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军统第一杀手”之称的陈恭澍晚年在他的回忆录《英雄无名》中，多次提到一个名叫范行的人，言其身份模糊，行踪神秘，为人重感情，收集的情报质量极高，曾代理军统北平站站长，莫名失踪，后又神秘出现在上海，继续为其提供相当有价值的情报。陈于是怀疑他是国际间谍，并在回忆录第四章以“国际大间谍范行”为题，专门介绍了此人。
　　陈恭澍后来客死台湾，他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位化名范行的神秘人物，有着怎样传奇的人生。他本名叫范纪曼，出生于四川梁山马家场（今重庆梁平区和林镇），毕业于黄埔，参加北伐，于故乡建党，入红队锄奸，被捕脱党后到北平大学学习戏剧，成为小有名气的戏剧评论家、翻译家和诗人。抗战时期，转战上海，游走于共产国际、中共情报组织和国民党军统之间收集情报，是一个低调神秘的“三栖间谍”。内战时期，受党委派，打入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任少将专员，为党收集了大量军事情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协助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破获了若干军统潜伏特务案件。1955年受“潘、杨案”株连被捕入狱，获刑二十年。1975年出狱，1980年平反。他文可吟诗立著育人，武能带兵冲锋陷阵，在隐蔽战线游刃有余。一生五次入狱，数与死神擦肩，皆能化险为夷，于1990年以八十五岁高龄得善终。这样跌宕起伏的人生，实在是世间少有。

一

　　1906年3月26日，范纪曼出生于梁山马家场桂花溪畔的一个耕读之家，家道殷实，生活无忧。父亲范益谦毕业于四川省政法學堂，在当地算是一个有名望的乡绅。
　　1916年，已经十岁的范纪曼才在马家场文昌宫国民小学启蒙，而后又先后在沙垭场（今重庆梁平区云龙镇）夏家观小学、梁山县立高小、梁山县立中学求学。十年寒窗，范纪曼逐渐认识到当时积弱的国情，萌生去外地求学、探索中国进步之路的想法。
　　1925年，范纪曼离开故乡，买舟东去，考入武昌汉阳兵工厂专门学校学习木工，在这里，他遇到一个化名杜仪的四川老乡，此人本名杜稃生，是一个资深的共产党人，后来曾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川西行署和成都市军管会秘书长、川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经杜介绍，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受党委派，他考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和戴笠、廖耀湘、罗瑞卿、赵一曼、冰心、臧克家等人成为黄埔六期同学。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时任政治总教官，后来的儒帅陈毅，当时仅是军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不过他还兼任共产党的军校党委书记。在黄埔学习期间，范纪曼又经杜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学不久，由于革命形势需要，这批学员很快就下到部队，参加北伐。范纪曼有幸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担任排长，当时独立团的团长，正是大名鼎鼎的名将叶挺。在叶挺领导下，范纪曼率部参加了北伐军反击夏斗寅和杨森的战斗，并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英勇负伤。
　　等他伤愈归队时，发生了“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范纪曼带着恽代英、陈毅开具的介绍信，回到重庆，寻找四川省委报到。

二

　　范纪曼来到重庆，多方寻找党组织，最后终于在涪陵和四川省委接上了头。时任省委书记傅烈听说他带着恽代英的介绍信，亲自在重庆接见了他，并委派他回家乡梁山建党。
　　1927年7月，范纪曼回到阔别两年多的故乡，立即投身梁山党组织的筹建工作。9月，与中共梁山地下党员熊修五、许彬等人成立了中共梁山县特别支部，自任书记。年底，正式成立中共梁山县委员会，仍然担任书记。他自筹经费组织“一六”剧社，自编自演“文明戏”，用寓教于乐的方式，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积极发展组织，吸收了王逐萍、王一贯等十多名新党员;组织“穷人会”“农协会”，领导农民同当地土豪劣绅开展斗争。不到半年时间，梁山的革命活动就风生水起，有模有样了。
　　但他抛头露面太多，引起了当时驻梁山军阀萧毅肃的注意。萧当时是川军第二十军第十一师参谋长兼梁山县市政公所所长，县城南门毕家巷大户毕家的女婿。此人后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曾协助何应钦主持了芷江受降仪式。范的赤化活动，为他不容，于是下令抓捕。
　　故乡待不住了。1928年春，范纪曼只身跑到重庆，在省委秘书长牛大鸣领导下工作。牛知道他是黄埔学生，参加过北伐，派他到合川担任川北军委书记，准备发动农民组织武装起义。不料又被当地军阀盯上了，他只好再次回到重庆，受派到西南美专从事学生运动。在美专，他遇到一位名叫彭雅萝的开县籍女子，金风玉露一相逢，就谈了一场长达五十六年的漫长恋爱。
　　1929年秋天，组织派范纪曼到上海，担任法租界的交通联络员。后来也有人说，当时他在上海的工作，其实是在伍豪同志领导的中央特科行动科，也就是著名的“红队”，做一名锄奸行动队员。感情正当黏络的女友彭雅萝，也随他到了上海，考入上海音专学习音乐，不久成为范纪曼的工作助手。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交织，双方都杀红了眼。急躁的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执行“左”倾机会主义政策，希望推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本是秘密的事情，但在“左”倾冒进的心态指使下，范纪曼接到让他组织群众举行飞行集会的任务，使自己暴露于对手的眼目之下。集会结束，他就被捕了，关押在苏州监狱。这是他第一次被捕入狱，狱中三月，他沉着镇定，坚贞不屈，不但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而且还积累了宝贵的坐牢经验。
　　八月，经亲友多方营救，范纪曼终于被保释出狱。但他的同志们可能都去了江西苏区，一个也找不见了。从此，他就成了一只孤雁，失去了组织关系。以致后来他为党的革命事业做那么多有益的工作，取得那么突出的成绩，组织一直只是把他作为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而拒绝承认他的党籍。直到1980年为他彻底平反时，才恢复党籍，党龄从1926年连续计算。

三

　　上海已是危险之地。苦闷之中，范纪曼决定北上。1930年9月，他和彭雅萝双双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或许是在故乡曾经组织过剧社的原因，他选择了戏剧专业，而彭雅萝继续选修音乐专业。他在专攻戏剧理论的同时，还刻苦钻研外语，在精通英语的基础上，又自学了俄语、德语和日语，期间还翻译出版了德国诗人海涅的《还乡记》等著作，受到戏剧大师熊佛西先生的好评和器重。他还和同学于伶一起加入了“左联北平分盟”，在党的领导下，以一个党外人士的身份，积极为党从事文化战线的工作，为报纸撰写戏剧评论，同时还开始创作诗歌，出版诗歌集《汐之螺》，成为一名进步的文艺青年。
　　如果不是因为日寇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范纪曼完全可能在艺术领域里取得更高的成就。抗日救亡的热情，使他抛弃纸笔，投身于火热的爱国行动中去。1931年7月，他被选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学生会主席;12月，被北平六十八所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推选为“抗日学联”主席团成员，并兼任南下请愿示威团纠察队总指挥。丰台卧轨，迫使北平当局同意学生到南京请愿，便是范纪曼组织的杰作。
　　12月15日，学生请愿团达到南京，联合上海、南京的学生，聚集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外交部、教育部等机关，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军警驱散拖离，范纪曼在与军警的搏斗中受伤，他到医院简单包扎后，悄悄设法前往上海，找到宋庆龄的寓所，当面向国母汇报请愿前后经过。当时国母一个叫史沫特莱的外国朋友也在场，听到他的讲述，二人义愤填膺。国母当即就草拟了对时局的《宣言》，并在19日公开发表，史沫特莱也在《世界日报》向全世界发表了“学生请愿被镇压”的新闻，并在英文报刊上发表了《怒吼的北平学生》，点名表扬了范纪曼等请愿学生的英雄事迹。

四

　　在北平讀书期间，范纪曼交游还不算广，主要是梁山老乡和黄埔同学两个圈子。1932年的一天，梁山老乡曹策的妻子找到他，说曹被捕了，关在北平草岚子胡同监狱，请求他设法营救。
　　曹策，本名曹健勤，梁山聚奎人，1925年在武昌中华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汉阳县委、南京市委、浙江省委、上海沪东区委、江西省委、河北省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天津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担任梁平县政协秘书长、副主席，是我党早期的重要干部。此人建政前后，遭遇断崖式降级，从省部级降为正科、副处，不知曾犯了多大的错误。
　　为了营救曹策，范纪曼通过黄埔同学圈子，找到黄埔五期同学、时任军统北平站站长的陈恭澍，此人就是后来号称“军统四大杀手之首”、晚年写作回忆录反复提到范纪曼的那位仁兄。范纪曼对陈谎称曹是自己的表弟，托陈设法营救。
　　陈当即满口答应，但提出“你的表弟我负责保释，我手中的美国资料，你要帮我翻译”的条件。范纪曼只得答应，不料从此就走上了收集情报的间谍之路。
　　曹策很快就被释放了。陈恭澍的交换条件，范纪曼也得去兑现。翻译材料，对于他来说，本来是小菜一碟。但当他看到陈给他的材料后，大吃一惊！这些材料，竟是美国使馆提供的关于蒋介石和日本的重要军事、外交情报。范纪曼多了个心眼，在为陈恭澍翻译的同时，自己悄悄留了一份底稿。陈恭澍对范纪曼翻译的资料非常满意，有心把这位黄埔六期的学弟发展到军统北平站来。
　　但范纪曼此时的心里非常焦急，手里这么重要的情报，怎么才能传递到党组织呢？他只能找那些比较进步的同学传话，希望找到北平地下党主要负责人，有重要情况报告。
　　也不知道是哪位进步同学的传话起了作用。一天，中共北平东城区委书记冀丕扬到北大，找到范纪曼接头，从他手里接过了重要情报，浏览之后如获至宝，当即交代了以后的接头方式。
　　陈恭澍从美国使馆拿来一批又一批材料，范纪曼照样翻译好后，在送给陈恭澍的同时，又悄悄抄录一份交给冀丕扬，使党的上级组织对华北日军和国民党华北当局的军事外交情况了如指掌。
　　半年以后，冀丕扬被捕叛变，供出范纪曼，他因此第二次身陷囹圄。在狱中，范只承认用情报换钱，不承认和中共有组织关系。彭雅萝多方求救，幸得黄埔同学出手相救，范纪曼才在交纳罚款后被保释。
　　出狱后，陈恭澍邀请他到军统北平站担任情报员，他也就顺势答应了。学习之余，他利用自己娴熟的外语，经常参加日本驻北平公使馆的外交招待会和武官军事通报会，以便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一些有用的情报。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苏联塔斯社驻北平的记者兼翻译刘尊棋，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后来，刘尊棋又向范纪曼介绍了上海《大晚报》驻北平记者刘逸樵，刘逸樵见范纪曼交往广泛，外文流利，便对范纪曼说手里有些日文资料，想请范译成中文，范纪曼答应试试。
　　范纪曼的外文功底扎实，又在陈恭澍的指导下掌握了关于情况汇集编写的经验，因此他的翻译，使刘逸樵极为满意。他将刘逸樵给他的资料，翻译后又交一份给陈恭澍;同时，也将陈恭澍交给的美国资料，交一份给刘逸樵。刘、陈双方都对范纪曼的情报能力刮目相看。范在军统的地位也日益巩固，后来陈恭澍出事逃离北平后，他还代理过一阵军统北平站站长。
　　刘逸樵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受共产国际派遣的情报人员，直接为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工作。他发现范纪曼能力超群，力邀他参加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作为曾经的共产党员，当然对苏联、对共产国际有着好感，范纪曼就同意了为刘逸樵工作。为了方便范纪曼在北平社交场合公开活动，刘逸樵专门为他租了房子，添置了西服，还特意为他印制了“美国·檀香山·《自由日报》记者”的名片。从此，范纪曼在情报战线游刃有余，屡出佳绩。
　　这一阶段，范纪曼最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收集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之间密切来往的情报，使党提前知晓《何梅协定》的内容，促成《八一宣言》的公开发表。
　　1935年，刘逸樵工作调动去西北，长时间未返北平，范纪曼与他失去了联系。此时的北平，已经放不下一张书桌了，范纪曼决定离开北平。但军统的规矩是“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他选择不辞而别，悄悄离开北平，潜入了上海。

五

　　到上海后，他定居在马思南路惜庐，公开身份是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师，化名江汰浩。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常去书店兼职编辑编书，工作之余还坚持翻译海涅、歌德、普希金等人的作品，因此交往的多是上海知识界的名人。比如内山完造，就是在书店里相识的，后来通过内山先生引荐，他在内山书店见到了大先生，大先生看过他翻译的海涅诗歌后，颇为嘉许。
　　由于范纪曼在北平、上海戏剧界的进步表现，更由于在刘逸樵手下出色的工作，为苏联提供了大量有价值情报的成绩，1935年8月，他受邀去莫斯科参加了“第四届斯大林国际戏剧节”，并在苏联访问了半年。
　　在去苏联的“北方号”海轮上，他巧遇文化界知名人士、共产党员钱俊瑞，二人相谈甚欢。回国后，在一次文化界抗日集会上，他们再次相遇，钱坦言自己是为苏联塔斯社工作的，希望范为他工作，提供情报。范纪曼欣然应允。此人后来出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北平军管会文管委主任、教育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天晚上，一个不速之客来到惜庐，称自己叫张纪恩，是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经刘逸樵介绍来找范纪曼，希望范能够给八路军上海办事处提供有关日军调动和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情报。党终于来找自己了！范纪曼毫不犹豫答应了。
　　1939年9月，范纪曼和彭雅萝结束爱情长跑，正式结为夫妻。汪伪时期的上海，生活极为艰难，上海戏剧专科学校那点微薄的薪资，远远不足以维持他在文化界、外交界交游的开支。婚后不久，张纪恩工作调动，代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来领导他的，竟是北平的故人刘逸樵。
　　真是无巧不成书，一天，范纪曼正在街上行走，忽然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他“范行”，转身一看，竟是从军统北平站潜逃的陈恭澍。此时陈恭澍已洗清罪名，改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目前正在招募情报人员。陈恭澍听说他的近况，再次力邀范纪曼加入军统，为他收集情报。范纪曼想到这既多了一个情报来源，又可以增加一笔收入，于是答应了他，但要求他不能向上面報告自己的真实姓名，以免军统制裁。从此，范纪曼从陈恭澍、刘逸樵处拿到外语情报，翻译处理后，分别交叉传递给陈、刘，同时还通过钱俊瑞，把双方的情报转交给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三栖间谍”。
　　1941年9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海时局十分紧张。一天，刘逸樵匆忙找到范纪曼，告知设在法租界的秘密电台告急，希望范在半小时之内，把电台抢救出来。这部电台，是两年前党中央从延安委派刘鹤孔来上海建立的，直接和党中央联系。当时在法租界以开五金店做掩护，没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此次被日伪侦破告急，意味着与延安的联系就会中断。按照刘逸樵的指示，范纪曼换上西装革履，坐着租来的豪华轿车，大摇大摆地来到五金店，以买电器为名，在日本宪兵的眼皮下，把包装好的电台运了出来，又换另一辆轿车，把刘鹤孔接应出来。范纪曼冒着极大的危险，将电台安排在自己的家里，掩护恢复了与延安的联系。
　　这个刘鹤孔，大有来头。此人井冈山时期红军出身，后到苏联学习无线电电报技术，受党派遣潜入上海建立秘密电台，直接与党中央保持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大学组织部部长、华东空军干部部长，第一机械部副部长，1955年授少将军衔。前段时间很火的一部抗日神剧《五号特工组》中男主角李一鸣，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
　　1942年，范纪曼受潘汉年、杨帆委托，到南京收集日军总部情报，与汪伪“七十六号”的李世群、万里浪等人又搭上了关系，收集到大量日军军火运送方面的情报。
　　1944年4月，中共秘密电台被查获，刘鹤孔被捕，范纪曼受到牵连，第三次入狱。日伪时期的上海“七十六号”，是个赫赫有名的魔窟。好在范纪曼之前与李世群等人有过往来，他推说房间是租给人家的，收点租金补贴家用，不知是共党的地下电台。有了李世群等人从中斡旋，范纪曼再次有惊无险，保释出狱。

六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为了获取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情报，党组织又指派范纪曼打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担任少将专员。范纪曼利用少将身份，从上海提篮桥监狱营救出了杨靖宇将军的弟弟杨树田;掩护了中共上海地下情报组织领导人吴克坚、徐淡庐等人，并协助他们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比如国民党总部迁移台湾的消息，就是范纪曼提供给中共的。吴克坚曾任中共长江局副秘书长兼周恩来随身副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联络局局长等职务。徐淡庐是重庆江北沙坪人，也是隐蔽战线上的一名有功之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就是他去送的电台;和平解放西藏时，他是中央政府派驻拉萨的联络组组长，精心组织了达赖喇嘛进京事宜;后出任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政务参赞，策划组织了李宗仁回国等重大事件。
　　1949年元旦，《新华日报》刊发了毛泽东亲笔拟写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为统战需要，吴克坚要求范纪曼翻印八十份，分送上海的上层民主人士。范纪曼从戏剧学校把油印机借到家里翻印后，为了保险起见，就穿上少将军服，用小汽车把报纸送到了吴克坚手里。
　　百密终有一疏。范纪曼频繁的活动，引起了接任陈恭澍军统上海站站长职务的特务王方来的注意。1949年3月，范纪曼再次被捕，被关押在上海威海路147号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多次受到刑讯逼供，但他坚不招供，最后被判处死刑。这是他离死神最近的一次入狱。4月18日，看守所长走进警备室，取下人犯名单，在范纪曼名下画了一个圈，准备将他解送南京执行死刑。不巧当天负责押送的汽车坏了，所长决定第二天修好后再押送。凌晨四点左右，范纪曼假装肚子痛，要求上厕所。到了厕所，他将平时放脸盆的凳子搭在墙上，翻窗而逃，侥幸脱身。

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范纪曼终于从地下走到了地上，他被调到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工作。他利用自己和军统上海站熟悉的老关系，协助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杨帆，破获了多起潜伏特务案件。老朋友陈恭澍也没有忘记他，1950年秋，陈从香港派来女特务杨静潜入上海，要求范纪曼建立电台，收集中共情报。范纪曼当即拒绝，并立即向组织报告，协助公安部门抓获了杨静。
　　但是他多年来孜孜以求的组织关系仍然没有落实。他多次向联络局领导申请恢复党籍，可是领导回答要找到刘逸樵，才能恢复，并建议他重新申请入党，范纪曼坚决不同意。
　　1955年，“潘汉年、杨帆案”发。受到牵连的范纪曼，第五次入狱，并被判刑二十年。直到1975年，大赦国民党团以上军警宪特人员时，才被释放出狱。而此时，主犯潘汉年已病死狱中，杨帆出狱后神经错乱，几成废人，而他在坐满二十年共产党的监狱后，得以独存。
　　1980年8月，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否定了原判，宣布范纪曼无罪，给予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中共中央组织部1984年下文批复：恢复范纪曼同志党籍，党龄从1926年算起，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25年入团时算起。此时距他脱党失掉组织关系，已经整整五十四年矣！
　　1990年12月6日，范纪曼在上海逝世，享年八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