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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清末到民初，政府对师范教育采取大力扶持的公费政策，相当数量家境贫寒的优秀学子得以接受中等教育。其中，这批青年学生中的一部分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和骨干力量。浙江一师就是产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较多的中等师范学校之一。不可否认，家庭背景是他们成长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经亨颐在浙江一师倡导“人格教育”，推行“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在对个性精神和自主人格的张扬、爱国主义的激发、教育服务社会的倡导等方面，有力地促进了青年学生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关键词：民国初期；师范教育；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浙江一师
中图分类号：K261； G529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40
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知识分子有着紧密的联系。知识分子很多时候不仅仅是革命意识的传播者，而且往往是革命过程中的实际领导者、组织者和发动者。事实上，知识分子作为近代中国政治运动中最活跃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民国初期的师范教育作为培养知识分子的重要机构，是产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温床。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早期领导人和骨干分子都曾毕业或就读于师范学校。比较著名的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湖南一师）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江一师）是产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较多的两所中等师范学校。湖南一师以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何叔衡、李维汉、夏曦、罗学瓒等为代表，浙江一师以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汪寿华、梁柏台、宣中华等为代表（见表1）。民国初期的师范教育为何易于产生倾向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它对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生成的作用是什么？本文拟以浙江一师为个案，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向贫寒青年打开求学的大门
尽管家庭背景与青年学生个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从事实上来看，贫寒家庭出身的学生更易于成长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美国学者叶文心在研究杭州不同类型学校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反应时认为，浙江一师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要比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更为激进[1]。台湾学者吕芳上在研究上世纪20年代的学生运动时，也注意到师范学校的学潮多于普通中学[2]。他们都从师范学校与普通学校学生不同的家庭背景、职业前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解释为师范学校学生大多来自经济落后、风气闭塞的内地乡镇贫寒家庭，职业前景有限，对现状不满，因此在政治运动中比普通学校学生更为激进。叶文心和吕芳上的研究能够进一步说明为何师范学校能够易于产生倾向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
浙江在古代是文化荟萃之邦，讲学兴学风盛之地，但是近代教育的发展却相对较为滞后。在浙江整个近代教育体系中，浙江一师因其良好的设施、优异的师资以及鲜明的办学宗旨，是浙江新式教育的重镇，且渐为浙江新思想的一个中心。浙江一师的前身是1906年创办的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由原来浙江贡院改建而成，在科举的废墟上建立起一座规模宏大的新式学校，在近代教育发展史上这本身的意义就是不言而喻的。从1913年7月起，学校改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校成为中等师范学校，以培养小学教员为主。其在开办之初，就吸引了大批学生报考。当时就读于浙江高等学堂的郑晓沧曾说：“第一次招生时，闻报名应考者数以万计。我初不之信，繼而听到金华一府报告者达三千（榜亦按府发），以此类推，万人之数是可信的。”[3]到了浙江一师时期，能考进就读仍是颇为不易。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后来回忆，“招生人数与学额差不多要一比二十，无论何人送来的条子一概不理”[4]200。可见浙江一师在当时新式教育体系中有着相当的吸引力。
不仅仅如此，由于师范教育培养的人才是整个新式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因此，政府对师范教育采取大力扶持的公费政策，吸引了大批贫寒青年报考就读。浙江一师的学生周伯棣在《自传》中说：“父亲为何要我进这个学校呢？理由只有一个，那便是读师范少花钱——只出半饭钱。”[5]浙江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的华林、谢文锦、宣中华、叶天底、俞秀松、施存统、汪寿华、梁柏台、庄文恭都出身于中下等收入家庭，他们都是一师的学生。从地域上来说，浙江一师的学生以钱塘江中上游内地各县为多，这些县包括诸暨、嵊县、东阳、金华、义乌、浦江等。与钱塘江下游的杭嘉湖及宁绍地区的经济发达、风气开通相比，内地乡镇普遍经济落后、风气闭塞、保守禁锢。浙江一师虽免收学费，但学生仍然要承担一些其他费用，“录取新生入学时须邀同住居省会妥善保证人两人连署入学志愿书，随交保证金洋十元，至毕业时给还……每年须交制服费洋十元，课业用品费洋五元。……新招师校学生，应交全年膳费之半数，计洋十八元。”[6]这笔费用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是笔沉重的负担，曹聚仁说：“每年得卖掉30担谷，等于10亩田的收入。”[7]梁柏台入学后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男自思入学以来，致大人增加重担。男则俭之又俭，不敢浪费一钱，亦自知家寒，衣食毋使饱暖不求繁华。”[8]58从梁柏台的信中，贫寒家庭子弟求学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贫寒的家境和求学的艰辛并没有磨灭这些学子们求知的信念，国家的危亡和个人的命运更是激发了他们努力探求新知，致力于寻找救国救民之道。从闭塞的山区来到进步和开放的省会都市，使他们视野开阔。通过师范学校这个视窗，他们接触到了各种现代知识和社会理论，发展出不同的社会观念和改造社会的方案。而当他们一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图景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进而能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于是，他们很容易倾心于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例如，施存统就来自风气闭塞的浙中金华叶村一个农民家庭，以靠租田维持生计。家族的特殊环境使他在少儿时期就饱尝生活的艰辛，父亲的自私、粗暴以及对他的冷遇甚至虐待，使他叛逆的心理不断地滋长。[9]梁柏台则来自绍兴偏远山区新昌县查林村的一个赤贫的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困，梁柏台到9岁才进私塾开蒙，从小饱受了流离失所之苦和生活之艰。[10]6-10当他们来到进步与开放的省会都市，与落后和保守禁锢的家乡形成鲜明对照，很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进而成为反传统的坚定力量。 二、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如果说家庭背景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的先天因素，那么师范学校中所接受的教育无疑是他们后来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催化剂。陈望道曾在回忆中称：“五四”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了”[11]。在很大程度上，这应该归功于浙江一师的校长经亨颐。经亨颐是近代教育界著名的改革家，他早年受维新思想影响，留学日本，专习数理和教育。他主持浙江一师长达13年，倡导“人格教育”，推行“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使浙江一师成为省内最有影响的学府和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经亨颐的“人格教育”理念，贯穿于教育、教学和管理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浙江一师的校训，还是一师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课外活动等等，都得到了充分体现。经亨颐认为学校不是“贩卖知识之商店”[4]60，应以陶冶人格为主，师范学校更是“人格专修学校”[4]249。他说：今日之学校，“介于家庭社会之间，明明是学为人之处”[4]9899，如果
“教育为铸型教育，则视学为嵌验视学，而校长乃为翻砂校长”[4]83。因此，作为师范教育的教育者，更应重视“治本”的人格教育。他以“勤、慎、诚、恕”四字作为一师的校训，要求学生学习、生活要勤劳、勤奋、勤俭；说话做事要慎思、慎言、慎行；对人、对事、对国家要诚实、忠诚；与人相处要宽容、宽恕。为使学生具备这些优良的品德，经亨颐选聘一大批品学优异的教师，主张依靠教师的人格感化去影响、感化学生，使得浙江一师名师荟萃，成为吸引莘莘学子的精神之源。
经亨颐主张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应当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因此浙江一师高度重视体育、图画、手工、音乐诸科及课余活动。浙江一师每年举行春季远足活动和秋季校运动会，每周开设3节体育课，校友会不定期组织各种体育活动，这些旨在革去社会重文轻武之观念，培养学生“爱国”、“尚武”的精神。对于图画、音乐，浙江一师尤为重视。经亨颐认为，“艺术教育之所谓美，非狭义之美，与人格有密切之关系者也。”[4]49艺术教育正是以美为中心，陶冶人的美的感情，通过艺术教育中的审美和鉴赏功能来涵养人的品性，培养健全的人格。浙江一师对艺术教育的重视，培养出了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等一批负有盛名的画家、音乐家，在后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具有艺术气质的革命者，最出名的就是叶天底，在绘画、印石等方面颇有造诣。经亨颐对体育及艺术教育的强调，是对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教育的有力批判，是对人的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的充分肯定和张扬。
五四运动爆发后，经亨颐深受触动，主张办学思想与教育措施应与时代精神共同前进。在这场20世纪具有扫腐摧坚之势力、除旧布新之功用的学生运动潮流面前，经亨颐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方针，试行教师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学科制等四项改革。这四项改革的核心是指向经亨颐所强调的人格教育的，同时又是与“与时俱进”的精神相辅相成的。
教师专任是训练学生人格的重要保障。1919年秋，经亨颐大胆革新，率先在浙江一师实行教师专任，聘请了夏丏尊等16人为专任教师，并规定每星期开例会一次，商讨学校大事。梁柏台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自从这学期起，敝校守旧的教员，差不多没有了。这学期请归来的教员，都是提倡新文学的沈仲久、刘大白、袁易、陈望道、李次九……这一班教育家，都在敝校专任功课，实在难得得很。”[8]73正是这批新派教师的加盟，推动了浙江一师新文化的发展。
推行学生自治是训练学生人格的重要方法。五四运动后秋季学期，浙江一师正式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自治会《宣言书》将学生自治的宗旨概括为：“要尊重个人的人格；发展互助的能力；养成自治的习惯；练成共同的生活，建设模范的社会。”[10]69学生自治后，一切舍务、学务由学生自己去做，就是上课，学生也是轮流教授，教员旁听，指正他们的谬误。浙江一师的学生自治是颇有成效的，许多强制命令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如膳食管理、禁烟、请假等，在学生自己的管理下都解决了。浙江一师推行的学生自治训练，实际上是以后青年学生们走上政治运动的预演，大大锻炼了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和方法。后来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徐白民、宣中华就是首届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也是后来“一师风潮”的领导者。
改授国语、由白话代替文言是普及教育的基本前提。经亨颐认为，将国文教授改革看成是“迎合新潮流”、“五四运动的影响”，“这都是很浅近的推测”，从深层次看，“中国文字不改革，教育是万万不能普及”，“提倡白话以后，才可以讲教育，本校要讲教育，所以决定要改革国文教授”[4]126。1919年10月，经亨颐规定浙江一师和附小国文课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话，同时采用拼音字母。为此，经亨颐聘请了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3人到一师任教。他们與夏丏尊一起，被守旧派称为一师新文化运动的“四大金刚”。他们自编国语丛书，有《国语法》、《新式标点用法》、《注音字母教授法》等，还从《每周评论》、《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上选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人的白话文章作为教材。而从前老师讲、学生听的国文课，也变成了共同讨论社会问题的讲演会。当时浙江一师的学生，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非常崇拜，正如曹聚仁所言，“几乎《新青年》中每篇文章我们都读过，半生不熟这样囫囵地吞吃下去。”[12]经亨颐在浙江一师的国文教授改革是对胡适、陈独秀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后的积极响应。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不仅是文学形式的变革，它更成为宣传民主与科学的工具，把新思想的传布和启蒙运动推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试行学科制是尊重学生个性的创新举措。与学科制相对应的是学年制，学年制因一门课不及格就要留一级，其余及格的学科也要重学一年。经亨颐认为，此种制度“轻视青年的光阴，束缚学生的能力，尊重办事的程序，演成划一的流弊”[4]126127，必须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学科制加以替代。从1920年1月，浙江一师正式试行学科制，主要内容有：精简学科，重编教材；减少授课时数，增加自修时间；采用学分制，开设必修课和选修课，完成规定的学分即可毕业；各学科成立研究室，安排术有专长的教师指导学生课外研究，发挥学生爱好特长。与学科制相配合，经亨颐对考试制度也作了相应改革，废除小考、月考，注重平时考查。学科制的实行和考试制度的废除，一改浙江一师原来严肃的校风，学校不再管理训育，学生也不评记操行。关于学生的生活纪律，也完全由学生自治会处理。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学生们再也无法静心读书，个个忙于各种社会运动。在这样一个剧变的氛围中，不仅学生在变，如施存统、俞秀松、宣中华、徐白民、叶天底等变得激进，就连原来“极端严厉的体操教员胡公冕先生，这时翻然改变，成为社会运动的急先锋”[12]。 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大背景来看，经亨颐在浙江一师推行的“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既是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转型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变迁对教育提出的现实要求。经亨颐站在时代发展的潮头，致力于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处于大变局中的中国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活跃于近代政治舞台的志士英才。
三、浙江一师的教育改革对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生成的促进作用
五四时期青年学生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过程，是在经过对西方各种主义的比较和鉴别后作出的历史选择。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意味着对传统儒家伦理和秩序的背弃与超越。以“西学”为主要内容的近代新式教育，起着对传统儒家伦理和秩序消解的作用，其本身就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孵化器。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下，新型知识分子很快认同了这些词语的内涵，并将其作为批判和改造社会的武器，通过各种途径介入到现实的政治之中，承担着救亡者和启蒙者的角色。浙江一师的“人格教育”与“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在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诸多方面，都是对传统儒学教育的扬弃，而对个性精神和自主人格的张扬、爱国主义的激发、教育服务社会的倡导等方面，则有力地促进了青年学生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第一，对个性精神和自主人格的张扬，为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扫清了思想的束缚。人们通常将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看作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而忽略了辛亥革命本身的思想启蒙意义。民国初立，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明确宣称：“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13]，因此，由他主持制定的《普遍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14]，主张民国教育应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为方针。这是运用政治权力，推动思想意识方面进行变革，使之适应新诞生的民主共和制度。然而，绵延已久的封建专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民主共和制度并没有随着清帝的退位而“顺其自然”地更替，连民国的招牌都有不保之势。这才有了后面更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经亨颐在浙江一师的“人格教育”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露出端倪，它是民国之初就已拉开序幕的思想变革的延续和对新的教育方针的积极践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人的觉醒，是人摆脱中世纪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束缚，让人从旧社会中的臣民变为自由、平等、理性的现代公民。这与经亨颐所主张的“人格教育”理念如出一辙。经亨颐的教育实践和改革，在“人格教育”的價值观，学生知、情、意、行全面发展，学生本位、尊重个性，师生为友、共同进步等方面，都是对封建伦理和意识形态的彻底颠覆，启发和培养了青年学生的个性精神和独立人格，使他们有勇气去反对孔教、礼法、旧伦理、旧道德，拥护自由、民主、科学，从而为一师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条件。
第二，对爱国主义的激发，是推动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动力。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民族危机日蹙，尤其是甲午惨败之后，中国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危机。辛亥革命后，西方的民主共和制没有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问题，列强培植各自的在华代理人，导致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经亨颐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他在浙江一师推行的“人格教育”，其目的是以人格之实现为社会发达之本。曹聚仁曾评述道：“所谓‘修身’，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了汉’，而是要陶养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7]112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最基本的命题是实现民族的真正独立。经亨颐在浙江一师的教育改革，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后，经亨颐将浙江一师的体育活动和运动会与“爱国”、“尚武”联系起来。浙江一师开设体操科，实习军训，军训教官胡公冕执行铁的纪律。图画老师姜丹书说：“五年兵式体操，不弱于三个月‘集中训练’。——当时第一师范的中队，练得形式严整，精神壮健，真可上得战场。且所用的是真枪，只要一声口令，不怕前面是泥洼，保管他们‘扑’的一声整队困下去了……。”[15]五四运动爆发后，经亨颐大力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当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杭州，经亨颐即以浙江省教育会名义拍二电报致国务院及教育部，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还召集各校校长商议办法。5月12日，杭州市14 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 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受学生爱国运动感染，经亨颐走向游行队伍，“出助呼万岁”[4]526。抵制日货运动的蓬勃开展，是杭州五四运动的重要特点，这与经亨颐的积极倡导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学生示威运动究为有限之效力，非达到市民与一般社会结合不可。”[4]528因此，他积极奔走商会与青年团，不时晤会蔡谷卿等社会名流，多方策划联络，以求为着爱国而步调一致。正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激荡下，经亨颐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方针，使浙江一师的教育改革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爱国主义的激发下，浙江一师的学生从惨痛的教训中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立宪和共和制度都不可能是挽救民族危亡的良方，中国人必须寻求更为科学和先进的理论来指导救国救民的实践。在此背景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马克思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抨击资本主义秩序，张扬革命精神，这极易让饱受列强侵略之苦的中国人引起共鸣。马克思主义所回答的基本问题恰好是中国人民企盼和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经过五四运动的激荡，浙江一师的学生很快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并逐渐在革命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救国救民的真理予以认同。
第三，对教育服务社会的倡导，促使一师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经亨颐反对把学校与社会割裂开来，主张“教育即生活，而非生活之准备”[4]291；学生应当“学教半”，“所谓学生之社会服务，即在学校所学为人之道，传诸社会，使一般社会亦知为人之道之意而已。”[4]99此即要求学生把学习与改造社会的实践相结合。受当时平民主义思想的影响，针对教育不平等的现象，经亨颐主张实行“平民教育”。他倡导的改革国文教授，对于普及教育，服务社会也有极大作用。浙江一师除正常的学校实习外，还有农业实习。对社会现实的一贯关注，促使浙江一师的学生打破了“知识阶级”的观念，自觉投身社会中，肩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在五四运动中，浙江一师的学生就与杭州印刷工人发生了联系。浙江印刷公司倪忧天等人组织了“救国十人团”，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劝用国货。一师的学生积极为他们提供讲演资料。在宣中华等人的直接参与下，于1920年7至8月间，在工人“救国十人团”的基础上成立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并帮助互助会创办了《曲江工潮》半月刊，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启发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斗争。宣中华、刘大白等人还帮助开办工人业余补习学校，担任义务教员。1921年4月，早期共产党员沈玄庐回家乡萧山衙前从事农民运动，原浙江一师的教师刘大白，学生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应邀前往协助，参与创办衙前农村小学，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首次农民运动。经过工农运动的实践锻炼，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等一批浙江一师的学生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问题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步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客觀地讲，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经亨颐，其本意并非要培养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然而在民族兴亡的历史关头，他努力倡导“人格教育”，推行“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使浙江一师成为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的摇篮，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经亨颐的教育理念和改革举措，达到了当时中国教育所能达到的高度，即使在近百年后的今天，仍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辉，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与意义！
注释：
①
资料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不朽的战士》，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共绍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绍兴党史人物传》，1989年；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浙江一师风潮》，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衙前农民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陈刚著《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金华县政协教文体与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纪念施复亮百岁华诞》，1999年；任建春主编《叶天底传集》，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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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文格）
Abstract：
From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government provided free policy on normal education， so many poor students could have secondary education. Among them， the number of young students blossomed into early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They were the leaders and main power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Zhejiang First Normal School is one of the most normal schools which has cultivated many early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Undeniable， family background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their growth into the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personality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reform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advocated by Jing Hengyi were critical in determining the growth of the young students.
Key words：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normal education； early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Zhejiang First Normal School
关键词：民国初期；师范教育；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浙江一师
中图分类号：K261； G529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40
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知识分子有着紧密的联系。知识分子很多时候不仅仅是革命意识的传播者，而且往往是革命过程中的实际领导者、组织者和发动者。事实上，知识分子作为近代中国政治运动中最活跃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民国初期的师范教育作为培养知识分子的重要机构，是产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温床。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早期领导人和骨干分子都曾毕业或就读于师范学校。比较著名的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湖南一师）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江一师）是产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较多的两所中等师范学校。湖南一师以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何叔衡、李维汉、夏曦、罗学瓒等为代表，浙江一师以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汪寿华、梁柏台、宣中华等为代表（见表1）。民国初期的师范教育为何易于产生倾向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它对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生成的作用是什么？本文拟以浙江一师为个案，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向贫寒青年打开求学的大门
尽管家庭背景与青年学生个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从事实上来看，贫寒家庭出身的学生更易于成长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美国学者叶文心在研究杭州不同类型学校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反应时认为，浙江一师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要比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更为激进[1]。台湾学者吕芳上在研究上世纪20年代的学生运动时，也注意到师范学校的学潮多于普通中学[2]。他们都从师范学校与普通学校学生不同的家庭背景、职业前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解释为师范学校学生大多来自经济落后、风气闭塞的内地乡镇贫寒家庭，职业前景有限，对现状不满，因此在政治运动中比普通学校学生更为激进。叶文心和吕芳上的研究能够进一步说明为何师范学校能够易于产生倾向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
浙江在古代是文化荟萃之邦，讲学兴学风盛之地，但是近代教育的发展却相对较为滞后。在浙江整个近代教育体系中，浙江一师因其良好的设施、优异的师资以及鲜明的办学宗旨，是浙江新式教育的重镇，且渐为浙江新思想的一个中心。浙江一师的前身是1906年创办的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由原来浙江贡院改建而成，在科举的废墟上建立起一座规模宏大的新式学校，在近代教育发展史上这本身的意义就是不言而喻的。从1913年7月起，学校改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校成为中等师范学校，以培养小学教员为主。其在开办之初，就吸引了大批学生报考。当时就读于浙江高等学堂的郑晓沧曾说：“第一次招生时，闻报名应考者数以万计。我初不之信，繼而听到金华一府报告者达三千（榜亦按府发），以此类推，万人之数是可信的。”[3]到了浙江一师时期，能考进就读仍是颇为不易。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后来回忆，“招生人数与学额差不多要一比二十，无论何人送来的条子一概不理”[4]200。可见浙江一师在当时新式教育体系中有着相当的吸引力。
不仅仅如此，由于师范教育培养的人才是整个新式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因此，政府对师范教育采取大力扶持的公费政策，吸引了大批贫寒青年报考就读。浙江一师的学生周伯棣在《自传》中说：“父亲为何要我进这个学校呢？理由只有一个，那便是读师范少花钱——只出半饭钱。”[5]浙江籍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的华林、谢文锦、宣中华、叶天底、俞秀松、施存统、汪寿华、梁柏台、庄文恭都出身于中下等收入家庭，他们都是一师的学生。从地域上来说，浙江一师的学生以钱塘江中上游内地各县为多，这些县包括诸暨、嵊县、东阳、金华、义乌、浦江等。与钱塘江下游的杭嘉湖及宁绍地区的经济发达、风气开通相比，内地乡镇普遍经济落后、风气闭塞、保守禁锢。浙江一师虽免收学费，但学生仍然要承担一些其他费用，“录取新生入学时须邀同住居省会妥善保证人两人连署入学志愿书，随交保证金洋十元，至毕业时给还……每年须交制服费洋十元，课业用品费洋五元。……新招师校学生，应交全年膳费之半数，计洋十八元。”[6]这笔费用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是笔沉重的负担，曹聚仁说：“每年得卖掉30担谷，等于10亩田的收入。”[7]梁柏台入学后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男自思入学以来，致大人增加重担。男则俭之又俭，不敢浪费一钱，亦自知家寒，衣食毋使饱暖不求繁华。”[8]58从梁柏台的信中，贫寒家庭子弟求学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贫寒的家境和求学的艰辛并没有磨灭这些学子们求知的信念，国家的危亡和个人的命运更是激发了他们努力探求新知，致力于寻找救国救民之道。从闭塞的山区来到进步和开放的省会都市，使他们视野开阔。通过师范学校这个视窗，他们接触到了各种现代知识和社会理论，发展出不同的社会观念和改造社会的方案。而当他们一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图景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进而能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于是，他们很容易倾心于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例如，施存统就来自风气闭塞的浙中金华叶村一个农民家庭，以靠租田维持生计。家族的特殊环境使他在少儿时期就饱尝生活的艰辛，父亲的自私、粗暴以及对他的冷遇甚至虐待，使他叛逆的心理不断地滋长。[9]梁柏台则来自绍兴偏远山区新昌县查林村的一个赤贫的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困，梁柏台到9岁才进私塾开蒙，从小饱受了流离失所之苦和生活之艰。[10]6-10当他们来到进步与开放的省会都市，与落后和保守禁锢的家乡形成鲜明对照，很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进而成为反传统的坚定力量。 二、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如果说家庭背景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的先天因素，那么师范学校中所接受的教育无疑是他们后来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催化剂。陈望道曾在回忆中称：“五四”时期在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以北大最活跃，在中等学校，则要算是湖南第一师范和杭州第一师范了”[11]。在很大程度上，这应该归功于浙江一师的校长经亨颐。经亨颐是近代教育界著名的改革家，他早年受维新思想影响，留学日本，专习数理和教育。他主持浙江一师长达13年，倡导“人格教育”，推行“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使浙江一师成为省内最有影响的学府和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经亨颐的“人格教育”理念，贯穿于教育、教学和管理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浙江一师的校训，还是一师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课外活动等等，都得到了充分体现。经亨颐认为学校不是“贩卖知识之商店”[4]60，应以陶冶人格为主，师范学校更是“人格专修学校”[4]249。他说：今日之学校，“介于家庭社会之间，明明是学为人之处”[4]9899，如果
“教育为铸型教育，则视学为嵌验视学，而校长乃为翻砂校长”[4]83。因此，作为师范教育的教育者，更应重视“治本”的人格教育。他以“勤、慎、诚、恕”四字作为一师的校训，要求学生学习、生活要勤劳、勤奋、勤俭；说话做事要慎思、慎言、慎行；对人、对事、对国家要诚实、忠诚；与人相处要宽容、宽恕。为使学生具备这些优良的品德，经亨颐选聘一大批品学优异的教师，主张依靠教师的人格感化去影响、感化学生，使得浙江一师名师荟萃，成为吸引莘莘学子的精神之源。
经亨颐主张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应当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因此浙江一师高度重视体育、图画、手工、音乐诸科及课余活动。浙江一师每年举行春季远足活动和秋季校运动会，每周开设3节体育课，校友会不定期组织各种体育活动，这些旨在革去社会重文轻武之观念，培养学生“爱国”、“尚武”的精神。对于图画、音乐，浙江一师尤为重视。经亨颐认为，“艺术教育之所谓美，非狭义之美，与人格有密切之关系者也。”[4]49艺术教育正是以美为中心，陶冶人的美的感情，通过艺术教育中的审美和鉴赏功能来涵养人的品性，培养健全的人格。浙江一师对艺术教育的重视，培养出了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等一批负有盛名的画家、音乐家，在后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具有艺术气质的革命者，最出名的就是叶天底，在绘画、印石等方面颇有造诣。经亨颐对体育及艺术教育的强调，是对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教育的有力批判，是对人的价值、人的全面发展的充分肯定和张扬。
五四运动爆发后，经亨颐深受触动，主张办学思想与教育措施应与时代精神共同前进。在这场20世纪具有扫腐摧坚之势力、除旧布新之功用的学生运动潮流面前，经亨颐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方针，试行教师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学科制等四项改革。这四项改革的核心是指向经亨颐所强调的人格教育的，同时又是与“与时俱进”的精神相辅相成的。
教师专任是训练学生人格的重要保障。1919年秋，经亨颐大胆革新，率先在浙江一师实行教师专任，聘请了夏丏尊等16人为专任教师，并规定每星期开例会一次，商讨学校大事。梁柏台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自从这学期起，敝校守旧的教员，差不多没有了。这学期请归来的教员，都是提倡新文学的沈仲久、刘大白、袁易、陈望道、李次九……这一班教育家，都在敝校专任功课，实在难得得很。”[8]73正是这批新派教师的加盟，推动了浙江一师新文化的发展。
推行学生自治是训练学生人格的重要方法。五四运动后秋季学期，浙江一师正式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自治会《宣言书》将学生自治的宗旨概括为：“要尊重个人的人格；发展互助的能力；养成自治的习惯；练成共同的生活，建设模范的社会。”[10]69学生自治后，一切舍务、学务由学生自己去做，就是上课，学生也是轮流教授，教员旁听，指正他们的谬误。浙江一师的学生自治是颇有成效的，许多强制命令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如膳食管理、禁烟、请假等，在学生自己的管理下都解决了。浙江一师推行的学生自治训练，实际上是以后青年学生们走上政治运动的预演，大大锻炼了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和方法。后来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徐白民、宣中华就是首届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也是后来“一师风潮”的领导者。
改授国语、由白话代替文言是普及教育的基本前提。经亨颐认为，将国文教授改革看成是“迎合新潮流”、“五四运动的影响”，“这都是很浅近的推测”，从深层次看，“中国文字不改革，教育是万万不能普及”，“提倡白话以后，才可以讲教育，本校要讲教育，所以决定要改革国文教授”[4]126。1919年10月，经亨颐规定浙江一师和附小国文课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话，同时采用拼音字母。为此，经亨颐聘请了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3人到一师任教。他们與夏丏尊一起，被守旧派称为一师新文化运动的“四大金刚”。他们自编国语丛书，有《国语法》、《新式标点用法》、《注音字母教授法》等，还从《每周评论》、《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上选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人的白话文章作为教材。而从前老师讲、学生听的国文课，也变成了共同讨论社会问题的讲演会。当时浙江一师的学生，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非常崇拜，正如曹聚仁所言，“几乎《新青年》中每篇文章我们都读过，半生不熟这样囫囵地吞吃下去。”[12]经亨颐在浙江一师的国文教授改革是对胡适、陈独秀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后的积极响应。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不仅是文学形式的变革，它更成为宣传民主与科学的工具，把新思想的传布和启蒙运动推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试行学科制是尊重学生个性的创新举措。与学科制相对应的是学年制，学年制因一门课不及格就要留一级，其余及格的学科也要重学一年。经亨颐认为，此种制度“轻视青年的光阴，束缚学生的能力，尊重办事的程序，演成划一的流弊”[4]126127，必须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学科制加以替代。从1920年1月，浙江一师正式试行学科制，主要内容有：精简学科，重编教材；减少授课时数，增加自修时间；采用学分制，开设必修课和选修课，完成规定的学分即可毕业；各学科成立研究室，安排术有专长的教师指导学生课外研究，发挥学生爱好特长。与学科制相配合，经亨颐对考试制度也作了相应改革，废除小考、月考，注重平时考查。学科制的实行和考试制度的废除，一改浙江一师原来严肃的校风，学校不再管理训育，学生也不评记操行。关于学生的生活纪律，也完全由学生自治会处理。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学生们再也无法静心读书，个个忙于各种社会运动。在这样一个剧变的氛围中，不仅学生在变，如施存统、俞秀松、宣中华、徐白民、叶天底等变得激进，就连原来“极端严厉的体操教员胡公冕先生，这时翻然改变，成为社会运动的急先锋”[12]。 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大背景来看，经亨颐在浙江一师推行的“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既是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转型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变迁对教育提出的现实要求。经亨颐站在时代发展的潮头，致力于教育改革和创新，为处于大变局中的中国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活跃于近代政治舞台的志士英才。
三、浙江一师的教育改革对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生成的促进作用
五四时期青年学生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过程，是在经过对西方各种主义的比较和鉴别后作出的历史选择。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意味着对传统儒家伦理和秩序的背弃与超越。以“西学”为主要内容的近代新式教育，起着对传统儒家伦理和秩序消解的作用，其本身就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孵化器。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下，新型知识分子很快认同了这些词语的内涵，并将其作为批判和改造社会的武器，通过各种途径介入到现实的政治之中，承担着救亡者和启蒙者的角色。浙江一师的“人格教育”与“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在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诸多方面，都是对传统儒学教育的扬弃，而对个性精神和自主人格的张扬、爱国主义的激发、教育服务社会的倡导等方面，则有力地促进了青年学生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第一，对个性精神和自主人格的张扬，为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扫清了思想的束缚。人们通常将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看作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而忽略了辛亥革命本身的思想启蒙意义。民国初立，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明确宣称：“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13]，因此，由他主持制定的《普遍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14]，主张民国教育应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为方针。这是运用政治权力，推动思想意识方面进行变革，使之适应新诞生的民主共和制度。然而，绵延已久的封建专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民主共和制度并没有随着清帝的退位而“顺其自然”地更替，连民国的招牌都有不保之势。这才有了后面更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经亨颐在浙江一师的“人格教育”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露出端倪，它是民国之初就已拉开序幕的思想变革的延续和对新的教育方针的积极践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人的觉醒，是人摆脱中世纪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的束缚，让人从旧社会中的臣民变为自由、平等、理性的现代公民。这与经亨颐所主张的“人格教育”理念如出一辙。经亨颐的教育实践和改革，在“人格教育”的價值观，学生知、情、意、行全面发展，学生本位、尊重个性，师生为友、共同进步等方面，都是对封建伦理和意识形态的彻底颠覆，启发和培养了青年学生的个性精神和独立人格，使他们有勇气去反对孔教、礼法、旧伦理、旧道德，拥护自由、民主、科学，从而为一师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扫清了障碍，创造了条件。
第二，对爱国主义的激发，是推动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动力。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民族危机日蹙，尤其是甲午惨败之后，中国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危机。辛亥革命后，西方的民主共和制没有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问题，列强培植各自的在华代理人，导致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经亨颐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他在浙江一师推行的“人格教育”，其目的是以人格之实现为社会发达之本。曹聚仁曾评述道：“所谓‘修身’，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了汉’，而是要陶养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7]112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最基本的命题是实现民族的真正独立。经亨颐在浙江一师的教育改革，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后，经亨颐将浙江一师的体育活动和运动会与“爱国”、“尚武”联系起来。浙江一师开设体操科，实习军训，军训教官胡公冕执行铁的纪律。图画老师姜丹书说：“五年兵式体操，不弱于三个月‘集中训练’。——当时第一师范的中队，练得形式严整，精神壮健，真可上得战场。且所用的是真枪，只要一声口令，不怕前面是泥洼，保管他们‘扑’的一声整队困下去了……。”[15]五四运动爆发后，经亨颐大力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当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杭州，经亨颐即以浙江省教育会名义拍二电报致国务院及教育部，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还召集各校校长商议办法。5月12日，杭州市14 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 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受学生爱国运动感染，经亨颐走向游行队伍，“出助呼万岁”[4]526。抵制日货运动的蓬勃开展，是杭州五四运动的重要特点，这与经亨颐的积极倡导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学生示威运动究为有限之效力，非达到市民与一般社会结合不可。”[4]528因此，他积极奔走商会与青年团，不时晤会蔡谷卿等社会名流，多方策划联络，以求为着爱国而步调一致。正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激荡下，经亨颐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方针，使浙江一师的教育改革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爱国主义的激发下，浙江一师的学生从惨痛的教训中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立宪和共和制度都不可能是挽救民族危亡的良方，中国人必须寻求更为科学和先进的理论来指导救国救民的实践。在此背景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马克思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抨击资本主义秩序，张扬革命精神，这极易让饱受列强侵略之苦的中国人引起共鸣。马克思主义所回答的基本问题恰好是中国人民企盼和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经过五四运动的激荡，浙江一师的学生很快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并逐渐在革命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救国救民的真理予以认同。
第三，对教育服务社会的倡导，促使一师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经亨颐反对把学校与社会割裂开来，主张“教育即生活，而非生活之准备”[4]291；学生应当“学教半”，“所谓学生之社会服务，即在学校所学为人之道，传诸社会，使一般社会亦知为人之道之意而已。”[4]99此即要求学生把学习与改造社会的实践相结合。受当时平民主义思想的影响，针对教育不平等的现象，经亨颐主张实行“平民教育”。他倡导的改革国文教授，对于普及教育，服务社会也有极大作用。浙江一师除正常的学校实习外，还有农业实习。对社会现实的一贯关注，促使浙江一师的学生打破了“知识阶级”的观念，自觉投身社会中，肩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在五四运动中，浙江一师的学生就与杭州印刷工人发生了联系。浙江印刷公司倪忧天等人组织了“救国十人团”，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劝用国货。一师的学生积极为他们提供讲演资料。在宣中华等人的直接参与下，于1920年7至8月间，在工人“救国十人团”的基础上成立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并帮助互助会创办了《曲江工潮》半月刊，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启发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斗争。宣中华、刘大白等人还帮助开办工人业余补习学校，担任义务教员。1921年4月，早期共产党员沈玄庐回家乡萧山衙前从事农民运动，原浙江一师的教师刘大白，学生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应邀前往协助，参与创办衙前农村小学，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首次农民运动。经过工农运动的实践锻炼，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等一批浙江一师的学生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问题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步成长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客觀地讲，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经亨颐，其本意并非要培养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然而在民族兴亡的历史关头，他努力倡导“人格教育”，推行“与时俱进”的教育改革，使浙江一师成为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的摇篮，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经亨颐的教育理念和改革举措，达到了当时中国教育所能达到的高度，即使在近百年后的今天，仍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辉，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与意义！
注释：
①
资料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不朽的战士》，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共绍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绍兴党史人物传》，1989年；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浙江一师风潮》，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衙前农民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陈刚著《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俞秀松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金华县政协教文体与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纪念施复亮百岁华诞》，1999年；任建春主编《叶天底传集》，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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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government provided free policy on normal education， so many poor students could have secondary education. Among them， the number of young students blossomed into early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They were the leaders and main powers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Zhejiang First Normal School is one of the most normal schools which has cultivated many early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Undeniable， family background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their growth into the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personality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reform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advocated by Jing Hengyi were critical in determining the growth of the young students.
Key words：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normal education； early communist intellectuals； Zhejiang First Normal Sch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