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与寻找:青春期的症候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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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文学不竭的写作资源。文雯的《两江夏日遗事》、邹江睿的《痴线》和龚明的《八十八级台阶》,都将目光聚焦在青春期的学生时代,讲述青春往事,叙述青春烦恼,挖掘成长经验。出走、幻想、寻找、叛逆、压抑、爱情等,都在这几篇小说中有着共同的精神指向,表现出典型的青春症候式书写。
  《两江夏日遗事》里的摆摆,生活在一个母女相依的单亲家庭。母亲老曲开着超市维持家庭开支,摆摆暑假独自在家过着颓废的生活——不好好吃饭,不怎么下楼,甚至喜欢上饿起来晕眩的快感。在同学蒲扇告诉她江边有乐队的消息后,无所事事的摆摆,一下子激发起了她的生活热情。从立志要写歌词,到最后想学习乐器,摆摆试图能够通过乐队的选拔去上海演出。不过,所谓的乐队,也是几个学生自发组织的。当摆摆充满热情准备投身乐队时,“付老师”的“动手动脚”让她对乐队也失去了兴趣。乐队是摆摆摆脱枯燥乏味生活的一种方式和生活的一丝憧憬,到此也就破灭了。然而,小说却没有局限在摆摆追逐乐队的故事,而是穿插了摆摆、老曲和光头的故事,一个家庭的零散故事。这些故事使得小说的主题其实超越了乐队,而是侧重表现摆摆的压抑的生活状态、迷茫的生活态度,以及这种压抑和迷茫的家庭背景。码头、江边、上海,是小说里出现的几个重要的地理空间,这几个地理空间勾连起了摆摆的内心状态。“码头”是摆脱现实生活困境的出路。老曲和光头到上海做生意每次亏本后,老曲都会去码头干搬运工挣钱;“江邊”则是摆摆缓解内心压抑的希望所在,是一个暂时性的舒压空间;“上海”是摆摆试图逃离而去的“远方”,这个“远方”因老曲和光头的失败生意,而让摆摆感到不安和对未来的迷茫,因此摆摆脱口而出的是“上海有一天会完蛋的”。小说正是在短短的篇幅内,以极强的叙事张力写出了摆摆的不安、恐惧、迷茫,和内心的坚守(被付老师动手动脚后毅然退出)。
  《八十八级台阶》也同样是通过写“我”对音乐的追求表现出青春的逃离。与《两江夏日遗事》里的摆摆追求“远方”而不得所不同,《八十八级台阶》则完成了音乐所承担的青春期逃离的叙事功能。“我”因为要参加特长生自招,不得不加紧练习钢琴,不得不去练习自己并不喜欢的《哈农练习曲》等曲子,甚至每次的练习都让“我”感到是一种破碎的感觉,“都是一帧帧回忆的碎片——从记事起到十七岁的喜怒哀乐,都被埋在了这些练习曲中”。因此,“我”常常在学琴的时候干别的事,弹别的曲子,如《magic waltz》《波西米亚狂想曲》和《G小调夜曲》等,只有它们能让“我”进入一个自由想象的世界。音乐确实成为“我”的精神寄托,“我”和沈宇航逃课,不是去打游戏,而是去琴房弹琴,弹自己喜欢的曲子。后来加入的李欣婕,逐渐成为“我”的爱情幻想。《八十八级台阶》让“我”和沈宇航找到了心理排遣的通道,让青春期的逃离和寻找有了一个相对较为温暖、平静的归宿。
  《两江夏日遗事》对摆摆内心的刻画有着强故事线索,《痴线》则更为集中于心理的书写,故事的笔墨相对较淡,有着心理小说的特点。相较于《两江夏日遗事》,《痴线》对内心的书写更为极致,也更具有隐喻意义。《痴线》着力讲述了“哥哥”的寻找。“哥哥”从小就是一个有主见、自理能力强、成绩一直拔尖的人,成为父母和旁人眼中的榜样。“他的目光也总比我看得高些、远些”,让“我”感到自己的卑微和欠缺。“哥哥”读了高中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哥哥”像痴线(精神病)一样在草地上躺着看天,闲逛,月光下看诗,爬树,即便“哥哥”遭到老师的批评、父母的管教,但都无济于事。于是,父母也不再以“哥哥”的标准要求“我”,甚至让“我”要远离“哥哥”,“我”也终于成为越来越讨喜的小孩。“哥哥”最终还是离家出走寻找自己的“远方”,去完成写“一万首诗的梦想”。作者将“哥哥”塑造成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形象,代表着一种诗意的精神世界。由此,可以说,《痴线》里的“哥哥”,何尝不是“我”的另一面,一个被压抑的“我”所试图去做但又没敢去做的“自我”。“我”的许多的梦想、追求,在父母、学校的压制下,无法施展。因此,“哥哥”其实是“我”的一个成长参照,是“我”青春期被压抑的幻想。父亲至死也没有见到“哥哥”。最后,“哥哥”在葬礼上的出现,和父亲的去世相映照,是两个象征性的情节,它们象征着父亲——一种对“我”的控制/管制被解除;同时也象征着“哥哥”所追求的理想的破灭和无奈。在双重的陷落后,“我”也终于要按部就班地长大成人,因此,“我”想,“应该放一束烟花来庆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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