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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像这样的以真理标准为引言和主题的大规模的理论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会上提出和讨论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对后来的思想理论界乃至中共高层决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叶剑英提议召开
理论工作务虚会
1978年党内外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经过几番较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最终战胜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思想理论界长期形成的噤若寒蝉的僵化状况从而有了极大改善。
在这场思想交锋过程中，有人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以及支持这种观点的其他文章扣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非毛化”，是“砍旗”。1978年9月，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以“不介入”争论为名的《红旗》杂志，在长期沉默之后，突然写出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这篇文章正如务虚会上有人所说的，它虽然也讲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的观点，但整篇文章是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它不是反对教条主义，而是大批什么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称之为“海外奇谈”。
1978年9月下旬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当叶剑英了解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和开展讨论并且在报纸上作了报道后，不但理论界反映强烈，各路诸侯也反映强烈，而且社会上乃至国外都有反映，同时党内又有不同意见时，叶帅提出要开一个理论务虚会。10月14日，邓小平在同韦国清谈话时，对叶剑英的提议表示支持。他说：“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1978年10月下旬，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谭震林把应约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送给《红旗》杂志，文章除了回忆历史之外，还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这与《红旗》杂志“不介入”的态度相悖，《红旗》杂志要求谭震林修改，删掉文章中支持实践标准的内容，谭震林坚决不同意。11月16日，谭震林的文稿被送给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发表。邓小平说：“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红旗》杂志于1978年第12期刊登了这篇文章。
真理标准讨论带来的解放思想，促进了全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今后的发展道路进行全面思考。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这次会议对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暴露的意见分歧进行了热烈讨论。有的同志仍然认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是提倡怀疑一切，是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的方针。而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一些对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有疑虑的同志思想有了转变，作了自我批评，大家要求党中央对这场讨论明确表态，以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但是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对理论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于是，中央政治局接受叶剑英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分清是非、统一思想。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而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这个大讨论的继续，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二阶段。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说：“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社会实践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的第一的地位，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但多年来被遗忘了，甚至被搞反了。这个问题的更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从最深处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
会议讨论的
思想理论问题
1979年1月9日，刚担任中宣部部长不久的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宣部部务会议，正式确立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议程。会议议程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160多人参加，各省市派来1位联络员，从1月18日开到3月16日。第二阶段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派人参加，扩大到400多人。后因情况发生变化，没有开大会，中央理论宣传单位原小组继续讨论，地方则以省市为单位进行讨论，从3月28日开始到4月3日结束，会议前后历时3个多月，算是一个长会了。
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胡耀邦在1月18日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会议的两个目的：“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也可以总结十来年、三十年。建国三十年来，理论宣传战线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要把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总结起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两个目的是互相联系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向前看，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论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胡耀邦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具体指导方针。
从1月19日开始，理论工作务虚会进入小组讨论阶段。各小组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提出的理论问题非常多。据会议亲历者马沛文统计，会议上关注过的大大小小的理论问题有64个。会议专门成立了简报组，各组发言大多以简报的形式印发给每一个参会者，前后共发简报266期，散发的范围比较广，传阅者很多。会议的影响也很大，引起了社会各界震动，主要讨论五大问题。 第一个是分清思想路线是非问题。
会议是以真理标准为引言和主题的，所以会议一开始就对“两个凡是”进行了集中批判。会议经历者李洪林回忆说，“在这样一场原则是非的辩论中对犯错误的人采取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的态度进行批评”，这在新中国成立30年来是第一次。“所有的批评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真正的和风细雨，既没有疾言厉色的斗争，更没有政治上的打击和组织上的处分或清洗”。
坚持“两个凡是”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会上作了发言，有的甚至做过多次检讨发言，不同程度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与会者对他们的发言进行了评论。
有一人曾诚恳地说：我是一个思想没有解放的人，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上犯了思想路线不端正的错误。我非常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使自己受到教育，把自己从思想僵化的精神状态里解放出来，以便做好党的理论宣传工作。
有一人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正确的，反而武断地说，这篇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学说的完整性，提倡怀疑一切、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又说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会引起思想混乱，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举旗还是砍旗，会在国内国外引起很坏的反应；还说文章主要是批教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方向错了。
还有一个人表示：我犯了思想路线的严重错误。在中央工作会议和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我提出了许多批评，我表示热烈的欢迎。我愿意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但是，现在我的精神状态是不振作的，思想是混乱的。打破精神枷锁，肃清康生的影响，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端正思想路线，赶上时代的步伐，对我来说，因难比别的同志多。思想是长期形成的，要改变这种思想，也不是一时的事。我面临着一个改造世界观，赶上时代步伐的严重任务。
在这些发言中，他们都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评价说：“尽管与会者对有些同志的‘检讨发言’不满意，甚至很不满意，但有一点情况是重要的，就是他们都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也就是说，明确了在这场大争论中究竟谁是谁非这样的大界限。这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与会者在批评‘两个凡是’和上述几位同志的错误时，都联系到了汪东兴，对他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揭露和尖锐批评。有些同志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这些，对于分清是非，当然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个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从这个公报上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并不急于对“文化大革命”做出结论。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这个“禁区”就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被冲破了。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不仅主要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而且还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五一六通知》在会上遭到了众人的猛烈批判。大家强烈要求实行“理论民主”，废止文化专制主义。有的与会者说：“在学术理论工作中，要排除‘长官意志’、‘上级见解’、‘主席观点’这一类的东西。”而有的与会者认为，在理论问题上，中央领导人的见解“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并不具有任何法令的权威性，是可以批评，可以反对的”。特别是有的与会者对《五一六通知》做出剖析后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个文件是根本错误的。根据这个文件搞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违反了人民的意愿，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了严重恶果。
会议还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了认真讨论，虽然会上对是否继续保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存在分歧，但绝大多数与会者主张抛弃这一理论。有人在讨论时说，既然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其革命对象必然是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本身决定了革命的对象必然是错的。革命的对象都搞错了，这种理论还有奉行的价值吗？更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凡是派’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继续推行‘四人帮’那一套。……我认为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之争，这个问题非同小可。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内容到提法都应彻底抛弃。”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大家一致认为应该予以否定。因为“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或成绩，正在一件件遭到否定，什么‘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条汉子’、‘五一六通知’、‘六一大字报’、‘七厂二校经验’。既然这些都已具体否定，如果我们还要说‘文化大革命’如何好，那真就成为‘抽象肯定’了。我们已经付出巨大学费，如果我们还不承认失败，那我们就学不到什么东西，这笔学费就白付了”。
第三个是对极左路线的批判。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性质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问题，同样是一个理论禁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批“右”，不能批“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第一次冲破不能批“左”的禁区。
与会者有人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左”倾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损害，一点也不会比右倾机会主义少。而有人说，30多年来，我们的主要教训，是一条极左路线的恶性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集中暴露。还有人说，1957年以后20多年来，我们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这条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特别是有人郑重地说：“现在全党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建国快要三十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阻挡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 党史专家陈雪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和决策调查》书中，就“左”倾错误作出了概括，明确地说，中国共产党自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党的路线开始向“左”方面转折；1958年“大跃进”，“左”倾思潮泛滥成灾；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逐渐形成；到了“文化大革命”则变本加厉，走向顶点，危害极大。在这次讨论中，与会者基本就是对这四个时期“左”的路线的表现和危害进行批判。
第四个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讨论。
务虚会上公开讨论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并把这个问题作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最重大问题公开提到了全党面前，这在党内是第一次，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马沛文回忆，与会的大多数人对毛泽东和他晚年错误的分析评论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有人肯定地说：“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但是，同时要指出他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上有错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都有错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重用林彪、‘四人帮’，错误更大。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和反对毛泽东绝不能混为一谈。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错误是很有必要的。”也有人分析了毛泽东之所以会犯严重错误，是因为他大搞个人迷信，“把个人权威看得重于人民利益”，“他不能容忍任何人触犯他的绝对权威”。
在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评价时，与会人员中还是存在着一些糊涂观点甚至错误认识。有人认为，必须对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毛泽东思想中有错误的东西，这些错误的东西不是片言只字，而是他反复强调的思想。不能都推给“四人帮”或康生。还有人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也要进行拨乱反正。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
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出现的这些认识问题，说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做出科学评价的问题亟待解决，说明了准确界定和科学阐发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也亟待解决。
第五个是对领袖与人民的关系进行反思。
参与会议的同志对领袖与人民的关系也进行了热烈讨论，因为这个问题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有关。
把领袖和人民的关系阐述得系统而全面的，是李洪林所作《领袖和人民》的发言，1980年《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发言，后来连同未发表的部分一同收入他的文集《理论风云》。李洪林在发言中提出：“不是人民应该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该忠于人民。不是领袖缔造了党，而是党产生了领袖。领袖是可以批评的，批评领袖不是‘反党’。”“应该永远废止领袖指定‘接班人’的制度。只有封建皇帝才要预先立太子。而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里，领袖本人都是由党和国家的权力机关决定的。因此他本人无权指定‘接班人’。”
李洪林的发言很是轰动，许多与会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分清几个原则是非：1.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还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2.是领袖缔造了党，还是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3.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4.领袖是单数还是复数？5.领袖是天生的，还是实践中成长的？6.领袖能不能批评？7.领袖的权威是树起来的，还是实践中自然形成的？8.领袖是在党组织之内，还是党组织之上？9.领袖是终身制，还是要有一定任期？10.要不要指定“接班人”？
会上提出的这些问题同现实关系重大，有些问题还亟待理论界甚至中共中央给予解决。提出这些问题的，绝大多数都是有较深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不少是有关方面的领导干部，还有一些是思想解放、很有生气的年轻理论工作者。他们的这些发言和议论，对于启迪人们的思想很有帮助，对于推动思想理论界的拨乱反正起了助推作用，对于改进党的领导也很有参考价值。虽然有些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些敏感，不宜公开讨论，但是，在党内会议上提出和议论是正常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邓小平《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的讲话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得时间很长，与会者思想高度解放，但是会上个别人发言不够慎重，讲出很多中央认为不能讲、不能议的东西；甚至有人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要连根拔掉毛泽东思想；也有人指出把党领导国家写入宪法，很不恰当。在讨论中，有人提出“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了”的观点；还有人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正在消亡中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不断强化的国家”，“无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和国家的消亡是一回事”。
这些言论显然有些过头，引起邓小平等革命家的警惕。邓小平在和胡乔木谈话时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胡乔木也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而在理论务虚会的场外，西单“民主墙”释放出来的强烈不满情绪也使邓小平等革命家感到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感到有必要对党内外发生的问题进行纠正，讲一讲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确立共同的政治底线。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话时，集中谈了讲话稿要表达的思想。他明确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他要求讲话稿要结合分析当时出现的几个非法组织的活动来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以动员群众同坏人作斗争。
讲话稿起草工作由胡乔木主持，成员有宋振庭、吴江、李洪林、滕文生。“起草时几个人分工每人写一部分……写好了交给胡乔木，由胡乔木总修改，然后交邓小平自己修改定稿。”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对前段时间党内的思想状况和社会上的思潮做出了回应。邓小平讲话后，各组进行讨论。与会代表都纷纷表态，认为这个讲话“非常重要”，表示“听后受到很大教育”。但不少代表也对报告中的一些提法提出修改意见或要求补充一些内容。比较集中的意见是：报告只强调反对右的一面，很少提到反对“左”的一面。对坚持“两个凡是”，甚至怀疑、否定和反对三中全会方针的错误思潮，也应给予坚决的批判。报告后，就有人议论：中央现在“收”了，“转”了，“纠偏”了，务虚会第一段错了，等等。与会者建议报告对于三中全会前后思想路线论战的历史意义和务虚会在分清两条思想路线方面所做的工作、所起的作用，应予足够的评价。 如何看待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当年的与会者中有着极大的分歧。参加过会议的朱穆之认为，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对澄清当时混乱的思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
但也有亲历者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有人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和“四个念念不忘”，说法不同，意思完全一样，就是要坚持共产党历来的法统和道统，也就是和封建专制主义一脉相承的一党专政。甚至有人说，谁要先写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谁就会先被搞臭。多数与会者认为，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标志着思想上政治上的重大转折：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多时间的解冻期结束了，冰河期又回来了。从此以后，再没有反“左”一说，反右又成了毛泽东当年钦定的一以贯之的方针。
客观公正地说，“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就像邓小平所说：“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无事生非？是不是小题大做？不是的。情况的发展已经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应该说，解放思想永无止境，但不等于没有界限，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主张实行“自由化”，绝对不允许不受限制的自由，因为“中国人吃局势动荡的苦头吃够了，这个经验教训我们最深刻”。邓小平明确指出：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因此，“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为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提供强根固本的政治保证。
后来的事实证明，“四项基本原则”为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和根本方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可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姐妹篇，奠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理论工作
务虚会的评价
在邓小平讲话前，各小组对第一阶段的会议作了自我估量，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光明磊落。绝大多数与会者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次会议“学习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榜样，开得很好，大家很有收获，很受教育。说实在话，对于长期以来未能触及而又影响很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敢于发表意见，这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现象，也是理论工作开始富有生气的实际体现”。至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绝不能说这是理论工作务虚会造成的，正如不能把这些偏向说成是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造成的一样”。
邓小平在讲话中对理论工作务虚会进行了评价，他指出：“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有人认为，邓小平的这个评价“是一个中性的提法”，“是最低限度的肯定”。
相对于有人说“务虚会是胡闹会，乱子都是务虚会的这帮秀才闹出来的”，邓小平的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恰如其分的。邓小平以后的一系列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确实对那些“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回应。比如，关于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对个人崇拜、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问题的有益的建议和意见，都被党中央所采纳，并形成了政策和制度规定。可见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许多理论观点是走在实践前头的，“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
作为这次会议组织者的胡耀邦，在会议结束时作了一个“结束语”讲话，他对邓小平的讲话表示同意，但他自己并没有讲对这次会议的评价，而是说：“我们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让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来检验，过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看，让历史来检验。”
当年参加会议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对这个会议还是抱有深厚感情的，在后来回忆和研究的著作与文章中都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吴江认为，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以实践标准的精神广泛地涉及建国以来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的各个方面”。马沛文也认为：“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党路线的大转折，那么，务虚会就标志着理论上的大突破。”冯兰瑞则认为：“这个会议使思想解放达到高峰，是突破‘两个凡是’禁区的转折点。”李洪林还认为，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胡耀邦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杰作。“会议的规模和规格，对问题探讨的深度，以及生动活泼的程度，都是空前的。如果说，真理标准的讨论是集中兵力突破了‘两个凡是’的防线，那么，理论工作务虚会就是全面进军，猛烈地扩大战果”。
目前，学术界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也普遍较高。沈宝祥认为：“从总的方面看，理论工作务虚会是朝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方向，紧握实践标准的武器，在思想理论领域披荆斩棘、开拓前进的会议。理论工作务虚会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全面拨乱反正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理论工作务虚会有力地证明，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完全可以信赖、可以委以重任的。”程中原认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分清思想路线是非是很有成绩的；对所探讨的主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做出的回答，大多数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是发扬了民主作风的……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工作史上一次有成绩的会。”胡耀邦的女儿满妹认为，尽管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一个存在不同看法的会议”，但是“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与真理标准讨论一样，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真理的号角吹得更响，为思想解放进一步打破了禁锢”。
权威的国史著作也充分肯定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成绩：“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联系两年来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上发生的分歧，用大量事实，深入揭发批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负责宣传理论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宣部、中央办公厅、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红旗》杂志等部门的负责人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错误。这些部门的负责人也都在会上作了不同程度的检讨。基本上达到了会议预定的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目的。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提出和讨论了不少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禁区。会上还提出了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文艺学、法学和国际关系等领域需要继续打破禁区、深入研究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有人还提出很有必要作一个社会主义时期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建议。”○
责任编辑 冷 波
叶剑英提议召开
理论工作务虚会
1978年党内外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经过几番较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最终战胜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思想理论界长期形成的噤若寒蝉的僵化状况从而有了极大改善。
在这场思想交锋过程中，有人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以及支持这种观点的其他文章扣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非毛化”，是“砍旗”。1978年9月，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以“不介入”争论为名的《红旗》杂志，在长期沉默之后，突然写出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长文，文章送到了中央常委。这篇文章正如务虚会上有人所说的，它虽然也讲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的观点，但整篇文章是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它不是反对教条主义，而是大批什么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称之为“海外奇谈”。
1978年9月下旬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当叶剑英了解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和开展讨论并且在报纸上作了报道后，不但理论界反映强烈，各路诸侯也反映强烈，而且社会上乃至国外都有反映，同时党内又有不同意见时，叶帅提出要开一个理论务虚会。10月14日，邓小平在同韦国清谈话时，对叶剑英的提议表示支持。他说：“叶剑英提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1978年10月下旬，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谭震林把应约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送给《红旗》杂志，文章除了回忆历史之外，还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这与《红旗》杂志“不介入”的态度相悖，《红旗》杂志要求谭震林修改，删掉文章中支持实践标准的内容，谭震林坚决不同意。11月16日，谭震林的文稿被送给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看后同意发表。邓小平说：“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红旗》杂志于1978年第12期刊登了这篇文章。
真理标准讨论带来的解放思想，促进了全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今后的发展道路进行全面思考。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这次会议对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暴露的意见分歧进行了热烈讨论。有的同志仍然认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是提倡怀疑一切，是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的方针。而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一些对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有疑虑的同志思想有了转变，作了自我批评，大家要求党中央对这场讨论明确表态，以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但是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对理论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于是，中央政治局接受叶剑英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分清是非、统一思想。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而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这个大讨论的继续，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二阶段。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说：“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的社会实践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的第一的地位，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但多年来被遗忘了，甚至被搞反了。这个问题的更新提出，的确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从最深处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这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场风波。”
会议讨论的
思想理论问题
1979年1月9日，刚担任中宣部部长不久的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宣部部务会议，正式确立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议程。会议议程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160多人参加，各省市派来1位联络员，从1月18日开到3月16日。第二阶段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派人参加，扩大到400多人。后因情况发生变化，没有开大会，中央理论宣传单位原小组继续讨论，地方则以省市为单位进行讨论，从3月28日开始到4月3日结束，会议前后历时3个多月，算是一个长会了。
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胡耀邦在1月18日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会议的两个目的：“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也可以总结十来年、三十年。建国三十年来，理论宣传战线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要把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总结起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两个目的是互相联系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向前看，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论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胡耀邦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具体指导方针。
从1月19日开始，理论工作务虚会进入小组讨论阶段。各小组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提出的理论问题非常多。据会议亲历者马沛文统计，会议上关注过的大大小小的理论问题有64个。会议专门成立了简报组，各组发言大多以简报的形式印发给每一个参会者，前后共发简报266期，散发的范围比较广，传阅者很多。会议的影响也很大，引起了社会各界震动，主要讨论五大问题。 第一个是分清思想路线是非问题。
会议是以真理标准为引言和主题的，所以会议一开始就对“两个凡是”进行了集中批判。会议经历者李洪林回忆说，“在这样一场原则是非的辩论中对犯错误的人采取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的态度进行批评”，这在新中国成立30年来是第一次。“所有的批评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真正的和风细雨，既没有疾言厉色的斗争，更没有政治上的打击和组织上的处分或清洗”。
坚持“两个凡是”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会上作了发言，有的甚至做过多次检讨发言，不同程度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与会者对他们的发言进行了评论。
有一人曾诚恳地说：我是一个思想没有解放的人，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上犯了思想路线不端正的错误。我非常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使自己受到教育，把自己从思想僵化的精神状态里解放出来，以便做好党的理论宣传工作。
有一人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正确的，反而武断地说，这篇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学说的完整性，提倡怀疑一切、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又说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检验和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会引起思想混乱，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举旗还是砍旗，会在国内国外引起很坏的反应；还说文章主要是批教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方向错了。
还有一个人表示：我犯了思想路线的严重错误。在中央工作会议和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我提出了许多批评，我表示热烈的欢迎。我愿意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但是，现在我的精神状态是不振作的，思想是混乱的。打破精神枷锁，肃清康生的影响，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端正思想路线，赶上时代的步伐，对我来说，因难比别的同志多。思想是长期形成的，要改变这种思想，也不是一时的事。我面临着一个改造世界观，赶上时代步伐的严重任务。
在这些发言中，他们都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评价说：“尽管与会者对有些同志的‘检讨发言’不满意，甚至很不满意，但有一点情况是重要的，就是他们都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也就是说，明确了在这场大争论中究竟谁是谁非这样的大界限。这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与会者在批评‘两个凡是’和上述几位同志的错误时，都联系到了汪东兴，对他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揭露和尖锐批评。有些同志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这些，对于分清是非，当然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个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从这个公报上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并不急于对“文化大革命”做出结论。但是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这个“禁区”就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被冲破了。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不仅主要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而且还清算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五一六通知》在会上遭到了众人的猛烈批判。大家强烈要求实行“理论民主”，废止文化专制主义。有的与会者说：“在学术理论工作中，要排除‘长官意志’、‘上级见解’、‘主席观点’这一类的东西。”而有的与会者认为，在理论问题上，中央领导人的见解“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并不具有任何法令的权威性，是可以批评，可以反对的”。特别是有的与会者对《五一六通知》做出剖析后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个文件是根本错误的。根据这个文件搞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违反了人民的意愿，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了严重恶果。
会议还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了认真讨论，虽然会上对是否继续保留“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存在分歧，但绝大多数与会者主张抛弃这一理论。有人在讨论时说，既然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其革命对象必然是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本身决定了革命的对象必然是错的。革命的对象都搞错了，这种理论还有奉行的价值吗？更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凡是派’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继续推行‘四人帮’那一套。……我认为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之争，这个问题非同小可。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内容到提法都应彻底抛弃。”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大家一致认为应该予以否定。因为“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或成绩，正在一件件遭到否定，什么‘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条汉子’、‘五一六通知’、‘六一大字报’、‘七厂二校经验’。既然这些都已具体否定，如果我们还要说‘文化大革命’如何好，那真就成为‘抽象肯定’了。我们已经付出巨大学费，如果我们还不承认失败，那我们就学不到什么东西，这笔学费就白付了”。
第三个是对极左路线的批判。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性质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问题，同样是一个理论禁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批“右”，不能批“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第一次冲破不能批“左”的禁区。
与会者有人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左”倾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损害，一点也不会比右倾机会主义少。而有人说，30多年来，我们的主要教训，是一条极左路线的恶性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集中暴露。还有人说，1957年以后20多年来，我们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这条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特别是有人郑重地说：“现在全党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建国快要三十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阻挡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 党史专家陈雪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事件和决策调查》书中，就“左”倾错误作出了概括，明确地说，中国共产党自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党的路线开始向“左”方面转折；1958年“大跃进”，“左”倾思潮泛滥成灾；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逐渐形成；到了“文化大革命”则变本加厉，走向顶点，危害极大。在这次讨论中，与会者基本就是对这四个时期“左”的路线的表现和危害进行批判。
第四个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讨论。
务虚会上公开讨论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并把这个问题作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最重大问题公开提到了全党面前，这在党内是第一次，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马沛文回忆，与会的大多数人对毛泽东和他晚年错误的分析评论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有人肯定地说：“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但是，同时要指出他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上有错误，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都有错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重用林彪、‘四人帮’，错误更大。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和反对毛泽东绝不能混为一谈。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错误是很有必要的。”也有人分析了毛泽东之所以会犯严重错误，是因为他大搞个人迷信，“把个人权威看得重于人民利益”，“他不能容忍任何人触犯他的绝对权威”。
在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评价时，与会人员中还是存在着一些糊涂观点甚至错误认识。有人认为，必须对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毛泽东思想中有错误的东西，这些错误的东西不是片言只字，而是他反复强调的思想。不能都推给“四人帮”或康生。还有人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也要进行拨乱反正。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
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出现的这些认识问题，说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做出科学评价的问题亟待解决，说明了准确界定和科学阐发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也亟待解决。
第五个是对领袖与人民的关系进行反思。
参与会议的同志对领袖与人民的关系也进行了热烈讨论，因为这个问题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有关。
把领袖和人民的关系阐述得系统而全面的，是李洪林所作《领袖和人民》的发言，1980年《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发言，后来连同未发表的部分一同收入他的文集《理论风云》。李洪林在发言中提出：“不是人民应该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该忠于人民。不是领袖缔造了党，而是党产生了领袖。领袖是可以批评的，批评领袖不是‘反党’。”“应该永远废止领袖指定‘接班人’的制度。只有封建皇帝才要预先立太子。而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里，领袖本人都是由党和国家的权力机关决定的。因此他本人无权指定‘接班人’。”
李洪林的发言很是轰动，许多与会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分清几个原则是非：1.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还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2.是领袖缔造了党，还是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3.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4.领袖是单数还是复数？5.领袖是天生的，还是实践中成长的？6.领袖能不能批评？7.领袖的权威是树起来的，还是实践中自然形成的？8.领袖是在党组织之内，还是党组织之上？9.领袖是终身制，还是要有一定任期？10.要不要指定“接班人”？
会上提出的这些问题同现实关系重大，有些问题还亟待理论界甚至中共中央给予解决。提出这些问题的，绝大多数都是有较深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不少是有关方面的领导干部，还有一些是思想解放、很有生气的年轻理论工作者。他们的这些发言和议论，对于启迪人们的思想很有帮助，对于推动思想理论界的拨乱反正起了助推作用，对于改进党的领导也很有参考价值。虽然有些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些敏感，不宜公开讨论，但是，在党内会议上提出和议论是正常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邓小平《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的讲话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得时间很长，与会者思想高度解放，但是会上个别人发言不够慎重，讲出很多中央认为不能讲、不能议的东西；甚至有人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要连根拔掉毛泽东思想；也有人指出把党领导国家写入宪法，很不恰当。在讨论中，有人提出“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了”的观点；还有人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正在消亡中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不断强化的国家”，“无产阶级民主的发展和国家的消亡是一回事”。
这些言论显然有些过头，引起邓小平等革命家的警惕。邓小平在和胡乔木谈话时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胡乔木也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而在理论务虚会的场外，西单“民主墙”释放出来的强烈不满情绪也使邓小平等革命家感到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感到有必要对党内外发生的问题进行纠正，讲一讲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确立共同的政治底线。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话时，集中谈了讲话稿要表达的思想。他明确指出：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他要求讲话稿要结合分析当时出现的几个非法组织的活动来讲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以动员群众同坏人作斗争。
讲话稿起草工作由胡乔木主持，成员有宋振庭、吴江、李洪林、滕文生。“起草时几个人分工每人写一部分……写好了交给胡乔木，由胡乔木总修改，然后交邓小平自己修改定稿。”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对前段时间党内的思想状况和社会上的思潮做出了回应。邓小平讲话后，各组进行讨论。与会代表都纷纷表态，认为这个讲话“非常重要”，表示“听后受到很大教育”。但不少代表也对报告中的一些提法提出修改意见或要求补充一些内容。比较集中的意见是：报告只强调反对右的一面，很少提到反对“左”的一面。对坚持“两个凡是”，甚至怀疑、否定和反对三中全会方针的错误思潮，也应给予坚决的批判。报告后，就有人议论：中央现在“收”了，“转”了，“纠偏”了，务虚会第一段错了，等等。与会者建议报告对于三中全会前后思想路线论战的历史意义和务虚会在分清两条思想路线方面所做的工作、所起的作用，应予足够的评价。 如何看待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当年的与会者中有着极大的分歧。参加过会议的朱穆之认为，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对澄清当时混乱的思想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
但也有亲历者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有人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和“四个念念不忘”，说法不同，意思完全一样，就是要坚持共产党历来的法统和道统，也就是和封建专制主义一脉相承的一党专政。甚至有人说，谁要先写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谁就会先被搞臭。多数与会者认为，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标志着思想上政治上的重大转折：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多时间的解冻期结束了，冰河期又回来了。从此以后，再没有反“左”一说，反右又成了毛泽东当年钦定的一以贯之的方针。
客观公正地说，“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就像邓小平所说：“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无事生非？是不是小题大做？不是的。情况的发展已经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应该说，解放思想永无止境，但不等于没有界限，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主张实行“自由化”，绝对不允许不受限制的自由，因为“中国人吃局势动荡的苦头吃够了，这个经验教训我们最深刻”。邓小平明确指出：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因此，“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为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提供强根固本的政治保证。
后来的事实证明，“四项基本原则”为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和根本方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可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姐妹篇，奠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理论工作
务虚会的评价
在邓小平讲话前，各小组对第一阶段的会议作了自我估量，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光明磊落。绝大多数与会者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次会议“学习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榜样，开得很好，大家很有收获，很受教育。说实在话，对于长期以来未能触及而又影响很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敢于发表意见，这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现象，也是理论工作开始富有生气的实际体现”。至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绝不能说这是理论工作务虚会造成的，正如不能把这些偏向说成是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造成的一样”。
邓小平在讲话中对理论工作务虚会进行了评价，他指出：“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有人认为，邓小平的这个评价“是一个中性的提法”，“是最低限度的肯定”。
相对于有人说“务虚会是胡闹会，乱子都是务虚会的这帮秀才闹出来的”，邓小平的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恰如其分的。邓小平以后的一系列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确实对那些“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回应。比如，关于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对个人崇拜、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问题的有益的建议和意见，都被党中央所采纳，并形成了政策和制度规定。可见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许多理论观点是走在实践前头的，“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
作为这次会议组织者的胡耀邦，在会议结束时作了一个“结束语”讲话，他对邓小平的讲话表示同意，但他自己并没有讲对这次会议的评价，而是说：“我们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让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来检验，过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看，让历史来检验。”
当年参加会议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对这个会议还是抱有深厚感情的，在后来回忆和研究的著作与文章中都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吴江认为，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以实践标准的精神广泛地涉及建国以来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的各个方面”。马沛文也认为：“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党路线的大转折，那么，务虚会就标志着理论上的大突破。”冯兰瑞则认为：“这个会议使思想解放达到高峰，是突破‘两个凡是’禁区的转折点。”李洪林还认为，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胡耀邦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杰作。“会议的规模和规格，对问题探讨的深度，以及生动活泼的程度，都是空前的。如果说，真理标准的讨论是集中兵力突破了‘两个凡是’的防线，那么，理论工作务虚会就是全面进军，猛烈地扩大战果”。
目前，学术界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也普遍较高。沈宝祥认为：“从总的方面看，理论工作务虚会是朝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方向，紧握实践标准的武器，在思想理论领域披荆斩棘、开拓前进的会议。理论工作务虚会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全面拨乱反正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理论工作务虚会有力地证明，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完全可以信赖、可以委以重任的。”程中原认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分清思想路线是非是很有成绩的；对所探讨的主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做出的回答，大多数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是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是发扬了民主作风的……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工作史上一次有成绩的会。”胡耀邦的女儿满妹认为，尽管理论工作务虚会是“一个存在不同看法的会议”，但是“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与真理标准讨论一样，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真理的号角吹得更响，为思想解放进一步打破了禁锢”。
权威的国史著作也充分肯定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成绩：“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联系两年来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上发生的分歧，用大量事实，深入揭发批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负责宣传理论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宣部、中央办公厅、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红旗》杂志等部门的负责人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错误。这些部门的负责人也都在会上作了不同程度的检讨。基本上达到了会议预定的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目的。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是提出和讨论了不少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禁区。会上还提出了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文艺学、法学和国际关系等领域需要继续打破禁区、深入研究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有人还提出很有必要作一个社会主义时期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建议。”○
责任编辑 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