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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幅1.6米×1.9米的群像画，红色的桌布，桌子上放着餐盘，几张扑克牌，两盒围棋，以及两本书：一本是马原小说集《西海的无帆船》，另一本则是《西藏文学》，23个人围在桌子的四周，他们都举着酒杯，神态各异，却有着圣徒般的庄严肃穆，空气有些凝固和沉重……画面弥漫着一股80年代特有的理想主义气质和仪式感，鲜红的桌布代表了他们对西藏的热情，绛紫的天空代表了他们的忧郁和彷徨，洁白的哈达寄托了他们对逝者的哀思。
这是著名画家于小冬的绘画作品，原名叫《最后的晚餐》，曾发表在《西藏文学》与《西藏旅游》杂志上。马原在1996年出版的小说集《拉萨的小男人》中以它的局部做了封面，并在扉页完整刊出。之所以选用它作为自己小说的封面，因为它生动地记录了他们那一代进藏青年的激情和梦想。
张子扬说：“这幅画是西藏文学艺术史的阶段性的缩影，它对于上世纪80年代以至于本世纪初的西藏文化和艺术，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
上世纪的80年代，为响应国家的号召以及对“最后乌托邦”的幻想，一群才华横溢的青年男女，从天南海北走进美丽的雪域高原——西藏。80年代，《干杯西藏》里的23个不同身份、经历、民族和个性的人物走在了一起。他们以拉萨为中心，在物质贫乏的高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落，他们过着艰辛、放浪、快乐和游戏的自由生活，也创造了西藏文化与艺术的鼎盛。
这幅画里所使用的绘画语言，人物造型、构图、细到桌子上的红布皱纹、所有人物的排列，都是经过作者仔细推敲的。从左到右依次为；马丽华、王海燕、李知宝、罗浩（高个）、李新建、色波、冯少华、冯丽（皮皮）、车刚、韩书力、贺中、龚巧明（已故）、田文（已故）、洪立伟、马原、于小冬、牟森、扎西达娃、金志国、刘伟、李彦平（已故）、裴庄欣、曹勇（蹲者）。作者在画中刻意追求一种宗教的意境，没有更多的高光亮点，也没有斑斓绚丽的腐蚀色彩，所有人的面部表情都像圣徒，单纯、洁净而忧郁，但灰暗的色调又让人有些压抑，像一次离别前的沉默，又像一场安静的祭奠。
他原本想画一个宗教气氛很浓的黑白无色世界，取名为《最后的晚餐》，但又觉得这与西藏的精神气质不相符。所以又在很多细节上反复改动，马丽华先是正面像，后改成侧面，冯丽（皮皮）原来是侧面，又改成了正面，车刚原本是旁观者，姿势是蹲在地上的，最后于小冬又让他跟其他人一样站起来……在这幅群体肖像画中，他刻意为那两位去世的女性——龚巧明、田文挂上了哈达。
左侧的马丽华是位诗人，19岁时候独自闯荡西藏。小说家马原凭借一张机票，就到了拉萨。牟森为了圆自己的戏剧梦，满怀憧憬地到了西藏，在话剧团当上导演。扎西达娃是藏族人，写了不少好作品，注重挖掘西藏生活中那亘古未变的宗教意识，作品中常常有古老游牧形态与现代工业文明两个西藏的拼合与魔幻。于小冬不顾家人反对奔赴拉萨，从此以后，西藏成了他主要的创作灵感……
但伴随个人理想与社会价值的双重转型，他们中不断有人离开西藏——内调、出国，也有人永远长眠在那片土地上。总之，这幅画中23个人物，呈现出了不同的人生命运形态，从政、经商、流浪、出国、自我放逐……对过去的追忆以及对未来的茫然，是画家于小冬创作《干杯西藏》的真实动机，他把一个时代定格在了一张画上面。
拉萨的“文艺沙龙”
1984年，于小冬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学校让他留校任教，但他更喜欢像海明威和杰克·伦敦那样“去远方”。在看完陈丹青的《西藏组图》后，他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那么古老而又神秘的地方。但在父母的思维里，西藏还是一个停留在电影《农奴》时代的蛮荒之地，他们不同意让自己的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但于小冬还是执意把自己的美术作品寄往西藏师范学院（西藏大学前身），没想到对方很快便与学校取得了联系。鲁迅美术学院的领导只好罢休，还特意为他举行了一个欢送活动。
“突然到了一个有神的地方，一棵树木都能产生哲学，一块石头都能让众生膜拜。” 20世纪80年代的拉萨只是一个拥有十万人的小镇，独特的民族风情以及浓郁的宗教文化，这让于小冬沉浸其中。他刚去时的居住环境不太好，跟别人合住在一间只有20平米的泥坯房里，每天去食堂吃饭，但饭菜很难吃。拉萨经济落后，没有好的饭店，商店也只有罐头、固体酱油、饼干这样的简单商品。
曹勇刚到西藏时，只有一张破床，一条没有被面的棉絮，一只放衣服的汽油桶，为了过日子，只有四处借债，全世界的人见他就跟见到瘟神一样，惟恐他借钱。为了给刚到西藏的女友吃上水果和鸡蛋，他把妈妈送的一床被面拿到八角街去卖了四块钱，然后就凭借买来一脸盆烂苹果和几个鸡蛋，跟女友结了婚。
为了改善生活，他从外面搞来了一支小口径步枪，没事便拿着它打一些麻雀、鸽子、野狗。因为当时大家的生活条件都不是太好，凡是只要谁家有好吃的，一伙人就赖在那家不肯走。每年夏天，他们还要接待来自各地的“蝗虫”，他们不但蹭吃蹭喝，临走时还要借路费，借走后也基本上有去无回。李新建干脆在房子的白墙上写下一行字：“蝗虫季节在此嚼饭或住宿请付外汇”。
当时，马原的家是西藏文艺界的重要据点和沙龙，文艺界的人经常到他家去“联欢”，有人开玩笑说他家是西藏自治区“第二文联”。之所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最重要的是他家离电视台、歌舞团都很近，有很多漂亮女孩常出没于此。他们经常拿着从内地带过去以及从八角街买的尼泊尔磁带作为伴奏，在马原家里举行舞会。只要看到有漂亮女孩，大家便情绪高涨，借着酒精的刺激划拳、跳舞。聚会也不光是唱唱跳跳，他们还是保持着对艺术的执著和追求，于小冬经常骑车到马原家里去谈美术史，谈马蒂斯，马原也时常跟冯少华探讨书法。那段时间，于小冬在玩抽象画，但马原觉得小孩子不应该那么理性，应该随机，有生命地进行表露，纯逻辑会死掉。后来，他也猛然发现自己的新油画与那次谈话有关系。
马原在进藏之前，总以为西藏是一个点油灯，住帐篷的地方。他喜欢天马行空的幻想。因为不太喜欢写吹捧文章，在电台工作三年，只写了20多篇的会议稿件。在他创作的文学作品里，虽然写的都是在西藏发生的故事，可主人公大多数还是内地人，《风流倜傥》的原型是王海燕，《叠纸鹤的三种方法》的原型是画家李新建。马原说自己只是西藏的一个过客，能在西藏能呆上七年，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我是一个泛神论者，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到不能再大的命题，有神的人和没神的人的人生是不同的，无神论者的人生很容易物质化，有神论者的生活更加精神化……”
马丽华在西藏呆了28年，她从一名23岁的浪漫少女变成了50多岁的成熟女性， 在这二十多年里，她行遍西藏，三部长篇纪实散文《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开创了中国的文学人类学。
总之，天南海北文艺青年的到来，让西藏这个封闭的地方突然进入到了诗歌、小说、美术、音乐的鼎盛时代。怪不得马原说：“那是一个有神的国度，有小说，有绘画，有诗歌……”
狂热后的失落
让曹勇神魂颠倒的不仅是西藏的神秘宗教，还有诞生于公元10世纪古格王朝遗址。
“最早我住在古格王宫里，到处都有死人的骨头和战争留下来的各种盾牌。晚上有鸽子飞进来。我每天对着墙临摹壁画。地狱、释迦出生、释迦苦修，都是一些佛经故事。当你以整个身心反复做一件事的时候，那个事物的特殊气质就会渗透到你的生命中来。”曹勇疯狂迷恋上了古格壁画，为了临摹古格壁画，他曾最长在古格遗址呆上四个月，他说自己不是佛教徒，却无意间成为了一名求道者。
他还时常住在山洞里，有一次，当他提着塑料壶到山下打水的时候，忽然看到20米远的地方有一只野狼望着他，人与狼之间就这么长久对峙着……还有一次，他莫名其妙地打死了一只黑猫，让他内心十分不安和忏悔，他把那只黑猫埋在了山坡上，点蜡烛为黑猫超度。总之，那次奇异的自修经历，对曹勇今后的艺术和人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摄影师罗浩的经历也比较有意思，他20岁就当选为西藏摄影家协会秘书长。罗浩、曹勇、于小冬、李新建、蔡显敏等12个年轻人，带着干粮，睡羊圈、啃干粮，步行了四天，去珠峰脚下搞了一个主题为“请保护我们的地球”的行为艺术活动。几个艺术家赤身裸体，面向珠峰盘腿而坐，拍了一幅引起很大争议的作品——《对话》。回去时身边已没半点食物了。一位热心喇嘛拿来一箱包装精致的方便食品，上面的生产日期是“1964年”，李建新当晚就上吐下泻，基本是被大家拖出珠峰的。
90年代起，拉萨每天都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离开西藏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悲伤和失落。
曹勇的故事也很有戏剧性，离婚、再婚、东渡日本、移民美国，这便是他的人生途径。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又认识了第二任妻子——合田彩，当时她还是日本武藏美术大学版画系的学生，曹勇跟随她去了日本，可是不习惯日本的机械、秩序的生活，俩人后来又到了美国，在餐厅洗过碗、在墓场扫过坟。合田彩还根据他的传奇故事写了一部在日本非常畅销书——《逃》。没有想到，妻子合田彩还是因为不习惯美国的生活，又一次离开他，逃回日本。但是通过努力，曹勇从一名穷困潦倒的中国画家，变成了美国知名的华人画家，更是凭借一幅反映美国主流价值、描述“911”题材的绘画作品《天佑我们》（Freedom），而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政府给他颁发勋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十二名国会议员给他写信表示感谢……
曹勇说：“我经常爬到双塔上面，在我心中，那是纽约惟一仿佛可以遥望西藏的地方。”于小冬也曾想出国，最终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回到了天津定居。马原也在妻子冯丽（皮皮）的强烈要求下离开了西藏。龚巧明、田文两位才女的遇难以及马丽华的出车祸，让这些艺术家们也产生了迷信和宿命论——西藏容不下搞文艺的女人。在作家里，最后撤离西藏的是马丽华，她回到北京后，在中国藏学出版社担任总编辑，这可能是她最后一份工作。
罗浩也在社会变迁中转换不同的身份，他开过诊所、茶馆、酒吧，也拍广告，搞特种旅游，开过文化公司，结果发现都是玩玩而已。他还参加了“98中国科考探险漂流雅鲁藏布江”活动，可无人喝彩。这时他才发现大家忙的不再是为英雄壮举喝彩，而忙的是挣钱。
马丽华自己是最后一个撤离的人，她说：80年代有的人吆吆喝喝，走马观花式走进西藏高原，创造过“魔幻小说”和“新小说”的风气，可结果人全跑光了。
离开了西藏后，马原站在同济大学的讲堂，唾液飞溅地为那些学生讲着文学和自己的传奇故事，迎接他的是一张张无精打采、表情茫然的脸，这让马原产生了一种演独角戏的孤独感。
他曾经想写关于西藏的系列小说，拍电视剧，但后来突然觉得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这是著名画家于小冬的绘画作品，原名叫《最后的晚餐》，曾发表在《西藏文学》与《西藏旅游》杂志上。马原在1996年出版的小说集《拉萨的小男人》中以它的局部做了封面，并在扉页完整刊出。之所以选用它作为自己小说的封面，因为它生动地记录了他们那一代进藏青年的激情和梦想。
张子扬说：“这幅画是西藏文学艺术史的阶段性的缩影，它对于上世纪80年代以至于本世纪初的西藏文化和艺术，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
上世纪的80年代，为响应国家的号召以及对“最后乌托邦”的幻想，一群才华横溢的青年男女，从天南海北走进美丽的雪域高原——西藏。80年代，《干杯西藏》里的23个不同身份、经历、民族和个性的人物走在了一起。他们以拉萨为中心，在物质贫乏的高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落，他们过着艰辛、放浪、快乐和游戏的自由生活，也创造了西藏文化与艺术的鼎盛。
这幅画里所使用的绘画语言，人物造型、构图、细到桌子上的红布皱纹、所有人物的排列，都是经过作者仔细推敲的。从左到右依次为；马丽华、王海燕、李知宝、罗浩（高个）、李新建、色波、冯少华、冯丽（皮皮）、车刚、韩书力、贺中、龚巧明（已故）、田文（已故）、洪立伟、马原、于小冬、牟森、扎西达娃、金志国、刘伟、李彦平（已故）、裴庄欣、曹勇（蹲者）。作者在画中刻意追求一种宗教的意境，没有更多的高光亮点，也没有斑斓绚丽的腐蚀色彩，所有人的面部表情都像圣徒，单纯、洁净而忧郁，但灰暗的色调又让人有些压抑，像一次离别前的沉默，又像一场安静的祭奠。
他原本想画一个宗教气氛很浓的黑白无色世界，取名为《最后的晚餐》，但又觉得这与西藏的精神气质不相符。所以又在很多细节上反复改动，马丽华先是正面像，后改成侧面，冯丽（皮皮）原来是侧面，又改成了正面，车刚原本是旁观者，姿势是蹲在地上的，最后于小冬又让他跟其他人一样站起来……在这幅群体肖像画中，他刻意为那两位去世的女性——龚巧明、田文挂上了哈达。
左侧的马丽华是位诗人，19岁时候独自闯荡西藏。小说家马原凭借一张机票，就到了拉萨。牟森为了圆自己的戏剧梦，满怀憧憬地到了西藏，在话剧团当上导演。扎西达娃是藏族人，写了不少好作品，注重挖掘西藏生活中那亘古未变的宗教意识，作品中常常有古老游牧形态与现代工业文明两个西藏的拼合与魔幻。于小冬不顾家人反对奔赴拉萨，从此以后，西藏成了他主要的创作灵感……
但伴随个人理想与社会价值的双重转型，他们中不断有人离开西藏——内调、出国，也有人永远长眠在那片土地上。总之，这幅画中23个人物，呈现出了不同的人生命运形态，从政、经商、流浪、出国、自我放逐……对过去的追忆以及对未来的茫然，是画家于小冬创作《干杯西藏》的真实动机，他把一个时代定格在了一张画上面。
拉萨的“文艺沙龙”
1984年，于小冬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学校让他留校任教，但他更喜欢像海明威和杰克·伦敦那样“去远方”。在看完陈丹青的《西藏组图》后，他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那么古老而又神秘的地方。但在父母的思维里，西藏还是一个停留在电影《农奴》时代的蛮荒之地，他们不同意让自己的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但于小冬还是执意把自己的美术作品寄往西藏师范学院（西藏大学前身），没想到对方很快便与学校取得了联系。鲁迅美术学院的领导只好罢休，还特意为他举行了一个欢送活动。
“突然到了一个有神的地方，一棵树木都能产生哲学，一块石头都能让众生膜拜。” 20世纪80年代的拉萨只是一个拥有十万人的小镇，独特的民族风情以及浓郁的宗教文化，这让于小冬沉浸其中。他刚去时的居住环境不太好，跟别人合住在一间只有20平米的泥坯房里，每天去食堂吃饭，但饭菜很难吃。拉萨经济落后，没有好的饭店，商店也只有罐头、固体酱油、饼干这样的简单商品。
曹勇刚到西藏时，只有一张破床，一条没有被面的棉絮，一只放衣服的汽油桶，为了过日子，只有四处借债，全世界的人见他就跟见到瘟神一样，惟恐他借钱。为了给刚到西藏的女友吃上水果和鸡蛋，他把妈妈送的一床被面拿到八角街去卖了四块钱，然后就凭借买来一脸盆烂苹果和几个鸡蛋，跟女友结了婚。
为了改善生活，他从外面搞来了一支小口径步枪，没事便拿着它打一些麻雀、鸽子、野狗。因为当时大家的生活条件都不是太好，凡是只要谁家有好吃的，一伙人就赖在那家不肯走。每年夏天，他们还要接待来自各地的“蝗虫”，他们不但蹭吃蹭喝，临走时还要借路费，借走后也基本上有去无回。李新建干脆在房子的白墙上写下一行字：“蝗虫季节在此嚼饭或住宿请付外汇”。
当时，马原的家是西藏文艺界的重要据点和沙龙，文艺界的人经常到他家去“联欢”，有人开玩笑说他家是西藏自治区“第二文联”。之所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最重要的是他家离电视台、歌舞团都很近，有很多漂亮女孩常出没于此。他们经常拿着从内地带过去以及从八角街买的尼泊尔磁带作为伴奏，在马原家里举行舞会。只要看到有漂亮女孩，大家便情绪高涨，借着酒精的刺激划拳、跳舞。聚会也不光是唱唱跳跳，他们还是保持着对艺术的执著和追求，于小冬经常骑车到马原家里去谈美术史，谈马蒂斯，马原也时常跟冯少华探讨书法。那段时间，于小冬在玩抽象画，但马原觉得小孩子不应该那么理性，应该随机，有生命地进行表露，纯逻辑会死掉。后来，他也猛然发现自己的新油画与那次谈话有关系。
马原在进藏之前，总以为西藏是一个点油灯，住帐篷的地方。他喜欢天马行空的幻想。因为不太喜欢写吹捧文章，在电台工作三年，只写了20多篇的会议稿件。在他创作的文学作品里，虽然写的都是在西藏发生的故事，可主人公大多数还是内地人，《风流倜傥》的原型是王海燕，《叠纸鹤的三种方法》的原型是画家李新建。马原说自己只是西藏的一个过客，能在西藏能呆上七年，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我是一个泛神论者，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到不能再大的命题，有神的人和没神的人的人生是不同的，无神论者的人生很容易物质化，有神论者的生活更加精神化……”
马丽华在西藏呆了28年，她从一名23岁的浪漫少女变成了50多岁的成熟女性， 在这二十多年里，她行遍西藏，三部长篇纪实散文《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开创了中国的文学人类学。
总之，天南海北文艺青年的到来，让西藏这个封闭的地方突然进入到了诗歌、小说、美术、音乐的鼎盛时代。怪不得马原说：“那是一个有神的国度，有小说，有绘画，有诗歌……”
狂热后的失落
让曹勇神魂颠倒的不仅是西藏的神秘宗教，还有诞生于公元10世纪古格王朝遗址。
“最早我住在古格王宫里，到处都有死人的骨头和战争留下来的各种盾牌。晚上有鸽子飞进来。我每天对着墙临摹壁画。地狱、释迦出生、释迦苦修，都是一些佛经故事。当你以整个身心反复做一件事的时候，那个事物的特殊气质就会渗透到你的生命中来。”曹勇疯狂迷恋上了古格壁画，为了临摹古格壁画，他曾最长在古格遗址呆上四个月，他说自己不是佛教徒，却无意间成为了一名求道者。
他还时常住在山洞里，有一次，当他提着塑料壶到山下打水的时候，忽然看到20米远的地方有一只野狼望着他，人与狼之间就这么长久对峙着……还有一次，他莫名其妙地打死了一只黑猫，让他内心十分不安和忏悔，他把那只黑猫埋在了山坡上，点蜡烛为黑猫超度。总之，那次奇异的自修经历，对曹勇今后的艺术和人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摄影师罗浩的经历也比较有意思，他20岁就当选为西藏摄影家协会秘书长。罗浩、曹勇、于小冬、李新建、蔡显敏等12个年轻人，带着干粮，睡羊圈、啃干粮，步行了四天，去珠峰脚下搞了一个主题为“请保护我们的地球”的行为艺术活动。几个艺术家赤身裸体，面向珠峰盘腿而坐，拍了一幅引起很大争议的作品——《对话》。回去时身边已没半点食物了。一位热心喇嘛拿来一箱包装精致的方便食品，上面的生产日期是“1964年”，李建新当晚就上吐下泻，基本是被大家拖出珠峰的。
90年代起，拉萨每天都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离开西藏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悲伤和失落。
曹勇的故事也很有戏剧性，离婚、再婚、东渡日本、移民美国，这便是他的人生途径。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又认识了第二任妻子——合田彩，当时她还是日本武藏美术大学版画系的学生，曹勇跟随她去了日本，可是不习惯日本的机械、秩序的生活，俩人后来又到了美国，在餐厅洗过碗、在墓场扫过坟。合田彩还根据他的传奇故事写了一部在日本非常畅销书——《逃》。没有想到，妻子合田彩还是因为不习惯美国的生活，又一次离开他，逃回日本。但是通过努力，曹勇从一名穷困潦倒的中国画家，变成了美国知名的华人画家，更是凭借一幅反映美国主流价值、描述“911”题材的绘画作品《天佑我们》（Freedom），而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政府给他颁发勋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十二名国会议员给他写信表示感谢……
曹勇说：“我经常爬到双塔上面，在我心中，那是纽约惟一仿佛可以遥望西藏的地方。”于小冬也曾想出国，最终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回到了天津定居。马原也在妻子冯丽（皮皮）的强烈要求下离开了西藏。龚巧明、田文两位才女的遇难以及马丽华的出车祸，让这些艺术家们也产生了迷信和宿命论——西藏容不下搞文艺的女人。在作家里，最后撤离西藏的是马丽华，她回到北京后，在中国藏学出版社担任总编辑，这可能是她最后一份工作。
罗浩也在社会变迁中转换不同的身份，他开过诊所、茶馆、酒吧，也拍广告，搞特种旅游，开过文化公司，结果发现都是玩玩而已。他还参加了“98中国科考探险漂流雅鲁藏布江”活动，可无人喝彩。这时他才发现大家忙的不再是为英雄壮举喝彩，而忙的是挣钱。
马丽华自己是最后一个撤离的人，她说：80年代有的人吆吆喝喝，走马观花式走进西藏高原，创造过“魔幻小说”和“新小说”的风气，可结果人全跑光了。
离开了西藏后，马原站在同济大学的讲堂，唾液飞溅地为那些学生讲着文学和自己的传奇故事，迎接他的是一张张无精打采、表情茫然的脸，这让马原产生了一种演独角戏的孤独感。
他曾经想写关于西藏的系列小说，拍电视剧，但后来突然觉得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