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前的1950年，韩国人口为2000万。战争结束后，在“人口决定南北韩对决胜负”逻辑的驱使下，韩国政府积极推行奖励生育政策，加之同样深受“多子多福”的儒教伦理影响，以及在韩国人特有的“生下来反正饿不死”传统观念驱使下，韩国出现了婴儿潮，导致人口暴涨。1960年韩国人口达到2500万。这十年韩国人口年增加率为3%！每个家庭平均有6.3名子女。
　　然而，上世纪60年代，韩国很贫穷，要养活这样迅速增长的人口是一大难题。1961年，靠政变上台的朴正熙军政府认识到人口暴涨会制约经济增长，采取了控制人口的政策。从1962年开始制订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中，也包含了人口增加率目标。
　　于是，1961年，政府提出的计划生育口号是“不节制的生育的后果不免是乞丐”；1966年，开展“3.3，35运动”，即是“生育三胎”，三年三胎最晚生育到35岁；1973年，变成了“不分男女，优育标准两个”的“鼓励两胎”标语；到了80年代干脆提出独生子女政策，口号是“优育一个女儿比十个儿子更好”、“我们就生一胎吧！”、“两胎也多”、“一胎就可以满足”，甚至出现了“即使生一个，三千里（韩国面积简称）也满员”鼓励不育的口号。但是鼓励一胎政策又导致了“好男胎”风气，只好又提出了“父母一代盼望儿子，我们一代没有伴侣”、“以爱孕育，不分男胎女胎”口号。
　　回顾几十年来韩国政府的人口政策时，韩国学者感慨地写道，从三个到两个再到一个，在韩国连子女人数都控制的那个时期，生育控制不是个人权利，而是“国民的义务”。由于上述强制措施，到1988年，韩国人口年增长率终于降至1%。1994年韩国政府放弃了限制生育政策。
　　从本世纪初开始，韩国人口形势急转直下，政府发愁的是如何鼓励生育了。韩国综合生育率（指平均每名女性在15～49岁育龄期生下的婴儿数）2001年首次下降到1.30以下之后， 2005年只有1.08！甚至低于日本，为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中，仅比中国香港综合生育率高。人口学家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出生率如果低于1.5，那就应该划归到超低出生率国家。最近十来年，韩国的出生率始终没超过1.2，因此应被看作是超低出生率的国家。
　　按这样低的生育率趋势，韩国人口专家极其悲观地预言，“目前韩国人口接近5000万，到2020年，韩国人口就会开始下降，2050年，降到4200万，2100年将降至现在的三分之一，到2200年只剩140万人，最后导致韩国人在地球上消失。”
　　随着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韩国出现了鼓励生育的口号。前些年，韩国家庭保健福利协会向国民征集相关口号，并请专家评颁奖。获特等奖的口号是“爸爸，我一个人很孤独，我想要弟妹”；金奖口号是“两个子女比一个子女幸福，三个子女比两个子女幸福”；银奖口号是“多个蜡烛的光当然比一个蜡烛更明亮”；铜奖口号是“留给子女的最大遗产是兄弟姐妹”。
　　进入本世纪以来，为提高生育率，韩国政府可谓使尽浑身解数：为不孕不育夫妇支援治疗费；从以前的“劝告堕胎”转为“杜绝堕胎”；奖励生育，给生一胎、二胎、三胎、四胎的家庭以分别不同的经济奖励；家有三个子女的父母可延迟退休，子女考大学考公务员加分；产妇90天产前产后休假工资全额由国家负担；上调育儿休职工资；为有工作的父母亲提供夜间保育服务；将80%以上的幼儿园改为全天制；政府甚至派“托儿帮手”等等。
　　然而，人口多时控制不易，生育率下降后想鼓励多生也难。韩国人口综合生育率仍然位列世界倒数二三。韩国人口密度比我国东南沿海都高得多，在上世纪60年代到进入本世纪前，几乎和我们推行同样的人口生育政策。目前还在实行着全世界最严格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我国，应该从我们的东邻的人口政策变迁中得到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