可以扩大权力，而不是丧失权力。只有赋予组织成员相应的权力，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如果组织各级成员都拥有同自身的责任相匹配的权力，那么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就会被调动起来，企业管理体制过于僵化的弊端有望得以缓解。
有人认为，《变革大师：掌握企业繁荣之钥的人》标志着坎特研究侧重点的转变——在这之前，她关注的是组织的结构和体制；在这之后，她开始关注组织成员的行为。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却有偏狭之嫌。观察坎特的学术经历，不难发现，她的关注重点始终是活生生的人，是人的社会性。即便她研究组织结构和体制，也是从人出发的。不如此，不可能形成批判官僚制的立场。但坎特对人的关注，又不是单纯的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关注，而是时时不离开结构和体制对人的影响。更准确地看，坎特的研究侧重点一直未变，变化的不过是研究的深入程度。我们切不可忘记德鲁克对坎特的评价，纵观 坎特的管理理论，她始终保持了结构、行为二者之间的平衡，从没有顾此失彼。实际上，正是理性与人性的张力，刺激了管理学研究的不断进步，而坎特管理思想的独特魅力，就在于理性追求与人性诉求之间的平衡。坎特自己谈到对《变革大师：掌握企业繁荣之钥的人》的评价时，声称这本书为她开启了一扇门，使她一方面意识到了学术领域的未知之境，另一方面刺激她跨出国门周游世界。在游历的过程中，各种想法日益清晰，又激发出她下一部著作的主题。
由于坎特在管理学界声誉日隆，1986年，哈佛商学院邀请她加盟，坎特离开耶鲁来到哈佛。不过，坎特一直不是书斋型的学者，她在教学和科研之余，十分热衷于社会活动。1988年，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决定参加总统竞选。杜卡基斯在州长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坎特看来，杜卡基斯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体现了理想主义、创新精神和经济头脑的有机结合，于是，坎特参加了杜卡基斯的竞选团队，担任经济顾问。结果，杜卡基斯竞选失败，坎特又回到了课堂。1989年，变革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当巨人学习跳舞：在20世纪90年代抓住战略、管理和职业的挑战》(When Giants Learn幻Dance：Masterthe Challenge of Strategy，Management，and Careers in the 1990s)出版。在这本获得巨大反響的著作中，坎特对《公司男女》和《变革大师》中的观点有着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提出“过程优于结构”的论点，即组织及其成员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要比日常的管理体制更为重要。至此，坎特的变革思想基本定型。
学而优之后
《公司男女》、《变革大师》和《当巨人学习跳舞》是坎特的代表作。纵观坎特的变革三部曲，第一部可视为官僚体制的批判和解构之作，第二部可视为以企业家精神去改造官僚制的转化之作，第三部则为面向未来的对管理体制重构之作。至此，坎特的组织变革理论框架基本完成，她的学术地位也日益牢固。1989年，她开始担任《哈佛商业评论》杂志的编辑。在她任职期间，一系列超越官僚体制、富有创新理念的论文被发表出来，如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等人的创见，通过《哈佛商业评论》发扬光大。在利用有影响力的学术平台发掘和推广新的管理思想上，坎特功不可没。
20世纪90年代以后，坎特主要着力于变革理论的传播与应用，以实现她内心的理想。在这一阶段，她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两个方面。
第一，传播她的变革思想，运用变革理论指导现实中的管理实践，尤其注重管理与社会的关系。20世纪末至今，坎特一直是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的活跃成员。在参加论坛会议的过程中，她广泛结交各国政要，扩展自身的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为变革理论取得范围更广的素材，同时也对各国的变革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92年，她结识了南非领导人曼德拉(Nelson Mandela)，由此对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历程有了清晰的理解，这部分收获被她放入2004年出版的《信任：连胜的艺术》(Confidence：How Winning and Losing Streaks Begin and End)中。坎特还积极参加非政府组织活动，如美国的“都市和平队”(Cily Year，一个志愿者组织，组合各种背景的志愿者进行一年期全职活动，训练他们的技能并提供机会让他们去改变世界)。1990年代，坎特同克林顿夫妇关于社区功能有过深入讨论，她们的见解一拍即合，克林顿夫妇也主张在应对变革时注重发挥社区的作用，提高人们的责任意识。为此，克林顿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强调责任与社区在美国当代的重要性。与克林顿夫妇的倡议呼应，1997～1998年，坎特提出并主持了社会部门企业领袖计划(the Business Leadership in the Social Sector Project)，试图把工商业领导与社会组织的目标结合起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变化，坎特也十分重视。例如，在2010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她对中国移动公司将农村市场作为未来的新增长点予以肯定，认为中国移动在“农村市场的创新举动不仅对其提升盈利更对服务社会有意义”。在对社会的关注上，她与德鲁克十分相似。
第二，运用变革理论的框架，分析经济和社会问题，形成她的普及和应用性著作。自1990年代以来，坎特运用变革理论分析现实，平均两三年出版一本书。1990年代初期，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坎特运用变革理论进行分析，对“世界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提出了相关建议，提醒人们在奋勇往前的同时，切不可忽视社区和本土价值观的重要性，并为此于1995年出版了《世界级：地方企业如何逐鹿全球》(World Class：Thn'ving Locallyin the GlobalEconomy)。在2000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坎特开始进行“全球e文化调查”，最终形成了在e文化背景下的变革理论，并于2001年出版了被汉译本推荐为“企业天演论”的《e变》(Evolve#Succeeding in the Digital Culture of Tomorrow)一书。坎特的最新一本书是2009年出版的《超级企业：先锋企业如何创造机会、利润、增长和社会公益》(Supercorp：How Vanguard Companies Create Oppoaunity，Profits，Growth，andSocial Good)，对大型公司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和策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对坎特的快速出版和面向现实，媒体提出了尖锐的质疑。2004年，她的《信任：连胜的艺术》出版后，媒体就发出了“坎特是不是无话可说了”的反问。当然，媒体依然称赞她的书好读、通俗、全面、详实，但是，却批评她缺乏新的重大构思，话说白了就是批评她老生常谈乃至江郎才尽。对此，坎特的回应是：《信任》一书中包含丰富的理论内容，不过是没有把理论放在显著位置。也许，坎特说的是对的。人们总是追求理论的新颖、抢眼，但很少深思这样一种现象，越是抢眼的东西，越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真正能够长存的真知灼见往往平淡无奇。不过，这种批评同时反映出，坎特在理论上的创见，已经基本定型。此后她的贡献，主要在知识传播方面。
2001年，管理学会授予坎特杰出贡献奖(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s Distinguished CareerAward)。2010年，由于坎特对领导力研究的贡献，领导力协会授予她“国际领导力奖”(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ward from the Association of Leadership Professionals)。
纵观坎特的思想历程，始终有几条固定的线索贯穿其中：第一，坎特自始至终关注女性、家庭和社区问题，重视变革给女性、家庭和社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这既反映了坎特的女性立场和社会学素养，又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的社区传统。第二，坎特所有的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基调——变革与传统的平衡。换句话说，如何在顺应变革潮流的同时，使传统不致中断，是坎特孜孜以求的目标。第三，建构和演化并重，结构和过程并重，正规组织和关系网络并重。所以，坎特研究方向和主题的变化，其中隐含着不变。
随着年龄的增长，照片上坎特的满脸笑容已经很难看出年轻时激进的痕迹，但那种自信和理想主义却一如既往。
迄今为止，坎特已经获得了20多个荣誉博士学位。在过去的30余年中，坎特关于组织变革、领导力等领域的理论，对企业、政府以及非营利组织领导人的管理实践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为此，《伦敦时报》(Times of London)曾经将她列入“世界上50位最有影响力的女人”名单；自2000年起，她入选埃森哲的“50位顶级管理学者”名单(Top 50‘Business Intellectuals’Ranking of Top Thinkers and Writers on Management)，此后的年度排名中最高曾达到第9位。
虽然坎特是一位著名的管理学家，但她却从不局限于企业管理领域。在坎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女性、家庭、社区等社会问题的关注。而她研究管理问题的思路，往往是以社会趋势为出发点，以管理行为对社会问题的应对之道为主题，最终以变革对家庭、社区以及人类价值观的回归为落脚点。作为一名管理学家的坎特，何以对社区和社会问题如此关注?何以对女性和家庭问题如此重视?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需要我们从坎特的成长背景和人生经历中寻找。
“少有大志”
1943年3月15日，坎特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cleveland，Ohio)的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则是一名传统的家庭妇女，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在家中，坎特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从儿童时代起，坎特各方面的表现就非常优秀。或许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想，8岁时，她制作了一张名片，称自己为“儿童心理学家”。11岁时，她和朋友合伙写了一篇神秘主义小说。12岁时，坎特已经开始学习打字，并在一次征文比赛中获奖，赢回了一台打字机。尽管这些无非是游戏之举，但用中国传统眼光来看，这是典型的“少有大志”。
克利夫兰市由于水陆交通便利，煤铁矿藏丰富，在南北战争期间作为重工业城市迅速兴起。二战中，美国作为“民主世界的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军工用品，克利夫兰迎来了又一轮工业发展。大量工人的集中，为日后的民权运动、工会运动提供了土壤。根据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分析，低收入的工人(包括很多黑人)、知识分子和学生三类人的结合，无疑会增强该地民权运动(包括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公社运动等各类群众运动)的激进色彩。
1960年代初，坎特来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学习社会学。这座女子学院不仅以校园的优雅闻名，而且以优质的教育闻名。按照学校自己的说法，她的校园犹如一座小巧玲珑的法国式花园，更使学校脸上增光的是，著名影后凯瑟琳‘赫本毕业于这里的戏剧专业，校友艾米丽·巴尔奇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学校的自由空气浓厚，大部分学生“左倾”。环境、种族、人权等现实问题从来都是校园的热点。所以，有人曾经调侃说，这所学校给女生极大的选择自由，使最保守的女生都会成为女权主义者，加上坎特学的又是社会学和心理学专业。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考察坎特“左倾”的思想根源和学术关注的倾向，恐怕最主要的因素是来自她的大学时代。我们可以推测，成长于民权运动时代，怀有远大理想的少女坎特，在布林莫尔学院的受教育经历和校园文化的熏陶下，培育出她早期的激进倾向。
仅仅用“民权”、“女权”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坎特的大学时代，未免有点偏狭。布林莫尔学院不仅左倾，而且严谨。据说，这里的学生有两大特点，一是完美主义，二是进取精神。学院的气氛严肃认真，而且有着浓厚的自律传统，学生十分看重诚信和荣誉，追求自我完善。学习压力很大，但这种压力不是来自攀比竞争，而是来自成就欲望。正是这种训练，奠定了坎特的学术功底。2004年，61岁的坎特教授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让父母失望过；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像我一样有抱负。”而这种抱负，在她的大学时代就已经有了根基。
在大三学年，坎特同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斯图亚特·坎特(Stuart Kanter)结婚。1964年，坎特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布林莫尔学院心理学和社会学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她随丈夫来到了密歇根州，并开始寻求新闻和广告方面的工作。无奈找工作未果，她只好进入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继续学习社会学。
当时的密歇根大学，有一个著名的社会研究所。在伦西斯·利克特(Rensis Likert)主持下，这个社会研究所“在领导行为、组织行为、物质刺激与行为关系、交流沟通与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在研究方法的改进上也硕果累累，成为这一领域中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权威机构”。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坎特当时在社会研究所学习，也无法确定坎特后来的研究是否受到利克特的社会研究所的影响，但是，我们从领导力、组织行为、沟通、合作这些利克特和坎特共同关心的问题中，似乎可以看出双方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1965年，坎特獲得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硕士学位，并从第二年开始在马萨诸塞州的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任教。这所大学是1948年才成立的新学校，距波士顿9英里。它用犹太人大法官、著名律师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命名，以创新和学术自由为己任。对于坎特来说，这所新学校的风格恰好与布林莫尔学院一脉相承。在世人眼里，布兰代斯大学具有明显的激进色彩，而在坎特眼里，这所大学具有浓郁的创新精神。当时在这所学校任教者，有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和哲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坎特在布兰代斯任教的同时，继续在密歇根大学学习社会学，并于1967年取得博士学位。此后，由于她的丈夫斯图亚特·坎特在哈佛担任组织行为学教授，她本人在布兰代斯大学担任社会学副教授，这对夫妇很快决定搬到波士顿居住。本来，这对夫妇可以在学术上互补长短，生活上相互依靠，平平静静地生活下去。无奈造化弄人，1969年，正当夫妇俩的事业逐步走上正轨，他们开始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时，丈夫斯图亚特却一病不起，很快撒手人寰。 丈夫的不幸去世，给26岁的坎特造成了沉重打击，意志脆弱者很可能会从此一蹶不振，消沉下去。然而，坎特挺过来了，她没有接受命运的摆布，而是直面现实，重新开始。从悲痛中走出来之后，在保留教职的同时，坎特决定进入管理咨询行业。很快，一位朋友介绍她和巴里斯坦(Barry A.Stein)认识，后者是一名颇有经验的管理咨询顾问，他不仅给坎特传授管理咨询的知识和窍门，更使经历了重大挫折之后的坎特树立起了从事管理咨询的信心。两人的关系迅速发展，1972年，坎特和斯坦步入了婚姻殿堂。
家庭生活逐步恢复正常，为坎特在事业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早年的经历、学生时代接受的社会学训练和长期的社会学教学，坎特从社会学领域开始了学术生涯。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兴起了一股公社运动潮流。所谓公社运动，是一种具有乌托邦性质的社会自治实践。罗伯特·欧文当年在印第安纳州新哈莫尼(New Harmony)建立的“新和谐公社”，就是这种实践的一个典型。在社会学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积淀的坎特，把自己的研究视角转向公社。1972年，坎特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承诺与社区：从社会学角度看社区和乌托邦》(Commitment and Community：Communes and Utopias in SociologicalPerspective)。
在《承諾与社区从社会学角度看社区和乌托邦》中，坎特将现实社会的公社运动同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乌托邦理想联系在一起，追溯了乌托邦理想的经济、社会、宗教根源，并分析了历史上各类试图实践乌托邦理想的公社的特点。最后，坎特将笔锋转回现实，具体分析当时西方国家的公社运动，并指出正因为这些公社满足了人们的现实需要和理想追求，所以才得以盛行。表面上看，这部研究公社运动的社会学著作，似乎与坎特后来关注的组织变革联系不大。然而，从研究的基调和价值倾向上看，坎特一生的学术研究有着一以贯之的主题。正是在这部处女作中，坎特开始关注社区和人的归属感等问题，而她随后的所有著作，都有一个基本线索，那就是迅猛的社会变革和温情脉脉的人类社区如何取得平衡?如何才能使人们从封闭的传统社区走出来，主动融入全球化的新型社区，同时不丧失人的归属感?
变革三部曲
或许是受斯坦的影响，在出版《承诺与社区：从社会学角度看社区和乌托邦》之后，坎特的学术兴趣开始转向管理学。1973～1974年，坎特参加了哈佛大学的组织行为研究项目，项目结束之后，她随即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担任研究员和访问学者，并于1976年完成了博士后研究。1977年，坎特同丈夫一起创办了“好方法”管理咨询公司(Good Measure Inc.)，这个听起来有点像中国人说的“点子公司”式的咨询机构，实际上相当正规，专门根据坎特的研究结果，提供发展领导能力和促发创新的咨询工具，至今已拥有许多大规模的跨国公司客户。这一时期的管理咨询实践，使坎特开始打通社会学与工商经营的关系。社会学和管理学，成为坎特学术图谱的两种基本色调。
严格来讲，坎特此后的所有著作，都带有社会学和管理学交叉的色彩。1977年，坎特出版的《公司男女》(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就是一本社会学和管理学交叉研究的代表作。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获得了当年的米尔斯奖(C.Wright Mills Award)。米尔斯奖由美国的社会问题研究会设立，以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命名。这位以《社会学的想象力》闻名遐迩的学者，生前并不得志，死后却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1964年设立的这一奖项，目的在于奖励那些“在杰出的社会学家米尔斯研究传统指导下，致力于增进对人与社会的理解，最能代表优秀社会科学研究的著作”。坎特的著作获此殊荣，使她在学界的影响力迅速扩大。
《公司男女》承袭了坎特对乌托邦的分析架构，区别在于分析对象变为现实中的一家大公司(坎特没有透露该公司的真实名称)。笔者认为，《公司男女》的独到之处体现在如下四方面：第一，该书揭示了组织中女性、少数族裔的弱势及其成因；第二，该书没有将研究对象限于公司的正式员工，而是将员工的妻子等“外围部队”包含在内；第三，该书揭露了官僚体制对组织成员的过度控制，顺应了管理学界对官僚制进行批判的潮流；第四，该书对权力的分析一反常人，认为组织中的专制领导和严密控制，原因在于缺乏权力，而不是权力过大。正因为上述四点，《公司男女》成为社会学和管理学的双料经典，在获得米尔斯奖的同时，也被公认为坎特组织变革理论三部曲的第一部。
在坎特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公司男女》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学者，她研究管理问题的女性主义视角一直延续至今；她对公司“外围部队”的分析，成为日后对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进行分析的起点。从上述两点出发，坎特的努力，使她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批判官僚制的行列。1979年，坎特把关于权力的思想整理为论文《管理层的断电》(Power Failure in Management Circuits)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获得了当年的麦肯锡奖(McKinsey Award)。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坎特在学术上成果迭出，渐入佳境，1977年她进入耶鲁大学担任社会学和组织管理学教授，1979年又兼任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客座教授。在家庭生活上，坎特喜得贵子，可谓事业和生活双喜临门。在耶鲁和麻省理工良好的学术环境下，1983年，坎特很快推出了新著——《变革大师：掌握企业繁荣之钥的人》(The Change Masters：CorporateEntrepreneurs at Work)。在这部被称作变革三部曲第二部的著作中，坎特对《公司男女》中发现的官僚制弊端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运用企业家精神来矫正美国企业日益僵化的管理体制。她认为，领导通过分享权力，可以扩大权力，而不是丧失权力。只有赋予组织成员相应的权力，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如果组织各级成员都拥有同自身的责任相匹配的权力，那么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就会被调动起来，企业管理体制过于僵化的弊端有望得以缓解。
有人认为，《变革大师：掌握企业繁荣之钥的人》标志着坎特研究侧重点的转变——在这之前，她关注的是组织的结构和体制；在这之后，她开始关注组织成员的行为。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却有偏狭之嫌。观察坎特的学术经历，不难发现，她的关注重点始终是活生生的人，是人的社会性。即便她研究组织结构和体制，也是从人出发的。不如此，不可能形成批判官僚制的立场。但坎特对人的关注，又不是单纯的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关注，而是时时不离开结构和体制对人的影响。更准确地看，坎特的研究侧重点一直未变，变化的不过是研究的深入程度。我们切不可忘记德鲁克对坎特的评价，纵观 坎特的管理理论，她始终保持了结构、行为二者之间的平衡，从没有顾此失彼。实际上，正是理性与人性的张力，刺激了管理学研究的不断进步，而坎特管理思想的独特魅力，就在于理性追求与人性诉求之间的平衡。坎特自己谈到对《变革大师：掌握企业繁荣之钥的人》的评价时，声称这本书为她开启了一扇门，使她一方面意识到了学术领域的未知之境，另一方面刺激她跨出国门周游世界。在游历的过程中，各种想法日益清晰，又激发出她下一部著作的主题。
由于坎特在管理学界声誉日隆，1986年，哈佛商学院邀请她加盟，坎特离开耶鲁来到哈佛。不过，坎特一直不是书斋型的学者，她在教学和科研之余，十分热衷于社会活动。1988年，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决定参加总统竞选。杜卡基斯在州长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坎特看来，杜卡基斯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体现了理想主义、创新精神和经济头脑的有机结合，于是，坎特参加了杜卡基斯的竞选团队，担任经济顾问。结果，杜卡基斯竞选失败，坎特又回到了课堂。1989年，变革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当巨人学习跳舞：在20世纪90年代抓住战略、管理和职业的挑战》(When Giants Learn幻Dance：Masterthe Challenge of Strategy，Management，and Careers in the 1990s)出版。在这本获得巨大反響的著作中，坎特对《公司男女》和《变革大师》中的观点有着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提出“过程优于结构”的论点，即组织及其成员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要比日常的管理体制更为重要。至此，坎特的变革思想基本定型。
学而优之后
《公司男女》、《变革大师》和《当巨人学习跳舞》是坎特的代表作。纵观坎特的变革三部曲，第一部可视为官僚体制的批判和解构之作，第二部可视为以企业家精神去改造官僚制的转化之作，第三部则为面向未来的对管理体制重构之作。至此，坎特的组织变革理论框架基本完成，她的学术地位也日益牢固。1989年，她开始担任《哈佛商业评论》杂志的编辑。在她任职期间，一系列超越官僚体制、富有创新理念的论文被发表出来，如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等人的创见，通过《哈佛商业评论》发扬光大。在利用有影响力的学术平台发掘和推广新的管理思想上，坎特功不可没。
20世纪90年代以后，坎特主要着力于变革理论的传播与应用，以实现她内心的理想。在这一阶段，她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两个方面。
第一，传播她的变革思想，运用变革理论指导现实中的管理实践，尤其注重管理与社会的关系。20世纪末至今，坎特一直是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的活跃成员。在参加论坛会议的过程中，她广泛结交各国政要，扩展自身的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为变革理论取得范围更广的素材，同时也对各国的变革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92年，她结识了南非领导人曼德拉(Nelson Mandela)，由此对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历程有了清晰的理解，这部分收获被她放入2004年出版的《信任：连胜的艺术》(Confidence：How Winning and Losing Streaks Begin and End)中。坎特还积极参加非政府组织活动，如美国的“都市和平队”(Cily Year，一个志愿者组织，组合各种背景的志愿者进行一年期全职活动，训练他们的技能并提供机会让他们去改变世界)。1990年代，坎特同克林顿夫妇关于社区功能有过深入讨论，她们的见解一拍即合，克林顿夫妇也主张在应对变革时注重发挥社区的作用，提高人们的责任意识。为此，克林顿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强调责任与社区在美国当代的重要性。与克林顿夫妇的倡议呼应，1997～1998年，坎特提出并主持了社会部门企业领袖计划(the Business Leadership in the Social Sector Project)，试图把工商业领导与社会组织的目标结合起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变化，坎特也十分重视。例如，在2010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她对中国移动公司将农村市场作为未来的新增长点予以肯定，认为中国移动在“农村市场的创新举动不仅对其提升盈利更对服务社会有意义”。在对社会的关注上，她与德鲁克十分相似。
第二，运用变革理论的框架，分析经济和社会问题，形成她的普及和应用性著作。自1990年代以来，坎特运用变革理论分析现实，平均两三年出版一本书。1990年代初期，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坎特运用变革理论进行分析，对“世界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提出了相关建议，提醒人们在奋勇往前的同时，切不可忽视社区和本土价值观的重要性，并为此于1995年出版了《世界级：地方企业如何逐鹿全球》(World Class：Thn'ving Locallyin the GlobalEconomy)。在2000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坎特开始进行“全球e文化调查”，最终形成了在e文化背景下的变革理论，并于2001年出版了被汉译本推荐为“企业天演论”的《e变》(Evolve#Succeeding in the Digital Culture of Tomorrow)一书。坎特的最新一本书是2009年出版的《超级企业：先锋企业如何创造机会、利润、增长和社会公益》(Supercorp：How Vanguard Companies Create Oppoaunity，Profits，Growth，andSocial Good)，对大型公司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和策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对坎特的快速出版和面向现实，媒体提出了尖锐的质疑。2004年，她的《信任：连胜的艺术》出版后，媒体就发出了“坎特是不是无话可说了”的反问。当然，媒体依然称赞她的书好读、通俗、全面、详实，但是，却批评她缺乏新的重大构思，话说白了就是批评她老生常谈乃至江郎才尽。对此，坎特的回应是：《信任》一书中包含丰富的理论内容，不过是没有把理论放在显著位置。也许，坎特说的是对的。人们总是追求理论的新颖、抢眼，但很少深思这样一种现象，越是抢眼的东西，越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真正能够长存的真知灼见往往平淡无奇。不过，这种批评同时反映出，坎特在理论上的创见，已经基本定型。此后她的贡献，主要在知识传播方面。
2001年，管理学会授予坎特杰出贡献奖(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s Distinguished CareerAward)。2010年，由于坎特对领导力研究的贡献，领导力协会授予她“国际领导力奖”(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ward from the Association of Leadership Professionals)。
纵观坎特的思想历程，始终有几条固定的线索贯穿其中：第一，坎特自始至终关注女性、家庭和社区问题，重视变革给女性、家庭和社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这既反映了坎特的女性立场和社会学素养，又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的社区传统。第二，坎特所有的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基调——变革与传统的平衡。换句话说，如何在顺应变革潮流的同时，使传统不致中断，是坎特孜孜以求的目标。第三，建构和演化并重，结构和过程并重，正规组织和关系网络并重。所以，坎特研究方向和主题的变化，其中隐含着不变。
随着年龄的增长，照片上坎特的满脸笑容已经很难看出年轻时激进的痕迹，但那种自信和理想主义却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