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是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
　　格拉斯：我想这和我成长的社会环境有点关系。我们家是一个中下阶层的家庭，我们有一套两间房的小公寓，我和我姐姐没有自己的房间，连个属于自己的角落也没有。在起居室的两扇窗之上，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刚好可以放我的书和其他杂物——我的水彩颜料等。那时我经常幻想拥有我想要的东西。很早我就学会了在嘈杂的环境中阅读。所以我很小就开始写作和绘画。
　　问：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什么让你转向阅读和写作，而不是比如说体育或者其他事务的？
　　格拉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是个大话王。幸运的是，我母亲还挺喜欢我撒的谎，我向她许诺，说得天花乱坠。我十岁的时候，她就叫我Peer Gynt，她说，你就告诉我些美妙的故事吧，比如说我们将要去那不勒斯的情况之类。十二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试着写本小说，小说是关于卡舒比人的，很多年后他们出现在了《铁皮鼓》里，主人公奥斯卡的祖母安娜，就像我自己的祖母一样都是卡舒比人。
　　问：你的作品将语言与画面美妙地交织在一起，你是如何做到的？
　　格拉斯：写作和绘画是我的作品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的。我有时间的时候也会雕刻。对于我来说，艺术和写作之间存在一种非常明确的给予和接受的关系，这种联系，有时候强烈些，有时候微弱些。过去几年里，这种关系变得很强烈。《亮出你的舌头》就是一个例子，这本书的故事发生在加尔各答。加尔各答地区难以置信的贫困经常使得来访者陷入语屈词穷的境地，绘画就帮助我重新找到了语言的感觉。
　　问：您认为在当今社会，什么是文学最重要的功能？
　　格拉斯：文学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有些完全专注于个人内心生活的书，不仅具有其合理性，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反对诸如“政治文学”的说法，即使有些作家完全远离政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态度，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态度。我绝对不会期望，所有的作家都要具有政治责任感，同样我也不会认同作家应该退回到象牙塔里去的观点，这也是荒谬的。
　　问：您在《剥洋葱》一书中首次公开了在二战结束之前曾经参加过纳粹党卫队的事实。为什么现在才将这段经历告诉大家？
　　格拉斯：作为一名作家和德国公民，我在过去六十年中所做的一切努力与我年少时在纳粹时期受到的影响是完全相反的，我力图修得善果，我一直以为，我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也一直在考虑，等到适当的时候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大家。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今天才终于通过写自传这种形式将我在年轻时期的经历公布于众。如今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我才能够坦然地谈及这一往事。
　　问：您曾说，您始终是用文学这个工具，通过叙述故事，达到教育的目的，是这样吗？
　　格拉斯：这并不是我选择的，而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就像一件随身携带的行李。从我开始写作，它就伴随着我，迄今仍未了结。对我来说，就是尽力用文学作为工具，去进行教育。我会一直写下去，这也符合我的西西弗斯情结，石头不会停留在山上，我将继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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