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回老家，我带了一本自己新出版的书给母亲。
　　母亲没有上过学，根本不认识字，接过书后颠倒着一页页翻看。“咦！这一本怎么没有相片呢？”也许，在她的世界里，能够识别是不是儿子作品的，不是写在封面的名字，而是印在勒口的照片。“长得太丑，就没放照片！”我打趣说。“哪里丑了！哪里丑了！可不丑！”母亲慌不迭地否定，似乎我的丑俊就在于这随便的一说。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也送过一本自己的书给母亲。那本书，上面印了照片。这张照片便成了整本书上母亲最为熟悉，也是她唯一能够看得懂的符号。以至于，每有邻居到家里闲坐，母亲总会拿出书，指着上面的照片给人介绍：“你看看，这是你三侄写的书。”于是，那些和她一般并不识字的婶子大娘们，便会在身上擦擦手，郑重地接过书，认真地翻上几页，然后啧啧说：“还真是，还真是俺三侄来！”
　　一个月后，当我再回家的时候，那本书已经被翻得蓬松出了一倍的体积。又过了一个月，我带着母亲到几十里地外的二姨家串门，那本书竟然摆在了二姨家的茶几上。二姨夫说，前些日子去我家，母亲拿出书来给他看。二姨夫在村子里做过会计，读过书，认识字，便读了其中的一段话给母亲听。这似乎是两个月以来，母亲遇到的唯一能读出书上内容的人，便大方地把书借给了二姨夫看。这一次，一向大方的母亲开始向二姨夫讨要书，二姨夫开玩笑说：“你又不认识字，要书干什么，你连倒正都看不出来。”“我怎么看不出倒正来，你看看……”母亲一边说，一边拿着书示范，那书却是倒着的。但很快，她打开勒口，比对着照片就把书给正了过来。
　　想到这，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母亲会那么在意书上是不是印了照片了——可以帮助她正确地拿着书。于是，我便保证，下一本书一定会印上照片，好让她能够正着看书。母亲笑着说：“我才不管正着看还是倒着看呢！我就是觉得印上照片敞亮，能一下子看出来是俺儿子写的书，让那些看不起咱的人瞧瞧！”
　　母亲说的“那些瞧不起咱的人”，应该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但在这样的语境里出现，似乎应该有所专指。果然，从她絮絮叨叨的话语里，我终于听明白了“瞧不起”的源头。
　　我刚刚毕业那年，被学校分配到校办工厂上班，说得直白点，就是蹲在一个大水池子边上洗刷从各个村子里收购来的废旧编织袋。而那个大水池子，就在学校教学楼的楼下，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可以透过教室后窗看见“努力工作”的我。这些学生中，就有我邻居家的孩子，他们回家后添油加醋地向自己的父母描述了我的悲剧，邻居们自然就会心生怜悯或疑惑，遇到母亲后便会问：“听说你家三侄没当上老师，去刷编织袋了？这校长真是缺德，好不容易大学毕业该去当老师了，却不让咱当老师。”生性好强的母亲，被这样一再“关心”，便有些坐不住了，她不仅感到了莫大的羞辱，更担心自己的儿子会洗一辈子编织袋。就在这样的风言风语中，她整整一个月没有出大门。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农村学校的初中教师开始过剩，到处疯传教师要下岗的“谣言”，学校的校长在开教师会议的时候，时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再不听领导的话，第一个下岗的人肯定就是你！这里的“你”并非专指，而是领导认为“不听话”的整个群体。但是，这样的话流传到村子里，却成了母亲担惊受怕的理由。在她的意识里，那个“你”肯定会包括自己的儿子，因为她的儿子一直处在被边缘的境地，一直是被打击、被排挤的对象。
　　所以，当校办工厂垮掉，我又被“充军发配”到极为偏远的朱里联中时，村里的风言风语又起：“听说，去那个学校的都是中心校开除掉的老师，教不好学生的才会被派到那里。”母亲听了，又问我：“你怎么得罪校长了？为什么总和你过不去呀！你不会是真的不会教学吧！”那时候，本就无比郁悶的我，只顾着自己伤心颓废，从来就没有去想过母亲的感受。有好几次，我都是用最为粗暴的吼叫回答她，甚至以甩门而去的方式回绝她。
　　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生性好强的母亲，从不向任何人、任何困难低头的母亲，该如何去面对村子里的人，她的内心又该是如何的一种尴尬和痛苦呢？更何况，她在尴尬和痛苦之外，还要有一份担心，她担心自己的儿子真的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被清理出教师队伍。
　　看着母亲眼角溢出的泪花，我一下子读懂了这么多年来母亲因我而被压抑着的心，也明白了她为什么会如此炫耀儿子微不足道的“成就”。此时，看到年近八旬的母亲摩挲着书本透出的那种幸福，我的内心里掠过了狄金森的那首诗：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我就不虚此生/如果我能解除一个生命的痛苦/平息一种酸辛……
　　是的，如果我能使母亲的心免于哀伤，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作者单位：山东临沂市兰山区教体局）
　　责任编辑 黄佳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