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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翻读李勇、闫巍著的《流淌的人文情怀——近现代名人墨记（续）》一书中，我特别留意到里面的一封赵清阁致楼适夷信札。因信札内容涉及中国现代文坛的文人交往行为细节与特殊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的文学史评价问题，和作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声誉进行的反抗行为，值得学界重视。信札的抄件刚好在书中有图片，这里照实抄录信件内容如下：适夷同志：
接读手书，如睹故人。忻慰系似？！巧得很，今天下午家璧来看我，还谈起你，我说，武汉时认识适夷同志，不知他记得否？如记得，可以問问他当时对我有无“神秘”印象？说真的我没忘记你，虽未联系，而常在念中。今年去京参加田老追悼会时，原想看看老朋友，苦于行动不便，北京之大，找人甚难。返沪后听侍桁告我，你已来过上海，失之交臂，不胜怅怅！彼此都老了！忽忽阔别四十一年矣！
关于锡金对我四十一年前之片段经历加以粗暴攻击中伤，造成名誉、政治上的影响十分恶劣，为此深受刺激！且文史工作亦不应如是轻率也！曾函茅公，并写了一封致编者信，想请《文史》予以发表，不知他批转的是否即此信？若然，请你考虑与党委研究，或以印刊此信，或由编者出面更正。总之希望澄清一下，消除不良影响。至于你个人的“道歉”殊不敢当。只要你能掌握政策原则秉公处理，我就感激不尽了！
文代会在即，我们又可把晤，惟健康情况欠佳，不知能否成行耳！附问
秋安不一
盼复！
赵清阁
十.十三夜
信札中所说的《文史》，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史》杂志，而是《新文学史料》的“简称”，里面提及了四个当事人：一个是赵家璧，一个是韩侍桁，一个是锡金（指蒋锡金），一个是茅公（指茅盾）。尽管信札没有落款年份，我们可以通过两条线索确定。一是赵清阁在给楼适夷信札中提及的“关于锡金对我41年前之片段经历加以粗暴攻击中伤”之事，其实是有所指的，这就是1979年8月15日在《新文学史料》上刊载的蒋锡金回忆录文章《“左联”解散以后党对国统区文艺工作领导的亲历侧记》。赵清阁是看到蒋文之后，转而向楼适夷提出看法，毕竟楼是当时《新文学史料》的实际负责人;二是信札提及的“文代会在即”，显然指的是此信写后不久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时间为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茅盾回信赵清阁也证明了此推断，见后面茅盾信札）。依照这样的线索加以推断，信札中所提及的“田老追悼会”，显然指的是1979年4月25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田汉同志追悼会”，让人意外的是在这份参加追悼会的叙述名单中，赵清阁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依据这两条线索可以确定，信札写作时问为1979年10月13日。赵清阁对锡金文章表达如此严厉的“指责”，显然是因为他在回忆1938年武汉文坛时的用语过于偏执，已经造成对赵清阁恶劣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判断，这是赵清阁最忌讳的文字。其中，在叙述武汉时期的文艺状况时，蒋锡金是这样描述的：
国民党那时在武汉所办的文学刊物也有三个：（一）《文艺月刊》，王平陵编，是由南京迁来的;（二）《文艺》，胡绍轩编，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刊物，抗战前就有了;（三）《弹花》，赵清阁编，她是一个带些神秘性的人物，政治倾向上是属于国民党的。
这明显涉及对当事人赵清阁的政治判断。因蒋锡金这种叙述包含着对赵清阁过去的革命者身份的否定定性，从而引起赵清阁的严重不满。这种叙述性语言，会对作家的人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赵清阁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她是“文革”中走过来的文化人，曾经遭受过不公正对待，身心亦受到严重的戕害。赵清阁写信给茅盾，希望他能够出面对蒋锡金文章中的内容进行批评，也算是对自己遭遇的一种声援。茅盾和赵清阁本来就是交往甚久的好友（至少从目前收录在《茅盾全集》书信卷中的信札来看，从1975年起，赵清阁与茅盾之间的通信甚勤。他们的通信交往，全集中收录最早的信札为1944年12月1日，真正的交往则始于1938年的武汉时期）。面对赵清阁的遭遇，茅盾安慰了她，也谈到委托《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如何处理的具体建议办法。全信内容如下：
清阁同志：
来信及附件均敬悉。《新文学史料》编辑部楼适夷同志到四川去了一趟刚回来，昨有信给我，说他不了解情况，致有此误，现已将我转给他的您给该刊编辑部的信交编辑部提出，“采取适当措施”云云。我已将您此次给该刊编辑的信又转去了，让他们综合两信，来一次更正。适夷此次信中并说已函您道歉，想已收到。《海洋文学》上您的文章已看过，我忘记了抗战时在重庆时您从《红楼梦》改编过那些话剧，祝您新编的早日成功，除发表外（似可给《收获》），争取演出。重庆时期，我有哪些活动，我大半记不清了，将来回忆录写到这一段时，觉得没有多少话可说，请您清闲时提供一些材料为感。文代大会您是特邀，一定请来参加。……我是忙得很，打杂忙，除因写回忆录要翻许多旧材料，人来得多，又有外国人及美籍华人（她们都是美国大学的教授，专教中国文学的）来访问。文代大会推迟至本月二十八日，主要是十月中间有各民主党派会议（三千人之多）、高等军官会议等等，把好旅馆都住满了，而文代大会老年人多，亦非住好旅馆不可，故推迟至本月二十八日。匆匆即此，顺颂
健康！
沈雁冰
十月十二日，一九七九年。
你要我写的条幅，现尚未写，文代会时面交。
收录在《茅盾全集（38）》中的这封茅盾给赵清阁的信，其实是不全的（删节版）整理稿，关键内容中还有省略号（全集涉及健在人物的评价，全部删除）略去的那一部分文字，现根据书信手迹整理如下：“千万不要为锡金一事而灰心。锡金此人莫名其妙，实在可说是不学无术，他把鲁迅的白题小像诗，解释为个人恋爱问题（即与许广平恋爱），为有识者齿冷，偏偏有个单演义（西北大学教员）附和他，真可谓天下奇事无独有偶也。”茅盾信中提及的鲁迅《自题小像》，当时蒋锡金的解读坚持“婚姻说”，并转述许广平的陈述，“这首诗我问过周先生，周先生自己对我这样解释的。周先生不但自己解释了这诗，而且，还举出了后来在1918年所写的新体诗《爱之神》，和1919年所写的杂文《随想录·四十》，说诗里的意见，和后面两篇里所写的是差不多的”。茅盾在给赵清阁的信件中，不仅对蒋锡金的人品进行了否定性评价，甚至直接指向他的学术研究，顺带还批评了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单演义这位鲁迅研究者。后来这篇文章果然与单演义有密切关系，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1981年的《鲁迅研究年刊》一书，就收录了蒋锡金的《（自题小像）和“婚姻说”——（鲁迅诗直寻）之一》这篇文章，主事者明显就是单演义。 从茅盾给赵清阁的信札来看，为了替自己进行政治清白的辩护，赵清阁此前给茅盾写了一封信，希望茅盾转交《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的实际负责人楼适夷。而在10月12日茅盾给赵清阁回信前，赵清阁又有一信（指的就是10月9日）给茅盾，希望茅盾转交给《新文学史料》编辑部。也就是说，茅盾给赵清阁10月12日回信，实际上是对10月9日赵清阁来信的“回复”。而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赵清阁对蒋锡金文章的叙述是很头疼的（两次写信给茅公，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心理伤害）。茅盾照着赵清阁的意思予以办理，当然，茅盾从这个角度来为赵清阁申述，也是有道理的。毕竟蒋锡金在文章结尾处有这样的提法：“由于手边缺乏文字材料和实物，无从触及一些回忆，只好凭记忆来恢复。我写成初稿后曾寄给冯乃超和楼适夷两同志过目，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承他们提了许多意见，所以这篇文字才能写成上面的样子。希望能有更多的知道这些时候的情况的同志会对它加以订正和补充。”或许正是这里的“说法”，才让赵清阁希望当事人之一的楼适夷，能够站出来为她说说话，澄清背后的一些误解。
茅盾看到蒋锡金的文章和收到赵清阁10月9日来信之后，也给楼适夷写了一封信，表达对蒋锡金这种回忆文字的批评：“影响恶劣。”信札内容如下：
适夷兄.：
来函及茶叶收到，谢谢。赵清阁同志又有来信，兹将其致编辑同志信奉上（此与前者大同小异），请参酌综合为作一更正。
锡金此文，影响恶劣，《人民日报·战地》编辑姜德明得了她让我转给他的一篇散文（颇长），他也举锡金此文问我，我为解释，他就把该文拟登《战地》特刊（单行本，十六开大本），又请赵为建国三十周年写了一首词，亦已在十月一日刊出。
匆此即颂
健康！
沈雁冰
十月十二日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也在1979年10月12日，与赵清阁的回信是同时的。在信札中，茅盾明确提出，希望《新文学史料》编辑部能够“参酌综合为作一更正”，算做是对赵清阁这一敏感的政治问题描述的交代与处理。而姜德明在得知赵清阁的政治身份之后，不仅迅速处理茅盾转的文稿，而且主动请赵清阁为国庆30周年写诗，赶在10月1日国庆节出版，让她的名字得以出现，这亦算作是对赵清阁这种遭遇的一种特殊声援。
《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的确在第五辑（1979年11月15日）刊出了赵清阁的这封信，冠以题目为《赵清阁同志来信》，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近读《新文学史料》第4期，内有锡金的一篇《“左联”解散以后党对国统区文艺工作领导的亲历侧记》，谈到一九三八年“武汉文坛情况”，涉及当时我和我编辑的《弹花》文艺月刊。
一九三八年武汉文艺界實行统一战线大团结，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和编辑人，不可避免地结识了不少各方面的文人作家，但这都是光明磊落的。我记不起是否认识锡金，为什么要这样打击我？实在困惑的很！
《弹花》是一个纯文艺刊物，一九三八年三月由私营华中图书公司出版。当时老板唐性天和我议定编辑方针、宗旨，是宣传抗日，只要是爱国反对投降的文章，无论什么党派作家写的都可采用，原则以名作家为主。记得我曾向负责“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老舍先生请教过，并得到他的赞同与支持。我自己也愿意把刊物办成中间性的，因为那时国家正处于团结抗日的局面，这样配合形势还是必要的。尽管如此，但我在组稿中却大量采用的是无党派和进步作家的作品，国民党人的作品很少（为此招致国民党人的不满）。比如我曾从延安约来丁玲、左明的作品，后来又陆续发表了安娥、欧阳山、草明等人的作品。我承认《弹花》不是革命的刊物，可是若欲评价它的政治倾向性，就应当从实际出发，检查刊物的具体内容，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从而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和评价。绝不能简单化地根据某一现象就随意扣它一顶帽子。为了替曾经写稿支持过《弹花》的作家们澄清影响，似乎必要作些说明，以免贻误后世。
致以
革命的敬礼
赵清阁
七九，十，九。
不过，从赵清阁信札的内容来看，《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并没有完全按照茅盾的意思，真正综合赵清阁的那两封信，而是直接刊载了茅盾转交的赵清阁第二封致《新文学史料》的信，即1979年10月9日信札。赵清阁陈述中的《弹花》性质，是可以认真理解的，她是从抗战文化的历史语境，来谈该刊当时的一种文化坚守。她明确说明刊物的“中间性”，符合特定历史时代中文艺界的相关政策，真正做到了抛开党派谈文学。此信刊载之后，蒋锡金一文的相关争议亦告一段落。
这里要进一步说的是，关于赵清阁的政治问题，其实在1979年8月份已经着手进行处理，至少中共高层曾对此表达过关注，邓颖超在8月份还专门接待了赵清阁。从1979年9月8日邓颖超给赵清阁的回信可以看出，赵清阁把自己的简历和文章寄给了邓颖超，从而有邓对赵的政治判断：“你的简历，我则一口气看完了，增进了我对你的了解，更引起了我的同情。你的顽强毅力和奋斗不懈的精神，使人钦佩。望你老而弥坚。”邓颖超给赵清阁的信札中，还向赵清阁透露陈沂（上海市委副书记）、彭冲（上海市委书记）开始着手对赵清阁的政治待遇进行处理。
1979年8月底或9月初，赵清阁曾经给茅盾写信并寄送文稿，希望茅盾能够给予推荐。9月2日，茅盾就转交赵清阁的文稿给当时《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姜德明，在信中加以客气地推荐：“赵清阁寄来一文，请看看能否在《战地》占一角。如嫌文长，可以删短些。如不合用，请代退还。赵清阁是上海作协分会成员，退上海作协分会转可也。”从9月5日茅盾给姜德明的回信来看，姜德明在收到茅盾转寄稿件之后，显得十分慎重。他对赵清阁的政治定性无法判断，转而向茅盾求助咨询，而茅盾在回信中，对赵清阁做了如下的说明：
赵清阁政治上一贯拥护党，上月她来京曾两次拜谒邓颖超同志，邓大姐且为她不为上海选出之四次文代大会代表而为特邀，表示不平。（此次上海不选袁雪芬，而把文化行政官员选出，且扬言袁雪芬自有中央特邀，上海乐得多出一代表，各地类此情况颇多。有人说此次文代会一半代表是文官，可称为文官大会。）她的题画编入《战地》特刊，自无问题。 此时，赵清阁已经具有即将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会议代表资格，从侧面说明她在政治审查中得到了当局的“认可”。至少从政治上来说，她是一个可以团结的重要作家（属于中共统战的重要对象）。值得注意的是，迟至1985年7月1日，赵清阁还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我应该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喜悦、快慰的心情欢迎你一个久经考验的女作家成为我们党的队伍中的一员，这种心情祝贺就以此信塞责了。”
前面已经提及，茅盾对蒋锡金有关武汉时期的文艺界情况描述，用了“影响恶劣”四个字来加以描述，并在给赵清阁的信札中批评了他的学术研究（顺带表达对单演义的不满情绪）。那茅盾自己在回忆录中，如何叙述这一段文学史？这主要涉及《文藝阵地》这一刊物的创刊及编辑的过程，茅盾是这样叙述的：
我提出如下意见：刊名叫《文艺阵地》，是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半月出一期，每期约五万字;内容包括创作（小说、诗歌、戏剧、战地通讯等）、论文、短评、书报评述，以及国内外文艺动态，字数以三五千字为限，千字以下最好，但小说、剧本可以万字以上.编辑出版地点移到广州。
回过头来看，蒋锡金的回忆录和茅盾的回忆录实质上并不矛盾。我们亦不知，当时（1979年）茅盾为什么对蒋锡金有那么大的火气？而蒋锡金在晚年的口述文字中，重新回顾了1938年武汉文艺界的抗战文艺情况，包括《抗战文艺》这一刊物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机关刊物的重要意义，以及他个人在这一刊物创办中的特殊作用，承继的仍旧是他1979年表达的“观点”。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最先并不是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名义创办的，真正支持出版的是邹韬奋的生活书店，茅盾回忆录中也是这样叙述的。或许后来因为《抗战文艺》和《文艺阵地》的文学影响力差异，导致茅盾的记忆出现某种偏差。只不过时隔多年在重新针对武汉文艺界情况的回忆中，蒋锡金删除了当年（1979年）有关赵清阁编辑《弹花》这一文学刊物的细节，或许跟80年代以来文艺界重新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密切的关系。不管赵清阁是为国民党编刊物，还是为共产党编刊物，其斗争方向都是一致的，最终都是为抗战文学的兴起和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这正如老舍在《弹花》创刊号上提出的那样，“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大旗，团结与互助是我们的口号”。值得注意的是，蒋锡金先生就在《弹花》上发表过作品。不过，我们从中能够看到《新文学史料》这一刊物在这一历史转变时期的特殊地位，它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中出现过力量的博弈。尽管这些回忆录作者都是亲历者身份或当事人，但因年代久远和个人文学史的历史追溯着眼点的不同，形成了差异性分歧而引发的矛盾与冲突。
接读手书，如睹故人。忻慰系似？！巧得很，今天下午家璧来看我，还谈起你，我说，武汉时认识适夷同志，不知他记得否？如记得，可以問问他当时对我有无“神秘”印象？说真的我没忘记你，虽未联系，而常在念中。今年去京参加田老追悼会时，原想看看老朋友，苦于行动不便，北京之大，找人甚难。返沪后听侍桁告我，你已来过上海，失之交臂，不胜怅怅！彼此都老了！忽忽阔别四十一年矣！
关于锡金对我四十一年前之片段经历加以粗暴攻击中伤，造成名誉、政治上的影响十分恶劣，为此深受刺激！且文史工作亦不应如是轻率也！曾函茅公，并写了一封致编者信，想请《文史》予以发表，不知他批转的是否即此信？若然，请你考虑与党委研究，或以印刊此信，或由编者出面更正。总之希望澄清一下，消除不良影响。至于你个人的“道歉”殊不敢当。只要你能掌握政策原则秉公处理，我就感激不尽了！
文代会在即，我们又可把晤，惟健康情况欠佳，不知能否成行耳！附问
秋安不一
盼复！
赵清阁
十.十三夜
信札中所说的《文史》，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史》杂志，而是《新文学史料》的“简称”，里面提及了四个当事人：一个是赵家璧，一个是韩侍桁，一个是锡金（指蒋锡金），一个是茅公（指茅盾）。尽管信札没有落款年份，我们可以通过两条线索确定。一是赵清阁在给楼适夷信札中提及的“关于锡金对我41年前之片段经历加以粗暴攻击中伤”之事，其实是有所指的，这就是1979年8月15日在《新文学史料》上刊载的蒋锡金回忆录文章《“左联”解散以后党对国统区文艺工作领导的亲历侧记》。赵清阁是看到蒋文之后，转而向楼适夷提出看法，毕竟楼是当时《新文学史料》的实际负责人;二是信札提及的“文代会在即”，显然指的是此信写后不久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时间为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茅盾回信赵清阁也证明了此推断，见后面茅盾信札）。依照这样的线索加以推断，信札中所提及的“田老追悼会”，显然指的是1979年4月25日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田汉同志追悼会”，让人意外的是在这份参加追悼会的叙述名单中，赵清阁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依据这两条线索可以确定，信札写作时问为1979年10月13日。赵清阁对锡金文章表达如此严厉的“指责”，显然是因为他在回忆1938年武汉文坛时的用语过于偏执，已经造成对赵清阁恶劣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判断，这是赵清阁最忌讳的文字。其中，在叙述武汉时期的文艺状况时，蒋锡金是这样描述的：
国民党那时在武汉所办的文学刊物也有三个：（一）《文艺月刊》，王平陵编，是由南京迁来的;（二）《文艺》，胡绍轩编，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刊物，抗战前就有了;（三）《弹花》，赵清阁编，她是一个带些神秘性的人物，政治倾向上是属于国民党的。
这明显涉及对当事人赵清阁的政治判断。因蒋锡金这种叙述包含着对赵清阁过去的革命者身份的否定定性，从而引起赵清阁的严重不满。这种叙述性语言，会对作家的人生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赵清阁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她是“文革”中走过来的文化人，曾经遭受过不公正对待，身心亦受到严重的戕害。赵清阁写信给茅盾，希望他能够出面对蒋锡金文章中的内容进行批评，也算是对自己遭遇的一种声援。茅盾和赵清阁本来就是交往甚久的好友（至少从目前收录在《茅盾全集》书信卷中的信札来看，从1975年起，赵清阁与茅盾之间的通信甚勤。他们的通信交往，全集中收录最早的信札为1944年12月1日，真正的交往则始于1938年的武汉时期）。面对赵清阁的遭遇，茅盾安慰了她，也谈到委托《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如何处理的具体建议办法。全信内容如下：
清阁同志：
来信及附件均敬悉。《新文学史料》编辑部楼适夷同志到四川去了一趟刚回来，昨有信给我，说他不了解情况，致有此误，现已将我转给他的您给该刊编辑部的信交编辑部提出，“采取适当措施”云云。我已将您此次给该刊编辑的信又转去了，让他们综合两信，来一次更正。适夷此次信中并说已函您道歉，想已收到。《海洋文学》上您的文章已看过，我忘记了抗战时在重庆时您从《红楼梦》改编过那些话剧，祝您新编的早日成功，除发表外（似可给《收获》），争取演出。重庆时期，我有哪些活动，我大半记不清了，将来回忆录写到这一段时，觉得没有多少话可说，请您清闲时提供一些材料为感。文代大会您是特邀，一定请来参加。……我是忙得很，打杂忙，除因写回忆录要翻许多旧材料，人来得多，又有外国人及美籍华人（她们都是美国大学的教授，专教中国文学的）来访问。文代大会推迟至本月二十八日，主要是十月中间有各民主党派会议（三千人之多）、高等军官会议等等，把好旅馆都住满了，而文代大会老年人多，亦非住好旅馆不可，故推迟至本月二十八日。匆匆即此，顺颂
健康！
沈雁冰
十月十二日，一九七九年。
你要我写的条幅，现尚未写，文代会时面交。
收录在《茅盾全集（38）》中的这封茅盾给赵清阁的信，其实是不全的（删节版）整理稿，关键内容中还有省略号（全集涉及健在人物的评价，全部删除）略去的那一部分文字，现根据书信手迹整理如下：“千万不要为锡金一事而灰心。锡金此人莫名其妙，实在可说是不学无术，他把鲁迅的白题小像诗，解释为个人恋爱问题（即与许广平恋爱），为有识者齿冷，偏偏有个单演义（西北大学教员）附和他，真可谓天下奇事无独有偶也。”茅盾信中提及的鲁迅《自题小像》，当时蒋锡金的解读坚持“婚姻说”，并转述许广平的陈述，“这首诗我问过周先生，周先生自己对我这样解释的。周先生不但自己解释了这诗，而且，还举出了后来在1918年所写的新体诗《爱之神》，和1919年所写的杂文《随想录·四十》，说诗里的意见，和后面两篇里所写的是差不多的”。茅盾在给赵清阁的信件中，不仅对蒋锡金的人品进行了否定性评价，甚至直接指向他的学术研究，顺带还批评了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单演义这位鲁迅研究者。后来这篇文章果然与单演义有密切关系，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1981年的《鲁迅研究年刊》一书，就收录了蒋锡金的《（自题小像）和“婚姻说”——（鲁迅诗直寻）之一》这篇文章，主事者明显就是单演义。 从茅盾给赵清阁的信札来看，为了替自己进行政治清白的辩护，赵清阁此前给茅盾写了一封信，希望茅盾转交《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的实际负责人楼适夷。而在10月12日茅盾给赵清阁回信前，赵清阁又有一信（指的就是10月9日）给茅盾，希望茅盾转交给《新文学史料》编辑部。也就是说，茅盾给赵清阁10月12日回信，实际上是对10月9日赵清阁来信的“回复”。而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赵清阁对蒋锡金文章的叙述是很头疼的（两次写信给茅公，从中可以看出她的心理伤害）。茅盾照着赵清阁的意思予以办理，当然，茅盾从这个角度来为赵清阁申述，也是有道理的。毕竟蒋锡金在文章结尾处有这样的提法：“由于手边缺乏文字材料和实物，无从触及一些回忆，只好凭记忆来恢复。我写成初稿后曾寄给冯乃超和楼适夷两同志过目，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承他们提了许多意见，所以这篇文字才能写成上面的样子。希望能有更多的知道这些时候的情况的同志会对它加以订正和补充。”或许正是这里的“说法”，才让赵清阁希望当事人之一的楼适夷，能够站出来为她说说话，澄清背后的一些误解。
茅盾看到蒋锡金的文章和收到赵清阁10月9日来信之后，也给楼适夷写了一封信，表达对蒋锡金这种回忆文字的批评：“影响恶劣。”信札内容如下：
适夷兄.：
来函及茶叶收到，谢谢。赵清阁同志又有来信，兹将其致编辑同志信奉上（此与前者大同小异），请参酌综合为作一更正。
锡金此文，影响恶劣，《人民日报·战地》编辑姜德明得了她让我转给他的一篇散文（颇长），他也举锡金此文问我，我为解释，他就把该文拟登《战地》特刊（单行本，十六开大本），又请赵为建国三十周年写了一首词，亦已在十月一日刊出。
匆此即颂
健康！
沈雁冰
十月十二日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也在1979年10月12日，与赵清阁的回信是同时的。在信札中，茅盾明确提出，希望《新文学史料》编辑部能够“参酌综合为作一更正”，算做是对赵清阁这一敏感的政治问题描述的交代与处理。而姜德明在得知赵清阁的政治身份之后，不仅迅速处理茅盾转的文稿，而且主动请赵清阁为国庆30周年写诗，赶在10月1日国庆节出版，让她的名字得以出现，这亦算作是对赵清阁这种遭遇的一种特殊声援。
《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的确在第五辑（1979年11月15日）刊出了赵清阁的这封信，冠以题目为《赵清阁同志来信》，全文如下：
编辑同志：
近读《新文学史料》第4期，内有锡金的一篇《“左联”解散以后党对国统区文艺工作领导的亲历侧记》，谈到一九三八年“武汉文坛情况”，涉及当时我和我编辑的《弹花》文艺月刊。
一九三八年武汉文艺界實行统一战线大团结，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和编辑人，不可避免地结识了不少各方面的文人作家，但这都是光明磊落的。我记不起是否认识锡金，为什么要这样打击我？实在困惑的很！
《弹花》是一个纯文艺刊物，一九三八年三月由私营华中图书公司出版。当时老板唐性天和我议定编辑方针、宗旨，是宣传抗日，只要是爱国反对投降的文章，无论什么党派作家写的都可采用，原则以名作家为主。记得我曾向负责“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老舍先生请教过，并得到他的赞同与支持。我自己也愿意把刊物办成中间性的，因为那时国家正处于团结抗日的局面，这样配合形势还是必要的。尽管如此，但我在组稿中却大量采用的是无党派和进步作家的作品，国民党人的作品很少（为此招致国民党人的不满）。比如我曾从延安约来丁玲、左明的作品，后来又陆续发表了安娥、欧阳山、草明等人的作品。我承认《弹花》不是革命的刊物，可是若欲评价它的政治倾向性，就应当从实际出发，检查刊物的具体内容，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从而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和评价。绝不能简单化地根据某一现象就随意扣它一顶帽子。为了替曾经写稿支持过《弹花》的作家们澄清影响，似乎必要作些说明，以免贻误后世。
致以
革命的敬礼
赵清阁
七九，十，九。
不过，从赵清阁信札的内容来看，《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并没有完全按照茅盾的意思，真正综合赵清阁的那两封信，而是直接刊载了茅盾转交的赵清阁第二封致《新文学史料》的信，即1979年10月9日信札。赵清阁陈述中的《弹花》性质，是可以认真理解的，她是从抗战文化的历史语境，来谈该刊当时的一种文化坚守。她明确说明刊物的“中间性”，符合特定历史时代中文艺界的相关政策，真正做到了抛开党派谈文学。此信刊载之后，蒋锡金一文的相关争议亦告一段落。
这里要进一步说的是，关于赵清阁的政治问题，其实在1979年8月份已经着手进行处理，至少中共高层曾对此表达过关注，邓颖超在8月份还专门接待了赵清阁。从1979年9月8日邓颖超给赵清阁的回信可以看出，赵清阁把自己的简历和文章寄给了邓颖超，从而有邓对赵的政治判断：“你的简历，我则一口气看完了，增进了我对你的了解，更引起了我的同情。你的顽强毅力和奋斗不懈的精神，使人钦佩。望你老而弥坚。”邓颖超给赵清阁的信札中，还向赵清阁透露陈沂（上海市委副书记）、彭冲（上海市委书记）开始着手对赵清阁的政治待遇进行处理。
1979年8月底或9月初，赵清阁曾经给茅盾写信并寄送文稿，希望茅盾能够给予推荐。9月2日，茅盾就转交赵清阁的文稿给当时《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姜德明，在信中加以客气地推荐：“赵清阁寄来一文，请看看能否在《战地》占一角。如嫌文长，可以删短些。如不合用，请代退还。赵清阁是上海作协分会成员，退上海作协分会转可也。”从9月5日茅盾给姜德明的回信来看，姜德明在收到茅盾转寄稿件之后，显得十分慎重。他对赵清阁的政治定性无法判断，转而向茅盾求助咨询，而茅盾在回信中，对赵清阁做了如下的说明：
赵清阁政治上一贯拥护党，上月她来京曾两次拜谒邓颖超同志，邓大姐且为她不为上海选出之四次文代大会代表而为特邀，表示不平。（此次上海不选袁雪芬，而把文化行政官员选出，且扬言袁雪芬自有中央特邀，上海乐得多出一代表，各地类此情况颇多。有人说此次文代会一半代表是文官，可称为文官大会。）她的题画编入《战地》特刊，自无问题。 此时，赵清阁已经具有即将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会议代表资格，从侧面说明她在政治审查中得到了当局的“认可”。至少从政治上来说，她是一个可以团结的重要作家（属于中共统战的重要对象）。值得注意的是，迟至1985年7月1日，赵清阁还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我应该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喜悦、快慰的心情欢迎你一个久经考验的女作家成为我们党的队伍中的一员，这种心情祝贺就以此信塞责了。”
前面已经提及，茅盾对蒋锡金有关武汉时期的文艺界情况描述，用了“影响恶劣”四个字来加以描述，并在给赵清阁的信札中批评了他的学术研究（顺带表达对单演义的不满情绪）。那茅盾自己在回忆录中，如何叙述这一段文学史？这主要涉及《文藝阵地》这一刊物的创刊及编辑的过程，茅盾是这样叙述的：
我提出如下意见：刊名叫《文艺阵地》，是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半月出一期，每期约五万字;内容包括创作（小说、诗歌、戏剧、战地通讯等）、论文、短评、书报评述，以及国内外文艺动态，字数以三五千字为限，千字以下最好，但小说、剧本可以万字以上.编辑出版地点移到广州。
回过头来看，蒋锡金的回忆录和茅盾的回忆录实质上并不矛盾。我们亦不知，当时（1979年）茅盾为什么对蒋锡金有那么大的火气？而蒋锡金在晚年的口述文字中，重新回顾了1938年武汉文艺界的抗战文艺情况，包括《抗战文艺》这一刊物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机关刊物的重要意义，以及他个人在这一刊物创办中的特殊作用，承继的仍旧是他1979年表达的“观点”。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最先并不是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名义创办的，真正支持出版的是邹韬奋的生活书店，茅盾回忆录中也是这样叙述的。或许后来因为《抗战文艺》和《文艺阵地》的文学影响力差异，导致茅盾的记忆出现某种偏差。只不过时隔多年在重新针对武汉文艺界情况的回忆中，蒋锡金删除了当年（1979年）有关赵清阁编辑《弹花》这一文学刊物的细节，或许跟80年代以来文艺界重新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密切的关系。不管赵清阁是为国民党编刊物，还是为共产党编刊物，其斗争方向都是一致的，最终都是为抗战文学的兴起和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这正如老舍在《弹花》创刊号上提出的那样，“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大旗，团结与互助是我们的口号”。值得注意的是，蒋锡金先生就在《弹花》上发表过作品。不过，我们从中能够看到《新文学史料》这一刊物在这一历史转变时期的特殊地位，它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中出现过力量的博弈。尽管这些回忆录作者都是亲历者身份或当事人，但因年代久远和个人文学史的历史追溯着眼点的不同，形成了差异性分歧而引发的矛盾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