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变容
不论信徒或游客，人们拥入大昭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一睹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的金色容颜。近十年中，人们为这座著名的塑像频繁上金。以西藏素材为主业的艺术家对此较为敏感，画家韩新刚认为，频繁上金使塑像的表情与体态渐显浮肿变形。另一位画家黄加林的意见比较温和，认为这折射出正在变化与财富增长中的拉萨社会。
比起大昭寺旺季每天两万的人流量，坐落在拉萨北郊的扎吉拉姆寺，尽管缺少磕长头的信徒和五光十色的游客，香火却同样旺盛。这座寺庙供奉的女性神同凡人的命运有密切联系：她主管财运，因此更多是吸引了各地商人前来供香。在大殿中部，僧人们忙碌地点数着朝拜者献上的钞票，记写着姓名数额。我们身边，一位中年汉族女性正在用手机焦虑地通话，听起来大概关系到一桩岌岌可危的生意。大殿里酒气弥漫，因为这位财神也是酒神，所有的朝拜者会在寺庙门口买一瓶白酒（这些白酒摊点的供应商大多是来自甘肃的汉族商人），进殿后排队把酒交给专门负责的僧人，由后者倒入供桌上的容器，然后把空瓶抛进身后一口宽大的铁皮箱，于是玻璃瓶撞击铁皮箱的声响在大殿里此起彼伏。大殿外一角，当满满一车空瓶倾倒而下时景象可谓壮观。每天大量的白酒在这里流动不息，使人好奇它最后会流到哪里。我注视着扎吉拉姆那类似班丹拉姆一般五彩可畏的面容，试图摸索到一点财神的通融和酒神的醉意。
次卓嘎觉得，扎吉拉姆一直在保佑自己。她与同行们一起，依傍着扎吉拉姆女神，得到了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然而实惠的生存空间。13年前，24岁的她职高毕业后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从姐姐手里接过扎吉寺门口售卖白酒与香火的摊位经营至今。在上职高时，次卓嘎的普通话就说得很好，相比其他只能说藏话的商户，这是个优势。最早只有4家人在扎吉寺门口摆摊，次卓嘎是其中之一。现有的包括次卓嘎在内的60个摊位中，属拉萨本地人的只有十数人，其他人来自日喀则与山南，大多是拉萨本地人的亲戚或娶过来的老婆。摊位上出售的香也主要来自山南。作为“致富典型”，几天前次卓嘎受到《拉萨晚报》的采访，她说逢周三与农历初五，她的摊位当天的营业额可达上千。
扎细社区居委会对这60个摊位的管理办法是轮流经营，每十天轮换一次，居委会负责人解释说：“这样比较公平，就不存在好的摊位一直独占”。但是次卓嘎觉得轮流也有轮流的缺点，比如，老顾客会找不到自己的摊位。2004年的一个时期，次卓嘎想过去开车，此外她没有想过换别的行业。当次卓嘎说自己37岁时，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像47岁？”她觉得自己的皮肤因为长期曝露在户外，而且旁边就是终日熊熊燃烧的煨桑炉和缭绕的桑烟而老化得很快，但她说：“皮肤好就做不了生意，只能躲在家里。” 青藏铁路通车后的一个时期里，次卓嘎觉得生意“明显更好做了”。对于拉萨许多大小生意人来说，在他们的经验中，青藏铁路通车都是一个清晰的分水岭以及“机遇”涌现的时刻，在我们的其他几位采访对象那里，也有同样的切身体会。
我没有问我们的一个主要采访对象范月军，他是否也定期去扎吉寺朝拜。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只看到励志标语，没有像其他不少地方一样看到扎吉拉姆的神龛。除了经历复杂、藏族名字“罗布旺堆”以及纯熟的藏语，他最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在我们看来他的生理形象已经完全藏族化，从他的神态和暗红的肤色我找不到一丝江苏人的痕迹，我对照他身份证上的容貌，那双汉族人脸上的颧骨仿佛是为一张藏族人的脸而准备，在后者显得是那么吻合，而在此之前，似乎反倒要突兀一些。
罗布旺堆的拉萨生存一
在“团结新村”市井气息浓厚的环境里，罗布旺堆不无自豪地对我们说，他熟悉拉萨的地形与各个角落，他的举例是：如果我们这些外来者在拉萨街头一时内急，看着面前的街道茫然无措时，可以打电话给他，他能够立刻告诉我们最近的公厕的位置。罗布旺堆已经有十年没离开过西藏，他遗憾于还没有乘坐过青藏铁路的火车。他很在意让我们称呼他的藏族名字，忽略汉族名字“范月军”。
罗布旺堆的“罗布房地产信息中心”，2007年一天能租出去三套房子，他说：“今年（2008年）只能三天一套”，语气无奈又表示能够接受现实。这间房屋中介公司开业时，罗布只有300块钱和一个小灵通，而且第一年没有客户。他做过的中介大到联系一千万的工程，小到换门锁，甚至给人介绍过对象。罗布觉得，自己的中介公司仍然是作坊式的，如果要把业务发展到地区上，他觉得自己还要再用10年时间。他把对“单独一人跑工程的房虫”戏称为“移动公司”。目前，他正打算用三个月的时间整理自己的中介所积累至今的全部信息，进行规范分类，比如分号排列和制作功能地图。
我们事先没有估计到，在罗布这里能收获到一束束稠密的信息，他经历的复杂使我们开始时有些无从编织。罗布对于在拉萨进行各种商业活动的人们，怀有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概括。他认为，一个行业如果大家都做，那么周期只有1年；人们都怀着一种目的性前往拉萨，对一桩行业的生命周期、进入的时期都要有正确的判断。他认为“周期性”可以作为理解拉萨商业环境的一把钥匙，并且，有的人更在不同的短期行业中移动，占据各个有利点，并不限制在一个周期内，仿佛总是处在“浪尖”一样，这种波浪形的商业活动——罗布认为，也反映出拉萨尚欠成熟的商业环境。罗布判断房产中介行业的周期还有十年，这是他继续做这一行的主要原因。罗布认为，支撑这一周期的一半力量是外来汉族人。目前，拉萨租房居住或商用的人大部分是汉族，人们趁着夏天旅游旺季，到生活节奏缓慢闲适的拉萨来进行商业经营和活动，淡季离开回内地，这时租房旺季也自然回落，罗布将此形容为：“早晚温差大。”
在罗布的记忆中，拉萨房地产2004—2005年兴起，出现买房投资，房价“每时每刻都在涨”，很多人把多余的房子卖掉，对于房地产业是一个促进。青藏铁路通车是一个清晰的“转机”，每平米两千的房子价格翻倍。青藏铁路通车后，拉萨的办公租房是此前的30、40倍，骤然出现了“求大于供”的局面，但是拉萨市面上一直缺乏白领公寓和写字楼，目前也只有“阳光百年”一个小区可以商住两用。通车前，拉萨市面上的房屋多用于居住，通车后出现的情况是房屋多用于经营，租期也延长了，有的租期长达十年，家庭旅馆、越野车俱乐部等迅速产生。
罗布认为，拉萨商业五年内不会改变“小作坊式的生存方式”，因为目前受到几个因素的制约，比如“市场小，人口少”等等，使拉萨一段时期内，还不会出现品牌房产经营公司，没有更大力量来刺激“小作坊图景”改变。罗布觉得，拉萨经验很难移植到内地，但是内地经验却可以逐渐应用到拉萨并实现本土化。
用了15年时间，从水晶石商人、录像厅老板、歌舞厅老板、甜茶馆老板等琐碎的身份，直到远景是成为拉萨房地产策划人和开发商，在一个漫长的被环境塑造与自我塑造的过程中，江苏人范月军变成了拉萨人罗布旺堆。了解这两者中哪一个更被他认同为自己的真正身份，可能超出我们的报道范围。罗布旺堆或范月军，1965年出生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老家最高的山峰只有海拔33米，当地以出产水晶闻名。罗布说，很小就“不想在老家种地”。1993年，怀着他认为是江浙一带生意人的典型信念：“哪怕卖菜也要当老板”，罗布带了3000元钱前往西藏山南地区，参与做水晶石采购生意。罗布觉得其他一同从老家出来到西藏谋生的人，从事的行业要单一一些，他的说法是：“一个单一行业是双轨，永远是平行的，只有1米5的视野。”在山南八年间，罗布说自己“眼光只局限在一个行业内”，不过在山南，他也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沿着“双轨”行进到1998年3月份左右，一个朋友动员罗布到敦煌针对游客做珠宝生意，对他说“你这几年才挣几十万，去了那边一年能挣1000万”。于是，想尝试一下变化的罗布投资了30万，但是敦煌游客的购买能力远远不如事先所想象，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最终倒闭。一年后回到拉萨时，罗布身上只有15块钱，到曲水县岳母家见到自己的孩子时只剩下5块钱，只好在村里做了三个月散工。曲水这三个月，罗布的记忆主要是每天怅惘而见的羊湖电站的灯光。从这段曲水生活开始，罗布的容貌越来越像藏族人。在15年西藏生涯中，曲水也是他数次生意失利后的休整地。
关于水晶，罗布有一次难忘的经历——似乎在西藏生活的人们的重要经历，总与一次艰苦、体力透支的步行历险有关——1996年，罗布的一位水晶石同行说知道“内部情况”： 在格拉丹东雪山下面，有个50年代被俄罗斯人开采过的水晶矿，还有十几吨次品留下没有被带走，这些次品的总价值也不菲。于是三个人结伙，再加上藏族向导，全副装备由沱沱河进入走了7天7夜。其中一个河南人走了第一天，就受不了而返回。当时7月到8月间，一行人连遇暴雨、风雪和冰雹，在布满手掌状水系的荒原上跋涉。走到第7天中午，用望远镜已经能看到山肩处的水晶矿洞。罗布上山爬到洞口查看，途中每爬十米就要休息一次，但洞里什么也没有，由于没戴眼镜导致了第二天的雪盲。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罗布的眼睛像直视了电焊光一样睁不开，不能看见就在面前的人，过了一段时间才恢复。众人空手而返，走到最后一天时已经没有食物。罗布记得，当他们走到一个乡长家，乡长用一块牛肉款待他们，肉入口时是“青草的香味”。
罗布旺堆的拉萨生存二
除了藏化的容貌，罗布在谈话中显示出来的一个特点，是善于主动整理自己在一段时间内、一次事务中得到的经验。他做过的离奇营生，在我们看来还有头发收购，曾经骑车从堆龙德庆到尼木，步行过公路沿线两侧所有的村庄，并得出“藏族人的头发是世界上最优质的头发”的结论。他的生存知识包括一个能够适应环境转变的普通人的灵活性、狡黠、忍耐力、对现状的看法和对未来的预期。最使我们觉得有趣的是，尽管以藏族人为自我认同，但罗布的价值观与各种观念又是江浙的，他不断强调：“我们做生意的江浙人只有一分钱时也不会去搬石头”，以及“我绝不做农民”。
他喜欢的话语还包括：小时候看演义书后，从此记得的“置之死地而后生”；高中时的阅读爱好一直保留至今，喜欢赵云，喜欢三毛，还为我们朗读了一段三毛散文中关于自由的句子；以及楚霸王的传世名言“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他觉得自己不成功就不能回家乡时，就喜欢说这句话——而我们想起，他的家也确实在长江以东。
2002年，罗布到拉萨“找机会”，“带了7000块钱，两眼漆黑，一个熟人也不认识”，他说。由于缺乏人际关系，他先是盲目地待了一个多月，又经妻子的亲戚介绍，在八廓街冲塞康对面开了个甜茶馆，一杯茶只能挣5分钱，这次茶馆的经历也归于失败，罗布当时对此的反思是：“我的智商应该比老婆高，相关的人文化程度也比较低，不应该听他们的建议。”尽管如此，当年8月份时他的钱已经不多了，心情落寞，于是到江苏路一家职介所交了20元钱登记费，对方说有一份工作在龙王潭附近，卖化妆品，底薪800元。事实是化妆品店是个皮包公司，要求员工自己先买下产品，然后以类似直销的方式再卖出。工作落空，罗布说“损失190元”。但是他返回职介所，向对方说“今晚我请客，请你吃饭”，因为他很好奇：“为什么对方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挣自己190块钱”。对方接受了邀请，在天海夜市，“又花了150块钱”。这正是一次罗布所说的，他理解到“做人”的开端。关系建立后，罗布就经常去对方那里，“看对方怎么做业务”。了解了对方的行当之后，罗布觉得“30%有欺骗成分”。
与“职介所的朋友”交往时间长了以后，后者介绍给了他另一个工作的地方：“西藏某某网”，当时拉萨最早的一家网上购物公司。“什么叫网络啊？”罗布问自己。2003年这家公司初开业，在离开江苏十年后，罗布第一次接触到“信息”这一词汇。先是15天培训，罗布记得，授课的主题包括“安利营销术”、“脱离贫穷”、“成为西藏的比尔·盖兹”等等。罗布听这些课譬如“安利营销术”时觉得有“充电感”，但他清楚自己“不会去做”，因为觉得安利“该成功的已经成功了，成千上万的人再为它服务，蛋糕瓜分得差不多了”。当时的一个项目是“把西藏工艺品推销到全球各个角落”。 他得到的一个收获是四个字：“心态归零”——即此前不论高低贵贱，从此从零开始。罗布对网络公司老板说：“不能保证干多久，一旦有机会就要离开。”1年后他就结束了自己在这里的工作，尽管有价值观的不同，但是他觉得这次工作经历促使他一些想法的形成，“为以后自己做公司准备”——比如，使他认为“信息就是机会、信息可以售卖”，并且有了“信息工作者”的概念。
罗布认为拉萨最利于信息传达、也容易有反馈的地点，首先是团结新村，这个1988年建立的小区是拉萨第一个小区，罗布对它的理解是：每个单位都有家属楼在这里，社会层次较高，拉萨的富豪也住在这里，还有贵族的后代、退休干部和企业主；道路四通八达，没有死胡同，容易形成配套的服务聚集区。罗布说，1988年这里的房子由工作单位买是一毛八一平米，个人买只要两块五，现在三千也买不到了。其它地点还有北京东路、雪新村等。
“有两个原因导致在拉萨经商的不成功”， 罗布说：“ 一、对周期判断错误，二、‘做人’的原因”。第一条如前所述，他对行业周期的看法使我们颇有收获。对于“做人”，罗布的解释诚实而直白：“人做得好，钱来得快。”
南亚通道
如果把构成拉萨“小作坊图景”的小商户们称作游击者，那么即将于2008年8月28日建成开业的西藏·南亚商贸城则可以称作远征军团，它是南亚商圈中国站的桥头堡，该军团的理想是打通一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商道，通过尼泊尔作为中转站，广泛建立与南亚各大商会的联系，“南亚商圈”的提出者何立超将自己的这个想法称作“三点一线”：即中国-尼泊尔-印度。这一大片则叫做南亚商圈，中国和喜马拉雅以南的印度次大陆的陆上商业往来将建立。
何立超留着一部扎眼的胡子，说话时节奏急促。2004年8月1日，33岁的他第一次到拉萨，向自己提的一个问题是“来做什么？”。之前在老家兰州他对青藏铁路一直怀有强烈关注。在谈话中何立超一直表现出对“通道”的浓厚兴趣，他的参照物如茶马古道、并且与霍尔果斯口岸经济开发区的对比。何立超觉得霍尔果斯的商业形态相对单一，他认为对于一个被作为经济开发区的口岸，有两个因素比较重要：一、内地商家是否关注和进入；二、对口国家的社会经济背景。他认为南亚比中亚具备更大的发展空间。他认为中亚缺一个“大势”，而南亚这个“大势”比较清晰。
西藏·南亚商贸城是南亚商圈的第一阶段，接下来就是收购尼泊尔原中国城，以及和印度的商会们进行交易。2003年开始营业的尼泊尔中国城购物中心，位于加德满都市内，也是尼泊尔最大的商业购物中心，全部经营从中国进口的各种商品。其经营的商品包括电子电器产品、计算机零配件、成衣、五金工具、家庭日用品、食品杂货、礼品等。该中心的商业协会最初一年从中国进口高达170万美元的商品。目前，尼泊尔中国城处于瘫痪状态，其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假货造成。西藏·南亚商贸城致力于扭转这一局面，欲将其打造成中国和印度商会交易的中转站。
何立超谈起“三点一线”的构想时是这样解释的，中国内地、沿海的加工行业和生产厂家将商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藏，然后通过公路运输到尼泊尔；印度的商品则通过尼泊尔输入西藏，再进入内地。这比走海运要节省好几倍的运输成本。商品完成交易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印度商会有关负责人也将陆续参与进来，有关事宜已在洽谈中。
在历史中，随着喜马拉雅山脉的起伏不定，中印贸易的主要通道有三条。从西往东，第一条是普兰境内的普列克山口和什普奇山口，海拔5700米，距离拉萨1400多公里，这条通道是最遥远的，因气候、交通等客观条件影响，这条通道每年只有几十万美元的交易额。第二条通道是樟木口岸，中尼公路的咽喉。海拔2400米，国界友谊桥头海拔只有1700米，距拉萨736公里，距加德满都仅120公里。樟木口岸比普兰气候较好，樟木口岸基础设施基本保障，海关、银行、工商、联检、公安等管理机构健全。眼下是中国西藏通向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开放口岸。
第三条通道就是乃堆拉山口，即亚东口岸。乃堆拉山口海拔4545米，距离拉萨460公里，距离印度沿海城市加尔各答只有550公里左右。特别是青藏铁路拉萨至日喀则段的实施和建设，也就是这条通往南亚的大动脉一旦建立，南亚商圈的气候也将日渐成熟。何立超动情坦言：“建立西藏到南亚的物流和贸易商圈是我一生的事业。”
2007年8月28日西藏南亚商会成立，并举行了南亚商贸论坛，何立超打算在此基础上成立经济研究所，这些举措得到了西藏自治区政府的支持。政府支持，是何立超反复提到的一个优势，他认为是因为人们都看到了边贸这一块空间，这也是他目前维持信心的主要原因。何立超希望，边贸会成为西藏自治区同旅游一样的支柱产业。
“制定标准”，或一种进化论
何立超认为尽管在城市规划方面，拉萨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还没有完整和成熟的商业规划，他说：“作为一个重要的旅游城市更需要商业规划。”他认为拉萨本身已经具备一个高消费群，他举例说，一家新开业的KTV一个晚上的营业额是8万左右。“西藏不缺乏消费者，缺的是管理品牌的商家。”他说。譬如，有藏族人询问：“为什么在成都买到的东西，拉萨买不到？”在成都的生活习惯，使人们印证拉萨的服务会不会和成都的一样。拉萨人曾经在喊“肯德基麦当劳为什么不进来”，肯德基方面的结论是常住人口少，但何立超的看法是为什么不看到旅游人口多。何立超认为拉萨经济发展的大方向趋势比较明确，“去年到拉萨旅游的人相当于甘肃兰州的人口总和，而且一人放了5000元钱在拉萨”，他激动地说。这些情况使他坚信，拉萨需要一个中高端的消费市场，而此前没有。内地有，拉萨没有，于是在拉萨填补空白就成为一个机会——尽管有批评者认为，“有和没有”模式显得没有新意，但是，大部分进入拉萨的商人可能都要面对和接受这一现实，“填补空白”在拉萨确实是构成机会的一个主要形式。
尽管何立超与他的合作者李总都明白，在拉萨一个时期里，短期投机使客户形成了一些习惯，与他们的预期会有冲突。“只要坚持服务质量，我们的标准与拉萨现实之间的尴尬期和矛盾期不会很长”，李总说，他表示担心的是本地商家，不是顾客。有的商家表示不能理解，认为“有东西卖给你就不错了”，为什么还要“服务”。李总觉得这种商业观念是比较原始的。
何立超告诉我们，之前商家也在观望这个方向——西藏·南亚——但是一直缺乏一个平台。拉萨的市场需要一个推动力，何立超说，“要促成它的进化”。在表达这个意向的过程中，何立超不断强调要成为西藏自治区商业领域“某些标准”的制定者，因为这可以进一步推动拉萨消费观念的转变，进一步把模糊的消费需要变得明确。他们提出的具体办法是：
1. 引进厂家，在拉萨本地建厂，改变拉萨没有生产力的状况。
2. 引进服务意识，售后服务跟进保证。
何立超表示，“建立商业规范势在必行”，他与李总的办法是：进入的产品必须是知名品牌，必须在央视做过广告，必须是总代理，以此来达到排斥假冒保证质量的目的。并且对进入商贸城的拉萨本地商家进行统一培训、统一管理，改善无序和一些负面的售卖习惯。在拉萨引进品牌意识后，大部分小作坊会失去更多的生存土壤，无序的小作坊会逐渐淡化消失，传统手工业则仍然会有一个空间。
小商户或游击者
由于大部分时间在室内工作，杜世洪的肤色没有明显的变化，不像罗布旺堆那样。贵州瓮安人杜世洪1973年出生，在那里长到17岁就辍学，离家打工。他记得，他这个年龄的基本都离家去打工了，同学没有再联系，因为“不在一条路上”。杜世洪对贵州的记忆，包括雨水泥泞的山路和难忘的饮食，记得老家冬天树枝凝冻后的好看。但他认为自己是四川隆昌人，他的妻子与父母现在全都在隆昌，很少有可能再回瓮安。来拉萨5年中，杜世洪只回过两次隆昌。由于藏历年和汉族农历年的日期不一样，是太阳岛“中和国际小商品市场”的商户们往往不能回家过年的主要原因。
位于太阳岛的“中和国际小商品市场”在全国范围内看来，可能不算是一个大的市场，占地面积只有10，638平米，但就拉萨的人口和城市规模而言，它已经很大了。这里入驻商家有362个，没有合并之前的总商铺数是1119个。市场的开发商是温州人，90%的货源来自浙江义乌。某种程度上，开发模式也有意学习和探索拉萨式的义乌模式。据自2001年开业入驻的商户介绍，这里的生意一直很红火，整个市场的年成交额高达1.2亿元人民币。太阳岛的发展和现状，也堪称是管窥拉萨外来商户在拉萨掘金的一个缩影。从2001年建成以来，这处市场是太阳岛最具活力和交易频繁的场所。
许许多多杜世洪这样外来商户的小型门面，是构成太阳岛街景的主要元素。2003年农历7月23日杜世洪到达拉萨，他说“当时生意环境很好”，现在这个门面当时是妻子姐姐的。杜世洪觉得，当时的生意与青藏铁路通车时期也没有多大区别。妻子的姐姐从成都给他发货，这样能节省一笔费用。怀着“不会长期在西藏，待到40岁就回”的念头，杜世洪在市场内经营着小有名气的休闲类服装批发生意。拉萨藏族年轻人的衣着趣味可以说都受他店铺的影响，因为这些服饰的源头大多来自这里。杜世洪觉得做年轻人生意好做一些，他们花钱痛快，更新换代快。并且觉得因为自己卖的是年轻人的产品，所以我也不太显老，不像他的同行袁延林。
在同一个市场内经营笔店的袁延林说，“太阳岛原来是个河滩，现在是风水宝地。”而且一口川普。来自江西丰城的袁延林的笔店，可谓这个大市场里的珍袖型商铺，仅四平米，夹在阔气的服装店商铺之间一不留神就会晃过去。35岁、已经发福的袁延林经营这家珍袖笔店已经7年，小店年收入居然有八九万元之多，乍看之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比起他在家乡务农或做木匠显然强很多。
袁延林的老家以产笔闻名，2001年，经朋友介绍，袁延林和妻子乘坐长途大巴，带了几袋圆珠笔和一点日常开支的钱，还有做木工活的工具，长途跋涉来到拉萨。刚来时他做了两手准备，万一笔的生意做不下来，就做工匠活。他同我们谈起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傻根，他说当时自己也像他一样。袁延林是第一批进驻太阳岛的商户，他的经验与杜世洪相似，觉得生意最好的时期是2004年到2006年，2007年也保持了一定的热度。“按理青藏线开通之后，生意更好做了”，他说，“但我们是小本生意，这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大，可能还会受到更大的竞争，有时候是零利润抛售，没办法。”
袁延林觉得内地的教育环境可能更适合自己的孩子，供孩子上大学，被他当作自己主要的人生目标。整个小商品市场内的人仿佛都有一个共识：等钱赚得差不多了，他们还是会选择回老家，并不在拉萨买房置地。但袁延林强调说，有钱赚的话他还是一直会留在这里，或者没有找到更好的赚钱途径之前，也会在这里生活下去。我们问他，这种方式是否可以叫做一种游击战术，袁延林表示认同，他说：“整个市场的商户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都是由朋友介绍而来，“挣到钱了就离开”。
每晚7点钟，市场打铃清场，由于杜世洪的服装展示架是自己设计的，每天收摊时都很便捷。下班后杜世洪通常是与熟人打打台球、上网、并且正力图戒掉一度形成的赌博习惯。不信佛，尽管知道并且也有熟人去朝拜、但自己没有去过扎吉拉姆寺。杜世洪曾经去山南考察过，但是一次在山南被欠款的经历，使他觉得“印象坏了”。由于在那曲有亲戚，他想去那边投资，觉得那曲“有发展趋势”，他已经看中了那曲的一处门面， 17万的转让费使他还在考虑中。
去年过年期间每天都到货，今年两三天到一次。觉得挺一年就会恢复到2006年的状态。觉得藏族人买衣服很舍得，每个节庆都要买。但是藏族人现在越来越善于砍价了。杜世洪觉得，四川对拉萨生活的影响很大。他曾经认识一位一起做生意的四川人，在西藏待了八年之后，回四川第二年就去世了，杜世洪的理解是对方已经被西藏改变了体质，不适应四川了，但他说这只是极个别的情况。
俯瞰拉萨，太阳岛位于拉萨河上，在这座城市的南侧，它的形状像一把枪头西指的驳壳枪。枪柄则与仙足岛东西毗邻，仅一水之隔，仙足岛是生态住宅区，太阳岛则是拉萨一座新兴的商业区。正在招商中的“太阳岛购物广场”负责人程兆认为，太阳岛起初的主要驱动力就是“中和国际小商品市场”，但后者针对中低档消费，而他正在为之准备的大型购物广场则针对中高档，他认为由于两者都有市场，所以可以平行互不交叉。就拉萨市而言，太阳岛是一项远景规划，也是拉萨为本地和外来商户专门打造的贸易平台，它与北边的拉鲁湿地遥遥相对，中间凸显的是布达拉宫和药王山。但愿来这里的人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意愿。
淘汰与建设之间
对于次卓嘎，在她默默无闻的勤劳生活中，现实中最实际、最普通的东西不会停止改变她。对于还在发展路线上的罗布旺堆或者范月军，以及处在另一个视野、看到了南亚这块空间的何立超，也许会有更有心的人来书写他们的列传。他们同样的兢兢业业，让自己成为变化中的拉萨的创业者。何立超认为，程兆的“太阳岛购物广场”建立起来后，可能仍然会有混杂性，表示自己的队伍要坚持定位，这支昂扬的正规军给游击队员们——例如杜世洪与袁延林——带来的紧张感，我们相信会很快过去，后者坚韧而灵活的生存能力，会使他们很快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新的生存位置。在进化论者的强力推动与游移个体的应变之间，必然产生新的秩序，他们都是一个更具可能性的拉萨的建设者。人们希望拉萨更舒适，又希望这里保持他们想象中的田园图景。但是在淘汰与建设之间，区分哪些是“无序的习惯”、哪些是“有意义的传统”，也许比预先估计到的要更为困难。
不论信徒或游客，人们拥入大昭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一睹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的金色容颜。近十年中，人们为这座著名的塑像频繁上金。以西藏素材为主业的艺术家对此较为敏感，画家韩新刚认为，频繁上金使塑像的表情与体态渐显浮肿变形。另一位画家黄加林的意见比较温和，认为这折射出正在变化与财富增长中的拉萨社会。
比起大昭寺旺季每天两万的人流量，坐落在拉萨北郊的扎吉拉姆寺，尽管缺少磕长头的信徒和五光十色的游客，香火却同样旺盛。这座寺庙供奉的女性神同凡人的命运有密切联系：她主管财运，因此更多是吸引了各地商人前来供香。在大殿中部，僧人们忙碌地点数着朝拜者献上的钞票，记写着姓名数额。我们身边，一位中年汉族女性正在用手机焦虑地通话，听起来大概关系到一桩岌岌可危的生意。大殿里酒气弥漫，因为这位财神也是酒神，所有的朝拜者会在寺庙门口买一瓶白酒（这些白酒摊点的供应商大多是来自甘肃的汉族商人），进殿后排队把酒交给专门负责的僧人，由后者倒入供桌上的容器，然后把空瓶抛进身后一口宽大的铁皮箱，于是玻璃瓶撞击铁皮箱的声响在大殿里此起彼伏。大殿外一角，当满满一车空瓶倾倒而下时景象可谓壮观。每天大量的白酒在这里流动不息，使人好奇它最后会流到哪里。我注视着扎吉拉姆那类似班丹拉姆一般五彩可畏的面容，试图摸索到一点财神的通融和酒神的醉意。
次卓嘎觉得，扎吉拉姆一直在保佑自己。她与同行们一起，依傍着扎吉拉姆女神，得到了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然而实惠的生存空间。13年前，24岁的她职高毕业后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从姐姐手里接过扎吉寺门口售卖白酒与香火的摊位经营至今。在上职高时，次卓嘎的普通话就说得很好，相比其他只能说藏话的商户，这是个优势。最早只有4家人在扎吉寺门口摆摊，次卓嘎是其中之一。现有的包括次卓嘎在内的60个摊位中，属拉萨本地人的只有十数人，其他人来自日喀则与山南，大多是拉萨本地人的亲戚或娶过来的老婆。摊位上出售的香也主要来自山南。作为“致富典型”，几天前次卓嘎受到《拉萨晚报》的采访，她说逢周三与农历初五，她的摊位当天的营业额可达上千。
扎细社区居委会对这60个摊位的管理办法是轮流经营，每十天轮换一次，居委会负责人解释说：“这样比较公平，就不存在好的摊位一直独占”。但是次卓嘎觉得轮流也有轮流的缺点，比如，老顾客会找不到自己的摊位。2004年的一个时期，次卓嘎想过去开车，此外她没有想过换别的行业。当次卓嘎说自己37岁时，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像47岁？”她觉得自己的皮肤因为长期曝露在户外，而且旁边就是终日熊熊燃烧的煨桑炉和缭绕的桑烟而老化得很快，但她说：“皮肤好就做不了生意，只能躲在家里。” 青藏铁路通车后的一个时期里，次卓嘎觉得生意“明显更好做了”。对于拉萨许多大小生意人来说，在他们的经验中，青藏铁路通车都是一个清晰的分水岭以及“机遇”涌现的时刻，在我们的其他几位采访对象那里，也有同样的切身体会。
我没有问我们的一个主要采访对象范月军，他是否也定期去扎吉寺朝拜。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只看到励志标语，没有像其他不少地方一样看到扎吉拉姆的神龛。除了经历复杂、藏族名字“罗布旺堆”以及纯熟的藏语，他最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在我们看来他的生理形象已经完全藏族化，从他的神态和暗红的肤色我找不到一丝江苏人的痕迹，我对照他身份证上的容貌，那双汉族人脸上的颧骨仿佛是为一张藏族人的脸而准备，在后者显得是那么吻合，而在此之前，似乎反倒要突兀一些。
罗布旺堆的拉萨生存一
在“团结新村”市井气息浓厚的环境里，罗布旺堆不无自豪地对我们说，他熟悉拉萨的地形与各个角落，他的举例是：如果我们这些外来者在拉萨街头一时内急，看着面前的街道茫然无措时，可以打电话给他，他能够立刻告诉我们最近的公厕的位置。罗布旺堆已经有十年没离开过西藏，他遗憾于还没有乘坐过青藏铁路的火车。他很在意让我们称呼他的藏族名字，忽略汉族名字“范月军”。
罗布旺堆的“罗布房地产信息中心”，2007年一天能租出去三套房子，他说：“今年（2008年）只能三天一套”，语气无奈又表示能够接受现实。这间房屋中介公司开业时，罗布只有300块钱和一个小灵通，而且第一年没有客户。他做过的中介大到联系一千万的工程，小到换门锁，甚至给人介绍过对象。罗布觉得，自己的中介公司仍然是作坊式的，如果要把业务发展到地区上，他觉得自己还要再用10年时间。他把对“单独一人跑工程的房虫”戏称为“移动公司”。目前，他正打算用三个月的时间整理自己的中介所积累至今的全部信息，进行规范分类，比如分号排列和制作功能地图。
我们事先没有估计到，在罗布这里能收获到一束束稠密的信息，他经历的复杂使我们开始时有些无从编织。罗布对于在拉萨进行各种商业活动的人们，怀有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概括。他认为，一个行业如果大家都做，那么周期只有1年；人们都怀着一种目的性前往拉萨，对一桩行业的生命周期、进入的时期都要有正确的判断。他认为“周期性”可以作为理解拉萨商业环境的一把钥匙，并且，有的人更在不同的短期行业中移动，占据各个有利点，并不限制在一个周期内，仿佛总是处在“浪尖”一样，这种波浪形的商业活动——罗布认为，也反映出拉萨尚欠成熟的商业环境。罗布判断房产中介行业的周期还有十年，这是他继续做这一行的主要原因。罗布认为，支撑这一周期的一半力量是外来汉族人。目前，拉萨租房居住或商用的人大部分是汉族，人们趁着夏天旅游旺季，到生活节奏缓慢闲适的拉萨来进行商业经营和活动，淡季离开回内地，这时租房旺季也自然回落，罗布将此形容为：“早晚温差大。”
在罗布的记忆中，拉萨房地产2004—2005年兴起，出现买房投资，房价“每时每刻都在涨”，很多人把多余的房子卖掉，对于房地产业是一个促进。青藏铁路通车是一个清晰的“转机”，每平米两千的房子价格翻倍。青藏铁路通车后，拉萨的办公租房是此前的30、40倍，骤然出现了“求大于供”的局面，但是拉萨市面上一直缺乏白领公寓和写字楼，目前也只有“阳光百年”一个小区可以商住两用。通车前，拉萨市面上的房屋多用于居住，通车后出现的情况是房屋多用于经营，租期也延长了，有的租期长达十年，家庭旅馆、越野车俱乐部等迅速产生。
罗布认为，拉萨商业五年内不会改变“小作坊式的生存方式”，因为目前受到几个因素的制约，比如“市场小，人口少”等等，使拉萨一段时期内，还不会出现品牌房产经营公司，没有更大力量来刺激“小作坊图景”改变。罗布觉得，拉萨经验很难移植到内地，但是内地经验却可以逐渐应用到拉萨并实现本土化。
用了15年时间，从水晶石商人、录像厅老板、歌舞厅老板、甜茶馆老板等琐碎的身份，直到远景是成为拉萨房地产策划人和开发商，在一个漫长的被环境塑造与自我塑造的过程中，江苏人范月军变成了拉萨人罗布旺堆。了解这两者中哪一个更被他认同为自己的真正身份，可能超出我们的报道范围。罗布旺堆或范月军，1965年出生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老家最高的山峰只有海拔33米，当地以出产水晶闻名。罗布说，很小就“不想在老家种地”。1993年，怀着他认为是江浙一带生意人的典型信念：“哪怕卖菜也要当老板”，罗布带了3000元钱前往西藏山南地区，参与做水晶石采购生意。罗布觉得其他一同从老家出来到西藏谋生的人，从事的行业要单一一些，他的说法是：“一个单一行业是双轨，永远是平行的，只有1米5的视野。”在山南八年间，罗布说自己“眼光只局限在一个行业内”，不过在山南，他也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沿着“双轨”行进到1998年3月份左右，一个朋友动员罗布到敦煌针对游客做珠宝生意，对他说“你这几年才挣几十万，去了那边一年能挣1000万”。于是，想尝试一下变化的罗布投资了30万，但是敦煌游客的购买能力远远不如事先所想象，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最终倒闭。一年后回到拉萨时，罗布身上只有15块钱，到曲水县岳母家见到自己的孩子时只剩下5块钱，只好在村里做了三个月散工。曲水这三个月，罗布的记忆主要是每天怅惘而见的羊湖电站的灯光。从这段曲水生活开始，罗布的容貌越来越像藏族人。在15年西藏生涯中，曲水也是他数次生意失利后的休整地。
关于水晶，罗布有一次难忘的经历——似乎在西藏生活的人们的重要经历，总与一次艰苦、体力透支的步行历险有关——1996年，罗布的一位水晶石同行说知道“内部情况”： 在格拉丹东雪山下面，有个50年代被俄罗斯人开采过的水晶矿，还有十几吨次品留下没有被带走，这些次品的总价值也不菲。于是三个人结伙，再加上藏族向导，全副装备由沱沱河进入走了7天7夜。其中一个河南人走了第一天，就受不了而返回。当时7月到8月间，一行人连遇暴雨、风雪和冰雹，在布满手掌状水系的荒原上跋涉。走到第7天中午，用望远镜已经能看到山肩处的水晶矿洞。罗布上山爬到洞口查看，途中每爬十米就要休息一次，但洞里什么也没有，由于没戴眼镜导致了第二天的雪盲。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罗布的眼睛像直视了电焊光一样睁不开，不能看见就在面前的人，过了一段时间才恢复。众人空手而返，走到最后一天时已经没有食物。罗布记得，当他们走到一个乡长家，乡长用一块牛肉款待他们，肉入口时是“青草的香味”。
罗布旺堆的拉萨生存二
除了藏化的容貌，罗布在谈话中显示出来的一个特点，是善于主动整理自己在一段时间内、一次事务中得到的经验。他做过的离奇营生，在我们看来还有头发收购，曾经骑车从堆龙德庆到尼木，步行过公路沿线两侧所有的村庄，并得出“藏族人的头发是世界上最优质的头发”的结论。他的生存知识包括一个能够适应环境转变的普通人的灵活性、狡黠、忍耐力、对现状的看法和对未来的预期。最使我们觉得有趣的是，尽管以藏族人为自我认同，但罗布的价值观与各种观念又是江浙的，他不断强调：“我们做生意的江浙人只有一分钱时也不会去搬石头”，以及“我绝不做农民”。
他喜欢的话语还包括：小时候看演义书后，从此记得的“置之死地而后生”；高中时的阅读爱好一直保留至今，喜欢赵云，喜欢三毛，还为我们朗读了一段三毛散文中关于自由的句子；以及楚霸王的传世名言“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他觉得自己不成功就不能回家乡时，就喜欢说这句话——而我们想起，他的家也确实在长江以东。
2002年，罗布到拉萨“找机会”，“带了7000块钱，两眼漆黑，一个熟人也不认识”，他说。由于缺乏人际关系，他先是盲目地待了一个多月，又经妻子的亲戚介绍，在八廓街冲塞康对面开了个甜茶馆，一杯茶只能挣5分钱，这次茶馆的经历也归于失败，罗布当时对此的反思是：“我的智商应该比老婆高，相关的人文化程度也比较低，不应该听他们的建议。”尽管如此，当年8月份时他的钱已经不多了，心情落寞，于是到江苏路一家职介所交了20元钱登记费，对方说有一份工作在龙王潭附近，卖化妆品，底薪800元。事实是化妆品店是个皮包公司，要求员工自己先买下产品，然后以类似直销的方式再卖出。工作落空，罗布说“损失190元”。但是他返回职介所，向对方说“今晚我请客，请你吃饭”，因为他很好奇：“为什么对方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挣自己190块钱”。对方接受了邀请，在天海夜市，“又花了150块钱”。这正是一次罗布所说的，他理解到“做人”的开端。关系建立后，罗布就经常去对方那里，“看对方怎么做业务”。了解了对方的行当之后，罗布觉得“30%有欺骗成分”。
与“职介所的朋友”交往时间长了以后，后者介绍给了他另一个工作的地方：“西藏某某网”，当时拉萨最早的一家网上购物公司。“什么叫网络啊？”罗布问自己。2003年这家公司初开业，在离开江苏十年后，罗布第一次接触到“信息”这一词汇。先是15天培训，罗布记得，授课的主题包括“安利营销术”、“脱离贫穷”、“成为西藏的比尔·盖兹”等等。罗布听这些课譬如“安利营销术”时觉得有“充电感”，但他清楚自己“不会去做”，因为觉得安利“该成功的已经成功了，成千上万的人再为它服务，蛋糕瓜分得差不多了”。当时的一个项目是“把西藏工艺品推销到全球各个角落”。 他得到的一个收获是四个字：“心态归零”——即此前不论高低贵贱，从此从零开始。罗布对网络公司老板说：“不能保证干多久，一旦有机会就要离开。”1年后他就结束了自己在这里的工作，尽管有价值观的不同，但是他觉得这次工作经历促使他一些想法的形成，“为以后自己做公司准备”——比如，使他认为“信息就是机会、信息可以售卖”，并且有了“信息工作者”的概念。
罗布认为拉萨最利于信息传达、也容易有反馈的地点，首先是团结新村，这个1988年建立的小区是拉萨第一个小区，罗布对它的理解是：每个单位都有家属楼在这里，社会层次较高，拉萨的富豪也住在这里，还有贵族的后代、退休干部和企业主；道路四通八达，没有死胡同，容易形成配套的服务聚集区。罗布说，1988年这里的房子由工作单位买是一毛八一平米，个人买只要两块五，现在三千也买不到了。其它地点还有北京东路、雪新村等。
“有两个原因导致在拉萨经商的不成功”， 罗布说：“ 一、对周期判断错误，二、‘做人’的原因”。第一条如前所述，他对行业周期的看法使我们颇有收获。对于“做人”，罗布的解释诚实而直白：“人做得好，钱来得快。”
南亚通道
如果把构成拉萨“小作坊图景”的小商户们称作游击者，那么即将于2008年8月28日建成开业的西藏·南亚商贸城则可以称作远征军团，它是南亚商圈中国站的桥头堡，该军团的理想是打通一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商道，通过尼泊尔作为中转站，广泛建立与南亚各大商会的联系，“南亚商圈”的提出者何立超将自己的这个想法称作“三点一线”：即中国-尼泊尔-印度。这一大片则叫做南亚商圈，中国和喜马拉雅以南的印度次大陆的陆上商业往来将建立。
何立超留着一部扎眼的胡子，说话时节奏急促。2004年8月1日，33岁的他第一次到拉萨，向自己提的一个问题是“来做什么？”。之前在老家兰州他对青藏铁路一直怀有强烈关注。在谈话中何立超一直表现出对“通道”的浓厚兴趣，他的参照物如茶马古道、并且与霍尔果斯口岸经济开发区的对比。何立超觉得霍尔果斯的商业形态相对单一，他认为对于一个被作为经济开发区的口岸，有两个因素比较重要：一、内地商家是否关注和进入；二、对口国家的社会经济背景。他认为南亚比中亚具备更大的发展空间。他认为中亚缺一个“大势”，而南亚这个“大势”比较清晰。
西藏·南亚商贸城是南亚商圈的第一阶段，接下来就是收购尼泊尔原中国城，以及和印度的商会们进行交易。2003年开始营业的尼泊尔中国城购物中心，位于加德满都市内，也是尼泊尔最大的商业购物中心，全部经营从中国进口的各种商品。其经营的商品包括电子电器产品、计算机零配件、成衣、五金工具、家庭日用品、食品杂货、礼品等。该中心的商业协会最初一年从中国进口高达170万美元的商品。目前，尼泊尔中国城处于瘫痪状态，其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假货造成。西藏·南亚商贸城致力于扭转这一局面，欲将其打造成中国和印度商会交易的中转站。
何立超谈起“三点一线”的构想时是这样解释的，中国内地、沿海的加工行业和生产厂家将商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藏，然后通过公路运输到尼泊尔；印度的商品则通过尼泊尔输入西藏，再进入内地。这比走海运要节省好几倍的运输成本。商品完成交易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印度商会有关负责人也将陆续参与进来，有关事宜已在洽谈中。
在历史中，随着喜马拉雅山脉的起伏不定，中印贸易的主要通道有三条。从西往东，第一条是普兰境内的普列克山口和什普奇山口，海拔5700米，距离拉萨1400多公里，这条通道是最遥远的，因气候、交通等客观条件影响，这条通道每年只有几十万美元的交易额。第二条通道是樟木口岸，中尼公路的咽喉。海拔2400米，国界友谊桥头海拔只有1700米，距拉萨736公里，距加德满都仅120公里。樟木口岸比普兰气候较好，樟木口岸基础设施基本保障，海关、银行、工商、联检、公安等管理机构健全。眼下是中国西藏通向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开放口岸。
第三条通道就是乃堆拉山口，即亚东口岸。乃堆拉山口海拔4545米，距离拉萨460公里，距离印度沿海城市加尔各答只有550公里左右。特别是青藏铁路拉萨至日喀则段的实施和建设，也就是这条通往南亚的大动脉一旦建立，南亚商圈的气候也将日渐成熟。何立超动情坦言：“建立西藏到南亚的物流和贸易商圈是我一生的事业。”
2007年8月28日西藏南亚商会成立，并举行了南亚商贸论坛，何立超打算在此基础上成立经济研究所，这些举措得到了西藏自治区政府的支持。政府支持，是何立超反复提到的一个优势，他认为是因为人们都看到了边贸这一块空间，这也是他目前维持信心的主要原因。何立超希望，边贸会成为西藏自治区同旅游一样的支柱产业。
“制定标准”，或一种进化论
何立超认为尽管在城市规划方面，拉萨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还没有完整和成熟的商业规划，他说：“作为一个重要的旅游城市更需要商业规划。”他认为拉萨本身已经具备一个高消费群，他举例说，一家新开业的KTV一个晚上的营业额是8万左右。“西藏不缺乏消费者，缺的是管理品牌的商家。”他说。譬如，有藏族人询问：“为什么在成都买到的东西，拉萨买不到？”在成都的生活习惯，使人们印证拉萨的服务会不会和成都的一样。拉萨人曾经在喊“肯德基麦当劳为什么不进来”，肯德基方面的结论是常住人口少，但何立超的看法是为什么不看到旅游人口多。何立超认为拉萨经济发展的大方向趋势比较明确，“去年到拉萨旅游的人相当于甘肃兰州的人口总和，而且一人放了5000元钱在拉萨”，他激动地说。这些情况使他坚信，拉萨需要一个中高端的消费市场，而此前没有。内地有，拉萨没有，于是在拉萨填补空白就成为一个机会——尽管有批评者认为，“有和没有”模式显得没有新意，但是，大部分进入拉萨的商人可能都要面对和接受这一现实，“填补空白”在拉萨确实是构成机会的一个主要形式。
尽管何立超与他的合作者李总都明白，在拉萨一个时期里，短期投机使客户形成了一些习惯，与他们的预期会有冲突。“只要坚持服务质量，我们的标准与拉萨现实之间的尴尬期和矛盾期不会很长”，李总说，他表示担心的是本地商家，不是顾客。有的商家表示不能理解，认为“有东西卖给你就不错了”，为什么还要“服务”。李总觉得这种商业观念是比较原始的。
何立超告诉我们，之前商家也在观望这个方向——西藏·南亚——但是一直缺乏一个平台。拉萨的市场需要一个推动力，何立超说，“要促成它的进化”。在表达这个意向的过程中，何立超不断强调要成为西藏自治区商业领域“某些标准”的制定者，因为这可以进一步推动拉萨消费观念的转变，进一步把模糊的消费需要变得明确。他们提出的具体办法是：
1. 引进厂家，在拉萨本地建厂，改变拉萨没有生产力的状况。
2. 引进服务意识，售后服务跟进保证。
何立超表示，“建立商业规范势在必行”，他与李总的办法是：进入的产品必须是知名品牌，必须在央视做过广告，必须是总代理，以此来达到排斥假冒保证质量的目的。并且对进入商贸城的拉萨本地商家进行统一培训、统一管理，改善无序和一些负面的售卖习惯。在拉萨引进品牌意识后，大部分小作坊会失去更多的生存土壤，无序的小作坊会逐渐淡化消失，传统手工业则仍然会有一个空间。
小商户或游击者
由于大部分时间在室内工作，杜世洪的肤色没有明显的变化，不像罗布旺堆那样。贵州瓮安人杜世洪1973年出生，在那里长到17岁就辍学，离家打工。他记得，他这个年龄的基本都离家去打工了，同学没有再联系，因为“不在一条路上”。杜世洪对贵州的记忆，包括雨水泥泞的山路和难忘的饮食，记得老家冬天树枝凝冻后的好看。但他认为自己是四川隆昌人，他的妻子与父母现在全都在隆昌，很少有可能再回瓮安。来拉萨5年中，杜世洪只回过两次隆昌。由于藏历年和汉族农历年的日期不一样，是太阳岛“中和国际小商品市场”的商户们往往不能回家过年的主要原因。
位于太阳岛的“中和国际小商品市场”在全国范围内看来，可能不算是一个大的市场，占地面积只有10，638平米，但就拉萨的人口和城市规模而言，它已经很大了。这里入驻商家有362个，没有合并之前的总商铺数是1119个。市场的开发商是温州人，90%的货源来自浙江义乌。某种程度上，开发模式也有意学习和探索拉萨式的义乌模式。据自2001年开业入驻的商户介绍，这里的生意一直很红火，整个市场的年成交额高达1.2亿元人民币。太阳岛的发展和现状，也堪称是管窥拉萨外来商户在拉萨掘金的一个缩影。从2001年建成以来，这处市场是太阳岛最具活力和交易频繁的场所。
许许多多杜世洪这样外来商户的小型门面，是构成太阳岛街景的主要元素。2003年农历7月23日杜世洪到达拉萨，他说“当时生意环境很好”，现在这个门面当时是妻子姐姐的。杜世洪觉得，当时的生意与青藏铁路通车时期也没有多大区别。妻子的姐姐从成都给他发货，这样能节省一笔费用。怀着“不会长期在西藏，待到40岁就回”的念头，杜世洪在市场内经营着小有名气的休闲类服装批发生意。拉萨藏族年轻人的衣着趣味可以说都受他店铺的影响，因为这些服饰的源头大多来自这里。杜世洪觉得做年轻人生意好做一些，他们花钱痛快，更新换代快。并且觉得因为自己卖的是年轻人的产品，所以我也不太显老，不像他的同行袁延林。
在同一个市场内经营笔店的袁延林说，“太阳岛原来是个河滩，现在是风水宝地。”而且一口川普。来自江西丰城的袁延林的笔店，可谓这个大市场里的珍袖型商铺，仅四平米，夹在阔气的服装店商铺之间一不留神就会晃过去。35岁、已经发福的袁延林经营这家珍袖笔店已经7年，小店年收入居然有八九万元之多，乍看之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比起他在家乡务农或做木匠显然强很多。
袁延林的老家以产笔闻名，2001年，经朋友介绍，袁延林和妻子乘坐长途大巴，带了几袋圆珠笔和一点日常开支的钱，还有做木工活的工具，长途跋涉来到拉萨。刚来时他做了两手准备，万一笔的生意做不下来，就做工匠活。他同我们谈起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傻根，他说当时自己也像他一样。袁延林是第一批进驻太阳岛的商户，他的经验与杜世洪相似，觉得生意最好的时期是2004年到2006年，2007年也保持了一定的热度。“按理青藏线开通之后，生意更好做了”，他说，“但我们是小本生意，这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大，可能还会受到更大的竞争，有时候是零利润抛售，没办法。”
袁延林觉得内地的教育环境可能更适合自己的孩子，供孩子上大学，被他当作自己主要的人生目标。整个小商品市场内的人仿佛都有一个共识：等钱赚得差不多了，他们还是会选择回老家，并不在拉萨买房置地。但袁延林强调说，有钱赚的话他还是一直会留在这里，或者没有找到更好的赚钱途径之前，也会在这里生活下去。我们问他，这种方式是否可以叫做一种游击战术，袁延林表示认同，他说：“整个市场的商户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都是由朋友介绍而来，“挣到钱了就离开”。
每晚7点钟，市场打铃清场，由于杜世洪的服装展示架是自己设计的，每天收摊时都很便捷。下班后杜世洪通常是与熟人打打台球、上网、并且正力图戒掉一度形成的赌博习惯。不信佛，尽管知道并且也有熟人去朝拜、但自己没有去过扎吉拉姆寺。杜世洪曾经去山南考察过，但是一次在山南被欠款的经历，使他觉得“印象坏了”。由于在那曲有亲戚，他想去那边投资，觉得那曲“有发展趋势”，他已经看中了那曲的一处门面， 17万的转让费使他还在考虑中。
去年过年期间每天都到货，今年两三天到一次。觉得挺一年就会恢复到2006年的状态。觉得藏族人买衣服很舍得，每个节庆都要买。但是藏族人现在越来越善于砍价了。杜世洪觉得，四川对拉萨生活的影响很大。他曾经认识一位一起做生意的四川人，在西藏待了八年之后，回四川第二年就去世了，杜世洪的理解是对方已经被西藏改变了体质，不适应四川了，但他说这只是极个别的情况。
俯瞰拉萨，太阳岛位于拉萨河上，在这座城市的南侧，它的形状像一把枪头西指的驳壳枪。枪柄则与仙足岛东西毗邻，仅一水之隔，仙足岛是生态住宅区，太阳岛则是拉萨一座新兴的商业区。正在招商中的“太阳岛购物广场”负责人程兆认为，太阳岛起初的主要驱动力就是“中和国际小商品市场”，但后者针对中低档消费，而他正在为之准备的大型购物广场则针对中高档，他认为由于两者都有市场，所以可以平行互不交叉。就拉萨市而言，太阳岛是一项远景规划，也是拉萨为本地和外来商户专门打造的贸易平台，它与北边的拉鲁湿地遥遥相对，中间凸显的是布达拉宫和药王山。但愿来这里的人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意愿。
淘汰与建设之间
对于次卓嘎，在她默默无闻的勤劳生活中，现实中最实际、最普通的东西不会停止改变她。对于还在发展路线上的罗布旺堆或者范月军，以及处在另一个视野、看到了南亚这块空间的何立超，也许会有更有心的人来书写他们的列传。他们同样的兢兢业业，让自己成为变化中的拉萨的创业者。何立超认为，程兆的“太阳岛购物广场”建立起来后，可能仍然会有混杂性，表示自己的队伍要坚持定位，这支昂扬的正规军给游击队员们——例如杜世洪与袁延林——带来的紧张感，我们相信会很快过去，后者坚韧而灵活的生存能力，会使他们很快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新的生存位置。在进化论者的强力推动与游移个体的应变之间，必然产生新的秩序，他们都是一个更具可能性的拉萨的建设者。人们希望拉萨更舒适，又希望这里保持他们想象中的田园图景。但是在淘汰与建设之间，区分哪些是“无序的习惯”、哪些是“有意义的传统”，也许比预先估计到的要更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