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通过产业园区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当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常态。产业园区在获得普遍性发展同时，也呈现出与可持续发展背道而驰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传统产业转移理论视阈下无法得到明确阐释和有效解决。与此同时，文化创新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日益凸显，其在提升产业附加值、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社区文化融合和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等各层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此分析基础上，以荆州承接国家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为例，探索了区域产业园区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产业园区；产业转移；文化创新；荆州示范区
中图分类号：F26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6.0009
收稿日期：2015-09-10
一、传统产业转移理论逻辑下的产业园区发展“困局”
产业园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通过产业园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当下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普遍做法。各地依托本土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园区、示范区、试验区、集聚区、工业园、产业新城等多种形式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以集聚创新要素、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型业态为手段推动园区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突破区域经济发展瓶颈的重要路径。然而，随着产业园区大量“繁殖”，园区的发展和建设也暴露出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的诸多问题。
（一）梯度转移理论下的资源配置非效率
按照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产业转移的重要前提。决定区域产业发展梯度的关键是创新，区域创新活动会从高梯度向低梯度转移。发展潜力大的创新型高梯度地区（发达地区）通过技术创新向低梯度地区扩散而求得自身发展，产业处于衰退阶段的低梯度地区（欠发达地区）则通过引进技术、产业而寻求追赶机会或反梯度推移求得壮大。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主要表现为，随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一些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和传统制造产业转移到中西部欠发达或落后地区。遵循这一逻辑，先发地区淘汰的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转移就成为落后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对象，这必然会导致后发地区产业所在地的资源过早和过度被耗散，造成当地资源使用中的极大浪费和要素投入的不经济。特别在当今资源配置全球化趋势下，以往单纯依靠要素禀赋（如各种资源的丰富程度）来定位自身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发展方式，已经时过境迁，以“人口红利”实现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较低“成本优势”的可能性也逐渐降低[1]，试图以成本洼地和优惠政策作为梯度承接的条件，在经济开放式背景下往往显得势单力薄：一方面成本洼地和优惠政策会沦为政策寻租和投机行为滋生的“温床”，导致产业园区生态建设中的“蝗虫效应”； 另一方面跨梯度转移在经济开放背景下可能加速缩短产业园区寿命造成“空心”现象，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此外，从技术角度来看，产业移出地和产业承接地“技术差”将长期存在[2]。尽管产业转移有助于落后地区劳动就业和实现一定的现实经济利益，但是，它无法提供推动区域经济长期发展所需要的动力和后劲，不利于自身产品的开发和技术创新，很可能导致落后地区的技术水平和层级“锁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上，进而导致地区产业结构技术层级的矮化和固化。
（二）比较优势理论下的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割裂
按照比较优势分工理论，地方产业园区建设往往都是以“处于优势的发达地区应集中生产优势较大的产品， 处于劣势的后发地区应集中生产劣势较小的产品 ”为基础进行产业分工。人们习惯于从机器大工业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视角来解析土地、设备、人力等资源。例如，通过圈定政策实施优惠的土地政策，规模化建设工业厂房设施以及储备低廉的人力资源，再通过国家产业园区优惠政策，吸引当地园区的招商引资，这成为欠发达地区园区建设的主导逻辑。按照这一逻辑，产业分工的结果往往是在园区内发展高端、新型和高附加值产业，而在园区外部周边只能发展低端、低附加值和代工产业。产业园区的外来产业往往被视为“现代与先进”的象征，而园区所在地产业则被看成“传统与落后”的代表。传统产业往往具有文化底蕴厚、产业规模大等优势，若能获得技术创新的支持和推动，仍然可以激发其潜力，延伸和丰富其产业链，从而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比较优势理论仅仅表明了区域分工的可能性，是一种静态的逻辑分析方法。它忽视了在动态发展中“先进”与“落后”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低估了二者“转换”甚至“倒置”的可能性，同时也抹杀了园区所在地传统产业中的创新潜质和文化认同功能，导致外来现代产业与所在地传统产业的冲突与对立。这种园区内外有别的经济对立必然会迁移到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中，造成园区内外空间、文化和精神上的割据，园区特色和文脉不断被消逝和瓦解，变成以“现代”企业和“专业”人员为主体的产业“孤岛”，“空巢现象”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已有研究表明，融合包容性的社会网络可以减少复杂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有利于提升经济和贸易绩效[3]。园区集群发展模式的优势在于集聚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产业园区的“蜂巢效应”。荆州示范区作为国家级示范园区，其主要定位目标就是通过产业、文化、城区和生态等功能的融合发展的方式，形成功能齐全、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现代城市功能示范区，从而避免基于规模不经济的产业集聚，以及以消耗资源、能源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但在这种传统落后和现代先进的对立、割裂难以消除的条件下，园区的集聚效应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和释放。
鉴于以上原因，学术界提出了一些相应的解决方案和思路：一是根据经济呈现出的“服务化”特征，主张将生产功能与服务功能融合发展的思路，强调以“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核心来优化园区服务，实现产业集聚效应和共生发展；二是从文化引导城市再生的效果或从文化创意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的功用等方面，提出走文化产业聚集区或创意集群的发展路径；三是“产城”融合发展的问题，将产业功能、生态功能和城市功能融为一体，构建宜居宜业的发展格局，走产业园区建设与周边城区融合发展的道路[4]。 本文认为，产业园区的发展应立足现代化、城市化背景，园区建设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和物质的问题，而是将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统筹协调，以文化创新、产业融合保持文化与经济的平衡才是当今社会现代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的必然趋势和主导逻辑，认知和建设产业园区不仅要从社会、经济维度出发，更要从文化价值维度思考。为此，本文以文化创新对经济社会的巨大价值为出发点，以湖北荆州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为例，试图阐明区域产业示范园区发展的内在演化逻辑，并探索出其发展的战略路径。
二、文化创新驱动产业园区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知识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对智力投资的占有和配置，是一种以知识信息为资源要素而进行开发生产的经济形态。在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开发新的生产要素资源替代短缺资源的能力与日俱增，知识成果产业化的速度大大加快，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知识形态生产力的物化阶段。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正确把握产业园区建设的内涵，揭示文化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规律性和有效途径，是实现园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文化创新能有效促进产业园区内部结构合理化
基于文化科技融合的视角，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不仅能催生新型产业园区业态，而且能加速园区产业转型升级和促进产业园区内部合理化。产业园区的新型产业（如创意设计产业）从质态上来说是直接体现创新型经济特质的产业门类，创新型经济是知识经济中对知识、技术、文化集成度最高的产业形态，对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空间功能转换、空间布局调整、产业区价值链升级和经济发展创新都有积极的贡献，是产业园区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同时，文化创新型产业与技术创新产业之间容易形成共生成长机理，在园区的业态发展层面形成融合生长、集群扩展的新态势。尤其是在当前数字信息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创新、创意通过与科技、服务业的融合与渗透，使文化的创造性在园区内被激活，催生了众多的新的概念、平台、商业模式，使得产业园区业态发展充满生机活力。此外，在现代服务业平台体系下，文化创新有利于推动园区生产性服务产业链向纵深发展，有利于引导园区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和优化园区服务业内部结构。未来企业的竞争将不再是单独企业间的单打独斗，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文化创意、技术革新、个性服务、业态模式等多方融合的深度、广度和高度的竞争。文化创新型产业不仅包含开发、设计、生产、营销等供应链活动环节，还包含文化、信息、审美、体验等精神文化领域的要素，它主要通过“纵向联动、横向渗透”不断打破行业界限，构造“一个创意多次开发”、“一次投入多次增值”的产业链条，依托价值扩散的关联效应实现跨界融合重组，从而推动以“农业工业化、工业服务化、服务创意化”为目标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5]。
（二）文化创新有助于改变传统增值模式
基于价值增值视角，文化创新有助于改变产业园区内传统的产品、服务价值增值模式，实现以消费升级引导园区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园区需求结构。产品价值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它经历了由单一的经济价值到综合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多重形态。现代产品的价值不仅具有材料价值、技术价值、使用价值，而且包括情境体验价值、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在大量消费品的质量、价格、技术和功能同质化的背景下，人们的消费重点从“物有所值”到“价廉物美”，从“超值服务”到“个性体验”，逐步上升到追求体验经济的新阶段[6]。 文化创新对园区内的产品需求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一是文化创新型业态是一种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发展模式。这种以消费者价值认同和需求差异为出发点进行多样化产品生产的思维模式，有利于构建多层次市场需求结构，满足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要；二是这种创新性产品的消费方式与以往传统的消费观念有很大区别，其对满足发展性、享受性需求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满足最基本生存性的消费需求，它不仅有利于推动消费市场转型升级，也有助于提高园区内生产制造环节的产品附加值和开拓新的消费市场，最终实现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园区升级；三是在文化创新型业态的示范效应的引领下，园区内传统产业也将受到创新效果的内在驱动更加重视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势必加大对创意设计、营销策划、品牌培育等处于“微笑曲线”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投入，进而提升园区内产业附加值。
（三）文化创新有利于促进园区内外融合和提升精神生活质量
基于社会融合视角，园区文化生态系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文化创造了用于满足人类文化生活需求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文化又具有平衡利益分配、调节社会生态和促进文化心理融合的特性。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发达地区发展滞后，这些地方推进园区发展更为迫切，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推进产业园区建设过程中也更容易急功近利忽视文化功能建设，如在园区建设中热衷于资源盲目开发和圈地造城，忽视当地文化资源传承与保护；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入园标准过低，盲目引进高能耗、高排放的低端产业；在城区建设中过度依赖传统工业化推进园区建设等。其直接后果将导致园区“千区一面”、缺乏特色和“孤岛”效应。从最终的社会效果来看，这种重“器”轻“文”做法的最终将导致现代园区与周边城区在空间、文化和精神上的割据，酿成了一种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与对立。与此同时，文化创新的价值日益凸显，其在推动园区、社区文化融合和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等各层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创新能够营造学习型成长发展的理想环境，创造更为广泛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机会，有利于扩大信息、知识共享的载体与范围，易于形成多元、包容、开放创新的园区文化氛围，从而增强园区的包容性与亲和力。它对于提高城区居民在文化消费和体验中的文明素养、满足精神心理需求、改善与优化生存结构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弥合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城乡二元分裂所带来的精神家园失落感和心理伤痕、增加生活幸福感、形成新的价值依归等方面也具有重大意义。园区的人文素养、文明水准将随着文化及产业的创新发展而不断提升，园区吸引力及集聚各类高级生产要素的能力也由此得以持续增强，详情见图1。图1产业园区文化创新系统运行机制 三、荆州承接国家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背景、布局及制约
（一）荆州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背景和产业布局
继国家批准安徽皖江城市带、湖南湘南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之后，2011年12月20日，湖北荆州地区获批成为中部第3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荆州示范区是湖北省继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之后，第二个纳入国家战略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示范区的建设是实现湖北跨越式发展的“壮腰工程”，有利于推动荆州等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实现湖北“两圈一带”战略，同时也是中部地区园区建设特别是农产品主产区科学有序承接产业转移探索新途径、新模式提供“样板”和示范区。
按照“实施‘壮腰工程’，打造湖北长江经济带重要增长极”指导理念，湖北提出了“一主四区”的产业布局，即以荆州市为核心的主体区，天门、仙桃、荆门、潜江为辐射区，形成以长江黄金水道、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复合运输通道为依托的产业集聚带。其中，荆州市中心城区是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核心聚集区（一核），石首、松滋、公安、洪湖、府场、监利、江陵则形成七个区别定位的集中示范区（七区），即“一核七区”产业布局。根据荆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心城区的范围为东到南北渠，西至引江济汉渠，北到海子湖风景区，南至长江，面积达480平方公里。按照中心极化的战略，将以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沙市经济开发区、荆州城南经济开发区为载体大力发展中心城区，重点培育中心城区职能，引导产业与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
从示范区总体布局来看，园区建设规划充分考虑了本土的资源要素优势、区位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如土地开发潜力大、综合交通条件好、水利支撑条件优越、劳动力价格低、工业环境承载容量大等），在分析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态势基础上，结合国家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政策导向以及市场需求，明确提出了承接产业转移的主导产业及工作重点，体现了示范区产业发展的基础特色，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荆州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诉求。
（二）荆州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远景目标和制约因素分析
荆州地区虽然经过实施“工业兴市”和“壮腰工程”等战略已经实现了较大发展。示范区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显现，2014年，荆州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快于全省。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1%，增幅连续24个月位居全省第一方阵[7]。
但从总体上看，区域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瓶颈制约，随着荆州示范区建设的展开，一些关系到示范区长远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园区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定价权的产品很少，园区绝大多数产业处在过度竞争的行业，且市场占有份额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弱；二是重“园”轻“区”现象较为明显，过于强化园区的产业集聚功能，而忽略了园区内部与外部的文化融合与互动，造成了园区“孤岛效应”和“文化割裂”；三是“域聚链散”缺乏有效的产业协作配套，造成园区同质化、“空壳化”，园区的集聚效应难以显现；四是园区低端产业比重较大，产业附加值低，致使园区缺乏市场竞争力；四是农业发展产业化、专业化不足，产业集中度较低，缺乏有效分工与合作，导致园区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五是往往急于求成，企业入园层次较低。盲目引进高能耗、高排放产业，而忽视了转移企业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园区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8]。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制约了示范区的建设和长远发展，使示范区实现“三区一极”的发展目标面临着严峻考验。
荆州示范区规划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结构优化、技术先进、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一批特色化、集群化发展的产业集聚区，“四化”协调发展成效显著，成为推动沿长江中游经济带发展的“新增长极”。根据这一目标，在未来的发展规划期内，荆州示范区产业将面临着从低端加工制造向新型工业化阶段升级转型的任务。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该区域经过近十年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工业基础条件，具有相对的成本洼地优势和广阔市场空间，已经具备了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科技型产业和附加值高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条件。但是，目前招商引资过程中地方政府推行的“GDP至上”、“园区万能”的指导观念和重“壳”轻“核”等急于求成的作法，容易导致空间壁垒，形成独自为营的发展态势。由于园区内产业种类繁多，产业关联度不高，难以形成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
此外， 在短期行为的驱动下，通过降低园区准入条件来吸引外来投资和企业，虽然能够顺利实现园区招商引资和企业入驻，但由于园区低端产业比重较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集中度较低，缺乏有效分工与合作，即使企业具有一定的经济抗风险能力，也是在低水平上的重复。
综上，示范区建设在获得重大历史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那么，能否找准示范区未来的发展方向、高起点高效能地承接产业转移，如何培育附加值高、自主创新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产业体系，特别是通过文化、科技、生态、环境、社区的跨界合作形成“产、城、文”融合发展的局面，就成为破解示范区发展“困局”的关键。
四、以文化创新推动荆州示范区建设的“构想”
文化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正在世界范围兴起，它通过文化、创意、技术和经济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创造和运用智力资本的能力，正在迅速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措施。文化是最难仿造和替代的最核心的生产要素，基于文化的优势才是可持续增长和最根本的竞争优势。荆州示范区要突破园区发展的制约因素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从注重优惠政策向提升园区综合竞争力转变，注重从园区功能组合向文化创新、延续城市文脉和保持区域特色转变。
（一）由“功能园区”向“文化园区”转型
荆州通过示范区的“三区一极”的发展定位，已经使得产业园区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极大的拓展，俨然成为带动湖北乃长江中游的产业新城区。城市的核心具有六个方面的功能和价值的结合，即文脉功能和历史价值、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精神功能和艺术价值、环境功能和生态价值、使用功能与物质价值，以及经济功能和再生价值。因此，荆州示范区建设应该以文化、产业、城区和生态融合发展为指导，推动产业园区由“功能园区”向“文化园区”转型，实现“产城文”融合发展的局面。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树立融合包容发展的理念，打造示范区文化品牌价值体系。荆州示范区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其悠久的历史文化沉淀一直以来都享誉湖北，是楚文化和三国文化的集聚带，这种荆州文化的“双元性”具有很强包容性特征。示范区的建设一方面要承载以楚文化和三国文化为代表的本土传统文化，同时又要包容吸纳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只有将荆州本土文化中的优良基因融入园区建设，在吸纳现代文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弘扬本土传统文化，才是示范区建设发展取之不竭的活力之源。因此，示范区规划建设要从文化定位、文化识别、景观建设和氛围营造等各层面来构筑示范区的文化品牌形象体系，形成一个开放、有序、高效、协同的园区文化生态系统。
其次，要树立文化服务创新引领的理念，构建现代生产性文化服务体系。目前，示范区产业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比重过低，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具有突出的创意性、广泛的产业融合性和关联性等特征，增加文化服务定在园区产业中的比重将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生产性效率。一方面生产性文化服务产业与科技产业的融合产生新创意、新产品，与其他服务产业的渗透融合产生新业态、新型产业组织体系和新的商业运营模式。如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向传统加工制造业供应链各环节的渗透融合，诞生了以“轻型生产”、“弹性生产”为特征的新兴业态；另一方面生产性文化服务业是一种以“中间服务”的形态来满足生产性需求，在实现自身生产性功能过程中，主要通过渗入一定的“文化”或“创意”要素，从而增加了供应链各生产环节投入的附加价值，延长了产品生产和服务的价值链。
第三，要树立文化资源整合的理念，构建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体系。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园区建设中，出于政绩考虑往往偏重经济对地方财税的贡献，而对产业开发的整体性、当地资源的可持续性等长远价值考虑较少，导致资源浪费和产业发展后继乏力。示范区建设的本质上是整合各方资源推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城区结构的合理化变迁。对文化价值内涵独特的地方文化资源的挖掘、整合，有助于延伸产业链和扩大溢出效益，可以促进地方文化资源与地方经济联动发展。为此，示范区建设要以楚文化和三国文化为重点，以有形产品为基础，以附加产品为支撑，包括土地、产业、基础设施与环境、人文精神等多种要素。在整合园区现有文化资源和创新的基础上，要积极扶持和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带动性、融合性和附加值高的文化创新型产业，实现文化创新型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要依托示范区内现有成长性好的现代加工制造产业、科技创新型产业，大力支持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建设一批研发设计产业基地，重点引进一批现代服务业（如IT、金融、影视制片等）入驻园区，形成全区良好的创造和创意氛围。
（二）由“生产园区”向“生态园区”转型
在现代化生产加快过程中，生产速度与数量的加剧同资源供给与环境承载逐渐呈现出对立与矛盾。传统制造业生产模式下需要投入大量的生产资料，粗放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更多的污染物排放。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环境制约逐渐增大，国际社会和国内对产品环境规格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环境问题本身的日趋严重也使得我们必须转换发展思路。环境问题从本质上来看，可归属于产品隐形生产成本的增加，不利于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园区产业的长远发展。而文化因素的注入，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之一，文化创新驱动下的产业园区发展具有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可持续发展的特征，从文化角度促进园区产业转型，既可以提升产品内涵与附加值，又可以兼顾环境问题。文化的注入，使得对产品的关注点不再仅仅局限于其数量和显性成本，而更多地在于其附加值和内涵的比拼，因此对环境造成的伤害也会减少。所以，在园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要力争实现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推动园区经济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工业经济内部，还应该从文化、知识等角度进行多维度的把握，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带动引领作用，使文化经济成为助推新型工业化的新动力；将文化因素注入到传统工业中，用文化含量代替生产数量以提升产品附加值与企业生产效益。
（三）由“制造园区”向“创造园区”转型
园区建设在强调文化创新的融合作用以及文化服务产业、服务社区的理念（即由“功能园区”向“文化园区”转型）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园区制造业本身的创新作用，即由“产品制造”向“产品创造”转型。目前，加工制造业仍然是示范区的主体产业，园区大多数企业在生产、加工、组装、包装和营销等环节大都还停留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不仅在技术上植入文化创新元素的广度不够，在融合的深度上也缺乏创造力。随着外部资源、环境压力和业内创新竞争的不断加剧，园区正面临着从“制造园区”向“创造园区”转型的迫切需要。
一般而论，发达地区总是把处于成熟期、衰退期的产业向外转移，而把处于研发期、成长期的产业留在本地，产业转移将对承接地（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落后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应着眼于引进处于研发期、成长期的产业。一方面要加大文化创新与传统应用技术的嫁接融合改善优化传统要素投入结构，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大知识创新要素投入强度，形成以文化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充分发挥知识、创意、人才等软实力的贡献以取代土地、劳动、金融等硬资本的制约，优化区域要素结构。总之，为了避免总跟在发达地区的后面，落后地区需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实现传统优势产业高端化和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化。为此，荆州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应遵循“承异（ 创造产品差异化，获得市场生存可能） ——承益（ 通过产品创造市场效益获得盈利） ——承艺（ 融合新技术创造新技艺或者创造新模式） ——承义（ 创造新知识、新价值） ”四个层级的产业及文化创新发展路径 ，实现从“低价值”、“园区制造”到“高价值”、“园区创造”的转变。
[参考文献]
[1]齐骥.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十年发展历程研究[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4（1）：399-411. [2]王全春.产业转移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6-178.
[3]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62-66.
[4]胡洪斌.区域产业园区化发展的预见与构想：以滇中产业新区建设为例[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3（1）：216-226.
[5]钟晟，徐刚，邹鑫.文化创新促进高新区产业转型升级研究：以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9）：209-210.
[6]花建.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四大路径[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26-35.
[7]黄巍薇，刘娟.2015荆州工业如何发力：全市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展望与剖析[EB/OL].（2015-1-28）[2015-03-28].http：//www.cnchu.com/action-viewnews-itemid-193023.
[8]李佐军.中国园区转型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8.
（责任编辑王婷婷）
Logic and Strategy of Promoting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through Cultural Innovation：
Example of the Sample Region for
Industrial Transfer in Jingzhou of Hubei Province
CHANG Jing， XU He-xian
（1.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uhan 430205， Hubei，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uhan 430205， Hubei， China）
Abstract：It’s becoming very common for the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rough industrial park lead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espit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industrial parks also encountered many problems agains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se problems cannot be easily solved under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perspectives. Meanwhile， cultural innovation’s importance becomes more and more obvious in current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increasing industrial value，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moting community culture merging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piritual life， etc.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xample of the sample region for industrial transfer in Jingzhou of Hubei Province and explores the direc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parks development.
Key words：industrial park； industry transfer； cultural innovation； Jingzhou Sample Region
关键词：产业园区；产业转移；文化创新；荆州示范区
中图分类号：F26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6.0009
收稿日期：2015-09-10
一、传统产业转移理论逻辑下的产业园区发展“困局”
产业园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通过产业园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当下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普遍做法。各地依托本土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园区、示范区、试验区、集聚区、工业园、产业新城等多种形式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以集聚创新要素、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型业态为手段推动园区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突破区域经济发展瓶颈的重要路径。然而，随着产业园区大量“繁殖”，园区的发展和建设也暴露出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的诸多问题。
（一）梯度转移理论下的资源配置非效率
按照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产业转移的重要前提。决定区域产业发展梯度的关键是创新，区域创新活动会从高梯度向低梯度转移。发展潜力大的创新型高梯度地区（发达地区）通过技术创新向低梯度地区扩散而求得自身发展，产业处于衰退阶段的低梯度地区（欠发达地区）则通过引进技术、产业而寻求追赶机会或反梯度推移求得壮大。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主要表现为，随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一些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和传统制造产业转移到中西部欠发达或落后地区。遵循这一逻辑，先发地区淘汰的高能耗和高污染产业转移就成为落后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对象，这必然会导致后发地区产业所在地的资源过早和过度被耗散，造成当地资源使用中的极大浪费和要素投入的不经济。特别在当今资源配置全球化趋势下，以往单纯依靠要素禀赋（如各种资源的丰富程度）来定位自身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发展方式，已经时过境迁，以“人口红利”实现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较低“成本优势”的可能性也逐渐降低[1]，试图以成本洼地和优惠政策作为梯度承接的条件，在经济开放式背景下往往显得势单力薄：一方面成本洼地和优惠政策会沦为政策寻租和投机行为滋生的“温床”，导致产业园区生态建设中的“蝗虫效应”； 另一方面跨梯度转移在经济开放背景下可能加速缩短产业园区寿命造成“空心”现象，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此外，从技术角度来看，产业移出地和产业承接地“技术差”将长期存在[2]。尽管产业转移有助于落后地区劳动就业和实现一定的现实经济利益，但是，它无法提供推动区域经济长期发展所需要的动力和后劲，不利于自身产品的开发和技术创新，很可能导致落后地区的技术水平和层级“锁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上，进而导致地区产业结构技术层级的矮化和固化。
（二）比较优势理论下的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割裂
按照比较优势分工理论，地方产业园区建设往往都是以“处于优势的发达地区应集中生产优势较大的产品， 处于劣势的后发地区应集中生产劣势较小的产品 ”为基础进行产业分工。人们习惯于从机器大工业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视角来解析土地、设备、人力等资源。例如，通过圈定政策实施优惠的土地政策，规模化建设工业厂房设施以及储备低廉的人力资源，再通过国家产业园区优惠政策，吸引当地园区的招商引资，这成为欠发达地区园区建设的主导逻辑。按照这一逻辑，产业分工的结果往往是在园区内发展高端、新型和高附加值产业，而在园区外部周边只能发展低端、低附加值和代工产业。产业园区的外来产业往往被视为“现代与先进”的象征，而园区所在地产业则被看成“传统与落后”的代表。传统产业往往具有文化底蕴厚、产业规模大等优势，若能获得技术创新的支持和推动，仍然可以激发其潜力，延伸和丰富其产业链，从而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比较优势理论仅仅表明了区域分工的可能性，是一种静态的逻辑分析方法。它忽视了在动态发展中“先进”与“落后”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低估了二者“转换”甚至“倒置”的可能性，同时也抹杀了园区所在地传统产业中的创新潜质和文化认同功能，导致外来现代产业与所在地传统产业的冲突与对立。这种园区内外有别的经济对立必然会迁移到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中，造成园区内外空间、文化和精神上的割据，园区特色和文脉不断被消逝和瓦解，变成以“现代”企业和“专业”人员为主体的产业“孤岛”，“空巢现象”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已有研究表明，融合包容性的社会网络可以减少复杂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有利于提升经济和贸易绩效[3]。园区集群发展模式的优势在于集聚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产业园区的“蜂巢效应”。荆州示范区作为国家级示范园区，其主要定位目标就是通过产业、文化、城区和生态等功能的融合发展的方式，形成功能齐全、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现代城市功能示范区，从而避免基于规模不经济的产业集聚，以及以消耗资源、能源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但在这种传统落后和现代先进的对立、割裂难以消除的条件下，园区的集聚效应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和释放。
鉴于以上原因，学术界提出了一些相应的解决方案和思路：一是根据经济呈现出的“服务化”特征，主张将生产功能与服务功能融合发展的思路，强调以“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核心来优化园区服务，实现产业集聚效应和共生发展；二是从文化引导城市再生的效果或从文化创意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的功用等方面，提出走文化产业聚集区或创意集群的发展路径；三是“产城”融合发展的问题，将产业功能、生态功能和城市功能融为一体，构建宜居宜业的发展格局，走产业园区建设与周边城区融合发展的道路[4]。 本文认为，产业园区的发展应立足现代化、城市化背景，园区建设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和物质的问题，而是将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统筹协调，以文化创新、产业融合保持文化与经济的平衡才是当今社会现代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的必然趋势和主导逻辑，认知和建设产业园区不仅要从社会、经济维度出发，更要从文化价值维度思考。为此，本文以文化创新对经济社会的巨大价值为出发点，以湖北荆州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为例，试图阐明区域产业示范园区发展的内在演化逻辑，并探索出其发展的战略路径。
二、文化创新驱动产业园区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知识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对智力投资的占有和配置，是一种以知识信息为资源要素而进行开发生产的经济形态。在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开发新的生产要素资源替代短缺资源的能力与日俱增，知识成果产业化的速度大大加快，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知识形态生产力的物化阶段。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正确把握产业园区建设的内涵，揭示文化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规律性和有效途径，是实现园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文化创新能有效促进产业园区内部结构合理化
基于文化科技融合的视角，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不仅能催生新型产业园区业态，而且能加速园区产业转型升级和促进产业园区内部合理化。产业园区的新型产业（如创意设计产业）从质态上来说是直接体现创新型经济特质的产业门类，创新型经济是知识经济中对知识、技术、文化集成度最高的产业形态，对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空间功能转换、空间布局调整、产业区价值链升级和经济发展创新都有积极的贡献，是产业园区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同时，文化创新型产业与技术创新产业之间容易形成共生成长机理，在园区的业态发展层面形成融合生长、集群扩展的新态势。尤其是在当前数字信息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创新、创意通过与科技、服务业的融合与渗透，使文化的创造性在园区内被激活，催生了众多的新的概念、平台、商业模式，使得产业园区业态发展充满生机活力。此外，在现代服务业平台体系下，文化创新有利于推动园区生产性服务产业链向纵深发展，有利于引导园区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和优化园区服务业内部结构。未来企业的竞争将不再是单独企业间的单打独斗，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文化创意、技术革新、个性服务、业态模式等多方融合的深度、广度和高度的竞争。文化创新型产业不仅包含开发、设计、生产、营销等供应链活动环节，还包含文化、信息、审美、体验等精神文化领域的要素，它主要通过“纵向联动、横向渗透”不断打破行业界限，构造“一个创意多次开发”、“一次投入多次增值”的产业链条，依托价值扩散的关联效应实现跨界融合重组，从而推动以“农业工业化、工业服务化、服务创意化”为目标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5]。
（二）文化创新有助于改变传统增值模式
基于价值增值视角，文化创新有助于改变产业园区内传统的产品、服务价值增值模式，实现以消费升级引导园区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园区需求结构。产品价值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它经历了由单一的经济价值到综合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多重形态。现代产品的价值不仅具有材料价值、技术价值、使用价值，而且包括情境体验价值、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在大量消费品的质量、价格、技术和功能同质化的背景下，人们的消费重点从“物有所值”到“价廉物美”，从“超值服务”到“个性体验”，逐步上升到追求体验经济的新阶段[6]。 文化创新对园区内的产品需求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一是文化创新型业态是一种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发展模式。这种以消费者价值认同和需求差异为出发点进行多样化产品生产的思维模式，有利于构建多层次市场需求结构，满足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要；二是这种创新性产品的消费方式与以往传统的消费观念有很大区别，其对满足发展性、享受性需求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满足最基本生存性的消费需求，它不仅有利于推动消费市场转型升级，也有助于提高园区内生产制造环节的产品附加值和开拓新的消费市场，最终实现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园区升级；三是在文化创新型业态的示范效应的引领下，园区内传统产业也将受到创新效果的内在驱动更加重视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势必加大对创意设计、营销策划、品牌培育等处于“微笑曲线”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投入，进而提升园区内产业附加值。
（三）文化创新有利于促进园区内外融合和提升精神生活质量
基于社会融合视角，园区文化生态系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文化创造了用于满足人类文化生活需求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文化又具有平衡利益分配、调节社会生态和促进文化心理融合的特性。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发达地区发展滞后，这些地方推进园区发展更为迫切，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推进产业园区建设过程中也更容易急功近利忽视文化功能建设，如在园区建设中热衷于资源盲目开发和圈地造城，忽视当地文化资源传承与保护；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入园标准过低，盲目引进高能耗、高排放的低端产业；在城区建设中过度依赖传统工业化推进园区建设等。其直接后果将导致园区“千区一面”、缺乏特色和“孤岛”效应。从最终的社会效果来看，这种重“器”轻“文”做法的最终将导致现代园区与周边城区在空间、文化和精神上的割据，酿成了一种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与对立。与此同时，文化创新的价值日益凸显，其在推动园区、社区文化融合和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等各层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创新能够营造学习型成长发展的理想环境，创造更为广泛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机会，有利于扩大信息、知识共享的载体与范围，易于形成多元、包容、开放创新的园区文化氛围，从而增强园区的包容性与亲和力。它对于提高城区居民在文化消费和体验中的文明素养、满足精神心理需求、改善与优化生存结构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弥合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城乡二元分裂所带来的精神家园失落感和心理伤痕、增加生活幸福感、形成新的价值依归等方面也具有重大意义。园区的人文素养、文明水准将随着文化及产业的创新发展而不断提升，园区吸引力及集聚各类高级生产要素的能力也由此得以持续增强，详情见图1。图1产业园区文化创新系统运行机制 三、荆州承接国家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背景、布局及制约
（一）荆州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背景和产业布局
继国家批准安徽皖江城市带、湖南湘南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之后，2011年12月20日，湖北荆州地区获批成为中部第3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荆州示范区是湖北省继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之后，第二个纳入国家战略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示范区的建设是实现湖北跨越式发展的“壮腰工程”，有利于推动荆州等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实现湖北“两圈一带”战略，同时也是中部地区园区建设特别是农产品主产区科学有序承接产业转移探索新途径、新模式提供“样板”和示范区。
按照“实施‘壮腰工程’，打造湖北长江经济带重要增长极”指导理念，湖北提出了“一主四区”的产业布局，即以荆州市为核心的主体区，天门、仙桃、荆门、潜江为辐射区，形成以长江黄金水道、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复合运输通道为依托的产业集聚带。其中，荆州市中心城区是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核心聚集区（一核），石首、松滋、公安、洪湖、府场、监利、江陵则形成七个区别定位的集中示范区（七区），即“一核七区”产业布局。根据荆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心城区的范围为东到南北渠，西至引江济汉渠，北到海子湖风景区，南至长江，面积达480平方公里。按照中心极化的战略，将以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沙市经济开发区、荆州城南经济开发区为载体大力发展中心城区，重点培育中心城区职能，引导产业与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
从示范区总体布局来看，园区建设规划充分考虑了本土的资源要素优势、区位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如土地开发潜力大、综合交通条件好、水利支撑条件优越、劳动力价格低、工业环境承载容量大等），在分析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态势基础上，结合国家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政策导向以及市场需求，明确提出了承接产业转移的主导产业及工作重点，体现了示范区产业发展的基础特色，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荆州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诉求。
（二）荆州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远景目标和制约因素分析
荆州地区虽然经过实施“工业兴市”和“壮腰工程”等战略已经实现了较大发展。示范区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显现，2014年，荆州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快于全省。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1%，增幅连续24个月位居全省第一方阵[7]。
但从总体上看，区域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瓶颈制约，随着荆州示范区建设的展开，一些关系到示范区长远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园区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定价权的产品很少，园区绝大多数产业处在过度竞争的行业，且市场占有份额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弱；二是重“园”轻“区”现象较为明显，过于强化园区的产业集聚功能，而忽略了园区内部与外部的文化融合与互动，造成了园区“孤岛效应”和“文化割裂”；三是“域聚链散”缺乏有效的产业协作配套，造成园区同质化、“空壳化”，园区的集聚效应难以显现；四是园区低端产业比重较大，产业附加值低，致使园区缺乏市场竞争力；四是农业发展产业化、专业化不足，产业集中度较低，缺乏有效分工与合作，导致园区集聚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五是往往急于求成，企业入园层次较低。盲目引进高能耗、高排放产业，而忽视了转移企业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园区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8]。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制约了示范区的建设和长远发展，使示范区实现“三区一极”的发展目标面临着严峻考验。
荆州示范区规划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结构优化、技术先进、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一批特色化、集群化发展的产业集聚区，“四化”协调发展成效显著，成为推动沿长江中游经济带发展的“新增长极”。根据这一目标，在未来的发展规划期内，荆州示范区产业将面临着从低端加工制造向新型工业化阶段升级转型的任务。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该区域经过近十年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工业基础条件，具有相对的成本洼地优势和广阔市场空间，已经具备了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科技型产业和附加值高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条件。但是，目前招商引资过程中地方政府推行的“GDP至上”、“园区万能”的指导观念和重“壳”轻“核”等急于求成的作法，容易导致空间壁垒，形成独自为营的发展态势。由于园区内产业种类繁多，产业关联度不高，难以形成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
此外， 在短期行为的驱动下，通过降低园区准入条件来吸引外来投资和企业，虽然能够顺利实现园区招商引资和企业入驻，但由于园区低端产业比重较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集中度较低，缺乏有效分工与合作，即使企业具有一定的经济抗风险能力，也是在低水平上的重复。
综上，示范区建设在获得重大历史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那么，能否找准示范区未来的发展方向、高起点高效能地承接产业转移，如何培育附加值高、自主创新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产业体系，特别是通过文化、科技、生态、环境、社区的跨界合作形成“产、城、文”融合发展的局面，就成为破解示范区发展“困局”的关键。
四、以文化创新推动荆州示范区建设的“构想”
文化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正在世界范围兴起，它通过文化、创意、技术和经济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创造和运用智力资本的能力，正在迅速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措施。文化是最难仿造和替代的最核心的生产要素，基于文化的优势才是可持续增长和最根本的竞争优势。荆州示范区要突破园区发展的制约因素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从注重优惠政策向提升园区综合竞争力转变，注重从园区功能组合向文化创新、延续城市文脉和保持区域特色转变。
（一）由“功能园区”向“文化园区”转型
荆州通过示范区的“三区一极”的发展定位，已经使得产业园区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极大的拓展，俨然成为带动湖北乃长江中游的产业新城区。城市的核心具有六个方面的功能和价值的结合，即文脉功能和历史价值、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精神功能和艺术价值、环境功能和生态价值、使用功能与物质价值，以及经济功能和再生价值。因此，荆州示范区建设应该以文化、产业、城区和生态融合发展为指导，推动产业园区由“功能园区”向“文化园区”转型，实现“产城文”融合发展的局面。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树立融合包容发展的理念，打造示范区文化品牌价值体系。荆州示范区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其悠久的历史文化沉淀一直以来都享誉湖北，是楚文化和三国文化的集聚带，这种荆州文化的“双元性”具有很强包容性特征。示范区的建设一方面要承载以楚文化和三国文化为代表的本土传统文化，同时又要包容吸纳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只有将荆州本土文化中的优良基因融入园区建设，在吸纳现代文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弘扬本土传统文化，才是示范区建设发展取之不竭的活力之源。因此，示范区规划建设要从文化定位、文化识别、景观建设和氛围营造等各层面来构筑示范区的文化品牌形象体系，形成一个开放、有序、高效、协同的园区文化生态系统。
其次，要树立文化服务创新引领的理念，构建现代生产性文化服务体系。目前，示范区产业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比重过低，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具有突出的创意性、广泛的产业融合性和关联性等特征，增加文化服务定在园区产业中的比重将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生产性效率。一方面生产性文化服务产业与科技产业的融合产生新创意、新产品，与其他服务产业的渗透融合产生新业态、新型产业组织体系和新的商业运营模式。如生产性文化服务业向传统加工制造业供应链各环节的渗透融合，诞生了以“轻型生产”、“弹性生产”为特征的新兴业态；另一方面生产性文化服务业是一种以“中间服务”的形态来满足生产性需求，在实现自身生产性功能过程中，主要通过渗入一定的“文化”或“创意”要素，从而增加了供应链各生产环节投入的附加价值，延长了产品生产和服务的价值链。
第三，要树立文化资源整合的理念，构建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体系。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园区建设中，出于政绩考虑往往偏重经济对地方财税的贡献，而对产业开发的整体性、当地资源的可持续性等长远价值考虑较少，导致资源浪费和产业发展后继乏力。示范区建设的本质上是整合各方资源推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城区结构的合理化变迁。对文化价值内涵独特的地方文化资源的挖掘、整合，有助于延伸产业链和扩大溢出效益，可以促进地方文化资源与地方经济联动发展。为此，示范区建设要以楚文化和三国文化为重点，以有形产品为基础，以附加产品为支撑，包括土地、产业、基础设施与环境、人文精神等多种要素。在整合园区现有文化资源和创新的基础上，要积极扶持和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带动性、融合性和附加值高的文化创新型产业，实现文化创新型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要依托示范区内现有成长性好的现代加工制造产业、科技创新型产业，大力支持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建设一批研发设计产业基地，重点引进一批现代服务业（如IT、金融、影视制片等）入驻园区，形成全区良好的创造和创意氛围。
（二）由“生产园区”向“生态园区”转型
在现代化生产加快过程中，生产速度与数量的加剧同资源供给与环境承载逐渐呈现出对立与矛盾。传统制造业生产模式下需要投入大量的生产资料，粗放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更多的污染物排放。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环境制约逐渐增大，国际社会和国内对产品环境规格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环境问题本身的日趋严重也使得我们必须转换发展思路。环境问题从本质上来看，可归属于产品隐形生产成本的增加，不利于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园区产业的长远发展。而文化因素的注入，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之一，文化创新驱动下的产业园区发展具有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可持续发展的特征，从文化角度促进园区产业转型，既可以提升产品内涵与附加值，又可以兼顾环境问题。文化的注入，使得对产品的关注点不再仅仅局限于其数量和显性成本，而更多地在于其附加值和内涵的比拼，因此对环境造成的伤害也会减少。所以，在园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要力争实现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推动园区经济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工业经济内部，还应该从文化、知识等角度进行多维度的把握，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带动引领作用，使文化经济成为助推新型工业化的新动力；将文化因素注入到传统工业中，用文化含量代替生产数量以提升产品附加值与企业生产效益。
（三）由“制造园区”向“创造园区”转型
园区建设在强调文化创新的融合作用以及文化服务产业、服务社区的理念（即由“功能园区”向“文化园区”转型）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园区制造业本身的创新作用，即由“产品制造”向“产品创造”转型。目前，加工制造业仍然是示范区的主体产业，园区大多数企业在生产、加工、组装、包装和营销等环节大都还停留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不仅在技术上植入文化创新元素的广度不够，在融合的深度上也缺乏创造力。随着外部资源、环境压力和业内创新竞争的不断加剧，园区正面临着从“制造园区”向“创造园区”转型的迫切需要。
一般而论，发达地区总是把处于成熟期、衰退期的产业向外转移，而把处于研发期、成长期的产业留在本地，产业转移将对承接地（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落后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应着眼于引进处于研发期、成长期的产业。一方面要加大文化创新与传统应用技术的嫁接融合改善优化传统要素投入结构，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大知识创新要素投入强度，形成以文化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充分发挥知识、创意、人才等软实力的贡献以取代土地、劳动、金融等硬资本的制约，优化区域要素结构。总之，为了避免总跟在发达地区的后面，落后地区需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实现传统优势产业高端化和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化。为此，荆州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应遵循“承异（ 创造产品差异化，获得市场生存可能） ——承益（ 通过产品创造市场效益获得盈利） ——承艺（ 融合新技术创造新技艺或者创造新模式） ——承义（ 创造新知识、新价值） ”四个层级的产业及文化创新发展路径 ，实现从“低价值”、“园区制造”到“高价值”、“园区创造”的转变。
[参考文献]
[1]齐骥.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十年发展历程研究[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4（1）：399-411. [2]王全春.产业转移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6-178.
[3]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62-66.
[4]胡洪斌.区域产业园区化发展的预见与构想：以滇中产业新区建设为例[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13（1）：216-226.
[5]钟晟，徐刚，邹鑫.文化创新促进高新区产业转型升级研究：以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9）：209-210.
[6]花建.文化创意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四大路径[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26-35.
[7]黄巍薇，刘娟.2015荆州工业如何发力：全市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展望与剖析[EB/OL].（2015-1-28）[2015-03-28].http：//www.cnchu.com/action-viewnews-itemid-193023.
[8]李佐军.中国园区转型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8.
（责任编辑王婷婷）
Logic and Strategy of Promoting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through Cultural Innovation：
Example of the Sample Region for
Industrial Transfer in Jingzhou of Hubei Province
CHANG Jing， XU He-xian
（1.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uhan 430205， Hubei， 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uhan 430205， Hubei， China）
Abstract：It’s becoming very common for the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rough industrial park lead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espit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industrial parks also encountered many problems agains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se problems cannot be easily solved under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perspectives. Meanwhile， cultural innovation’s importance becomes more and more obvious in current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increasing industrial value，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promoting community culture merging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piritual life， etc.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xample of the sample region for industrial transfer in Jingzhou of Hubei Province and explores the direc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parks development.
Key words：industrial park； industry transfer； cultural innovation； Jingzhou Sample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