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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公众基于某种价值和规范而对政治系统产生的认同和忠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物质财富迅速增加，但是众多复杂的社会问题也随之发生。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社会结构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各种利益矛盾逐渐凸显出来，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频发，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本文将以2009年6月发生在湖北石首市的石首事件为基本案例，试图从政治合法性为切入点，讨论中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以及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暴露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关键词：社会转型 群体性事件 政治合法性 合法性危机
1、引例：湖北石首事件[1]
2009年6月17日20时36分，湖北石首市公安局笔架山派出所接到报警消息，笔架山街道办事处东岳山路“永隆大酒店”门前发现一具男尸。正式这一具男尸开启的导火索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经过民警的现场调查和法医的鉴定，确认死者涂远高，男，24岁，湖北石首市高基庙镇长河村人，死者生前是永隆大酒店厨师。经过民警对死者所住房间的检查，发现死者留有一份遗书，遗书的大致内容为死者生前悲观厌世。石首市公安局因此而判定死者为自杀。但是死者的家属对公安局对死者死因的鉴定怀有怀疑态度，他们要求再次对死者的死亡进行检查，石首市公安局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于2009年6月19日在石首市东岳山路和东方大道设置路障，阻碍交通，围观起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围观群众少时有数千人，最多时有数万人。部分围观群众还多次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多名警察受伤，多部消防车辆和警车被砸坏。为了维护治安和社会稳定，湖北省公安厅、省武警总队、荆州市公安局从各地抽调了上千名武警、公安干警到石首处置此起群体性事件。经过湖北省石首市政府相关部门快一个月的处理，最终死者家属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的罪名论处，轰动一时的湖北石首事件以政府相关部门冒着丧失治理合法性危机的危险和以政府对民众的强制打压和经济损失为代价而告终。
2、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分析
2.1什么是政治合法性
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得认为：“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2]我国学者燕继荣对政治合法性也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指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的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简而言之，“政府实施统治在多大程度上被公民视为合理的和符合道义的。”[3]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大多数民众认为政府实施统治是正当的，也就是政府具有合法性的时候，民众会对政府的统治自觉加以服从。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同时也累积了众多复杂的社会问题。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社会结构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各种利益矛盾逐渐凸显出来，各类群体性事件频发，如2008年发生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甘肃陇南事件，2009年发生的江苏宿迁拆迁事件、邓玉娇事件、山东东明事件、吉林通钢事件。在这类不断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政府治理的合法性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2.2群体性事件中隐藏的合法性危机
简单地讲，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权力得以自我辩护并且通过这种辩护可以获得政治认同的问题。[4]在政治生活中，合法性意味着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与认同，所以，合法性危机可以看做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当政府统治开始丧失其合法性基础时，也就失去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这时就很容易发生合法性危机。
政府在防范并化解群体性事件方面处于关键地位并发挥直接的主导作用，群体性事件发生时，社会公众对政府是有所期待的。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的结局常常有三种，第一种情况是政府处理危机事件不当，遭受危机事件打击而导致政府形象在社会公众中大减，这样的状况往往导致了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危机。第二种情况是政府虽然能够治理危机事件，但是治理的结果不理想, 造成对政府治理合法性的巨大打击, 政府的统治虽然得以继续维持下去，但是政治合法性明显下降。最后一种情况也是最好的情况，就是政府能够很好地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地维护政府治理的合法性, 而且能够巩固政府统治的权威地位。在现代社会，政府的政绩作为赢得和维护政治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受到了执政党的高度重视。一个政治体系即使已经拥有统治的合法性, 但如果在其统治过程中长期碌碌无为, 其合法性也会慢慢消亡。面对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时, 政府必须有快速的反应能力和有效的应对措施。从这一角度也可以说, 在应对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政府的有效性是其合法性的有效保证。在湖北石首事件中，事件发生的初始时间是2009年6月17日，但是石首市政府相关部门在20日才做出具有一定效果的处理办法，在处理这个事件的过程中，石首市政府相关部门处理的方法、策略不甚到位。这样直接导致了民众对政府治理的不信任感和挫折感的加强。
3、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暴露的问题
基于各类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的现状，各级地方政府在针对不同的群体性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措施和解决办法。但是由于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和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经验不足，我国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捂”，一些地方政府对群体性事件采取信息封锁及舆论封杀，将整个事件控制在封锁区域之内，认为只要消息不外露就可以实现社会稳定。这样的做法只会加重民众对相关事件的好奇心和揭发欲望，当民众了解整个事件的真相后，就会加重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在湖北石首事件中，石首市地方政府开始采取的态度是尽量将事件控制在一个少数人可知的范围内，而对整个事件不予以解释和说明，激发了群愤，这样就导致了大规模的群众围观和诸如砸警车等不理智的群体性行为。
二是“拖”，现代行政强调高效行政，但是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一些地方政府拖延解决事件的时间，不及时解决可能由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各种冲突和矛盾，最终导致群众冲突累积的能量不断增加。
三是“躲”，一些地方政府怕惹麻烦，对群众上访或群众的一些利益诉求避而远之，以为躲避就能解决问题。这样的情况相当来说比较少，但是也发生于一些地方部门，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官员还认为“天高皇帝远”，能躲则躲，避免给自己添麻烦。
四是“推”，由于各级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的界限模糊，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遇事就推诿责任，产生治理空白，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针对这样的情况，政府部门在进行行政权限划分时就有必要明确各个部门的界限，这样各部门才能个就其位、各司其职，迅速快捷地解决问题。
五是“压”，这是传统的专政的治理方式。一些政府部门处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专政思维主导的倾向，对待群体性事件时喜欢强硬手段，甚至采用违法的行政行为压制事件，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防止事态蔓延，其实这样往往适得其反。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传播信息的渠道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因特网为民众提供了更广泛的信息接收途径。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是麦克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信息，捂住信息的传播只会导致谣言的产生。如果用专政的方式来处理群体性事件，容易使群体性事件扩大，并且导致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丧失统治的合法性，对事件的强力压制则会激起公众极大的仇怨。
4、政府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
地方政府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这是需要思维方式转变和经验的问题。针对我国地方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中暴露的问题，我国地方政府需要转换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思维，变专政为协商，变刚性为柔性，理性地看待、分析和解决群体性事件。
4.1理性分析群体性事件
在一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地方政府基本采用这样一个固定公式：将事件定性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少数坏人煽动”、“不法行为的人”以及“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为，甚至是受到“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在湖北石首事件中，关于该事件的官方报道就用的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来定性的。地方政府的这种态度只会导致社会冲突的扩大化和加剧化。我们看到在石首事件爆发后的第四天，政府在还没弄清事件真相时，便发布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并将事件定性为“少数不法分子”所蛊惑的事件，致使群众围观堵塞街道再次发生。这些草率的定性背后折射出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地方党政领导不敢正视社会冲突。其实，群体性事件基本上属于利益型冲突，不是政治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调节的，而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更是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在解决群体性事件造成的社会冲突中，地方政府应该以科学的思维和健康的心态去对待它，承认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存在，坚持维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4.2建立对话协商机制和利益诉求渠道
比较近几年陆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发现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事件发生、升级恶化的重要原因。一些地方政府领导缺乏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漠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站在群众利益的对立面，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没有予以重视和处理。因此，群众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利益相关者意见表达、情绪宣泄的渠道不畅，群众的知情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最终酿成恶果。[5]因此，群体性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应该在第一时间内站出来讲话，不要回避敏感问题，建立与群众的利益协调机制和对话沟通渠道。
4.3以科学化手段化解群体性事件
首先，地方政府应掌握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相关专门技术，如谣言控制，苗头预警，法规对策，网络控制，警力威慑，谈判技巧及信息公开技巧等。[6]其次，各级地方政府应从传统专政思维下的专政的方法中解脱出来，转为综合运用行政、传媒等资源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中的权利诉求和利益冲突。通过建立民众和地方政府的协商对话机制和信息传播媒介了解群众的利益诉求，解决利益冲突。再次，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应公开透明，运用有效的监督机制监督其解决过程，让政府的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使权力调解成为一个公正的过程，减少处理后遗症。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化解冲突和矛盾。最后，无论是哪级地方政府机构和部门，都不应该乱用武力，警察是用来维护社会秩序和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而不是与人民群众发生直接的冲突和对抗。
结论
这次在湖北石首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反映了当地累积的一些社会矛盾和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性群体事件时的处置方式不当，但是通过对这次事件的深刻反思，让我们认识到了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暴露的缺点，也让我们深入思考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一些地方政府认为发生了群体性事件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其实群体性事件不可怕，群众也并不可怕。如果地方政府官员不能守土有责，不能勇于担当，能躲则躲，习惯于把群众的不满说成敌对势力的煽动，把警察推在前面，借以掩盖自己执政能力的低下，运用武力压制住一时的骚动，而不去努力夯实地方政府执政的合法性，那才是最可怕的。
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经济共同体，而且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社会，而是有能力化解利益矛盾、协调利益冲突，增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以此实现利益关系趋向于均衡的社会。
参考文献：
[1][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64.
[3][美]西摩.李普赛特著,刘敏钢等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4][美]詹姆斯·博曼.黄相怀译.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5]燕继荣著.政治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7]傅思明,突发事件应对法与政府危机管理.[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8]康晓光.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民主政治与合法性基础.[J].战略与管理，1999(4).
[9]张亚泽.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探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J].2000(5).
[10]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我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特点、原因及政府对策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02(5).
[11]张娟,习裕军.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在西方:一个文献综述.[J].中州学刊.2007(1).
[12]刘威.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成因解析——基于利益的视角.[J].学理论,2009(30).
[13]于建嵘.群体性事件症结在于管民矛盾.[J].中国报道,2010(1).
关键词：社会转型 群体性事件 政治合法性 合法性危机
1、引例：湖北石首事件[1]
2009年6月17日20时36分，湖北石首市公安局笔架山派出所接到报警消息，笔架山街道办事处东岳山路“永隆大酒店”门前发现一具男尸。正式这一具男尸开启的导火索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经过民警的现场调查和法医的鉴定，确认死者涂远高，男，24岁，湖北石首市高基庙镇长河村人，死者生前是永隆大酒店厨师。经过民警对死者所住房间的检查，发现死者留有一份遗书，遗书的大致内容为死者生前悲观厌世。石首市公安局因此而判定死者为自杀。但是死者的家属对公安局对死者死因的鉴定怀有怀疑态度，他们要求再次对死者的死亡进行检查，石首市公安局拒绝了这个要求。于是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于2009年6月19日在石首市东岳山路和东方大道设置路障，阻碍交通，围观起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围观群众少时有数千人，最多时有数万人。部分围观群众还多次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多名警察受伤，多部消防车辆和警车被砸坏。为了维护治安和社会稳定，湖北省公安厅、省武警总队、荆州市公安局从各地抽调了上千名武警、公安干警到石首处置此起群体性事件。经过湖北省石首市政府相关部门快一个月的处理，最终死者家属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的罪名论处，轰动一时的湖北石首事件以政府相关部门冒着丧失治理合法性危机的危险和以政府对民众的强制打压和经济损失为代价而告终。
2、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分析
2.1什么是政治合法性
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得认为：“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2]我国学者燕继荣对政治合法性也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指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的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简而言之，“政府实施统治在多大程度上被公民视为合理的和符合道义的。”[3]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大多数民众认为政府实施统治是正当的，也就是政府具有合法性的时候，民众会对政府的统治自觉加以服从。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同时也累积了众多复杂的社会问题。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社会结构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各种利益矛盾逐渐凸显出来，各类群体性事件频发，如2008年发生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甘肃陇南事件，2009年发生的江苏宿迁拆迁事件、邓玉娇事件、山东东明事件、吉林通钢事件。在这类不断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政府治理的合法性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2.2群体性事件中隐藏的合法性危机
简单地讲，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权力得以自我辩护并且通过这种辩护可以获得政治认同的问题。[4]在政治生活中，合法性意味着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与认同，所以，合法性危机可以看做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当政府统治开始丧失其合法性基础时，也就失去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这时就很容易发生合法性危机。
政府在防范并化解群体性事件方面处于关键地位并发挥直接的主导作用，群体性事件发生时，社会公众对政府是有所期待的。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的结局常常有三种，第一种情况是政府处理危机事件不当，遭受危机事件打击而导致政府形象在社会公众中大减，这样的状况往往导致了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危机。第二种情况是政府虽然能够治理危机事件，但是治理的结果不理想, 造成对政府治理合法性的巨大打击, 政府的统治虽然得以继续维持下去，但是政治合法性明显下降。最后一种情况也是最好的情况，就是政府能够很好地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地维护政府治理的合法性, 而且能够巩固政府统治的权威地位。在现代社会，政府的政绩作为赢得和维护政治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受到了执政党的高度重视。一个政治体系即使已经拥有统治的合法性, 但如果在其统治过程中长期碌碌无为, 其合法性也会慢慢消亡。面对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时, 政府必须有快速的反应能力和有效的应对措施。从这一角度也可以说, 在应对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政府的有效性是其合法性的有效保证。在湖北石首事件中，事件发生的初始时间是2009年6月17日，但是石首市政府相关部门在20日才做出具有一定效果的处理办法，在处理这个事件的过程中，石首市政府相关部门处理的方法、策略不甚到位。这样直接导致了民众对政府治理的不信任感和挫折感的加强。
3、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暴露的问题
基于各类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的现状，各级地方政府在针对不同的群体性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措施和解决办法。但是由于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和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经验不足，我国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捂”，一些地方政府对群体性事件采取信息封锁及舆论封杀，将整个事件控制在封锁区域之内，认为只要消息不外露就可以实现社会稳定。这样的做法只会加重民众对相关事件的好奇心和揭发欲望，当民众了解整个事件的真相后，就会加重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在湖北石首事件中，石首市地方政府开始采取的态度是尽量将事件控制在一个少数人可知的范围内，而对整个事件不予以解释和说明，激发了群愤，这样就导致了大规模的群众围观和诸如砸警车等不理智的群体性行为。
二是“拖”，现代行政强调高效行政，但是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一些地方政府拖延解决事件的时间，不及时解决可能由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各种冲突和矛盾，最终导致群众冲突累积的能量不断增加。
三是“躲”，一些地方政府怕惹麻烦，对群众上访或群众的一些利益诉求避而远之，以为躲避就能解决问题。这样的情况相当来说比较少，但是也发生于一些地方部门，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官员还认为“天高皇帝远”，能躲则躲，避免给自己添麻烦。
四是“推”，由于各级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的界限模糊，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遇事就推诿责任，产生治理空白，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针对这样的情况，政府部门在进行行政权限划分时就有必要明确各个部门的界限，这样各部门才能个就其位、各司其职，迅速快捷地解决问题。
五是“压”，这是传统的专政的治理方式。一些政府部门处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专政思维主导的倾向，对待群体性事件时喜欢强硬手段，甚至采用违法的行政行为压制事件，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防止事态蔓延，其实这样往往适得其反。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传播信息的渠道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因特网为民众提供了更广泛的信息接收途径。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是麦克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信息，捂住信息的传播只会导致谣言的产生。如果用专政的方式来处理群体性事件，容易使群体性事件扩大，并且导致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丧失统治的合法性，对事件的强力压制则会激起公众极大的仇怨。
4、政府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
地方政府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这是需要思维方式转变和经验的问题。针对我国地方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中暴露的问题，我国地方政府需要转换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思维，变专政为协商，变刚性为柔性，理性地看待、分析和解决群体性事件。
4.1理性分析群体性事件
在一些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地方政府基本采用这样一个固定公式：将事件定性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少数坏人煽动”、“不法行为的人”以及“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为，甚至是受到“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在湖北石首事件中，关于该事件的官方报道就用的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来定性的。地方政府的这种态度只会导致社会冲突的扩大化和加剧化。我们看到在石首事件爆发后的第四天，政府在还没弄清事件真相时，便发布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并将事件定性为“少数不法分子”所蛊惑的事件，致使群众围观堵塞街道再次发生。这些草率的定性背后折射出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地方党政领导不敢正视社会冲突。其实，群体性事件基本上属于利益型冲突，不是政治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调节的，而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更是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在解决群体性事件造成的社会冲突中，地方政府应该以科学的思维和健康的心态去对待它，承认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存在，坚持维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4.2建立对话协商机制和利益诉求渠道
比较近几年陆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发现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事件发生、升级恶化的重要原因。一些地方政府领导缺乏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漠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站在群众利益的对立面，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没有予以重视和处理。因此，群众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利益相关者意见表达、情绪宣泄的渠道不畅，群众的知情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最终酿成恶果。[5]因此，群体性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应该在第一时间内站出来讲话，不要回避敏感问题，建立与群众的利益协调机制和对话沟通渠道。
4.3以科学化手段化解群体性事件
首先，地方政府应掌握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相关专门技术，如谣言控制，苗头预警，法规对策，网络控制，警力威慑，谈判技巧及信息公开技巧等。[6]其次，各级地方政府应从传统专政思维下的专政的方法中解脱出来，转为综合运用行政、传媒等资源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中的权利诉求和利益冲突。通过建立民众和地方政府的协商对话机制和信息传播媒介了解群众的利益诉求，解决利益冲突。再次，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应公开透明，运用有效的监督机制监督其解决过程，让政府的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使权力调解成为一个公正的过程，减少处理后遗症。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化解冲突和矛盾。最后，无论是哪级地方政府机构和部门，都不应该乱用武力，警察是用来维护社会秩序和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而不是与人民群众发生直接的冲突和对抗。
结论
这次在湖北石首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反映了当地累积的一些社会矛盾和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性群体事件时的处置方式不当，但是通过对这次事件的深刻反思，让我们认识到了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暴露的缺点，也让我们深入思考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一些地方政府认为发生了群体性事件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其实群体性事件不可怕，群众也并不可怕。如果地方政府官员不能守土有责，不能勇于担当，能躲则躲，习惯于把群众的不满说成敌对势力的煽动，把警察推在前面，借以掩盖自己执政能力的低下，运用武力压制住一时的骚动，而不去努力夯实地方政府执政的合法性，那才是最可怕的。
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经济共同体，而且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社会，而是有能力化解利益矛盾、协调利益冲突，增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以此实现利益关系趋向于均衡的社会。
参考文献：
[1][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64.
[3][美]西摩.李普赛特著,刘敏钢等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4][美]詹姆斯·博曼.黄相怀译.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5]燕继荣著.政治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7]傅思明,突发事件应对法与政府危机管理.[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8]康晓光.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民主政治与合法性基础.[J].战略与管理，1999(4).
[9]张亚泽.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探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J].2000(5).
[10]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我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特点、原因及政府对策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02(5).
[11]张娟,习裕军.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在西方:一个文献综述.[J].中州学刊.2007(1).
[12]刘威.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成因解析——基于利益的视角.[J].学理论,2009(30).
[13]于建嵘.群体性事件症结在于管民矛盾.[J].中国报道,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