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改革焦虑症。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为人们表达这种焦虑情绪及推进改革的期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一进入新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就成为政、学、商等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民间首先预热。媒体纷纷发表报道、评论。不少民间机构也组织活动，予以纪念。刚刚结束的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今年的主题就是“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会上，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呼吁重启改革，推进市场化。
　　高层也已开始表明立场。2月3日至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广东省考察时重温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2月3日，在“中国银行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表示，改革已经进入不进则退的深水区，要有勇气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改革成了这一两个月来最热门的词汇。但是，在所有人期待与热望背后，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无奈与迷惘。
　　“八九风波”之后，反市场、反改革的观念和做法一度回潮，中国经济也因此陷入困境。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力挽狂澜，通过巡视南方、发表非正式讲话这种特别方式，强力重启改革进程。
　　由此，曾经中断的改革再度起步。一批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被关闭，私人企业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私人产权获得了更多保护。中国加入WTO，更深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也释放出来，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
　　不过，在当时政治环境中，这场改革的范围受到极大限制。改革基本上局限于经济领域，只有市场化的单兵突进，政治领域的改革则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改革的严重失衡造成相当严重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政府本身成为重要的经济活动主体，政府保持甚至扩大了管制权，权力深深介入经济活动中。这样，经济增长过程也就伴生了较为严重的政府行为扭曲、官员腐败等问题，经济活动过程中也存在严重的不公正现象。不少地方存在私人企业受打压，官商勾结，城市化过程中普通民众的财产权遭受大规模侵害等现象。
　　于是出现了奇怪的景象：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财富也迅速地积累，但是，社会似乎反而更加不安宁了：社会内部的紧张、冲突更加频繁，先富起来的人群充满不安全感，纷纷移民海外。同时，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滑坡，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日益瓦解。中国富裕了，但人人都不满意。
　　个中原因，不难理解。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指出了这一点：30年前搞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而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确实，市场化单兵突进的失衡的改革，导致利益分配的失衡：一部分得益甚多，大部分得益较少，还有一部分甚至可能蒙受损失。这种利益分配失衡本身会撕裂社会，进而导致社会对任何问题都难以形成共识，比如难以形成改革共识。后两部分人要求改革，从现有不合理体制中得益甚多的群体则拒绝变革，而他们具有广泛而强大的控制力。
　　也因此，今天，尽管学者、舆论甚至高层政治人物高调呼吁改革，但是，改革能否推进，人们仍表现出信心不足。
　　那么，改革怎么才能重新推进？可能会有这么几种可能性：第一种，经济减速甚至停滞，经济社会冲突趋向激烈，改革被迫启动；第二种，以重庆、广东为典范，过去一年来日益明显的地方政治探索及相互之间的竞争，推动局部制度变革，进而可以推进整体制度变革；第三种，完成换届之后，新领导层迅速启动改革。
　　显而易见，第一种局面是最糟糕的，因为，在严重社会压力下启动改革，后果难以控制。第二种、第三种则都可以保证改革的可控性，因而是可取的。而这两种类型的改革之启动，都有赖于政治家的忧患意识与政治责任感。
　　目前，中国已初步完成了工业化的积累，处于社会治理架构升级的关键时刻。对于中国的命运而言，这个时刻之重要性甚至不亚于邓小平南巡时。这个时刻需要邓小平那样的伟大政治家，需要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群体，他们具备“仁”“智”“勇”，本着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任的态度，大胆启动改革，审慎推进改革，顺利迈过面前的坎，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