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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是一位中国现代史造就的世纪伟人，也是一位世界性的历史巨人。他的一生，温热了一段历史，也温暖了无数国人的情怀。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6周年之际，笔者试记述朱德巧妙借助自己与滇军的关系，力擎南昌起义大旗的历史片断，以表达对他的感佩和缅怀之情。
要阐述和理清南昌起义中朱德与滇军的关系，我们首先要了解中共为什么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对此，党史界给出的权威答案是：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要挽救革命，就必须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于是，1927年7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显然，利用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这一有利因素，才是发动南昌起义的先决条件。而这一有利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朱德在南昌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从1909年朱德千里迢迢前往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到任职滇军旅长、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历时13年。这是朱德在滇军中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13年，也是他与滇军同僚建立难以割舍之情谊的13年。
而北伐战争胜利后驻防江西特别是南昌一带的部队正是滇系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率领的第三、第九军等部，这些部队的主要将领朱培德、王均和金汉鼎及师一级将领杨池生、杨如轩等都是朱德原来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同班的同学及滇军中的平级同僚，其中朱德与朱培德更因“模范二朱”的因缘在滇军中享有盛名。有鉴于此，192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委派朱德到南昌去，就是希望他能利用他与滇军的关系，开展党的工作。
其实，早在1926年8月，中共高层为了进一步考察已在国外入党但仍是“秘密党员”身份的朱德，就曾由陈独秀委派他赴川帮助改造老同学杨森的部队，使得杨森所部16个师、4个混成旅拥有7万之众改旗易帜。“这些军队曾是吴佩孚的部下，杨是吴任命的，他反对国民党的北伐。然而，我终于把他们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十军。我当上了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兼任国民党党代表，或称政委……”朱德后来在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曾这样侃侃而谈。
国共合作又一大成果的取得，不仅充分展示了朱德的能力，更考验了他对党的忠诚。因而归国不久的朱德，遂被中共领导人看好，国民革命军的一些高级将领通过此事也对他刮目相看、尊崇有加。
1927年1月，从武汉抵达江西的朱德，受到驻扎九江及南昌的滇军主要将领的欢迎，而一直将朱德奉为“铁血兄弟”的朱培德，对朱德的到来更是喜出望外。因为朱培德很想借重朱德的军事才干及其在滇军中的影响力来为他培训滇军军官，以备将来扩充实力所用。果不其然，几天后，朱德就被朱培德任命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等职。正因为这层特殊关系，朱德才能够放开手脚做包括军事工作在内的各方面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无不与随后的南昌起义有着重大关系。
譬如，朱德创办的军官教育团，为南昌起义培养了部分军事干部，后来其中部分中共党员参加南昌起义并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在起义之后还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力。
当时，在国内最先进的军事院校云南讲武堂系统学习了日本最先进的军事理论，且留学过德国和苏联，学习吸收了这两个军事大国的军事理论的朱德，对军事前沿理论了解之深、之广在全中国的“军界要员中”恐怕也算是凤毛麟角。朱德曾说过，日本的战斗纲要，德国的战斗条令，前苏联的联合战术，他都进行过深刻的研究，做过反复的比较，根据我们的特点，利用人家的长处，来训练我们的队伍，训练我们的指挥员。从学识上说，无论是旧学还是新学，在朱德的周围，包括国民党的军界要员在内，能出其右者又有几人？因此，在朱德的亲自主持下，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很快创办起来了，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接受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领导。
“朱德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15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护国战争，屡建战功，当了护国军的混成旅长，在滇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作战机智勇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有时友军战机不利，有败北模样，只要朱旅长一赶到，把上面绣有‘朱’字的红旗往阵地的山顶上一插，敌军就闻风丧胆，望旗动摇；而友军则军心复振，士气重发。常以此转败为胜，扭转战局。因此，朱德同志到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消息传开以后，滇军各部队的进步青年军官欢欣鼓舞，辗转相告，纷纷要求入校学习。”
朱德在教导团不仅注重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同时秘密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在学员中秘密发展党员，在培养的1600多名学员中，党员达到了几百人之多。这个军官教导团实际成了中共在南昌起义前夕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经过朱德培养的党员大都成为了革命骨干，其中曾任赣东北红十军军长的周建屏以及后来由学员成长为共和国开国中将的赵镕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对成功创办军官教育团，朱德曾引以为豪，因为军官教育团几个月工夫，除了训练队伍之外，还办了工人农民训练班、农民讲习所，一大批以后在赣东北、井冈山上的干部，一部分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
1927年3月底，隐匿在朱德寓所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写了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该文及邓演达的《要怎样打倒蒋介石》的文章印发军中后，在南昌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对于老同学朱德诸如此类格外“亲近”革命的行为，主政南昌的实力派人物朱培德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蒋介石、汪精卫、共产党三方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下，朱培德能容忍朱德，可见他们的关系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同年4月，朱培德升任江西省主席。在江西握有军政大权的朱培德当即任命朱德为南昌市公安局长。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迫于压力下的朱培德不得不“欢送共产党”出赣。为保护朱德，朱培德也劝朱德暂离南昌避避风头。
1927年7月中旬，朱德到武汉向周恩来等提出可以在江西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建议后，于21日返回南昌为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而朱培德呢，在7月下旬他其实已觉察到朱德同贺龙、叶挺等联系密切，研判出将有大事发生，但他不想为难老同学朱德，可也不想因此受到牵连，于是就安排部下王均到遂川暂时掌管自己的部队，自己却向蒋介石请假上庐山疗养，南昌的军政要务概由朱德处理。“暗渡陈仓”的朱德于是又秘密掩护着领导起义的中共领导人于27日陆续抵达南昌，直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于是，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于8月1日凌晨爆发。 在南昌的朱德最初的想法是：首先，在滇军中广泛结交朋友，从滇军内部做好工作；其次，要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再次，要利用各种可能，直接和滇军上层接触，争取他们的支持，甚至公开对他们进行策反。
因而，朱德不仅以创办军官教育团的名义，大力培养革命中坚力量，而且还大力做好驻南昌的其他国民革命军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七师第四十一团团长胡彦后来描述道：“当时，朱德从国外回来不久，学了不少新知识。李文彬一向仰慕朱德，第二十五团全部驻南昌宪兵营整训，因此，李文彬常请朱德到宪兵营上军官讲堂和对士兵‘精神讲话’，深受全团官兵欢迎。……朱德还应邀对我团士兵进行‘精神讲话’。‘精神讲话’是不定期的，均在晚饭后集合全团队伍到城墙听讲。我记得朱德讲的几句话，意思是‘有人说北伐是场大火，我看不算大，不过是打倒军阀。孙传芳、吴佩孚不是已被打垮了吗！将来还要打倒帝国主义，那场火才大啦。革命成功了，大家都有工做有田种。’”
朱德对外依靠自己与滇军关系来做党的工作，对内又依靠自己在滇军中的地位及影响力，为南昌起义中的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提供了保护，而在当时国民党反共甚嚣尘上的情况下，换作他人，南昌起义中的领导人不要说开展工作，就是保证自身安全恐怕都是个问题。
朱德还总是有意识地接近滇军实力派将领，一起吃饭、打麻将，起到穿针引线、密通情报的作用。例如，起义前的7月21日风尘仆仆返回南昌的朱德，又通过以前建立的各种关系了解南昌城区及其周围地区的兵力部署，精心绘制出南昌市区军事要点图，同时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老关系作掩护，秘密进行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对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进步青年，进行形势教育和政治动员，以及暗中把教育团的枪支作了调配，尽量使枪支主要掌握在党团骨干和进步官兵手中，然后再根据城市作战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给学员安排了两次野外军事训练，进行侦察、搜索和通过复杂地形等演习，还组织了几次夜间紧急集合。
此外，根据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部署，朱德出面租下江西大旅社，在那里设立指挥起义的大本营。与此同时，军官教育团、南昌市公安局参加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朱德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滇军第三军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团是朱培德的主力、起义军的劲敌。为拖住这两个团，前敌委员会指示朱德于7月31日晚宴请团长、团副们，用调虎离山之计控制他们，削减其部队战斗力。
为此，当晚朱德就把敌军的一些主要上层军官“请”来赴宴，以麻痹敌人。在偶然得知起义军内有叛徒告密的紧急情况下，朱德立即赶往第二十军指挥部，将此事告诉贺龙，使起义提前发动。将党赋予的工作安排妥当后，朱德随即在脖子上系上红领巾，右手挥动着黑亮的驳壳枪，率领部队勇猛地杀向驻地周围的敌军。
从南昌起义前期这一历史过程上看，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正因为朱德在南昌丰厚的人脉关系，中共才决定在这里举行起义。然而有人说，当时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前委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前委委员里面有张国焘，有李立三，有叶挺，有刘伯承，有聂荣臻，甚至郭沫若都是前委委员，而朱德却不是前委委员，因为朱德兵力少，担负的任务也简单。
然而，历史是不容抹杀的。周恩来作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前委书记，他非常满意地称赞朱德“为准备起义立了一大功”，“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这完全可以明了朱德当时的地位和作用。也正因为有这么一位不负党的重托，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且充分发挥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特殊的重要作用的“参谋”和“向导”，才使得南昌起义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胜利。须知，当南昌起义军余部面临绝境、濒临解体的关键时刻，又是朱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部队前进杀出一条血路，从而保存了革命火种。其中朱德不止一次借助自己与滇军的关系，包括借道金汉鼎、杨如轩防区以及义结范石生等惊世之举为诡谲多变的革命历史留下了一段段格外动人的佳话，也因而使得朱德在辉煌的史册上留下了“力挽狂澜掀风雷，铁肩道义创伟业”的盖世英名。
因而，朱德与滇军的历史，是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史、中国革命史的极其重要的一页。而朱德在借助滇军与自己的密切关系为南昌起义谋取先机、奠定起义坚实基础以及积极投身革命事业所折射出的伟大人格、杰出功绩和思想理论，将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回忆。○
题图 朱 德
责任编辑 万 强
要阐述和理清南昌起义中朱德与滇军的关系，我们首先要了解中共为什么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对此，党史界给出的权威答案是：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要挽救革命，就必须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于是，1927年7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显然，利用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这一有利因素，才是发动南昌起义的先决条件。而这一有利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朱德在南昌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从1909年朱德千里迢迢前往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到任职滇军旅长、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历时13年。这是朱德在滇军中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13年，也是他与滇军同僚建立难以割舍之情谊的13年。
而北伐战争胜利后驻防江西特别是南昌一带的部队正是滇系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率领的第三、第九军等部，这些部队的主要将领朱培德、王均和金汉鼎及师一级将领杨池生、杨如轩等都是朱德原来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同班的同学及滇军中的平级同僚，其中朱德与朱培德更因“模范二朱”的因缘在滇军中享有盛名。有鉴于此，192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委派朱德到南昌去，就是希望他能利用他与滇军的关系，开展党的工作。
其实，早在1926年8月，中共高层为了进一步考察已在国外入党但仍是“秘密党员”身份的朱德，就曾由陈独秀委派他赴川帮助改造老同学杨森的部队，使得杨森所部16个师、4个混成旅拥有7万之众改旗易帜。“这些军队曾是吴佩孚的部下，杨是吴任命的，他反对国民党的北伐。然而，我终于把他们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十军。我当上了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兼任国民党党代表，或称政委……”朱德后来在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曾这样侃侃而谈。
国共合作又一大成果的取得，不仅充分展示了朱德的能力，更考验了他对党的忠诚。因而归国不久的朱德，遂被中共领导人看好，国民革命军的一些高级将领通过此事也对他刮目相看、尊崇有加。
1927年1月，从武汉抵达江西的朱德，受到驻扎九江及南昌的滇军主要将领的欢迎，而一直将朱德奉为“铁血兄弟”的朱培德，对朱德的到来更是喜出望外。因为朱培德很想借重朱德的军事才干及其在滇军中的影响力来为他培训滇军军官，以备将来扩充实力所用。果不其然，几天后，朱德就被朱培德任命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等职。正因为这层特殊关系，朱德才能够放开手脚做包括军事工作在内的各方面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无不与随后的南昌起义有着重大关系。
譬如，朱德创办的军官教育团，为南昌起义培养了部分军事干部，后来其中部分中共党员参加南昌起义并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在起义之后还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力。
当时，在国内最先进的军事院校云南讲武堂系统学习了日本最先进的军事理论，且留学过德国和苏联，学习吸收了这两个军事大国的军事理论的朱德，对军事前沿理论了解之深、之广在全中国的“军界要员中”恐怕也算是凤毛麟角。朱德曾说过，日本的战斗纲要，德国的战斗条令，前苏联的联合战术，他都进行过深刻的研究，做过反复的比较，根据我们的特点，利用人家的长处，来训练我们的队伍，训练我们的指挥员。从学识上说，无论是旧学还是新学，在朱德的周围，包括国民党的军界要员在内，能出其右者又有几人？因此，在朱德的亲自主持下，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很快创办起来了，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接受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西省委领导。
“朱德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15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护国战争，屡建战功，当了护国军的混成旅长，在滇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作战机智勇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有时友军战机不利，有败北模样，只要朱旅长一赶到，把上面绣有‘朱’字的红旗往阵地的山顶上一插，敌军就闻风丧胆，望旗动摇；而友军则军心复振，士气重发。常以此转败为胜，扭转战局。因此，朱德同志到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消息传开以后，滇军各部队的进步青年军官欢欣鼓舞，辗转相告，纷纷要求入校学习。”
朱德在教导团不仅注重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同时秘密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在学员中秘密发展党员，在培养的1600多名学员中，党员达到了几百人之多。这个军官教导团实际成了中共在南昌起义前夕培养军事人才的基地。经过朱德培养的党员大都成为了革命骨干，其中曾任赣东北红十军军长的周建屏以及后来由学员成长为共和国开国中将的赵镕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对成功创办军官教育团，朱德曾引以为豪，因为军官教育团几个月工夫，除了训练队伍之外，还办了工人农民训练班、农民讲习所，一大批以后在赣东北、井冈山上的干部，一部分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
1927年3月底，隐匿在朱德寓所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写了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该文及邓演达的《要怎样打倒蒋介石》的文章印发军中后，在南昌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对于老同学朱德诸如此类格外“亲近”革命的行为，主政南昌的实力派人物朱培德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蒋介石、汪精卫、共产党三方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下，朱培德能容忍朱德，可见他们的关系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同年4月，朱培德升任江西省主席。在江西握有军政大权的朱培德当即任命朱德为南昌市公安局长。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迫于压力下的朱培德不得不“欢送共产党”出赣。为保护朱德，朱培德也劝朱德暂离南昌避避风头。
1927年7月中旬，朱德到武汉向周恩来等提出可以在江西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建议后，于21日返回南昌为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而朱培德呢，在7月下旬他其实已觉察到朱德同贺龙、叶挺等联系密切，研判出将有大事发生，但他不想为难老同学朱德，可也不想因此受到牵连，于是就安排部下王均到遂川暂时掌管自己的部队，自己却向蒋介石请假上庐山疗养，南昌的军政要务概由朱德处理。“暗渡陈仓”的朱德于是又秘密掩护着领导起义的中共领导人于27日陆续抵达南昌，直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于是，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于8月1日凌晨爆发。 在南昌的朱德最初的想法是：首先，在滇军中广泛结交朋友，从滇军内部做好工作；其次，要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再次，要利用各种可能，直接和滇军上层接触，争取他们的支持，甚至公开对他们进行策反。
因而，朱德不仅以创办军官教育团的名义，大力培养革命中坚力量，而且还大力做好驻南昌的其他国民革命军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七师第四十一团团长胡彦后来描述道：“当时，朱德从国外回来不久，学了不少新知识。李文彬一向仰慕朱德，第二十五团全部驻南昌宪兵营整训，因此，李文彬常请朱德到宪兵营上军官讲堂和对士兵‘精神讲话’，深受全团官兵欢迎。……朱德还应邀对我团士兵进行‘精神讲话’。‘精神讲话’是不定期的，均在晚饭后集合全团队伍到城墙听讲。我记得朱德讲的几句话，意思是‘有人说北伐是场大火，我看不算大，不过是打倒军阀。孙传芳、吴佩孚不是已被打垮了吗！将来还要打倒帝国主义，那场火才大啦。革命成功了，大家都有工做有田种。’”
朱德对外依靠自己与滇军关系来做党的工作，对内又依靠自己在滇军中的地位及影响力，为南昌起义中的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提供了保护，而在当时国民党反共甚嚣尘上的情况下，换作他人，南昌起义中的领导人不要说开展工作，就是保证自身安全恐怕都是个问题。
朱德还总是有意识地接近滇军实力派将领，一起吃饭、打麻将，起到穿针引线、密通情报的作用。例如，起义前的7月21日风尘仆仆返回南昌的朱德，又通过以前建立的各种关系了解南昌城区及其周围地区的兵力部署，精心绘制出南昌市区军事要点图，同时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老关系作掩护，秘密进行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对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进步青年，进行形势教育和政治动员，以及暗中把教育团的枪支作了调配，尽量使枪支主要掌握在党团骨干和进步官兵手中，然后再根据城市作战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给学员安排了两次野外军事训练，进行侦察、搜索和通过复杂地形等演习，还组织了几次夜间紧急集合。
此外，根据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部署，朱德出面租下江西大旅社，在那里设立指挥起义的大本营。与此同时，军官教育团、南昌市公安局参加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朱德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滇军第三军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团是朱培德的主力、起义军的劲敌。为拖住这两个团，前敌委员会指示朱德于7月31日晚宴请团长、团副们，用调虎离山之计控制他们，削减其部队战斗力。
为此，当晚朱德就把敌军的一些主要上层军官“请”来赴宴，以麻痹敌人。在偶然得知起义军内有叛徒告密的紧急情况下，朱德立即赶往第二十军指挥部，将此事告诉贺龙，使起义提前发动。将党赋予的工作安排妥当后，朱德随即在脖子上系上红领巾，右手挥动着黑亮的驳壳枪，率领部队勇猛地杀向驻地周围的敌军。
从南昌起义前期这一历史过程上看，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正因为朱德在南昌丰厚的人脉关系，中共才决定在这里举行起义。然而有人说，当时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前委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前委委员里面有张国焘，有李立三，有叶挺，有刘伯承，有聂荣臻，甚至郭沫若都是前委委员，而朱德却不是前委委员，因为朱德兵力少，担负的任务也简单。
然而，历史是不容抹杀的。周恩来作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前委书记，他非常满意地称赞朱德“为准备起义立了一大功”，“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这完全可以明了朱德当时的地位和作用。也正因为有这么一位不负党的重托，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且充分发挥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特殊的重要作用的“参谋”和“向导”，才使得南昌起义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胜利。须知，当南昌起义军余部面临绝境、濒临解体的关键时刻，又是朱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部队前进杀出一条血路，从而保存了革命火种。其中朱德不止一次借助自己与滇军的关系，包括借道金汉鼎、杨如轩防区以及义结范石生等惊世之举为诡谲多变的革命历史留下了一段段格外动人的佳话，也因而使得朱德在辉煌的史册上留下了“力挽狂澜掀风雷，铁肩道义创伟业”的盖世英名。
因而，朱德与滇军的历史，是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史、中国革命史的极其重要的一页。而朱德在借助滇军与自己的密切关系为南昌起义谋取先机、奠定起义坚实基础以及积极投身革命事业所折射出的伟大人格、杰出功绩和思想理论，将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回忆。○
题图 朱 德
责任编辑 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