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8日，是中国和奥地利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纪念日。
　　2018年4月，我应奥中友协之邀访问维也纳，并作国际形势报告。期间，我专门去了维也纳中央公墓。维也纳中央公墓是欧洲第二大公墓，莫扎特、贝多芬等众多名流长眠于此。其中有个总统墓区，基希施莱格、瓦尔德海姆和克莱斯蒂尔这三位前总统的墓依次排列。
　　我于1985年到1989年出任中国驻奥地利大使，与基希施莱格、瓦尔德海姆和克莱斯蒂尔等多位奥地利政要有过密切接触，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怀着无限的哀思，在他们三位的墓前静静地伫立。
　　在我去凭吊总统墓的同一时间，2018年4月，奥地利总统亚历山大·范德贝伦和总理塞巴斯蒂·库尔茨一起访华。一位总统和一位总理同时出访一个国家，这在外交史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事。习近平主席在两国领导人会谈时指出，这充分体现了总统本人及奥地利政府对发展中奥关系的重视。
　　在过去的50年中，中奥关系可以说是“细浪冲沙”，尽管时有波澜，但始终保持着友好发展的大势。当前大国分歧日益严重，对抗加剧，造成世界局势激烈动荡。或许，中奥两国平等对话、友好交往的历史，能给我们一些启迪和智慧。

平民总统基希施莱格

　　1985年，我出使奥地利，这是我的外交官生涯中第一次出任大使。我的第一个正式活动是向奥地利总统呈递国书。
　　按照外交礼仪，我在检阅仪仗队后走进总统府，面对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呈递国书。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次中国怎么派来这么年轻的大使？说时满面笑容。我也笑着回答说，我不年轻了，已经55岁了。
　　他说，自己刚从中国访问回来，这次是以总统身份再次访华，亲眼看到了中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自己对中国是有感情的，喜爱中国，希望以后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
　　后来我们经常见面，他对我回忆了两次访华的经历和感受。
　　第一次是1974年4月，他作为奥地利外长首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会见他时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爆发，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他则委婉地表示了异议。
　　1985年5月，他以总统身份正式访问中国，邓小平会见了他。邓小平说：你上次来华访问时，我们之间对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还存在争论，你认为世界大战不会爆发，我们认为有可能爆发。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根据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各国人民团结一致就有可能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基希施莱格对我说：奥地利是个小国，中国是个大国，双方曾有不同意见，后来中国调整了看法，还亲自当面告诉我，这件事情使我深受感动，感到中国尊重小国。
　　基希施莱格是一位真正的平民总统。1986年他卸任总统，按照规定可以有司机、秘书等待遇，但他都拒绝了。他卸任不久后，我收到一封他手写的亲笔信。信中说，杨大使我们过去交谈很有意思，我非常希望有机会请你到我们家里喝杯咖啡，我的夫人会做蛋糕，请你的夫人也来聊聊天。
　　后来我和夫人多次应邀到基希施莱格家做客，看到他家里布置朴实、简单，一点也不像达官贵人的住家。我们从国际形势，谈到两国国情的不同。他谈到，1985年他作为总统再次访华，看到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有巨大的发展。访问南京时，他下榻于新建成的金陵饭店。这个饭店当时被称为神州第一高楼，有中国第一个高层旋转餐厅、第一个高楼直升机停机坪。他感到，这个饭店太豪华了。
　　他说，他很担心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会越来越兴起豪华和奢侈之风，这种风气可能会给青年人带来负面影响。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更重视勤俭办事的风气。我听了默默地同意他的看法。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瓦尔德海姆

　　1985年11月，奥地利人民党推举前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为总统候选人。1986年3月，美国《纽约时报》引用世界犹太人大会的材料，认为瓦尔德海姆曾参加过纳粹党卫军褐衫队，他所在的纳粹军队1942年在南斯拉夫进行过围剿和屠杀，把众多希腊犹太人投入了集中营。随着选举的深入，美国官方一再誓言，如果瓦尔德海姆当选总统，美国将永远禁止他入境。
　　当时我在维也纳密切观察着总统选举进程。和奥地利朋友交谈时，他们告诉我，瓦尔德海姆曾竞选总统，竞选失败后被奥地利外交部派往联合国工作，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达10年之久，工作出色，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奥地利作为一小国，为能有瓦尔德海姆这样著名的国际活动家而感到骄傲。1981年瓦尔德海姆在第三次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时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他們不理解美国为什么这样反对他竞选总统。他固然参加过纳粹军队，但是当时媒体上渲染的罪行最终没有得到证实。

　　美国的一再威胁激起了奥地利人民的反感，奥地利媒体上也不断反映着老百姓对美国干预其总统选举的激愤，本来不一定支持瓦尔德海姆的选民愤而把选票投给了他。1986年6月，瓦尔德海姆以53.9%的选票一举当选为奥地利总统。
　　瓦尔德海姆当选总统后第一次会见各国驻奥地利外交使节的情景，我至今未忘。按照奥地利的惯例，各国使节依该国与奥地利建交的顺序站立成四方形。瓦尔德海姆慢步走来，与各国使节逐一握手，或致以简短的问候。他走到我面前时紧紧握着我的手，有些激动地对我说，他与中国始终有着友好的关系，他期望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并希望在他担任总统期间能进一步发展奥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他往前走了一步后，又回过头来对我说，希望有机会和我交谈。
　　我经常回想起这次会见，总是不禁想起1981年瓦尔德海姆第三次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时，正是中国连投16轮否决票。

　　瓦尔德海姆的竞选对手是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1971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决议在联大获得表决通过时，正是萨利姆在座位上跳起舞来。
　　从1946年联合国成立到1981年，联合国秘书长几乎都由欧洲人担任，分别是挪威人赖伊、瑞典人哈马舍尔德和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只是在哈马舍尔德因飞机失事遇难后，副秘书长、缅甸人吴丹出任过秘书长。因此，中国坚决支持非洲人萨利姆竞选联合国秘书长。
　　在16轮表决中，美国始终否决萨里姆，而中国始终否决瓦尔德海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瓦尔德海姆在亲自了解了中国的态度后表示理解，选择放弃了参加竞选。接着，萨利姆也同样选择了放弃。最终，秘鲁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于1981年12月11日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事后，瓦尔德海姆在不少场合都表示理解中国的立场。
　　瓦尔德海姆1986年到1992年担任奥地利总统，期间中奥两国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我在奥地利时始终与他保持着良好的接触，经常有机会就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与他交换意见。
　　1993年他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来华访问，我在北京陪同他参观访问。在两天的接触中，我深感到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
　　2007年6月，瓦尔德海姆病逝，中国领导人发去唁电，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克赖斯基未能实现访华夙愿

　　1987年的一天，我在一次使馆招待会上遇见了奥地利前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主动向他问好。
　　克赖斯基被誉为小国的大政治家。他曾于1970年到1983年担任奥地利总理，1971年中奥建交时的奥地利总理正是他。战后奥地利为了摆脱美苏英法的军事占领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奥地利国内外舆论一致认为，克赖斯基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我到奥地利后听说，他从来没到过中国驻奥地利使馆，这件事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见到他时，他已72岁了。握手時，他仔细端详着我，笑着问：“一个中国大使怎么会讲德文呢？”我也笑着反问：“为什么中国大使不能讲德文呢？”这两句对话似乎立即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他很有兴趣地问了我的经历以及对奥地利的印象，我们交谈甚欢。告别时他邀请我常去他家喝咖啡、聊聊天，我说一言为定。
　　不久以后，我应约多次到他家喝咖啡。他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年轻时他作为青年革命社会党人，曾经撰文支持中国的北伐革命，支持中国为建立共和国所作出的努力。
　　他说，战后奥地利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国际上如何看待奥地利，奥地利究竟是法西斯德国的第一个受害者还是帮凶？1953年到1959年他担任总统府外交事务国务秘书时，就致力于使世人相信奥地利是纳粹德国对外侵略的第一个受害国，而中心问题是摆脱美苏英法对奥地利的占领。
　　“二战”后奥地利处于战胜国军事占领下，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国家尊严均毁于一旦。当时冷战再起，东西方两大阵营争斗不已，撤军问题根本无从谈起。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有意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但是担心撤军会影响到美苏英法四国军事占领，迟迟不动。美国则劝说奥地利，西方国家的占领表明奥地利始终是西方盟国，这对奥地利也是有利的。克赖斯基在美苏英法四国之间做了很多工作，几经波折，在奥地利声明实行永久性中立的条件下，四大国终于在1955年5月15日与奥地利签订《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的国家条约》，并于同年7月生效。
　　克赖斯基执政以来，对中国并不十分亲近。他曾送给我一套两卷集自传，在第二卷《在政治激流中》他提到：赫鲁晓夫时代与中国之间产生危机，导致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势力影响急剧下降。
　　他还回忆，自己多次受到中国方面的邀请，但都让别人去了。因为不止一个访问过中国的奥地利人听周恩来总理说过“奥地利的中立条约不过是一纸空文、总有一天奥地利会成为苏联的牺牲品”等观点，既然不去，北京也已知道，为什么还要去访问中国？何况，莫斯科比北京离奥地利更近，且关系良好。如果自己去北京访问，其结果一定是既让北京不满，也让莫斯科不满，那还不如不去。
　　我和克赖斯基接触的时候，这一段历史早已时过境迁。他对中国怀着巨大的兴趣，一再问我中国国内现状、中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以及中国是如何看待美国、苏联和欧洲的，我也经常问他有关欧洲和奥地利的情况，交谈融洽。
　　1989年初夏，我请他来中国大使馆做客，尝尝中国菜。我们天南海北几乎无话不谈，他更多的是关心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和风俗习惯。交谈中，我提出希望他有机会访问中国，他听了之后很高兴，但说自己健康状况不佳，恐怕有困难。
　　不久以后，他郑重地告诉我，他认真考虑过访华的问题，但愿能够成行。我报告了国内，同意他访华。1989年底，我奉调回国，此时克赖斯基已病重。他于1990年7月病故，终未能实现中国之行。

克莱斯蒂尔访华前的犹豫

　　1992年到2004年出任奥地利总统的托马斯·克莱斯蒂尔是我在维也纳当大使时结识的奥地利外交部高官。他在担任奥地利驻美国大使四年后，于1987年返国任奥地利外交部秘书长。
　　1988年初夏，他第一次出访中国。出访前一天，他急切地到处找我，我当时正在下奥州访问，晚上很晚了才跟他通上电话。
　　他告诉我，这次访华是为了签订奥中民航协议，他听说谈判很艰巨，有可能达不成协议，他暗示，他很难接受作为外交部秘书长第一次访华就失败而归，因此在考虑推迟这次访华。我说，过去几年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这个协议涉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我相信通过双方的努力一定能达成协议的。我劝他不要犹豫，按时访华。 　　他听从了我的意见，如期访华。两天后他刚从中国回来，立即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访华取得了成功，对我表示感谢。
　　此后我们双方见面时，总是很友好。我有时应邀去奥地利外交部，不是交涉什么问题，而是就国际问题和中奥两国关系的发展与他交换意见。他对中国国内的发展十分感兴趣，对中国取得的进步给予充分的肯定。
　　后来他成为总统后，多次主动表示希望访问中国。1995年他作为总统正式访问中国，2001年又再次对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
　　他2001年访华时，我也应邀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那次随行的还有奥地利音乐家，他们演奏起优美的奥地利舞曲。两国领导人率先翩翩起舞，一时传为美谈。
　　这让我想起1971年中奥两国建交不久，时任奥地利驻华临时代办布科夫斯基（大使赴任前由临时代办主持馆务）在北京饭店举行奥地利国庆招待会。当时我在中国记协工作，也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会上奥地利音乐家们演奏了小约翰·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未进入尾声，在一个正式场合下演奏西方音乐还是罕有的事。出席这次招待会的不少中国人流露出喜悦的表情，倾听着这美妙的音乐。
　　布科夫斯基从此在北京成为外交界名人。他后来于1990年到1996年出任驻中国大使，这期间的有段时间，我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与他有很多交往，多次亲切交谈，共议如何促进两国关系。

始终挚爱中国的菲舍尔

　　我从事外交工作以来经常为老大使们担任翻译，从中学习到不少外交经验，因此到维也纳后，我坚持每个季度都要逐一拜会奥地利朝野各党议会党团主席。当时奥地利社会党和人民党这两大政党对我比较友好，而在野的绿党和自由党经常会找些小麻烦。不过，我坚持拜访每一个政党的领导人，促进相互了解。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奥地利国民议会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海因茨·菲舍尔。初次接触我就感到他不同于其他政党领导人，对中国了解更深，也非常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他多次邀请我到他家中和维也纳近郊别墅中促膝长谈。
　　有一次他問起我，中国年轻政治家中有谁可能成为未来的国家领导人。提这个问题时是1986年，温家宝刚升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我告诉菲舍尔，中办主任这个职务是非常重要的，而温家宝才44岁，可以说是很有前途的政治家了。菲舍尔很有兴趣地听着，问我有无可能邀请温家宝来奥地利访问。我报告了中联部，不久被告知，温家宝愿意应邀访问奥地利。
　　温家宝抵达奥地利时，奥地利社会党安排了一个平实的小旅馆。我心中有点不安，告诉他西方国家政党经费往往不充裕，我这句话还没讲完他就打断了我的话，说安排得很好，请放心。
　　2003年，温家宝就任中国国务院总理。2004年，菲舍尔出任奥地利总统（2010年连任）。这时候菲舍尔想到，当年他邀请访奥的年轻中国政治家是否就是温家宝呢？得到证实后，他立即与温家宝建立了联系，互赠礼品，温家宝总理还亲笔写信感谢他当年的邀请。
　　菲舍尔总统可称是对中国最友好、也是对中国最了解的奥地利政治家。从1974年以奥地利议员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起，他前后访华10次。他担任总统期间，曾4次访问中国，同时也多次邀请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奥地利。2016年他卸任总统后，又出任了奥中友协主席。
　　2018年我重访维也纳，菲舍尔夫妇邀请我到他家共进早餐。进门时，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双方互相凝视片刻，他笑着说，我们都没有老啊。
　　坐下后，他拿出温家宝的亲笔中文信，让我用德文读给他听。我读时，他始终带着笑容专注地倾听着。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自由交谈，共同领略和享受着我们相互交往的那些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